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傳說對西域世界的重新構建 1

中土傳說對西域世界的重新構建王青 唐娜在中國早期神話中，對於彼岸世界的想像主要集中於兩個區域，第一個區域是東部沿海地區，由此而形成的仙境想像顧頡剛先生稱之為「蓬萊系統神話」，另一個區域則是在西域地區，由此而形成的仙境想像即形成了「崑崙系統神話」[①]。西域地區由於其遙不可及的地理位置、豐富奇特的物產資源、神秘陌生的風土人情、新鮮奇異的文化習俗，成為超世仙境最重要的想像資源之一。因此，中土神話傳說中的西域不再是一個實有的地理區劃，而是一個重新建構的想像世界。在這個想像世界中，中土所無、西域特有的物產，乃是此地為神國仙鄉的重要證據，是承負仙境想像的重要載體之一。在仙道類傳說中，棗子是重要的仙人食物，然而，仙道食物中的棗子卻經歷了從中土棗種到西域棗種的一個演變過程。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從秦漢到魏晉南北朝這一個時期，中土對超世仙境的尋溯探求經歷了從東方瀕海地區到西域的轉向；西域地區優良珍異物產的輸入，是如何激發了中土人士的想像力；他們又是如何通過對西域物產的神話化或仙道化，來完成對西域世界的重新建構的。一、 中土棗及其仙道化棗樹開始馴化栽培的起始年代難以準確推斷，據古文獻記載，棗樹的栽培史至少有3000年。近代考古資料表明，棗的栽培開始於7000年前。最早的栽培中心，經多方考證，現認為是在黃河中下游一帶，且以晉陝黃河峽谷栽培較早，漸及河南、河北、山東等地[②]。到了漢代，棗已經在我國的大江南北普遍種植。由於適合於鹼性的松黃土,故一直是黃河流域山東、河北地區的重要經濟作物.棗子在漢代人的觀念中已經成為仙人的食物並作為宗教祭祀時的供品。據《史記·封禪書》記載：李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因為仙人食棗，所以祭祀仙人當用棗。同書所記，漢武帝祭祀太一，李少君的弟子史寬舒即以「棗脯之屬作為祭物」。安期生食巨棗的傳說，開始了棗子仙道化的歷程。自此以後，棗作為長生食物頻頻出現於文獻中。西漢中後期人焦贛《易林·師之豫》有「北山有棗，使叔壽考。」《太平御覽》卷九六五引《本草》云：「凡棗，九月采，日干，補中益氣，久服神仙。」 傅玄《賦》曰：「有棗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很多方士則通過食棗或舍止棗樹之上來建立自己的聲譽。撰寫於建寧二年（169）的《肥致碑》記載：（肥致）「舍止棗樹上，三年不下，與道逍遙」。這使得他「行成名立，聲布海內，群士欽仰，來集如雲」。[③]《後漢書·方術列傳下》：後漢術士、上黨人郝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 《太平御覽》卷九六五引《魯女生別傳》：「冥海之棗大如瓜，鐘山之李大如瓶。臣己食之，遂有奇光。」 《太平廣記》卷一0引《神仙傳》說仙人李意期：「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同書卷一二引《神仙傳》說董奉同樣是「唯啖脯棗，飲少酒。」《說郛》本《賈氏說林》載：「昔有人得安期大棗，在大海之南，煮三日始熟，香聞十里，死者生，病者起。」棗子成為最重要的仙道食物之一。「仙人食棗」這一傳說首先產生於齊地。安期生是齊地人，神化他的人，即漢武時期著名的方士李少君、公孫卿、奕大也都是齊地方士。他們選擇棗作為仙人食物應該不是偶然的，這和齊地對棗的普遍栽種是分不開的。齊雲認為，大約從春秋開始，棗樹逐漸遍及黃河中下游地域，但它的培育發源地，卻是春秋以來即屬於齊國的魯北地區，具體是在鬲津河與馬頰河之間的紅壤土地帶。」[④]張華松則認為這樣過於狹隘，最先培育棗的地區應在整個東部沿海的齊魯燕三國，然後沿著沂水，黃河向西傳播，並認為這種傳播是和方士們把它當作仙藥看待有密切關係的[⑤]。雖然大家對於棗的發源地各持己見，但早在春秋時期，棗已經在齊地廣泛種植，這是確定的。不過，從戰國直到漢朝，全國最著名的產棗區是燕國北部（今河北北部和遼寧南部地區）和竦水流域的安邑（今山西西南部）。《戰國策·燕策一》記載蘇秦北說燕文侯時說：燕國「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也說燕國有 「有魚鹽棗栗之饒」；安邑地區，當時俗語有「安邑千樹棗」之稱；而齊地之棗尚不足稱道[⑥]。本土所栽的棗樹，尤其是燕齊地區的棗子，其主要特點是果實較小。山東樂陵小棗至今聞名，它栽培於商周，興於魏晉。曾皙愛吃的遵羊棗，也是以小出名。大棗較為罕見，屬於珍稀品種，所以「如瓜」之棗，才有資格成為仙人的食物。據《晏子春秋》卷八《外篇》第十三載：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東海而捐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徉問子何為？對曰：嬰聞之，徉問者，亦徉對之也。《爾雅》中有「煮，填棗」，《太平御覽》卷九六五引《廣志》有「東海蒸棗」，《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河北道》二「冀州」云：「煮棗故城，在(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漢煮棗侯國城，六國時於此煮棗油，後魏及齊以為故事，每煮棗油，即於此城。」據此，可以說燕齊等地的棗多是蒸、煮之後食用或者榨取棗油。這是因為早期中土棗種尚未得到改良，其味稍苦略澀，所以需要通過蒸煮去除苦澀之味。仙人食棗這一神話，體現的是中土早期向東方海濱尋求仙人及不死葯的努力。隨著秦皇漢武尋仙的失敗，西域交通路線的開闢，與西域國家間交往的增多，新的視野被打開，他們尋找仙人及仙藥的目光由東部海濱轉向西北的塞外，西王母也一路攀升為道教的大神仙，西域的珍奇果品漸漸代替本土常見食物成為長生食品[⑦]。而漢武帝以後西域植物的大量引種，是這一轉變的重要動力，它使得中土人士人有機會接觸到西域珍奇物產，從而了解其優良品性。二、西域棗種的引進自漢武帝開通西域以後，大量的西域植物被引進中土，完全不同於中土的西域棗樹亦被移植。大致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棗已經開始在中土種植。與《爾雅·釋木》基本上根據棗的特點、特性命名不同，魏晉南北朝時期通常是根據來源地來命名棗種，這給我們判斷何者是西域棗種提供了很多方便。《西京雜記》卷一載：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摽奇麗……棗七：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西王棗（原註：「出昆崙山」）。《藝文類聚》卷八七引《晉宮閣名》：棗六十株，王母棗十四株。很顯然，所謂王母棗亦即上文所云西王棗。玉門棗與西王棗無疑都是源於西域的。至於弱枝棗，除《西京雜記》之外，其他文獻亦有提及，潘岳《閑居賦》云：周文弱枝之棗，防陵朱仲之李。《太平御覽》卷九六五引《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弱枝所在地不詳。我覺得，「弱枝」似乎是「月氏」的異譯。「月氏」的讀音學術界有爭議，最主要的分歧在於「月」是讀為「yùe」還是讀為「ròu」[⑧]。一般認為，先秦時期「月氏」之名又記作「禺知」、「禺氏」。至兩漢，「月氏」在《史記·匈奴列傳》則記為「烏氏」；《漢書·地理志》中在今甘肅省境內有地名作「郁郅」與「烏枝」，余璐認為，這二個地名當源自於「月氏」故名。從這些異譯分析，「禺」（上古讀音屬疑母侯部）更接近於「月」（疑母月部）；漢朝後的異譯值得討論。「烏」的讀音在韻書中屬影母魚部，屬開口呼。但在中古以後，此字常常作為梵語「U」這個音節的對音，如以「烏波尼沙陀」譯梵語upanisad，以「烏哩縛屍」譯Urva?í，以「烏瑟膩沙」譯usnīsa，以「烏芻沙摩」譯 Ucchusma等等。可見，「烏」的讀音當與「U」相同或相近。而「郁」在《廣韻》中屬影母屋部。所以，「月」的準確的對音應該接近於「iu」或「iuk」。也就是說，在漢朝，無論是讀「月」還是讀「肉（日母屋部）」，都很接近於原音[⑨]。考慮到「月」與「肉」字形極其近似，所以，很可能有一部分人從此時開始即將「月氏」念成「肉支」。一旦念成「肉支」，就極有可能訛變成「弱（日母葯部）枝」。儘管這兩條材料把弱枝（月氏）之棗的引入上溯到周文王之時，但從兩漢以前的各種文獻記載來看，周文王時期尚未有西域棗樹的引種，弱枝棗大批進入中土應該是在西漢以後。西域引進的很多棗種由於其珍異的特性得以在皇家苑囿中立身。與中土棗種相比，西域棗究竟有什麼特點？《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一八載：晉時，太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一「景林寺」條云：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針，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雲，出昆崙山，一曰西王母棗。也就是說，仙人棗即西王母棗。此棗的來源據《太平御覽》卷九六五引《鄴中記》云：石虎園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可見是石虎時期引種的[⑩]。隋時信都地區的仲思棗應該就是這個品種，《太平廣記》卷四一0引《大業拾遺記》）載：信都獻仲思棗四百枝，棗長四五寸，紫色，皮皺細核，實肥有味，賢於青州棗。北齊時，有仙人仲思得此棗，種之，亦名仙棗。時海內唯有數樹。這種棗的特徵為：果大（三子一尺，甚至長四、五寸），晚熟（十二月乃熟）、核細、味美，與本土棗種帶有苦澀，需要蒸煮食用不同。至隋朝時，中土還並十分罕見。這些引進的西域新品種在中國當地深受好評，後來居上，成為進貢、賞賜的美物，這由一些詩賦及詔書中歷歷可見，如梁·簡文帝《詠棗》曰：風搖羊角樹，日映雞心枝。已聞安邑美，永茂玉門垂。陳·周宏正《謝梁元帝齎玉門棗啟》曰：安期舊美，安息高名，臣金馬之榮，未獲趨奉。方朔之賜，遽降洪恩。除了這種果大、核細、味美的西域棗之外，海灣地區和阿拉伯半島上重重要的樹種——椰棗樹也開始進入中土。椰棗是椰棗樹所結的果實，又稱海棗、伊拉克棗、波斯棗、阿拉伯棗，它是這個地區的重要特產。當地居民以椰棗為主要食品，等同糧食，甚至比糧食還貴重。隨著西域交通路線的打通，與中原地區交往的日漸密切，椰棗也是傳入內地的重要物產之一。據《魏書》卷一零二《西域列傳》載：波斯國，出……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之所以被命名為「千年棗」，是因為棗椰樹可以活得很久，一二百年的樹還可以繼續每年結果。正如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一「無漏子」條中所說的：「千年、萬歲，言其樹性耐久也。」它還有一個別名叫做「萬歲棗」。晉·嵇含的《南方草木狀》卷下記載「海棗」說：海棗樹，身無閑枝，直聳三四十丈[11]，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栟櫚。五年一實，實甚大，如杯碗。核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其味極甘美。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一八載：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上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熟則紫黑，狀類干棗，味甜如怡，可食。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中載：波斯棗：廣州郭內見其樹，樹身無閑枝，直聳三四十尺，及樹頂，四向共生十餘枝。葉如海。廣州所種者，或三五年一番結子，亦似北中青棗，但小耳。自青及黃，葉已盡朵朵著子。每朵約三二十顆……其核與北中棗殊異：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如小塊紫曠。以上這些材料比較詳細地描述了波斯棗。至少在晉朝時期，波斯棗（亦即海棗、椰棗）就已經在我國的南方地區種植了[12]。它的外在基本特徵就是樹高、紫色、如干棗、個大。三、西域棗的仙道化正是由於西域棗種有著迥異於中土棗的優良品性，在仙道小說中，棗樹成為殊方異域的神奇物產之一，其功能也得到了神話性的渲染。託名於東漢郭憲的《洞冥記》卷二載：磅塘細棗出磅塘之山，山臨碧海，萬年一實。子如今軟棗，笮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核以獻帝，因名曰握核棗。晉·王子年《拾遺記》卷三載：北極有岐峰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太平御覽》卷九六五引《真人關令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玉文之棗，其實如瓶[13]。對照紀實性文獻中所載的西王母棗，「十二月一熟」的晚熟特點被誇飾為「百歲一實」、甚至「萬年一實」；「五寸」、「三子一尺」則被誇大為「其實長尺」或「其實如瓶」，而類似的描繪更增加了西域棗種的神異色彩。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西域棗種在西王母故事中所取的重要作用。西王母故事是漢魏以後中土民間和道教中盛傳的系列傳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故事也不斷得到增飾和發展。作為西方最著名的神仙，西王母傳說本身就體現出中土人士對於西域地區所具有的神秘感，而在這種濃厚的神秘感的基礎上，產生出好奇與嚮往。以之命名既透露出原產地，又提高了棗的地位，從而賦予西域棗種濃厚的仙道色彩。而西王母棗一旦得名，反過來又使得西王母傳說本身與棗子結下了不解之緣，仙道小說中對西王母神奇事迹的記載經常伴隨著棗子這一傳說中的仙道食物。在先秦時期的西王母傳說《穆天子傳》卷三中，提及周穆王「觴西王毋於瑤池之上」，但並未提及酒宴上的食物。但在產生於十六國時期的《拾遺記》卷三則詳細記錄了西王母招待周穆王的果品，其云：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又進南淵紅花，嵰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桔。《漢武帝內傳》載：至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之內，設座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帳，然九光之燈，設玉門之棗，酌葡萄之酒。《太平廣記》卷五七引《集仙傳》載：西王母之小女太真夫人見安期生時，安期自說：「昔與夫人游安息國西海際，食棗異美，此間棗殊不及也。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棗，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比耶？」此事又見於《太平御覽》卷九六五引《馬名聲別傳》，其云：（安期生）曰：「共與女郎游於安息西母之際，食棗異美。此間棗小，不及。憶此棗未久，已二千年矣。」神女云：「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相比也？」最後兩條材料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安期生本食齊地之棗，到這裡卻成為西王母的座上賓，本來服食齊地棗的本土方士，對本地小棗已是不屑一顧，記憶中只乘下西域棗的美味。可見，在西王母系列的仙道傳說中，西王母棗與中土棗的區別已經不再是物產的地域性差異，而是區分仙凡的宗教性差別，西域棗取代本土棗獲得了仙道食物的神聖地位，並成為渲染西王母神性的重要道具。除了西王母棗因為其名稱的特殊而被仙道化以外，波斯棗也沿著另一個途徑獲得仙道食物的神聖地位。託名東方朔所著的《神異經·北方荒經》中記載：北方荒中，有棗林。其高五十丈，敷張枝條數里余。疾風不能掩，雷電不能摧。其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潤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於氣力。故方書稱之：「赤松子云：『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此段記載中「殊於常棗」的棗林極有可能即是「波斯棗」。普通的椰棗樹如同椰子樹，枝幹筆直，高可達20多米。初生的椰棗是青色的，長大變為黃色，成熟時成紅褐色。在大部分仙道小說中，重視的往往是棗樹的果實，而對棗樹本身卻缺乏描繪，而在《神異經》中，極誇棗樹的高大，「其高五十丈，敷張枝條數里余。」此一描繪的原型顯然應當是椰棗樹。坎多勒（A.de.Candolle）曾經說中國人是在公元三世紀時從波斯人那兒得到的椰棗樹，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則根據劉恂《嶺表錄異》卷中認為此樹要遲至唐朝才引入中國[14]。從《神異經》的描寫來看，大致在漢魏之際，中土人對此棗樹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椰棗的產地本是伊朗、阿拉伯地區，但是，在仙道小說中，卻往往說成是來自「北方荒中」、「冥海」。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窺見椰棗樹的傳入線路是通過南海絲綢之路，並主要種植在嶺南地區。相對於嶺南地區來說，波斯、阿拉伯算得上是「北方」。《魏書》中言波斯棗為千年棗，其命名是基於椰棗樹的樹齡長，或稱為萬年棗，而在神異小說中被說成了「百年一實」、「千年一實」甚至「萬年一實」，指的是棗生長周期的延長。以此更加體現了棗的作為仙人食物的神奇特性。這種神化手段乃是基於一種相對性時空觀念。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超世的仙境具有流逝較慢的時間，仙人不同於凡人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的生命可以遠遠長於世俗之人甚至於達到無限。由直覺類推，他們的生理周期也應該是不同於凡人的，這就出現了不同於世俗社會的時間尺度，果實的這種「千年一實」就是一個明顯的表現。這個時間尺度並不是國人獨創的，而是從印度傳來的[15]。較大的時間尺度是超世仙境的一個重要標誌。因此，通過誇張地描繪棗子的結實時間有助於建立一個神話性的時空境界。關於此點我們可以從漢武帝發現東方朔神仙身份的故事中窺見一斑，據《博物志》卷八載：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為?」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從坐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漢武故事》中亦有類似記載：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在這一神話中，能夠偷竊三千年一結子的仙桃是東方朔神人身份有力而且惟一的證明。作品中出現的果品雖然是桃子而非棗子，但其採用的方法卻是相同的，都是通過果品的結實時間來神化人物和事件。因此，極度渲染和誇飾棗子的結實時間乃是將西域棗仙道化的重要手段之一。綜上所述，其一，西域棗由於果大、核細、味美這些優良品性，加之於中土罕見而具有珍異性與神秘感，使其成為時人追逐的上等果品；其二，西域棗的代表性品種西王母棗又因其命名與西王母這一神話人物建立起不解之緣，從而與仙道傳說產生了密切的關係；第三，西域棗晚熟、樹齡長的特點經過誇飾，可以作為仙境具有非凡的時間尺度的重要憑證，因此，西域棗在魏晉南北朝時時期全面代替中土棗種成為仙人食物，成為仙道小說的重要描繪對象。在這一演變過程中，西域地區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而從西域棗的仙道化過程中，我們可以再次看到中土士人通過想像完成了對西域世界的重新構建。--------------------------------------------------------------------------------[①]顧頡剛：《〈莊子〉和〈楚辭〉中崑崙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1-58頁。[②] 可參見曲澤洲，王永蕙主編：《中國果樹志·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 1993年，第5頁。[③] 此碑1991年出土於河南省偃師縣南蔡庄鄉南蔡庄村磚廠，其真偽尚有爭議。圖及錄文見《文物》1992年第9期，第37頁；相關討論文章有虞萬里：《東漢<肥致碑>考釋》《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第95頁；王育成：《東漢肥致碑探索》，《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6年第2期，第34頁；王家葵，《漢肥致碑考疑》，《宗教學研究》2001年第2期，第47-51頁；汪小洋：《棗樹漢畫像石中樹的一個原形-----讀<肥致碑>的一個思考》，《齊魯藝苑》2004年第3期，第26-27頁。[④] 齊云：《齊地培育棗樹考》，《管子學刊》1990年1期，第95頁。[⑤] 張華松：《棗與方仙文化》，《煙台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第11頁-17頁。[⑥] 參見辛德勇《說青州棗》，《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中華書局1996年，第230-231頁。[⑦] 關於此點可參見張華松：《棗與方仙文化》，《煙台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第11頁-17頁。[⑧] 關於「月氏」讀音問題的最新討論可參見余璐：《「月氏」讀音考》，《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第104-106頁。[⑨] 嚴格的說，古音中讀「月」更接近於原音，在今音中差別更加明顯，以讀yùe為是。[⑩] 石虎引種大量西域植物的情況可參見王青：《西域文明影響下的中古小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47-50頁。[11] 「丈」疑當作「尺」。[12] 關於椰棗樹的傳入可參見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10-216頁。[13] 「玉文」當作「玉門」。[14] 見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12頁。[15] 可參見王青：《西域文化影響下的中古小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52頁。原刊於《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五 谷 史 話萬國鼎《中國歷史小叢書·五穀史話》人民出版社1962年

一、五穀是什麼「谷」是「穀」的簡體字，原來是指有殼的糧食；象稻、稷（jì計，即穀子）、黍（亦稱黃米）等外面都有一層殼，所以叫做穀。穀字的音，就是從殼的音來的。「五穀」這一名詞的最早記錄，見於《論語》。根據《論語》的記載：二千四百多年以前，孔子帶著學生出門遠行，子路掉隊在後面，遇見一位用杖挑著竹筐的老農，問他：「你看見夫子嗎？」老農說：「四肢不勞動，五穀分不清，誰是夫子？」親愛的讀者，你分得清五穀嗎？五穀的意思是指五種穀。比《論語》更古的書如《詩經》、《書經》等裡面，只有「百穀」，沒有說「五穀」的。從百穀到五穀，是不是糧食作物的種類減少了呢？不是的。當初人們往往把一種作物的幾種不同品種一個個起上一個專名，這樣列舉起來就多了。而且「百」字在這裡不過是用來指多的意思，也並不是真有一百種。五穀這一名詞的出現，標誌著人們已經有了比較清楚的分類概念，同時反映當時的主要糧食作物有五種。五穀這一名詞在當初創造的時候，究竟指的是什麼，沒有留下記載來。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最早的解釋，是漢朝人寫的。漢人和漢以後人的解釋主要有兩種：一種說法是稻、黍、稷、麥、菽（即大豆）；另一種說法是麻（指大麻）、黍、稷、麥、菽。這兩種說法的差別，只是一種有稻而沒有麻，另一種有麻而沒有稻。麻子雖然可以供食用，但是主要是用它的纖維來織布。谷指的是糧食，前一種說法沒有把麻包括在五穀裡面，比較合理。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在北方，稻是南方作物，北方栽培的有限，所以五穀中有麻而沒有稻，也有可能。《史記·天官書》「凡候歲美惡」（預測年歲豐歉）下面所說的作物，就是麥、稷、黍、菽、麻五種，屬於後一種說法。大概因為這些原因，所以漢人和漢以後的人對五穀就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把這兩種說法結合起來看、共有稻、黍、稷、麥、菽、麻六種主要作物。戰國時代的名著《呂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紀作品）里有四篇專門談論農業的文章，其中《審時》篇談論栽種禾、黍、稻、麻、菽、麥的得時失時的利弊。禾就是稷。這六種作物和上面所說的六種完全相同。《呂氏春秋·十二紀》中說到的作物，也是這六種。很明顯，稻、黍、稷、麥、菽、麻就是當時的主要作物。所謂五穀，就是指這些作物，或者指這六種作物中的五種。但隨著社會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五穀的概念在不斷演變著，現在所謂五穀，實際只是糧食作物的總名稱，或者泛指糧食作物罷了。二、五穀的起源上面所說的六種作物，我國在遙遠的古代就已經栽培了。當人類還沒有栽培作物的時候，依靠漁獵和採集野生植物的塊根、嫩莖葉、種子、果實等生活。他們貯藏一些食物，以備採集不到的時候吃，乾燥的禾本科穀粒最容易保存。拋散在住所附近的穀粒發出了幼芽，長出了他們需要的植物。人們逐漸地觀察到這些植物怎樣生長起來，久而久之，就自己動手來播種。這樣就創始了農業。我國農業起源於新石器時代，（距今約有八九千年，這時人們已能製作較為精緻的石頭工具），當初栽培的作物，就是這些五穀。

稷（穀子）本是我國原產。常見的狗尾草是它的野生種，我國到處有。山西萬泉縣（今萬榮縣）荊村、西安半坡村、河南陝縣廟底溝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先後發現了距今六七千年的粟粒和粟殼，說明我國在開始農耕時就栽培穀子。

黍也是原產於我國。1931年，在山西萬泉縣荊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就發現了黍穗和黍殼，距今已有六七千年，說明黍在我國也是在原始農業時代就已栽培的作物。麥是大麥、小麥的總稱，但也往往把小麥簡稱為麥。關於大麥和小麥的原產地，有多種說法。我國最古的文獻里只是通稱為麥，後來出現大麥這一名詞，直到西漢後期《氾勝之書》里才有小麥這一名詞。因此，有些日本學者認為中國西漢前期以前古書里的麥完全是指大麥，張騫通西域（公元前二世紀）後才從西方傳入小麥。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1955年在安徽亳〔bó勃〕縣釣魚台的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紀初期到公元前770年）遺址中就發現了很多的小麥種粒，這就有力地證明了我國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栽培小麥了。

稻也是我國原產，廣東、廣西、雲南、台灣等省區有稻的野生種。最近在浙江餘姚縣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掘出相當數量的稻粒和稻草，距今大約已七千年。另外，早於河姆渡發掘的，有江蘇無錫錫山公園、吳縣草鞋山，浙江杭州水田畈〔fàn，販〕、吳興錢山漾，安徽肥東大陳墩，湖北京山屈家嶺、天門石家河、武昌洪山放鷹台，江西清江營盤裡，福建福清東張，廣東曲江石峽馬壩，以及河南洛陽西高崖等三十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稻穀（或米）、稻殼、稻草等，品種有秈有粳，地區分布很廣。說明我國在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遠在四五千年到六七千年以前，就已發展到普遍種植水稻的階段，而且在北方也已有稻的種植。大豆本是我國特產，野生大豆在我國南北方都有分布。現在世界各國栽培的大豆都是從我國直接間接傳去的。俄、英、德、法等西文中的大豆名詞，都是菽字的音譯。大豆在地下不易保存下來，現在雖然還沒有發現同粟、稻等同樣早的地下大豆出土，但是可以肯定新石器時代已有栽培①。(大麻)我國古代所謂麻，一般是指大麻說的。大麻是新石器時代的重要纖維作物兼食用作物。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上有麻布的編織紋，而且有紡綞、紡輪、骨針和梭等出土。鄭州大河村出土的種子，最象大麻子，距今約已六七千年。在南方，浙江吳興縣錢山漾出土的麻織物，經鑒定是苧麻布，距今約四五千年。這說明麻纖維已經廣泛地被我們的祖先所利用，在新石器時代，北方已經栽培大麻，南方也可能已栽培苧麻。① 黑龍江寧安縣大牡丹屯遺址出土有炭化的大豆，雖然它的年代較晚（距今二千多年），但它所處的發展階段，仍屬新石器時代。三、古代五穀相互間的比重在上面所說的六種作物中，最重要的是穀子。在我國商代的文字甲骨文里，穀子稱為禾（），象穀子抽穗時的植株形；也稱為，這就是稷的原始字形。甲骨文的年字，寫作，在禾字下面多了一些鬚根，象穀子連根拔起的形狀。連根拔起表示收穫，用禾的一次收穫代表一年，這表明穀子是商代的首要作物。周代拿稷來代表穀神，和社神（即土神）合稱社稷，並且用社稷作為國家的代名詞。農官也稱為后稷，而且周族自己說他們的始祖棄曾做過后稷，甚至直接稱他們的始祖為后稷。春秋時代魯國禾麥受災，就感到糧食恐慌，請求齊國賣給它。在《呂氏春秋·十二紀》中，談到其他重要作物收穫的時候，說「嘗麥」、「嘗黍」、「嘗稻」、「嘗麻」，唯獨不說「嘗谷」而說「嘗新」，含有新谷接舊谷的意思。這些現象也說明穀子是周代的首要作物，特別是「嘗新」的說法，反映穀子在當時全國糧食供應上是起決定性作用的。禾原是穀子的專名，到了人們需要表示概括的概念時，由於穀子是當時的首要作物，就用「禾」來概括其他糧食作物如黍、稻等，於是逐漸由專名演變為共名。粟原指穀子的籽粒，也因為同樣的原因，用作糧食的通稱。另一方面，谷原是各種穀類的總名，戰國末年已經有用穀子作為粟的專名的，至今北方仍稱粟為穀子。這種現象的發生，只有因為穀子是當時占絕對優勢的首要糧食作物，才能由專名轉化為共名；反過來，用作共名時，說到粟或谷，主要又是指當地的首要糧食作物穀子的籽粒。在古代北方，黍和麥雖然也很重要，但是比不上穀子所佔的絕對優勢。在古代的農書里，《呂氏春秋·審時》所說六種作物，禾排在第一位。在《氾勝之書》中，禾最重要。在《齊民要術》（六世紀）中，谷也排在最先，而且《種穀》篇講得最詳盡，篇幅也最多。所有這一切，明顯地說明，從遠古到南北朝，穀子在我國栽培的作物中一直占著首要地位。黍在甲骨文中出現的次數特別多，而且商代的統治階級是飲酒有名的，出土的酒器也很多，酒用黍釀造，可見黍在商代極為重要。《詩經》中時常黍稷連稱，也反映黍的重要性。不過《詩經》中說到黍的，地區都在黃土高原的陝西和山西，只有一處是例外。顯然可以看出黍的種植偏於較北的高寒地區（黍的生長期較短，適於高寒地區，現在仍是西北、東北北部和內蒙栽培較多，黃河以南就極少）。黍的單位面積產量不及穀子，作為日常飯食，也不如小米好吃。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生長季節較長，種黍就不如種穀子了。總之，黍在古代雖然曾經是重要作物，或者在某些地區非常重要，但就全國來說，它的重要性一直遠不如穀子。戰國時代的書裡面，已經看不到黍稷連稱，而是常常菽粟連稱了。這就反映出黍的重要性在春秋戰國時期又比以前下降了。麥和黍相反，在甲骨文和《詩經》里，麥的出現次數遠比黍少。春秋以後，麥的重要性已漸漸地超過黍。《春秋》這部書里已記載了禾和麥的災，而沒有提到黍的災。《呂氏春秋·十二紀》中，強調勸民種麥，到時不種要治罪。漢武帝時也曾勸種冬麥。《氾勝之書》特別重視麥，而且說明當時麥的栽培技術的水平已經相當高了，對黍則談得很有限。麥有兩種吃法：麥飯和麵食。麥飯在漢代有些地區是一種常吃的食物。古代把各種麵食通稱為餅，按照當時的解釋，麥粉叫做面，用水合面叫做餅。戰國初年的書里已經有做餅的記載。秦代有賣餅的小商人。大概從戰國到漢代，在北方，麥的栽培已相當普遍，和穀子或大豆輪栽；在糧食中間，它的重要性次於穀子而和大豆相上下，或者還超過大豆。大豆在《詩經》里出現的次數，不及黍和麥，而多於麻和稻。上面所說戰國時代的書里常常菽粟連稱，而不見黍稷連稱，也說明大豆的重要性在增加。從這一時期的文獻里，可以看出菽和粟是人民的主要糧食，豆飯和豆葉湯尤其是一般窮人經常吃的東西。在河南西部，大豆甚至成為主糧。《氾勝之書》里說：大豆保證有收穫，容易種植。氾氏主張農家應當每人種五畝大豆，以防荒年。漢代文獻里有指出麥和穀子或大豆輪載的，可能大豆的播種面積確實不小。大概在戰國到漢代這一段時期里，大豆在糧食上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後世。大麻子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當時的人們才把它作為五穀之一，到南北朝時代還有吃麻粥的。但是麻在穀類中最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纖維。古代以絲麻或桑麻並稱，那時中原沒有棉花，苧麻的生產只限於南方，北方的布幾乎全是用大麻織成的。《氾勝之書》有種枲（xǐ喜）法（枲即大麻的雄株），《齊民要術·種麻》篇，都是專對栽培纖維用的大麻說的。稻在南方，很早就是首要作物。《史記·貨殖列傳》里說：長江中下游的人們「吃的是大米飯，喝的是魚湯」。可見這裡自古以來是魚米之鄉。稻在北方也很受重視，一向稻粱並稱，粱是好粟，人們把稻米看做珍貴的糧食。周代的文獻反映出，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等省都有稻的栽培，而且西周時關中已用水灌溉稻田。西漢時長安郊外一定有大片的稻田，因為據歷史記載，漢武帝初做皇帝時，正在青年，夜裡時常偷偷地帶著人馬出去打獵，把稻田踏壞了。西漢後期氾勝之在關中做農官，在他的農學名著《氾勝之書》里談到用控制水流的辦法來調節稻田的水溫，可見二千年前北方水稻的栽培技術也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西漢末賈讓的《治河策》指出，灌溉放淤可以改良鹽鹼地，把原來種穀子和麥的地改種水稻，可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五倍到十倍。西漢興修了很多水利灌溉工程，很可能稻田也跟著有所發展。繼西漢之後，東漢到晉朝初年，對於稻的栽培更加重視。據歷史文獻記載，西起甘肅，東到山東，以及河南、江蘇、安徽的淮北淮南部分，自戰國以來就有不少地區興修水利，增廣稻田，到兩晉又有發展。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曹魏屯田①，曾經大力發展水稻。但是話說回來，這些種稻地區，在整個北方的廣大田野上，不過是很小的部分。稻在南方雖是首要作物，但是，我國古代經濟文化中心在黃河流域，南方比較落後，人口也少，所以就當時全國糧食生產情況來說，稻的總產量遠不及穀子，至少在西漢以前還趕不上麥和大豆。① 屯田，是三國時曹操在魏國推行的一種制度，由政府招募沒有土地或沒有耕牛的農民，在各級農官的統率下耕種無主荒田。租稅是按官六民四或官民各半的比例繳納的（根據用官家的牛或自有的牛來分別規定）。當時由於實施了這一制度，使得大批流亡的農民重新安頓下來，有利於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四、古今糧食種類及其比重的變化我們現在還往往通稱糧食為五穀，但是我國現在栽培的糧食作物種類及其相互間的比重，已經和古代大不相同了。根據1979年的統計，我國稻穀、小麥、薯類、雜糧和大豆的產量，它們在這五類作物總產量中所佔的比重，稻穀佔總產量的43.3％，小麥佔18.9％，薯類佔8.6％，雜糧佔26.6％，大豆佔2.2％②。薯類主要是甘薯。雜糧以玉米的產量居首位，其次是高粱、穀子，再次是大麥、黍等等。穀子在古代很長一段時期內是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現在已退居很次要的地位。黍在古代也曾相當重要，現在更在穀子之下。就全國來說，穀子和黍現在都已不是主要糧食作物了。小麥的重要性，在上古遠在穀子之下，現在倒遠在穀子之上，僅次於稻穀，而高居第二位。變化最突出的是稻穀。稻在先秦的重要性遠不及穀子。現在已高居第一位，它的總產量比小麥和薯類的總和還多60.4％。這是一種非常巨大的變化。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講。上面稻穀、小麥、薯類、雜糧和大豆五類作物的比重，歷年是有變動的，例如稻穀，1977年的比重，佔五類總產量的45.2％，1952年最低，佔41.8％；小麥1979年佔18.9％，1952年最低，佔11.1％。但五類作物的比重無論怎樣變動，有的增高些，有的減低些，都沒有改變稻穀第一、小麥基本上第二這個糧食作物構成的局面。稻穀和小麥實在是我國最主要的糧食作物。但是這裡必須指出，我國現在全國的人口和糧食總產量比古代多得多了，穀物的播種面積大大地擴大了，單位面積產量提高了。因此，穀子在全國糧食中的比重雖然已退居下位，但是從總產量的絕對數字來講，可能比它在古代占著首位時的總產量還要多些。大豆現在除了作為副食品外，已不再用來做飯吃了。但是它作為食油和工業原料，卻日益重要。不但國內有迫切需要，而且還成為我國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大麻子在古代是供食用的，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現在早已不作食用，退居很次要的地位。前面說過，古代北方的布幾乎完全是大麻織品。自從棉花在宋末從福建、廣東推廣到長江流域，元代又向北發展，到了明代，黃河流域也成為重要產棉區，這時，麻布基本上為棉布所代替，大麻作為織布原料也不很重要了。② 五類作物產量不包括上海等四省市社員自留地的產量。五、水稻發展的歷史稻的發展，是和南方經濟的發展分不開的。前面說過，我國古代的經濟文化中心在黃河流域，南方比較落後。《禹貢》把南方的土地排在最末等。《史記·貨殖列傳》說：江南低濕，男子的壽命不長。《漢書·景十三王傳》說：長沙是低濕的窮地方。從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統計來看，華北大平原及關中是當時人口最密的地方，江南人口很稀。例如豫州（今河南省的一部分）的面積大約只佔全國的2％，而人口倒有755萬多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3％以上，一共設了108個縣；豫章郡（今江西全省）面積比豫州大一倍，但是只有35萬多人，18個縣。這就極其明顯地反映出當時長江以南的經濟情況，遠不及黃河流域。那時各地區人口的多少，是和當地的糧食產量有密切關係的。所以儘管稻是南方的主要作物，但是總產量遠不及北方主要作物穀子的總產量多。東漢時，南方的人口逐漸增加，東漢末年，由於連年的戰爭，使黃河流域的社會經濟遭受到很大的破壞，中原人民大量逃入長江流域。西晉覆滅後，北方相當長時期內局面混亂，以後又有更多的中原人民向南遷移。這些南來的移民，不但增加了南方的人力，同時帶來了北方各地區較高的生產技術，這對於長江中下游經濟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但是南方的自然環境及其相應的作物栽培方法和北方有許多區別。稻對生長條件和栽培技術的要求較高。首先，水稻需要田面有適量的水，南方雖然雨量比較多，還是需要講求水利，以便灌溉。由於南方多丘陵地，斜坡不能蓄水；又有不少低洼地，容易被水淹沒，這就給南方的土地利用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所以儘管春秋戰國到秦漢的長時期內，黃河流域的經濟文化那樣發達，而南方還是地廣人稀，經濟文化的發展比不上中原地區。南方廣大地區的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鬥爭中，逐漸懂得了怎樣改良土地，不斷地興修水利，平整田面，在坡地做起梯田（開始於漢朝），在窪地做起圩田（最遲也開始於晉朝）。因為這些工程十分艱巨，起初不會做得很好，收效不大，所以進展很慢。但是勤勞勇敢的勞動人民，並沒有在困難面前停止不前，經過祖祖輩輩的勞動創造，積累經驗，終於改變了南方農田的面貌，使它適合於水稻的栽培。同時，水稻的栽培技術也在不斷改進，例如採用移栽秧苗的辦法（二世紀時），用苕（tiáo條）子作水稻田的綠肥（三世紀時），運用烤田技術（六世紀時，這些都是就最早的記載說的）等等，都達到較高的技術水平。水稻的種植面積大大地擴大了，單位面積產量也隨著耕作技術的進步而得到了提高。加上水稻本是高產作物，因此糧食的產量跟著增加得較快。這樣就逐步加速了南方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到了隋唐統一全國以後，南方的經濟更加發展。唐朝的社會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就是和南北廣大地區雄厚的農業基礎分不開的。但是在唐朝前期，全國的經濟重心仍然在北方。天寶元年（742年）的人口統計，北方五道①共有3042萬多人，南方五道只有2036萬多人，大約是三與二之比，北方的人口仍然多於南方。唐代「安史之亂」②以後，直到五代十國，北方因長期戰爭，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南方則比較安定。中唐以後的水利建設，也偏重在南方，當時太湖流域已開始出現有規則的河網化。五代時，吳越國在太湖流域興修水利，尤其有突出的成績。因此，中唐以後，全國經濟重心已有向南方推移的跡象，到北宋時，全國經濟重心就肯定地移轉到南方了。唐朝把全國分為十道，南北各五道。宋朝把全國分為十八路，北方五路，南方十三路，這就明顯地反映出南方的經濟繁榮超過北方。宋元豐三年（1080年）的人口統計在北宋北方有956萬多人，南方有2368萬多人，大約是二與五之比，北方的人口還不及南方的一半。人口的增加，不但增加了從事生產的勞動力，同時也是當地生產發展的結果。在南方的農業生產中，水稻的大量增產起著主導作用。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唐宋時代的糧食統計，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至遲到北宋時，稻的總產量已經上升到全國糧食作物的第一位。金末元初，北方的社會經濟又受到極其慘重的破壞，更進一步地加強了南方經濟的優勢。明朝初年，北方的經濟逐步恢復，但南方又向前發展。清代也繼續著這一趨勢。宋代就有「蘇常熟，天下足」和「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明代又有「湖廣熟，天下足」（湖廣即今湖南、湖北兩省）的說法。明代宋應星在他著的《天工開物》（1637年）一書中說：「現在全國的糧食，稻佔十分之七，大小麥、穀子、黍等共佔十分之三。」這一個估計，對水稻的比重來說雖然有些偏高，但是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當時稻已高居糧食作物的首位了。鴉片戰爭以後一百多年中，我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與剝削，以致水利失修，災荒連年，稻的栽培受到阻礙與破壞，雖然它的比重仍居糧食作物的主導地位，但產量很少。解放以後，農業生產很快地得到了恢復和發展，1951年稻的產量已經超過解放前的最高年產量。以後又逐年增加，到1979年，已比1949年增加了2.95倍。這種飛躍的發展，完全是由於黨的正確領導、廣大農民群眾充分發揮生產積極性和農業科技工作者辛勤勞動的結果，同時也是充分發展和提高祖國農業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的結果。由於水利建設的普遍興建，雙季稻的推廣，近年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以及單位面積產量的大幅度提高，我國稻的產量正在迅速繼續地增長。① 唐代的道、宋代的路，都是行政區域的名稱，好象現在的省。② 唐玄宗時，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破裂，鎮守在北方邊境的大將安祿山企圖奪取唐朝政權，發動叛變，佔領了都城長安。安祿山死後，他的部將史思明繼任叛軍首領。這次事變，前後連續九年。歷史上稱做「安史之亂」。六、小麥發展的歷史南方原先很少種麥，漢以後才逐漸向南推廣。《晉書·五行志》說：「元帝大興二年（公元319年），吳郡（今江蘇）、吳興（今浙江湖州）、東陽（今浙江東陽）無麥禾（這裡的禾是指稻說的），大飢。」可見四世紀初，麥在江浙一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在此以後，又陸續得到推廣，主要是出於農民自己的傳播，有時王朝政府或地方官也曾督促推廣。南宋初年，北方人大批地遷移到長江中下游和福建、廣東等省。北方人習慣於吃麥，麥的需要量突然增加，因而麥價大漲，刺激了麥的生產。因此，麥的栽培迅速擴大開來。南宋庄季裕在他寫的《雞肋編》（十二世紀前期）中說：「此時一眼看去，連片的麥田，已經不亞於淮北。」這就是說，已經不亞於北方了。麥和稻的生長季節不同，只要安排得好，就可以在秋季收稻以後種麥，夏季收麥以後插秧，同一塊田一年可以兩熟。麥的推廣並不妨礙稻的栽培面積。大概南方種麥後，很早就摸索出一套稻麥兩熟制的經驗。北宋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記》（1084年）就說：「吳中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割麥後種稻，一年兩熟，稻有早晚。」後來南宋陳旉（fū膚）《農書》（1149年）和王禎《農書》（1313年）所說的也是稻麥兩熟制。而且根據王禎《農書》的記載，南方對於種麥，已有相當技術水平，單位面積產量也比較高，並不比北方差。小麥不但向南方推廣，同時北方也在發展。元以前就有這樣的農諺：「收麥如救火」。在生產工具方面，唐代已使用麥釤（shàn扇，一種長形的鐮刀），到元朝初年，又有了新的改進，創造了用麥籠、麥釤、麥綽（一種竹篾編成的抄麥器，形狀象簸箕而稍大，它的一邊裝有釤刃，當揮刃割麥穗時，麥穗自然落到綽里）結合成為一整套的快速收麥器。它的使用方法是這樣的：麥籠安裝在下面有四個小輪的木架子上，用繩系在腰部拖著走。割麥人用釤割麥穗，麥穗跟著落向綽里去，隨手把綽里的麥往後倒到籠里，籠裝滿了以後就拉到打麥場上。據王禎《農書》的記載：「一天可以收割十畝，比南方用鐮刀割，要快十倍。」如果不是種麥很多，是不會創造出這種快速收麥器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推斷，到了南宋，全國小麥總產量可能已經接近穀子，或者超過穀子而居糧食作物的第二位。據明宋應星《天工開物》的估計來推算，當時小麥約佔全國糧食總產量的15％多一點。這雖是一個粗略的估算，但已明白地可以看出，小麥在明代糧食作物中僅次於稻而居第二位。從歷史上看，我國小麥栽培也是不斷發展的。解放後發展更快，發展速度超過其他各種糧食作物。拿1979年的總產量和1949年的比較，1979年是1949年的4.54倍。七、玉米的傳入和推廣

玉米原來叫玉蜀黍，各地俗名很多，有番麥、玉麥、玉黍、包穀、包蘆、捧子、珍珠米等名稱；還有叫做六穀（也寫作稑谷或鹿谷）的，意思是說五穀之外的又一種穀。玉米原產美洲。有人根據元賈銘的《飲食須知》（1367年前後）中談到玉蜀黍，而且元代尚食局（元朝宮廷里一個管理皇帝膳食的專門機構）有御麥面，以為我國元代已有玉米。這種說法未必正確。所謂御麥面，不過是專制皇帝御用的上好麥面。《飲食須知》中談到玉蜀黍的部分很可能是後人加入的，恐不可靠。玉米很早就是美洲本地人的主要糧食作物，有很多關於玉米的故事，還在地下發掘出遠古玉米的籽粒，以及用大量黃金、陶土和玉米穗做成的玉米神像。而在其他各國的歷史上，直到十五世紀，沒有一個國家有有關玉米的記載或任何跡象。所以可以這樣說。玉米是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後，才傳到舊大陸各國的。玉米怎樣傳入中國，西方的學者有不同的推測。有人以為玉米是由阿剌伯人從西班牙帶到麥加，由麥加傳到中亞細亞而入中國西北部，或者從麥加傳到回教印度而入中國西南部，然後從西北部或西南部向東傳播到各省。這種推測還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他們引用的較早的中國文獻，一般限於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1578年），有的也只是引用到田藝蘅的《留青日扎》（1573年）。實際上我國各省府縣誌中保存著豐富的有關玉米的記載。根據各省通志和府縣誌的記載，玉米最早傳到我國的是廣西，時間是1531年，距離哥倫布發現美洲不到四十年。到明代末年（1643年為止），它已經傳播到河北、山東、河南、陝西、甘肅、江蘇、安徽、廣東、廣西、雲南等十省。還有浙江、福建兩省，雖則明代方誌中沒有記載，但有其他文獻證明在明代已經栽培玉米。清初五十多年間，到十七世紀末（即康熙三十九年）為止，方誌中記載玉米的比明代多了遼寧、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1701年以後，記載玉米的方誌更多，到1718年為止，又增加了台灣、貴州兩省。單就有記載的來說，從1531到1718年的不到二百年的時期內，玉米在我國已經傳遍二十省。讓我們把各省最早的文獻記載，按照年代先後來觀察一下：廣西1531年，河南1544年，江蘇1559年，甘肅1560年，雲南1563年，浙江1573年，福建1577年，廣東1579年，山東1590年，陝西1597年，河北1622年，湖北1669年，山西1672年，江西1673年，遼寧1682年，湖南1684年，四川1686年，台灣1717年，貴州1718年。上述年代次序，並不能代表實際引種的先後，因為方誌和其他文獻記載，常有漏載和晚載的。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廣西的記載早於甘肅或雲南三十年左右，早於陝西六十多年，早於四川一個半世紀以上，早於貴州差不多兩個世紀，另外，江蘇也早於甘肅和雲南，浙江、福建、廣東都早於陝西，四川、貴州二十來年以至一個世紀以上，這就很難想像玉米先由陸路傳到我國西南部或西北部，然後再向東傳播的。另一方面，葡萄牙人於1496年就到爪哇，1516年就來到中國，同時中國人那時僑居南洋群島的已不少，玉米由海路先傳入我國沿海和近海各省是很可能的。玉米和甘薯都是源出美洲，傳入我國後一二百年都已成為我國重要的糧食作物，但是它們在傳播過程中有一種顯然不同的現象。關於甘薯的傳播，流傳著許多動人的故事，而關於玉米的就沒有。甘薯一開始就吸引著名的農學家徐光啟的特別注意，大力鼓吹，在他的《農政全書》里詳細地論述了栽培甘薯的方法；而對於玉米，僅僅在高粱條下附註說：「蓋亦從他方得種」，一點也沒有談到栽培方法和它的重要性。方誌中關於玉米的記載雖然多，一般都很簡單，大都只是提到了物產中有玉米，或者記敘了一些玉米的異名、性狀等，關於推廣情況及其重要性的記述也只有少數幾條。總之，玉米沒有受到知識分子對甘薯那樣的重視。儘管如此，玉米卻在默默無聞中早就傳入中國，比甘薯早了半個世紀，而且玉米在明末已推廣到十二省，而甘薯只有四省。這個現象反映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新作物的引種和推廣，主要依靠廣大農民群眾的試種和擴大生產。勤勞而敏慧的農民大眾，一旦看到玉米是一種適合於旱田和山地的高產作物，就很快地吸收利用。例如安徽《霍山縣誌》（乾隆41年，1776年）說：「四十年前，人們只在菜圃里偶然種一二株，給兒童吃，現在已經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內都靠它做全年的糧食了。」又如河北《遵化縣誌》（光緒12年，1886年）記載嘉慶年間（1796—1820年）有人從山西帶了幾粒玉米種子來到遵化，開始也只是種在菜園裡，可到了光緒年間（1875—1908年）就成為全縣普遍栽培的大田作物了。可見發展的迅速。我國本來有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農業技術已有相當高的水平，所以引種以後能夠結合作物特性和當地條件，很快地掌握並提高栽培技術，並且培育出適合於當地的許多品種，創造出多種多樣的食用方法。玉米的迅速發展，是在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後。現在全國各省區都有栽培，產量遠遠超過穀子，往往僅次於小麥，而居糧食作物的第三位。八、甘薯的引種和推廣

穀類一般是指禾本科的糧食作物，如稻、麥、穀子、黍、玉米和高粱等。五穀中的豆和麻，雖不是禾本科，也還是用它的籽粒當糧食。甘薯的食用部分是肥大的塊根，這一點和穀類絕然不同。但甘薯已是現在我國主要糧食之一，談五穀時不能不談到它。甘薯原來寫作甘藷。原產美洲中部墨西哥、哥倫比亞一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才傳播到其他各國。所以最初傳入中國時稱為番薯。後來不知哪一個或哪些人開始稱它為甘藷，因而和東漢楊孚《異物志》和《南方草木狀》（舊說西晉嵇含撰，疑為後人偽托）所說的甘藷混淆起來了；其實那是山藥一類的東西，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甘薯。現在所說的甘薯是專指番薯說的，又有紅薯、紅苕、山芋、地瓜等名稱。甘薯的傳入我國，據現在所知，最早是廣東東莞縣人陳益。《陳氏族譜》記載，陳益於明萬曆八年（1580年）去安南，萬曆十年（1582年）夏設法帶著薯種回東莞，在家鄉試種成功。以後很快向各地傳播。萬曆初年，福建長樂縣人陳振龍到呂宋（今菲律賓）經商，看到甘薯，想把它傳入祖國以代糧食，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用重價買得幾尺薯藤回國（呂宋不準薯種出國）。振龍的兒子陳經綸向福建巡撫金學曾推薦甘薯的許多好處，並在自家屋後隙地中試栽成功。金學曾於是叫各縣如法栽種推廣。第二年遇到荒年，栽培甘薯的地方，減輕了災荒的威脅。後來經綸的孫子以桂把它傳入浙江鄞（yín銀）縣。又由以桂的兒子世元傳入山東膠州，膠州比較冷，不容易種活，還每年從福建補運薯種，並傳授藏種方法。世元又叫他的長子云、次子燮傳種到河南朱仙鎮和黃河以北的一些縣，三子樹傳種到北京齊化門外、通州一帶。世元並著有《金薯傳習錄》。後來有人在福州建立「先薯祠」來紀念金學曾、陳振龍、經綸、世元等。但是也有人說是先從呂宋傳入泉州或漳州，然後向北推廣到莆田、福清、長樂的，說法不一。當時福建人僑居呂宋的很多，傳入當不止一次，也不止一路。傳入後發展很快，明朝末年福建成為最著名的甘薯產區，在泉州每斤不值一文錢，個論貧富都能吃到。廣東也是迅速發展甘薯栽培的省份，在明朝末年已和福建並稱。傳入途徑也不止一路，其中有自福建漳州（鄰近廣東）傳來的，也有從交趾傳來的。據載，當時交趾嚴禁薯種傳出，守關的將官私自放醫生林懷蘭過關傳出薯種，而自己投水自殺。後人建立番薯林公廟來紀念林懷蘭和那個放他的關將。江浙的引種開始於明朝末年。徐光啟曾作《甘藷疏》大力鼓吹，並多次從福建引種到松江、上海。到清朝初年，江浙已有大量生產。其他各省，沒有看到明代栽培甘薯的記載。我們查看了清代乾隆以前的方誌，各省最早的記載如下：（1）台灣1717年，（2）四川1733年，（3）雲南1735年，（4）廣西1736年，（5）江西1736年，（6）湖北1740年，（7）河南1743年，（8）湖南1746年，（9）陝西1749年，（10）貴州1752年，（11）山東1752年，（12）河北1758年，（13）安徽1768年。此外，山西、甘肅兩省尚未看到記載。這些記載未必能代表實際的先後次序，因為常有漏載、晚載。根據有記載的來說，福建、廣東、江蘇、浙江四省在明代已有栽培，其他關內各省、除山西、甘肅二省外，都在清初的一百餘年間，亦即1768年以前，先後引種甘薯。大體說來，台灣、廣西、江西可能引種稍早；安徽、湖南緊接在江西、廣西之後；雲南、四川、貴州、湖北也不晚，山東、河南、河北、陝西或者稍晚，但相差不會太久。傳入和推廣的途徑是錯綜複雜的。以後仍在繼續發展。甘薯先後在不少地區發展成為主糧之一，所以有「紅薯半年糧」的諺語。甘薯是單位面積產量特別高的糧食作物，畝產幾千斤很普通。而且它的適應性很強，能耐旱、耐瘠、耐風雨，病蟲害也較少，收成比較有把握，適宜于山地、坡地和新墾地栽培，不和稻麥爭地。這一些優點，強烈地吸引著人們去發展它的栽培。這種發展不是輕易得來的。不少傳說中曾談到某些外國不準薯種出國，我們先人則想方設法的引入國內。這些傳說雖然不一定可靠，但是古代交通不便，從外國引種確實有一定困難的。若不是熱愛祖國，關心生產，和善於接受新事物，是不會千方百計地把薯種傳入國內的。傳入後並不自私，有的還儘力鼓吹推廣。試想推廣得如此快，範圍又如此大，需要多少薯種？同時還需要結合適宜於當地的栽培技術。這顯然是通過很多人的辛勤勞動得來的。甘薯在國內各地區之間的傳播、馴化和摸索出一套適宜於各該地區的栽培技術，並先後在各地培育出許多品種，更需要付出長期的和艱辛的勞動。此外，甘薯還有許多的用途，既可用來釀酒、熬糖，又可以做成粉絲等各種食品。由於甘薯塊根包含很多水分，容易腐爛，各地就創造出各種保藏的方法，如晒乾成甘薯片、甘薯絲或粒子，晒乾磨粉或去渣製成凈粉，以及井窖貯藏鮮薯等。所有這些，突出地表現出我國農民的勤勞和無窮智慧。解放以來，甘薯栽培的發展也很快，它的產量，多年僅次於玉米而居全國糧食產量的第四位。九、高粱和其他糧食作物

（一）高粱舊說，高粱原產非洲中部，但從我國的考古發掘來看，我國可能也是高粱的原產地之一。高粱也叫蜀黍，現在北方俗稱秫秫，在古農書里也有寫作蜀秫或秫黍的。其實蜀黍、秫秫、蜀秫、秫黍、在北方人讀起來，發音是相同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名詞的不同寫法。從現在可以查到的書來看，高粱這一名詞最早見於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1578年），說是俗名。蜀黍這一名詞較古，最早見於西晉張華的《博物志》（三世紀）。在此以前的古書里沒有提到過。後來見於唐陸德明的《爾雅音義》（七世紀前期），但《唐本草》（七世紀唐朝政府頒行，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藥典）和唐人詩里仍沒有提到。宋人詩里才提到蜀黍。元代的農書里才談到蜀黍的栽培法。從文獻記載來看，似乎到宋元時代才廣泛地栽培，到了金末元初，在北方已經相當重要。但是從地下發掘來看，解放以來在不少地方發掘出古代高粱實物的遺存。如在江蘇新沂縣三里墩西周遺址中發現了炭化的高粱稈和高粱葉，河北石家莊市市庄村戰國時趙國遺址中發現了炭化的高粱粒兩堆，遼寧遼陽縣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中發現了炭化的高粱一小堆，陝西西安市郊西漢建築遺址中發現了土牆上印有高粱稈紮成的排架的痕迹等。這些都說明高粱在我國也是古老的作物之一，而且地區分布很廣，北至遼寧，西至陝西，東至江蘇，都有它的實物遺存。解放前還在山西萬泉縣荊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掘出高粱種粒，距今已有六、七千年。如果上述實物的鑒定準確，那時代就要上推到遙遠的原始農業時期，高粱和穀子、黍、稻等一樣，都是我國原有的古老作物。奇怪的是為什麼西晉以前的古書中沒有提到高粱和蜀黍，甚至在《唐本草》和唐人詩中還是見不到呢？難道說古代另有名稱？三國魏張揖寫的《廣雅》（三世紀）中的荻粱、木稷，真的是高粱？曹操曾用遼東赤粱煮粥吃，這赤粱也就是高粱嗎？即使這些都是高粱，也只是漢以後才出現的，那末漢以前為什麼還是見不到呢？難道古書中很早提到的「粱」，真的就是高粱嗎？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現在高粱在東北和華北部分地區是主糧，在全國糧食中次於稻、小麥、玉米、甘薯，和穀子不相上下而互有消長。但是高粱不及玉米產量高，不如小米好吃，近年來有減少的趨勢。

（二）馬鈴薯 馬鈴薯又名洋芋（或作陽芋），在山西俗稱山藥蛋，廣東叫做荷蘭薯或爪哇薯，原產南美洲。有人在1650年在台灣看見馬鈴薯。我國文獻中最早的記載見於福建《松溪縣誌》（1700年），其次為湖北《房縣誌》（1788年）。可能最先是從南洋群島傳入我國，後來還有從別路傳入的，例如有人說，「洋芋出俄羅斯」。但是它沒有象甘薯那樣得到廣泛推廣。現在主要產區是西北黃土高原、內蒙古高原以及東北北部。（三）燕麥 燕麥原產東歐及西亞。我國很早就有栽培。《爾雅》里所說的雀麥，就是燕麥。一般所稱的莜麥，亦作油麥，就是普通燕麥中的裸燕麥（另有皮燕麥）。燕麥在我國栽培不很多。我國主要產區為北方的牧區和半牧區。內蒙北部、甘肅、青海等省區的播種面積較多。（四）蕎麥 蕎麥原產黑龍江至貝加爾湖一帶。我國晉以前的書中沒有記載，最先見於《齊民要術》的《雜說》中。但《雜說》不是賈思勰（xié協）的原文，可能賈氏還不知道蕎麥。此外，最先見於唐初孫思邈的《千金要方》（七世紀）。較後的唐人詩中就一再提到了。但據考古發掘，在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中，發掘出東漢前期或中期的蕎麥實物。蕎麥至遲在漢代就已傳入中國，到唐代已有推廣，到了宋元間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南北各地都有栽培，在有些地區甚至成為主糧之一。現在主要產區是東北和黃河下游各省。（五）豌豆 豌豆原產地中海沿岸。有人以為《爾雅》所說「戎叔謂之荏菽」是指胡豆，也就是豌豆。荏菽見《詩經》，實在是大豆。豌豆這一名詞最先見於張揖《廣雅》（三世紀），又名豍（bēi卑）豆。豍豆在東漢崔豍《四民月令》（二世紀）中已有記載，可以證明至遲在漢代就已傳入我國。元代農書中強調豌豆收穫多，一歲之中成熟最早，近城市的還可以摘豆角賣，鼓勵多種；並說山西人用豌豆摻上少量的麥混合磨成面，可作餅餌，不問凶年豐年，都可食用，實在是救濟饑荒的寶貝。現在全國各省區都有栽培。（六）蠶豆 蠶豆原產裏海以南和非洲北部。我國明代以來的書中相傳：蠶豆是張騫通西域時傳入中國的。這完全是後人的推測，沒有根據，古書中往往是豌豆和蠶豆的名稱不一致，隨俗而異，如王禎《農書》中所說的蠶豆，實際上是豌豆，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蠶豆（至今還有稱豌豆為蠶豆的）。確指蠶豆的記載，最先見於北宋宋祁的《益部方物略記》（1057年），叫做「佛豆」。現在四川仍稱為胡豆，發音和佛豆極相象。蠶豆這一名詞，最先見於南宋楊萬里（1124—1206年）的詩序中。從我國的一些古書記載來看，這種作物可能在宋初或宋以前不久傳入我國，最先栽培於西南川、滇一帶，元明之間才廣泛推廣到長江下游各省。現在主要產區為南方水稻區。（七）綠豆 綠豆原產我國。這一名詞最先見於《齊民要術》（534年前後），當時已廣泛用作綠肥作物。可能在秦以前已有栽培，秦以前到漢代的書中提到的小豆，就包括了綠豆。元王禎《農書》也是把綠豆當作小豆的一種。有人說綠豆原產印度；但是印度古代的文字梵文中並沒有綠豆這個名詞，印度栽培綠豆並不早於中國。元明兩代的書中說，南北都有綠豆，北方最多，用途很廣，可作豆粥、豆飯、豆酒，可以炒食，磨粉作麵食，做粉絲、粉皮、豆芽菜等。現在也是北方種的較多，在有些地區（如在河南西部）和玉米間作，成為當地主糧之一，長江流域也種有相當數量。後 記萬國鼎先生的《五穀史話》出版於1962年，離開現在已經二十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書中有些內容如當時糧食作物的統計數字等已不適用，有酌加修訂的必要。可惜萬先生於本書出版後的第二年不幸逝世，這次再版，只好由我承擔了這個修訂工作。農業史上的問題，特別是先秦的有關文獻，現在學術界（主要是農史界）是存在著不同的理解的。例如萬先生認為稷是穀子，粱是好粟，穀子是古代的首要作物等，有他長期的立論根據，現在也有不少人同意他的見解。我修訂這本書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保留萬先生原來的論點不變，一是尊重原作，二是學術上的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能強求統一，只能留待學術界進一步探討。至於文字方面，除個別必須改動的以外，一律不改；有關玉米、甘薯最早見於哪一省的記述，也一仍其舊。我只是在統計數字、近年考古發掘的資料以及某些明顯缺失的地方，加以必要的修訂和補充。不妥之處，歡迎讀者指正。繆啟愉一九八二年六月於南京責任編輯: echohttp://www.agri-history.net/agrobiology/wugushihu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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