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華、西南聯大：回憶「過去的大學」

「過去的大學」，是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當校長的北京大學，是梅貽琦當校長的清華大學，是羅家倫當校長的中央大學，是竺可楨當校長的浙江大學……「過去的大學」，不是現代人在做總結，談經驗，作評論，而是當時的校長、當時的教師、當時的學生親身經歷的回憶。北大、清華、西南聯大，這是三所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傳奇色彩的大學，我們節選了《過去的大學》一書中蔡元培回憶北大、馮友蘭憶述清華、趙瑞蕻紀念西南聯大的三篇文章（有刪節），回望老大學的精神餘韻。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趣，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性根，是於求學上很有防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以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葯、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冶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宣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選；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五四」後的清華

我於一九二八年到清華。這時候的清華，跟以前的清華，已經有所改變。清華歷史的變遷，是中國留學政策的變遷的標誌，也是中國近代學術日趨獨立的過程的反映。從太平天國革命以後，清朝政府就派幼童往美國留學。後來計劃，先使幼童在國內學習一個時期，再派遣出國。清華就是這樣的一個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原名為清華學校。這個名字不表示學校的性質。一九二八年起正式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確定清華已由留美預備學校改為正規的大學。

照清華原來的制度和風氣，西學在中學之上，美國教員在中國教員之上，職員在教員之上。這些情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在教育方面的反映。當時的學校都不能免，但是在原來的清華特為顯著。清華的教員住宅分為北院、南院和西院，北院全是小洋房，南院也有一部分是小洋房，這些上等住宅，主要的是美國教員和教西學的教員住的。南院的一部分和西院是中國式小房子，這主要的是教中文和小職員住的。另外還有甲、乙、丙三所，是校長，副校長和教務長住的。高級職員薪金比一般中國教員高，權力也大。一九二八年以後，革除了這些現象。教員住宅的無形的等級也去掉了。高級職員薪金降低，教授的薪金和地位都提高了。清華原來對於洋教員的待遇特別高，而且還有各自合同。一九二八年以後，不分中外教員，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國教員的特殊地位。有一位教音樂的外國教員，在教一個女學生鋼琴的時候，有不正當的表示，清華把他立即辭退。他以合同期限未滿為借口，以找公使為要挾。清華不理這一套。他還是離校了事。

清華原來是留學預備學校，畢業到美國入大學。後來改為只送大學畢業的學生，到國外入研究院，不限定往美國。它的留學方法的改變，是中國學術日趨獨立的反映。

一九二八年以後，清華建立了一些制度，為當時教育界所稱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謂教授治校。這個口號本來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華得到比較具體的實現。一九二八年以後，清華有教授會，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有評議會，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各院院長組成。各院院長的產生，是由教授提名，每院二人，由校長於二人中擇一聘任，每兩年改選一次，但連選得連任。照理論上說，校長只有權聘任教務長和秘書長。在教務會議和評議會中，校長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務長和秘書長共三人，其餘的人都是由教授會選出來的代表，占絕對多數（當時清華有文、理、法、工、農五個學院，出席校務會議的有五個院長）。照理論上說，教授會對於校務有絕對的支配權。這就是教授治校的具體形式。

一九二八年後清華還提倡所謂「通才教育」，這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影響。當時的想法是，大學，特別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學生培養成全面發展的「人」，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專家。實現「通才教育」的具體措施是，著重所謂公共必修課，主要的是文學、語言的訓練和歷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識。在文學院，第一學年的課程，各系都是一樣。到第二年才逐漸分系。到第三、第四年，各系的課程才完全分開。這對於學生的所謂「基本功」的訓練，有一定的好處。

解放以後，北大、清華都有了根本的改革。清華的文、理、法科，併入了北大。北大的工科併入了清華。這兩個大學，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都還是新中國的教育的重鎮。反觀一下它們的歷史，其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有許多也還是可以借鑒的。

西南聯大瑣憶

1938年秋天，西南聯大總算安頓下來。學校租借了昆明市郊會館和不少座中學、專科學校的房屋，作為教室、行政辦公用屋、師生宿舍等。後來又在昆明城外三分寺一帶買了一百二十多畝地，造了一個新校舍。除了圖書館和兩個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教室都是土坯牆鐵皮頂，而學生宿舍和各類辦公室統統是土牆茅草屋。在如此簡陋的校園裡，西南聯大師生堅持教學、讀書、實驗，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開拓了一條空前的愛國、民主和科學，堅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道路。

1939年9月13日，我們首次聽到了空襲警報的凄厲聲；9月20日，敵機九架對準美麗的春城瘋狂地投下了炸彈，學校租來作為教職員和學生宿舍的昆華師範學校挨炸了。昆師後院邊上有個破落的佛殿勝因寺，被炸平了一半，平日中晚飯我們就在寺里圍著一張破桌子站著吃。從此以後，敵機時來騷擾投彈，「跑警報」便成了我們生活中一個組成部分。漢語中第一次出現了「跑警報」這個新名詞了。

那時，還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就是「泡茶館」。因為坐得很久，所以叫「泡」。那時，學校附近如文林街、鳳翥街等有許多本地人或外來人開的茶館，除喝茶外，還可吃些糕餅、地瓜、小點心之類的東西。許多同學經常在裡面泡杯茶，主要是看書、聊天、討論問題、寫東西、寫讀書報告甚至論文。自由自在，舒暢隨意，沒有什麼拘束；也可以在那裡面跟老師們辯論什麼，爭得面紅耳赤。街上也有幾家咖啡店。我記得燕卜遜先生喜歡坐在那兒，邊喝咖啡，邊抽煙，邊看書。這些都是聯大師生生活中的一部分鏡頭，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懷念的一幅幅風俗畫。

西南聯大堅持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治校」的傳統，並在新的條件下，發展了這個傳統。從校長到校務委員會、教授會、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到各院長各系主任等都由教授擔任。彼此之間是同事，不分什麼上下級；他們更不是官，沒有官僚味。從同學方面說，他們都是老師，平時一律稱為「先生」，從不叫這個主任那個長。隨時隨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聞先生、吳先生、葉先生、沈先生……1931年梅貽琦先生任清華大學校長時曾說：「所謂大學，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後來他又說過：「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就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這兩句名言及其所代表著的精神在西南聯大仍得到貫徹。

我清楚記得，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聯大租借的農校二樓一間教室里靜靜地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推門進來，是算學系教授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年輕助教和學生（我認得是徐賢修和鍾開萊，這兩位學長後來都成了著名的學者專家）。他們在黑板前幾把椅子上坐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演算起來，寫了許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我看見徐賢修站起來大叫：「你錯了！聽我的！」他就上去邊講邊在黑板上飛快地寫算式。跟著，華先生拄著拐杖一瘸一拐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後來他們越吵越有勁，我看著挺有趣，大約吵了半個多鐘頭，我聽見華先生說：「快十二點了，走，餓了，先去吃東西吧，一塊兒，我請客！」這事足可以說明當年西南聯大的校風學風。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