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會應邀參加抗戰閱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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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閱兵式並不是要向誰秀肌肉

安倍晉三

中國兩會與一般國外的議會最大不同在於，許多外國實行三權分立的制度框架，所以議會開會，是審議政策和質詢政策執行。而在中國體制運行中，兩會主要是對全國性大政進行向全國縱向和橫向各級權力實體深度推廣與貫徹的工具；因此，觀察兩會可以分析來年及短期內國家政策的走向。

本屆外交部長王毅先生的簡歷既有時代代表性，又有特別豐富的職業履歷，就前者說，他曾在黑龍江插隊做知青，這是這一代中國領導人的標配性早年經歷，而就後者說，他不僅曾就任上上一任國家主席外交問題特別助理，深度參與外交大政擬定和執行，也有從駐日大使、國家台辦到外交部長的完整履歷，同時，身為外交學博士，還曾在美國作為訪問學者遊學，他的風度，口才和形象，都為人們注目，可以說，是歷來最有國際范兒的外長之一。

在本次人大外長記者會上，人們最關心的話題之一，還是通過王的答問來解讀近年處於低潮狀態的中日關係政策走向。而這一問題又因為中國今年是否邀請安倍參加中國抗戰（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年周年閱兵儀式更加突出。

中國決定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閱兵，而且突出中國抗戰的全球反法西斯戰爭性質，這使得歷史上對中國的侵略國日本處於非常尷尬地位。中國首次邀請外國首腦等參加閱兵活動，因為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如果安倍缺席，則可能被解讀為證實日本對侵略歷史認識與國際社會有差異；如果出席，則可能被日本理解為認同中國曆來對歷史問題的立場和看法，從而處於道義下風。

關於是否邀請，本年度兩會前，中國一直持模糊答覆，但在今次的外長媒體會上，王毅說：「我們會向所有的有關國家領導人和國際組織發出邀請，不管是誰，只要誠心來，我們都歡迎。」這就相當明確了中國將會向安倍發出邀請，而是否參加的球已踢給日本方面。所以，這一大家持續關心的問題實際上已經變為「安倍會不會來」的問題。

從日本的安倍政府方面看，來與不來肯定要做重大的利弊分析。總體來看，來的可能性很高。首先，因為中日東海主權爭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日關係，特別是高層外交幾乎長期處於冰點，中日首腦外交凍結，這對於日本在亞太的外交構成很大壓力，而本次如果安倍以首相身份參與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則不僅能獲得中方好感，進而與中國高層展開對話，同時也能寓攻於守，連打帶消，沖淡歷史問題對現實日本對華政策的道義牽制。

其次，中日外交近年雖因主權爭端處於困難，但中日作為亞洲主要大國和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經濟體，同時也互為首要貿易夥伴，兩國關係的低溫危害是雙向的，而且，爭端朝軍事化方向發展，顯然不符合雙方利益，因此，危機管控實為雙方心照不宣的共識。要實現有效危機管控則必須進行高層外交互動，對於日本而言，在歷史問題上盡量擺脫被動也是確切需求。對於實現這些目標，安倍如能參加閱兵，明顯是有益的。日本首相曾參與俄羅斯類似大閱兵，藉此顯示今日日本與歷史上的侵略國舊日本劃清界限，對當時日俄關係有所推動。這會對安倍是否接受邀請提供很大借鑒作用。

其三，單就經貿活動本身而言，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日經濟雖有日益增強的競爭性，但無論在全球和地區經濟問題上，還是雙邊經貿領域，合作的需求也在增加。受經濟形態和產業轉型的影響，日本1980年代以來對華工商投資的熱潮在迅猛減速，中日經濟的深度鑲嵌，在合作與解決糾紛兩方面，都不可能允許外交進入長期冬天。日本經濟界與企業界老一輩對中日關係一直持很促進的態度，在安倍上一任首相任內實現的對華外交突破本有經濟界的推力，而對於目前困難局面，日本經濟界也一直在大力活動，希望打破困局。這些都對對安倍是否參加閱兵，甚至現實第二次破冰帶來相當影響，安倍在國內力推安倍經濟學的關鍵時期，也不可能忽略這些人的願望。

其四，從王毅講話看，雖然對中日歷史問題仍維持較高調的聲音，但最新局勢發展顯示，中日雙方管控危機應達成了某種共識。APEC會議期間實現了首腦會晤，得到四點聲明，這是兩國關係緩解的重要標誌。最近，中日同意雙方海空相遇規則和海上安全問題會談繼續，這些緊張都顯示，在長期劍拔弩張的緊張態勢之後，雖然雙方原則立場不會後退和妥協，但都意識到有必要採取有力措施，管控危機，從而不至於被失控情勢拖累，甚至進入不可知的局面。在這些進展背景下，如果安倍參加閱兵，無疑會使雙方關係更大程度緩解下來，因為這畢竟是日本藉機對中國領導層和公眾表明對歷史問題起碼認識的極好機會。必須看到，在安倍參加中國紀念反法西斯勝利大閱兵的問題上，日本並不是無利可圖和處於完全道義被動局面。

此外，一些容易被公眾忽略的細節也須予以注意。王毅任駐日大使時期，正是中日關係處於最困難時期，其在日本的口碑尚算上佳。這一經歷使中國對日決策與實行層面與日本政商兩界在政策的爭吵之外，有了更好的人際關係和私下溝通網路。中日復交之前的中日民間外交很多人應該記憶猶新，作為現代史淵源深厚的東亞國家，中日私下的和民間的溝通曆來在兩國關係發展方面起非常重大的推手作用。1972年中日復交的決定性前提是公明黨黨魁竹入義勝與周恩來的會談，這已成為佳話。在今日中日關係中，這些來自經濟界和其他社會力量的作用依然如故，應該說，40年後，中日社會的個人與民間聯繫渠道實際上更暢通和寬廣了。應該說，中方也是樂見安倍成行的。在這一意願判定下，中日民間與私人管道的溝通應該不會少。

最後，從亞太與全球戰略大局來說，中日關係值得關注的外部影響因素主要是美國的全球與地區戰略政策。

因為烏克蘭危機帶來的歐洲安全威脅，以及由於ISIS崛起帶來的中東變局，很明顯，在美國最新的戰略優先順序棋盤上，歐洲安全，ISIS挑戰，恐怖主義與網路安全已居於中國的潛在挑戰之前，這反映在美國戰略構想上，即是2011年以來甚囂塵上的亞太單重心戰略面臨實際調整，亞太再平衡面臨再再平衡。這對於日本來說，除了意味著作為美國主要盟國在西太平洋和亞太地區發揮更大作用，也意味著作為歷史上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盟國，美國關注中日爭端的力度和資源更有限，而美國不願意因中日關係激化，特別是矛盾軍事化帶來西太不確定性的態度會更明確，這就使得日本必須考慮更主動的措施，以緩解中日緊張在對美關係方面帶來的壓力。這也會對安倍是否來華參加典禮構成一個考量因素。

在幾年的爭端之後，中日內部都積累了相當負面的能量，這是中日關係今天的現實問題，但危機的發展也帶來轉機，即雙方改善關係的需求。簡單來說，如果安倍能應邀參與中國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則對於中日探索新常態下解脫外交困局無疑是有正面的價值，也會是中日雙方外交主動的成果。因此，安倍參加中國閱兵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最起碼，也會在尋找合理借口缺席的情況下，派出中方滿意的高階代表參與此事。如果現實發展情況相反，則意味著中日關係仍將向不明的海域航行一段。

騰訊新聞客戶端特約評論員陸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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