特朗普背後的男人：斯蒂芬·班農的文明危機論與暴力復興觀

斯蒂芬·班農的文明危機與暴力復興觀深刻地植根於美國的政治傳統。特朗普總統頒布行政令，有選擇地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這引發的混亂激起了一場關於總統令背後的那個人——斯蒂芬·K·班農的緊急辯論。如今我們知道，班農不但直接起草了那個禁行令，也是指示國土安全部門禁止合法居民和綠卡持有者進入本國的那個人。

班農曾為特朗普競選團隊的首席執行官，現任白宮首席策略師與美國總統顧問。 本文圖片均來源於微信公眾號 土逗公社一些評論者，把漠視法律程序以及群眾抗議視為班農無能的明證；另一些則認為這是初顯的神跡，預示著一場全面的政變。然而，滋養這種觀念的政治觀，卻經常被人們忽視。在班農釋放的混亂背後，是一種預言式的，關於文明危機和暴力復興的理論——這一理論深刻植根於美國的政治傳統。班農的願景班農的政治願景在其2010年的紀錄片——《零一代》(Generation Zero)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達。在這部電影中，金融危機被視為是全球金融精英腐敗無能的結果。班農認為,「達沃斯黨」（編輯注釋：成立於1971年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因每年冬季在瑞士滑雪勝地達沃斯舉辦，又被俗稱達沃斯論壇-Davos Forum，歷次論壇均聚集全球工商、政治、學術、媒體等領域的領袖人物，討論世界所面臨最緊迫問題。）無情地掠奪著這個國家勞動人民的財富。當然，這部紀錄片絕非左翼的爭辯。

紀錄片《零一代》的海報，導演正是班農，全片可在Youtube上觀看。圖片來源：IMDB支撐《零一代》中那些聳人聽聞的右翼民粹主義話語——這種話語在特朗普總統充滿「殺戮」的就職演說中比比皆是——是一種關於歷史變革的怪論，其由尼爾·豪爾（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提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豪爾和施特勞斯這樣寫道：我們可以把美國歷史理解為一種代際更替的有序系統。每四代人構成一個「世紀」，每個世紀都要經歷四個可預言的發展階段，每個發展階段持續大概二十年。

特朗普的「出位」，其背後思想來源於尼爾·豪爾（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兩位作者的理論。世紀隨大危機開始，在這個階段順從與自我否定佔主流，能量將流向建設和保護穩定製度的方向。這代人，也是第一代人，或者說第一個「轉折」最終將為隨後的一代人所取代，在後者那裡，社會秩序將遭到腐蝕。在追求精神發現與個體自由的路上，乏味的順從被丟掉了。第二個轉折將導致第三個轉折的出現，在後者那裡，腐蝕性的懷疑主義將瓦解穩定的社會制度，社會信任也隨之崩潰。社會原子化，認同斷裂，同時投機活動與精英權力也打破了傳統的束縛。這個瓦解的周期過後將迎來變動極大的，邁向新世紀的「第四轉折」。制度的完全崩潰使社會陷入混亂，個人也被迫為重建社會而接受共同的目標。正如豪爾在班農的《零一代》中解釋的那樣，在國家統一體的鞏固過程中，第四轉折是一個悲劇但卻是必要的階段。豪爾和施特勞斯認為在美國歷史上有三個大危機的周期：革命戰爭，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每一次，國家都面臨著內因部的傾軋或外部的威脅而滅亡的危險，而每一次，國家也因為公民的英雄主義和犧牲而變得比以往更強大。

尼爾·豪爾（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的理論在其The History of America』s Future,1584 to 2069有詳細的呈現。紀錄片《零一代》把2008年的金融危機視為美國最近的一次「第四轉折」，它也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反文化的副產品和後續。正如班農所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和黑人權力政治，是對形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穩定製度的圍攻，同時也對美國長久以來的文化價值形成包圍，其釋放出的貪婪的種子最終引發金融危機。《零一代》追溯危機的線索，並回溯到柯林頓總統時期，在那時親信資本主義和福利社會主義顯然在合力搞垮美國的經濟並拋棄「那些被遺忘的人」。班農認為當前的危機周期最為艱險，因為現在的美國缺乏「猶太-基督教價值觀」，而其正是在之前的危機時期，維護了美國的例外主義（編輯注釋：American Exceptionalism，又譯為「美國卓異主義」、「美國優越主義」，是指美利堅合眾國與美國人在世界上地位獨特）。美國及其自由傳統和事業能熬過即將到來的動亂么？或者說，這個「轉折」會成為我們所知道的美國文明的終點嗎？用來給這代人計數的那個零，指的是第一的那個零，還是最終歸零的那個零呢？特朗普的所有首席顧問都知道，要熬過這第四周期，右派必須做好打上二十年仗的準備。

同樣是尼爾·豪爾（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提出了「第四轉折」這一概念。班農的危機循環論，也讓人們對他之前的演講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那個在2014年發表於人類尊嚴機構的演講繞來繞去。通過Skype，班農在梵蒂岡的天主教聽眾面前，用全球化的術語呈現了他的國家危機理論。班農曾說道，曾經一種「開明形式的資本主義」盛行於世，伴隨它的是和平與繁榮。但世俗化摧毀了猶太-基督教價值觀，其給予這種秩序以活力，同時也把獲利的動機和它的道德基礎給分開了。結果呢？是當前這個「公司」或「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的時代，這種資本主義把國家的財富偷偷塞進全球達沃斯精英的口袋，並「眼睜睜地看著人民變成商品」，它還進一步掏空了我們的文明價值觀。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中，「親信資本主義」助燃民粹主義 ，這成為一度制衡自由市場的「猶太-基督教價值觀」衰落的癥候。對班農來說，在這些經濟與精神危機上還應加上：「吉哈德主義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編輯注釋：吉哈德亦聖戰，是伊斯蘭教及穆斯林世界常用的宗教術語，即「作出一切努力」或「竭力奮爭」之意，字面的意思並非「神聖的戰爭」（Holy war），較準確的翻譯應該是「鬥爭、爭鬥」或「奮鬥、努力」，它是穆斯林的宗教義務）的興起。他堅持，西方文明正在從內部斷裂，同時從外部，被「野蠻人」給恐怖化。回應在《零一代》中的預言，班農警告那群右翼天主教徒：「我們正處在全球衝突的初始階段，如果我們不能和其他國家的人，像夥伴一樣聯合起來的話……那麼，這場衝突只會不斷蔓延。」班農的前輩們班農眼中的這場即將來臨的文明衝突，極其令人恐怖，特別是如今，他坐鎮國家安全委員會。但無論這多麼像夢魘，也無論多麼古怪，他推測的文明衰落與危機理論在美國政治思想確實有不少先例。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末，一些美國知識分子和政客們的想法幾乎如此。正如歷史學家T.J.傑克遜(T.J. Jackson)，在他關於「鍍金時代美國」（編輯注釋：Gilded Age，處於美國歷史中南北戰爭和進步時代之間，時間上大概是從1870年代到1900年。這個名字取自馬克·吐溫第一部長篇小說，這部作品的主題是諷刺南北戰爭之後的充滿貪婪和政治腐敗的美國政府。之後，美國人用「鍍金時代」一詞來稱呼這段時期。）的經典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世紀之交的精英話語以反動的反現代主義為標誌，它哀嘆文明的衰落，並認為暴力和危險是復興的經驗之泉。

T. J. JACKSON LEARS是美國的文化歷史學者，其作品No Place of Grace涉及的研究正是美國的鍍金時代。譬如歷史學家布魯克斯·亞當斯(Brooks Adams)就曾預言，未來世紀將見證美國文明的覆滅。在他1896年出版的《文明與衰落的法則》(The Laws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中，提出了視歷史為能量耗散過程的理論，據此，驅動文明發展的力量最終將在精神上耗盡，從而走向崩潰——而後再通過一個社會破碎的時期復興。亞當斯認為，經濟工業化和使國家集中化所需的權力消耗，使美國「變得怠惰，一直得到野蠻血液的注入，才會有新的能量。」

Brooks Adams在這本書中試圖證明文明的興起和衰落是一個遵循集中化的起伏的循環過程。1885年，約書亞·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他頗為暢銷的《我們的國家：可能的未來及其當下的危機》(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中，把國家的衰落和千禧年的意義融合到了一起。在預言了「種族間為爭取全球至高無上地位而展開決鬥」時，這位社會福音的領袖提倡，帝國向全球擴張乃是拯救美國的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斯特朗哀嘆道：世俗化、移民、和拜金主義的力量，已經弱化了這個國家的特徵，並使盎格魯-薩克遜種族不再適合迎接緊迫的挑戰。《我們的國家》是一聲哀訴，它號召這個國家回歸到基督教價值觀，以此同國內的腐敗力量做鬥爭，並實現「更高等級的犧牲」以滿足即將到來的種族末日的要求。

這是Josiah Strong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試圖促發美國西部的軍事行動。但沒有誰能比巨棒外交（編輯注釋：巨棒外交源自老羅斯福「溫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遠」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you will go far的名言）的發布者——西奧多·羅斯福，更好地把握鍍金時代政治思想的「共和黨憂鬱症」了，他親筆書寫過公民美德的喪失，批判過腐化的貪婪，他也恐懼移民和「種族污染」，幻象過全球帝國，並將犧牲式的復興浪漫化了。在羅斯福看來，美國是盎格魯-薩克森遜文明的全球代表。但它受到了外敵（與之競爭的帝國主義列強、和文化的污染）和內衰（這要怪商業主義、移民、「種族混合」和人道主義的濫情）的威脅。戰爭是這一切的答案。於他，軍事衝突值得被推廣，因為這是缺乏勇氣和公共精神的美國人的訓練場。正如1899年的春天，他（羅斯福）對芝加哥漢密爾頓俱樂部的聽眾所說：「當男人害怕工作或害怕正義的戰爭，當女人害怕當母親的時候，他們就在滅亡的邊緣顫抖；在那個時候，他們理應為所有強大、勇敢且高尚的男女所蔑視，因此他們應該從這個大地上消失。」對羅斯福來說，盎格魯-薩克遜文明的命運，取決於美國士兵 「頑強奮發的生命」 是否為人們所接受。這些士兵為了這個 「自由帝國」向西半球擴張而戰鬥。班農的戰爭關於班農的政治觀，通過考察他的理論前輩，以及所謂的對施特勞斯和豪爾的「痴迷」，我們可以得到什麼信息呢？首先，班農所持的世界末日的觀念，得益於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他診斷出通過暴力進行再生的美國神話：對暴力的歌頌如同贖罪儀式，因為暴力使個體和國家獲得新生。

Richard Slotkin是文化批評家和歷史學家，其代表作包括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600-1860（《通過暴力復興》）班農和布萊巴特新聞網對凝固的血、暴力和犧牲的執念是有據可查的。曾有位作家和班農合作，以1992年洛杉磯暴動為背景，改編成嘻哈版的《科里奧蘭納斯》，他告訴《紐約時報》，班農「之所以被莎士比亞的羅馬戲劇所吸引，是因為其英雄式的軍事暴力」。班農對暴力的痴迷不僅是為了找刺激。和羅斯福一樣，他也在戰爭中看到了道德再生的轉變經驗，而這將有助於防止文明的衰落。去年夏天，班農在布萊巴特電台說道，「這個國家最大的未決問題」之一，是美國是否願意擁抱「頑強奮發的生命」。「那種勇氣和毅力，那種不屈不撓，那種我們都曾在戰場上見識過的（種種精神），那種為某種比自身更偉大的東西而戰鬥的（力量），都還在么？」通過探索過去，我們認識到，必須嚴肅對待班農的堅持——他堅持，必須通過末日式的戰爭，來消除美國的腐化和墮落。在《零一代》中，大衛·凱瑟(David Kaiser)也表達了班農對大戰意義（施特勞斯與豪爾的理論）的「令人驚恐的」沉迷。「他期待一場新的、甚至更大的戰爭——作為當前危機的一部分——」凱瑟說，「而且他看起來一點也不擔心那樣的前景。」危機的周期需要軍事衝突來打破——只有徹底滅亡的威脅，才能把國家喚回擁有共同目標，並激發出面對集體威脅時的相互犧牲。對班農來說，這場戰爭已經開始了。正如他在梵蒂岡演說中解釋的那樣：「一場大戰正在醞釀，這場戰爭已經覆蓋全球。今天的技術，今天的媒體，今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隨手可得，將導致一場全球性的衝突，我相信，今天我們必須應對這場衝突。」班農心中的戰爭，是激進伊斯蘭正在對「西方」發起的戰爭。它是對「教會鬥士們」的召喚，讓他們「為我們的信念而戰」，與「正在開始、並將徹底根除我們在過去2000-2500年間，獲得的一切的野蠻作鬥爭」。從先知預言的角度來理解，班農在布萊巴特電台上，所複述的關於ISIS的暴行細節，令人毛骨悚然。關於美國國內的穆斯林「第五縱隊」（編輯注釋：第五縱隊指在內部進行破壞，與敵方裡應外合，不擇手段意圖顛覆、破壞國家團結的團體。現泛稱隱藏在對方內部、尚未曝光的敵方間諜），他發出警告，也不僅只是號召人們為即將來臨的戰爭做好準備。這些言論是激勵，意在加速即將到來的災難，清洗這個國家，並帶來下一個秩序與穩定的世紀。

全面戰爭既是美國文明面臨的挑戰也是其解決方案。正如班農2015年在布萊巴特電台宣布的那樣：「是戰爭。是戰爭。每一天，我們都要提醒人們：美國正處在戰爭之中，美國正處在戰爭之中。我們正處在戰爭之中。親愛的總司令，請提醒自己：我們正處在戰爭之中。」的確，我們正處在戰爭之中。與史蒂夫·班農的戰爭。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