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生春天的氣

　　1913年仲春時節，法京巴黎香榭麗舍劇院上演一出新戲，是斯特拉文斯基譜曲的芭蕾舞劇《春之祭》。早在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就以芭蕾舞劇《火鳥》引起轟動。《火鳥》曲譜對傳統音樂已經具有顛覆性，那麼，《春之祭》是迷途知返，還是「又向荒唐演大荒」呢？

　　樂池裡指揮棒一動，序曲響起，觀眾大吃一驚。短短的幾個樂句，竟變調數次，哪有慣常的旋律感，竟是稀奇古怪的聲響……大幕拉開，無論是樂曲還是舞蹈，都新銳到前所未聞前所未見。於是，習慣了傳統藝術的觀眾忍不住先發出噓聲，繼而開始高聲抗議，而支持創新期望突破的觀眾則勒令抗議者閉嘴，雙方先是互噓，繼而對罵，更發展到有人跳上座椅，有的產生肢體衝突，有的丟擲物品……劇場大亂。這就是上世紀初有名的「《春之祭》事件」，成為西方文藝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路標。

　　斯特拉文斯基那一年剛三十冒頭，人在生命的仲春，怎甘循規蹈矩縮手縮腳，他要把心中的靈感恣肆噴涌，力破陳腐舊套，刻意別開生面，在《春之祭》中他嘔心瀝血，營造出了一種嶄新的音樂幻境，他知道必將遭遇排拒，但也堅信能獲知音。儘管事前已有心理準備，但好比一樹剛要從筆狀花苞綻放成盅形花朵的玉蘭，突遭寒風驟雨，首演的大混亂，還是出乎他的意料，令他無比沮喪。

　　沮喪的情緒還是比較容易調整的。如果是生氣，生大氣，氣個倒仰，那就傷元，不是那麼容易恢復如常的了。那天有一人，就對這場首演動了大氣。一般來說，對於新銳表達，反對的說是嘩眾取寵，中性的說是標新立異，支持的說是新意疊出，大家完全可以各持己見，不必硬去達成共識，更不必動氣傷元。那天生大氣的，是音樂界老前輩聖桑。聖桑當時已經七十八歲，比斯特拉文斯基大四十七歲。聖桑對年輕一輩的作曲家的背離傳統，「瞎鼓搗」，時時有氣。那時候德彪西弄出些印象主義的音樂作品，他不愛聽，這很正常，但他反對別人喜歡，這就有點不正常了，他批評印象主義音樂，說「如果這也算是音樂，那麼調色板也能算是畫了」。他就死不能明白，有一種抽象派的圖畫就是顏色的塗抹與堆積，也偏有人不是假裝而是真地從那樣的圖畫中獲得愉悅。按說斯特拉文斯基已有《火鳥》的前科，聖桑完全不必去劇院看《春之祭》首演，耳不聞為安、眼不見為凈嘛，但這位前輩本著「音樂吾家事」的習性，穿戴得整整齊齊地去了，當然，開演就受到強刺激，先是氣得瑟瑟發抖，後來，觀眾對罵起來，他顫顫巍巍地拂袖而去。

　　幾個月後，《春之祭》再演，不愛看的沒去，喜歡的都去，演出結束，狂喜的觀眾把斯特拉文斯基輪流扛在肩上，在巴黎街頭歡呼著遊行。第二天報紙上的評論有彈有贊。聖桑還是生氣。他真不該生春天的氣。「亂花迷眼」、「群鶯亂舞」，許多人的感覺是這花「亂開」鶯「亂舞」恰是春之魅力，聖桑卻痛感「禮崩樂壞怎一個亂字了得」！

　　作曲家拉威爾比斯特拉文斯基大七歲，這位兄長輩的音樂人在《春之祭》首演時也去觀看。兩派觀眾起衝突，拉威爾一直大聲勸架，他建議雙方都安靜下來，面對演出本身。拉威爾雖然跟前衛新銳的作曲家們關係很好，但他自己的曲風卻是折衷的，既不完全顛覆傳統，也有刻意創新之處。

　　其實春來也會春去，正是在四季的嬗替中，大自然和人類呈現出多元繽紛而非一元獨霸的瑰麗景象。斯特拉文斯基後來的作品，又從《春之祭》的極端做派柔和下來，甚至接近了新古典主義。

　　我的書房裡還保留著放膠木大唱盤的針轉留聲機，我會偶爾聽一遍《春之祭》，或者聽一遍拉威爾的《西班牙狂想曲》，但聽得較多的，其實還是聖桑的《動物狂歡節》，特別是其中的那曲《天鵝》，又特別是在1905年由俄羅斯新銳舞蹈家福金改編為芭蕾舞易名《天鵝之死》的那個舞曲版本。聖桑真不該為春天生氣，他應該憬悟，《春之祭》這種東西只是在為人類增添更多的欣賞選擇，他那古典主義的《天鵝》是並不會因為「新春」的出現就成為秋葉殘雪的，更何況，福金編舞后的那版《天鵝之死》，分明也是「春之亂花」，把他那本來是優雅閑適的格調，演繹成悲從中來的凄愴，結果，不就使得他的《天鵝》，成為不朽的旋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