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弘：正本清源說「五四」——讀王福湘的《魯迅與陳獨秀》

　　年年紀念「五四」，年年都有話說，「五四」確實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這是因為「五四精神」還遠未過時，今天所進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完成「五四」先驅者未竟的事業。對此，人們的看法很不一致，所以就議論紛紛，年復一年地說個不停。

　　去年是「五四」九十周年，王福湘先生寄來了他新出版的專著《魯迅與陳獨秀》（三秦出版社2009年出版）。這本書由九十高齡的李銳先生題寫書名，封底有朱正先生的評語，說「這本書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的敢於立異，而他所有的新見解，都是從直接研究大量原始文獻中得來，都極有說服力」。

　　通讀了全書之後，在贊同朱正評語的同時，我記起了詩人曾卓說過的一句話：「讀好作品往往能激起自己的寫作慾望。」於是，就有了以下這些文字。

　　在我看來，這是一本探討、闡發「五四精神」的專著，書名只提到魯迅和陳獨秀，論述中還涉及另外幾位歷史人物——胡適和周作人，嚴復和梁啟超。陳、魯、胡、周四人，是當時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嚴、梁二人則是從「戊戌」走向「五四」，不可忽視的啟蒙先行者。由此可見，此書所闡發的「五四精神」屬於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而非來自1917年十月革命及其以後1919年的學生運動。看來，此書的「立異」和「新見解」即由此而來。實際上，這對於八十歲以上的老人來說，既非「異」也不「新」，因為這些原始文獻的大部分，早在上世紀前期已經廣為人知，只是後來的史書和教材另有所宗，才使得「五四」的面目模糊起來，並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論爭。

　　這涉及兩個「五四」的問題。作為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當然只有一個「五四」即五四運動。問題是，這一歷史事實包含有先後相連的兩件具體事件——1915至1921年間以《新青年》雜誌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1919年5月4日爆發的愛國學生運動。正是這兩個既相關聯又有區別的具體事件，使得人們各有取捨並作出不同的判斷和推論，這就有了兩個「五四」：以前者為主的是文化的「五四」，以後者為主的是政治的「五四」。王福湘這本書里所說的，當然是與文化的「五四」相關的陳獨秀和魯迅。這本書的可貴之處，是儘可能地還魯迅和陳獨秀以本來面目，由此也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本來面目。

　　首先，他以原始文獻為依據，確認陳獨秀和魯迅是「對二十世紀中國影響最大且最深遠的啟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他們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義性質。接著明確指出：「陳、魯二人都以救亡圖存為思想的出發點，從中西文化的比較中得出了基本相同的認識，……提倡革新，反對守舊。」（《魯迅與陳獨秀》，以下未註明出處者均同此。）這是對上面所說的「啟蒙思想家」所作的註解，涉及到以下幾個重要問題：究竟什麼是「啟蒙」；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陳獨秀和魯迅的主要精神遺產。

　　這本書里所使用的「啟蒙」一語，當然是西方歷史上的啟蒙運動所使用的那個專門名詞，而不是中國古代童蒙教育或宣傳的意思。在近年來的相關論著中，常常忽略了這一點，把「啟蒙」混同於一般宣傳教育，所以應重溫一下康德的那篇名文《什麼是啟蒙》，特別是第一段所說的「脫離自己加之於自己的未成熟狀態」，「大膽運用自己的理性」。可以說，啟蒙就是自我的覺醒，個性解放，也就是追求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這本書里所說的「民主與科學」和啟蒙主義思想即指此而言。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民」不是通常所說的「人民」——那個抽象的集合名詞，而是指一個個具體的人——生命個體和精神個體。

　　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即啟蒙與政治的關係。當年陳獨秀和胡適都曾下決心二十年不談政治，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為新中國打下堅實的基礎；魯迅更是詳論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命題，說自己從來不和政治家打交道。這些說法與「民主與科學」中的「民主」似有衝突。近年來就有人指責「五四」先驅者，說他們並不真懂西方的民主政治，本書作者也說魯迅忽略了政權問題，好像這的確是先驅者們的不足或局限。是的，看來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卻是「歪打正著」——「五四」先驅們本不是在談政治，談的是思想啟蒙，改造國民性。他們所說的「民主」首先是人民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一開始，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里提出的是「科學與人權」，並把「人權」解釋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可見，指的不是政體、政制問題。胡適就把民主看成是一種「生活方式」。後來張聞天在談「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時，更把「民主的」擴展到思想、習慣、生活作風各方面，這全都是著眼於人、人自己。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民主是人道主義的政治表現」，即指此而言。當年嚴復曾有過一個提法：「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所以，這些提法與湯因比的提法是相通的，都把人、人道、人性放在第一位。到了1937年，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張申府在倡導「新啟蒙」的時候，又明確提出：「科學與民主，第一要自主！」——可謂一語破的，道出了「五四」啟蒙精神的真諦。

　　這本書就是在這一意義上使用「啟蒙」一詞並論證陳、魯二人的啟蒙主義思想的。把他們的啟蒙思想的出發點與救亡圖存、文化衝突相聯繫，具體分析他們的思想與嚴復、梁啟超的思想的傳承關係，從而肯定「五四」啟蒙運動與戊戌維新運動之間的歷史聯繫和思想淵源，這是本書的又一重要的「立異」之處。以往的流行觀點，是把「五四」放在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的序列之中，當作革命史的一環看待，同時還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說成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導因，以印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這一教條公式。現在看來，顯然是本書的「立異」之說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歷史的真實是：陳獨秀、魯迅等「五四」先驅者正是從他們的前輩那裡接過啟蒙的火炬，把早已開始的啟蒙運動推向高潮的。

　　從這本書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陳獨秀和魯迅是從梁啟超和嚴復已經達到的地方開始他們的「精神界戰士」的戰鬥行程的。這說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思想文化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轉折。與此同時，本書在對比研究陳、魯二人的思想主張和人生道路時，更突顯出了他們不同於前人的地方。這首先就是他們對於「思想啟蒙」的清醒認識與自覺堅守——從傳統士大夫的民本思想跨向了西方的人文主義和民主主義。梁啟超和嚴復的「新民」、「民品」，尚未擺脫「民為邦本」的傳統觀念，他們真正關注的中心、目的，依然是朝廷、邦國而不是人，現實的、具體的人。陳獨秀和魯迅就大不相同了：陳獨秀提出的「民主」即「人權」，魯迅呼喚的「救救孩子」，以及胡適倡導的「健全的個人主義」，都已經屬於「人的發現」、「人的覺醒」（周作人語），指的都是現實的、有血肉的一個個具體的人。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既是中國啟蒙主義思潮的歷史發展，更是這一發展中的又一高潮和偉大轉折，其關鍵就在於人，人是目的，以人為本。

　　把魯迅和陳獨秀放在一起進行對比研究，這不僅有意義而且很有意思，從中可以悟出許多以往被忽視被扭曲的道理，他們二人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乃至最終結局都很不相同。如本書所敘，陳獨秀曾一度從政，政治上曲折反覆；魯迅則終生為文，思想上極其複雜矛盾。陳獨秀最後貧病交加，抑鬱而終，死後還連遭誣陷，罵聲不絕；魯迅逝世時卻萬人送葬，聲望極高，身後更被封為「旗手」、「聖人」，被幾代人頂禮膜拜。但細細推究就會發現，他們的精神氣質和人生追求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是從探究中國人的人性缺失開始走上啟蒙主義之路的。當時，他們都為中國人的「不誠實」、「缺乏誠和愛」而痛感不安，決心改變這種狀況。——誠和愛可以說是人類精神上的空氣和陽光，狡詐和仇恨實在是人類精神上的癌細胞。當年陳、魯二人的這一發現，至今仍未引起國人的足夠重視，以致他們所痛惡的那些古老悲劇還在上演。他們在有生之年始終堅守「民主與科學」，絕不做奴隸，無論形勢怎樣複雜，處境如何艱難，他們都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成為中國思想史、啟蒙運動史上的路標和豐碑，那些誣衊和攻擊、曲解和神化全都無損於他們的偉大。

　　這本書的精彩部分，是對陳獨秀政治上的曲折反覆、魯迅思想上的複雜矛盾的深入探討，提出許多「立異」的新見解。先說「陳獨秀的民主三部曲」。作者完全從學術角度著眼，既超越了黨派恩怨又無關路線是非，說的全是思想文化理論問題，依據原始的文獻資料和確鑿的歷史事實，考察研究陳獨秀的民主思想的發展演變過程及其意義。這裡的「三部曲」，說的就是陳獨秀一生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也就是他革命生涯的三個時期，即《新青年》時期，從建立中共到北伐時期，北伐以後到逝世。在思想上，也就是從倡導「民主與科學」到接受「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又回到堅持「民主與科學」，這樣一個大回還，這實際上是從「五四」出發又回到了「五四」。本書作者不喜歡「回歸五四」這個提法，認為陳獨秀思想上的這一反覆是「否定的否定」，最後階段是更高層次的思想升華。這當然是對的。不過，「回歸」也並非時空上的簡單還原，而是指重新堅持「五四」啟蒙精神，重走民主與科學的道路，這裡確實存在著兩種思想的區別和對立。當年魯迅談論過「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說他從來不和政治家打交道。陳獨秀卻是書生從政，而且捲入了複雜而又殘酷的黨爭，結果是四面碰壁。後期的他重返思想文化戰線，更高地舉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繼續「精神界戰士」的戰鬥歷程，直至生命終結。

　　誠如本書作者所說，陳獨秀後期的民主思想是更高層次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對專制獨裁的深刻批判，對民主科學的高度評價。就在當時，他已經明確指出：斯大林問題的產生，是「十月革命以後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民主。而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所以，「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製」。由此，他再次充分肯定「民主與科學」，視之為普世價值，說「民主與科學是人類長期的要求，決非權宜之計，臨渴鑿井的對策」。他認為，從原始共產主義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離不開「民主與科學這兩大支柱」。

　　從提出這些看法到今天，七八十年過去了，歷史已經為陳獨秀作出了公正的評價，事實勝於雄辯。近年來有「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是個好東西」以及「兩頭真」等議論，這不都是陳獨秀早就想到、說過的嗎？看來，陳獨秀應該是最早在中國倡導「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一人，他的「三部曲」則說明他是「兩頭真」的第一人。本書作者有一段類似誄辭的文字，我完全贊同，茲照錄如下：

　　他的民主三部曲歷四十年而曲終奏雅，堪稱世紀之絕唱、生命的最強音。他把畢生心血凝成的思想作為「根本意見」留給了後人，至今仍不失其根本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哲人已逝，哲思永存，真知灼見，啟我愚蒙。

　　如果說，還陳獨秀以本來面目帶有「辯誣」的性質，那麼，還魯迅以本來面目就不能不「去飾」——洗去塗在他身上的厚厚的油彩。對於以往那些遵旨注經式的「魯研」著作可以不再理睬，但對於和魯迅有過直接交往的權威人士的說法，就不能不慎重對待了。本書作者大膽而又細心，他的「立異」之見，是在兩位權威之間進行尋根究底式的考察辨析：魯迅究竟是不是自由主義者？瞿秋白說魯迅反自由主義，胡適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瞿說早已成為常識，他那篇《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早已是「魯研」的圭臬且已進入高中課本，胡適的說法卻是近年才知道的新聞。本書就從這裡開始，針對瞿說提出自己的看法：

　　縱觀魯迅的一生，成為其「革命傳統」之一而後人應該傳承的非但不是「反自由主義精神」，恰恰是自由主義所涵蓋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革命」的主要對象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但關注的重點不是制度的變革和政權的更替，而是國民性的改造和個性的解放，「立人」乃是根本，個人的獨立自由具有終極價值，也是改革國民性的終極目的。

　　我認為這段話概括得很好，魯迅思想確實是和自由主義相通、相一致的。這相通、一致之處，就是反對專制和奴性，這又恰恰是五四啟蒙精神的根本所在——哲學上的人性（自由）、政治上的人權（民主）。當然，這裡所說的自由主義，不是那個代表各種「不聽話、不積極」等各種「不良思想作風」的帽子。——早在1900年，梁啟超在致嚴復的信里就明確指出：「自由者，權利之表徵也」，並把自由說成是人的「精神界之生命」，還說「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為其重也」。可見，自由主義是個維護人性、人權的「好東西」，梁啟超、嚴復而後，經「五四」一代的努力，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潮的主流之一，特別是在上層知識分子中居於主導地位，在科學文化領域頗有建樹。如今自由主義已經回來了，知之者並不多，所以在還魯迅以本來面目的同時，也需要還自由主義以本來面目。

　　本書作者抓住一個歷史細節——嚴復把穆勒的《論自由》譯成中文的《群己權界論》這件事，進行多方面的分析，論證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說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魯迅接受這一思想的途徑。第二，比較穆勒《論自由》原著和嚴復《群己權界論》的章目內容，指出譯文中反映出來的中西文化差異。第三，概括出魯迅自由思想的幾個特點。這樣，既還原了關乎人性和人權的自由主義的深刻內涵，也揭示出了魯迅思想的主要特點。另外，這裡還提到魯迅思想的其他資源，如洛克的經驗論，特別是他從德文直接閱讀中吸取的西方現代哲學思想，包括尼采、叔本華、施蒂納和克爾凱郭爾等。除去這些西方思想外，還特別提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這一點決不可忽視，在「五四」先驅者中，魯迅身上的中國傳統文化風骨風采最為濃重。

　　說到這裡，我想起了當年劉半農贈給魯迅並得到魯迅首肯的那副對聯：「托尼思想，魏晉文章」。很清楚，這說的是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尼採的個人主義——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里就承認自己的思想是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起伏消長。下聯所說的，不就是魯迅非常讚賞的「魏晉風度」嗎？——「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師心使氣」、「清俊通脫」的文章。可見，魯迅既主張「西化」，又重視古代士人在綱常名教的束縛中掙扎反抗追求自由的那種骨氣和風度。他早期所說的「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乃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這「新宗」就是五四啟蒙主義新文學，其核心就是個性解放、個人自由。這中間，既有西方的自由主義，也有中國古代士人的「特操」、「異撰」、「特立獨行」。——魯迅本人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在二十世紀中國，有幾個人能像他那樣自由？滿清朝廷、北洋政府、國民黨的黨國，還有後來的「元帥」、「工頭」、「奴隸總管」，有誰征服了他，改造了他？他的「罵人」，實是一種批評，他敢於批評他想批評的一切，他從不阻撓別人的批評，更不強人從己。一句話，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從不妨礙別人的自由。這樣符合自由主義的精神原則，怎麼會不是自由主義者呢？原因很清楚：自由主義被批臭了，魯迅被神化了，加上他與胡適之間的分歧被誇大了。大概正是為此，在具體論證魯迅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同時，特意轉述了胡適的看法——《五四運動史》一書作者周策縱回憶1956年胡適親口對他說過：「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非外力所能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就在胡適說這話的一年後的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回答羅稷南問話時說：「（魯迅如果還活著）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真的是「所見略同」，兩相對照，可以幫助人們認清魯迅的本來面目，理解自由主義的本義。

　　此外，書中還有許多「立異新見解」，如在對待學生運動的問題上，魯迅和胡適的態度和看法是一致的，他們都沒有參加1919年5月4日的遊行抗議，也都不贊成那種活動。一年以後的「五四紀念日」，胡適發表談話，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卻認為那種罷課遊行的做法是「下下策」。魯迅在致友人的信中憂慮地指出：「仆以為，一無根蒂學問，愛國之類，俱是空談，現在要圖，實只在熬苦求學，惜此又非今之學者所樂聞也。」他們都主張學生留在校內專心學業，不要參與政治。從兩位新文化運動核心人物的這種態度和看法，可以看出兩個「五四」的區別。

　　說到作為啟蒙主義文學家的魯迅，這裡也有不同於流俗的新見解，這就是注意到了那本《苦悶的象徵》與魯迅的文學觀的關係，魯迅對蘇俄「同路人」文學的看法。這本應是研究魯迅文學思想的重點，以往卻一直不被重視，蓋因這二者都不是積極正面的，因為與唯心主義、資產階級有牽連。本書提出了這兩個問題，也有新見解，只可惜未能深入，且被以往的教條——那一團亂麻似的「現實主義理論」纏住了。特別是馮雪峰、胡風那些確有獨到見解又確實自相矛盾的理論，阻礙他直接進入魯迅著作文本，以自己的心靈與那裡面躍動著的魯迅的心靈相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