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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畢沅紀念館

蘇州畢沅紀念館

畢沅紀念館位於靈岩山景區大門對面的「硯石山房」。那是架空建在池塘邊的一幢建築,三間歇山頂平屋,四面玻璃木窗,非常樸素平淡。

進門的屏風上掛著一塊「硯石山房」橫匾,下面是《畢沅紀念館前言》。屏風兩側庭柱上掛有楹聯:「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采硯客;畫廊垂月地豐花,曾照浣沙人」。看得出來,那是為「硯石山房」配的對聯。畢沅紀念館是借用「硯石山

房」臨時布置的。今後肯定要遷至已經建好的「靈岩山館」。

紀念館陳列的內容比較簡單。不過,粗粗瀏覽一遍,大致也能了解畢沅的生平事迹了。畢沅(1730—1797),字纕蘅,又字秋帆,自號靈岩山人,祖籍安徽休寧,出生在江蘇太倉鎮洋。畢沅自幼喪父,由母親撫養成人。母親張藻,字子湘,為婁東才女,不僅善詩能文,而且學問淵博,著有《培遠堂集》。畢沅6歲時,由母親課督,讀《詩經》,講《離騷》,授聲韻之學。11歲時,送至靈岩山拜一代名士沈德潛為師。後來,畢沅高中狀元,赴陝西上任時,母親撰寫了54句270言的《訓子詩》,殷切期望兒子「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為家門

庇。」張藻病故後,乾隆賜「經訓克家」御匾,予以褒揚。畢沅時刻銘記慈母之恩,將其宅第的大廳命名為「經訓堂」,詩文集為《經訓堂集》。

乾隆十八年(1753年),畢沅參加順天鄉試中舉,被授內閣中書,撰擬結寫詔令。後入值軍機處,擔任素有「小軍機」之稱的「軍機章京」,負責撰寫諭旨、記載檔案、核查奏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參加會試,畢沅及其同事諸重光、童鳳三均榜上有名,接下來還要參加殿試,方能進士及第。殿試前夜,畢沅與諸重光、童鳳三在軍機處輪值夜班。諸重光、童鳳三與畢沅商量,留畢沅一人值班,他們回寓所複習功課。老實巴結的畢沅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是夜,陝甘總督黃廷桂關於新疆屯田的奏摺批轉到軍機處,畢沅隨手翻閱了這份奏摺。次日,進入殿試考場,對策題恰是關於新疆屯田之事。畢沅剛看過奏摺,胸有成竹,對答如流。只是由於書法一般,閱卷官將其列為第四名。而呈送給乾隆皇帝評卷時,乾隆見畢沅的那篇策論寫得言簡意賅,深刻透徹。即欽點畢沅為第一名狀元,諸重光屈居第二,為榜眼,童鳳三列二甲第六名。這便是後世流傳「老實人中狀元」的故事。

當年,畢沅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隨皇帝參加每年一度的耕種籍田儀式。典禮結

束,乾隆忽聽林中有鳥鳴聲,便問身邊的人:「布穀與戴勝是一種鳥,還是兩種

鳥?」畢沅應聲答道:「回稟皇上,戴勝就是布谷鳥。」並簡述兩種名稱的由來。乾隆皇帝含笑首肯。接著要畢沅以「戴勝降於桑」為題賦詩一首。畢沅援筆立就,乾隆大悅,便有重用畢沅之意。那時,西北地方多事。沒過多久,乾隆就將畢沅調至甘肅鞏秦階道,即擔任甘肅鞏昌府(今隴西)、秦州(今天水)、階州(今武都),一府二州的行政長官。後來,又先後任陝、豫、魯巡撫,及陝甘總督、湖廣總督,身居要職近30年,成為乾隆朝重臣。

畢沅身為一方督撫,十分重視文物保護。他擔任陝甘總督期間,曾發起重修周公墓,新築了文、武、成、康四座陵墓,修葺了乾陵、茂陵、西安明城牆,楊貴妃墓、及西嶽華山的諸多文物古迹。畢沅曾寫過《過馬蒐坡詠古》詩十首,其一:

斜谷鈴聲暮雨昏,石羊亡走卧空邨。

合歡堂上虛金屋,不向秋墳覆麗魂。

在湖廣總督任上,畢沅主持重修了黃鶴樓,延請名人為之刻石書額。畢沅博雅好古,酷愛金石文物。在陝西巡撫任上曾廣泛徵集漢唐以來散於民間的古碑石碣,歸集於西安碑林,為後世保存了大量古碑刻等文史資料。

畢沅禮賢下士,愛才若渴,身邊名士雲集,有孟嘗君遺風。清代學者章學誠、洪亮吉、邵晉涵、孫星衍、段玉裁、汪中、史善長等都出自畢沅幕僚。畢沅雖貴為

重臣,卻秉性溫和,常與幕友詩文相酬,切磋文意。有時還吸收幕僚參與行政決策,這在清代官吏中較為少見。常州學者洪亮吉在其《更生齋文甲集》中說:「畢沅愛才尤篤,人有一技之長,必持幣聘請,唯恐其不來,來則厚資之。」

畢沅博學多才,於經、史、詩、金石、文學、音韻無所不通。他一生忙於官場,卻筆耕不輟,著述甚豐。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續資治通鑒》。《資治通鑒》是宋代大文豪司馬光主編的,是中國歷史上與《史記》齊名的一部史書。宋代以後雖有人續寫過,但大都不夠完整,且謬誤百出。畢沅決心續編此書,親定體裁,通纂全書,又得到當時的史學家邵晉涵、章學誠、錢大昕等人的參與,經過20年不懈的努力,四易其稿,終於編成《續資治通鑒》。全書220卷,計230餘萬字,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與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正好銜接,填補了我國編年體通史的空白。梁啟超評價說:「此書出而諸家《續鑒》可以廢矣。」建國後,《續資治通鑒》中一篇《岳飛》被選入初中教材。

畢沅高中狀元之後,幾乎一直在外面為官,很少回蘇州老家。但他對故鄉還是有深厚感情的。為了年老時葉落歸根,先後在蘇州營造了幾處宅園。先是在黃鸝坊橋東建了一座「畢園」,後又購朱長文之 「樂圃」。乾隆四十年(1783年)在他少年時讀書的靈岩山南麓修了一座「靈岩山館」。靈岩山館歷四年修成,佔地四五十畝。但是,在他去世之前沒有進過靈岩山館。直至在湖南軍營中病逝,才歸葬靈岩山東北麓之上沙村。

畢沅一生為官近30年,仕途並非一帆風順,曾有三起三落。或許是因其「以文學起」「軍旅非其所長,易為屬吏欺蔽。」的緣故,畢沅在任上雖盡心竭力,但總不能令皇上滿意。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畢沅在陝甘總督任上被參「折捐冒賑」,降三品頂戴,停止俸廉;擔任湖廣總督時,因對陝西戕官案緝查不力,降回巡撫任。之後,因湖廣王占魁「傳於邪教,歐斃差役」之事未奏報朝廷,降補山東巡撫,摘去頂戴花翎,罰繳湖廣總督養廉五年,再罰山東巡撫養廉三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湖廣總督任上,湖南石保三造反,畢沅趕赴常德、荊州督餉,隨後克當陽等地。嘉慶元年,湖南枝江人聶人傑等叛亂,畢沅自辰州(今湖南沅陵)趕赴枝江鎮壓。次年六月突感手腳麻木,皇帝賜服「活絡丸」,七月病逝於辰州大營,享年66歲。畢沅去世後,謚太子太保。然而,不到二年即被追奪謚號,田產資財全部抄沒。據《清史稿》記載,嘉慶四年九月,皇帝上諭:「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據倭什布奏胡喬侖經手動用軍需底帳,畢沅提用銀兩及饋送領兵各大員銀數最多,……倘若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於是,奪其襲爵,沒其家產,

靈岩山館則以「營兆例不入官」被留了下來。然而,不久靈岩山館又為虞山蔣氏所得。咸豐年間,靈岩山館毀於太平軍戰火。

畢沅去世後,清代著名詩人趙翼(常州武進人)寫過一副輓聯:「羊祜惠猶留峴首;馬援功未競壺頭」。羊祜,晉朝大將,曾鎮守襄陽,在位時勤政愛民,受人尊敬。去世後,有人為他在峴山頂上立有碑紀念。人們登山來到碑前,想起羊祜生前的恩惠,往往為之墮淚,被稱為「墮淚碑」。故上聯說,羊祜給民眾的恩惠猶留在峴山頂上。馬援,東漢名將,曾率兵到達兩廣、安南及海南島,稱伏波將軍(今海口有伏波廟,三亞天涯海角景區有馬援銅像)。馬援62歲時遠征武陵五溪蠻夷。據《馬援傳》記載,五溪有兩條道可進,從壺頭路近而水險,從充則途平而運遠。馬援急於進軍,建議走壺頭。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然而,賊軍乘高守隘,水急浪高,船不得上。加之酷暑,士卒大量生病,甚至死亡,馬援也病倒了。人困馬乏,進軍受阻。有人報告皇帝說馬援指揮不當。皇帝派梁松前去責問馬援,並代為監軍。梁松本來對馬援有成見,趁機說馬援的壞話。於是皇帝大怒,收繳了馬援新息侯印綬。這便是下聯說的,「馬援功未競壺頭」。全聯借古諷今,為畢沅死後的結局鳴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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