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乾隆遇見華盛頓
吳曉波
乾隆與喬治·華盛頓,一個是留長辮子的中國古代皇帝,一個是穿西裝的美國總統,他們怎麼可能碰到一起呢?但這真的不是一個與穿越有關的問題,乾隆與華盛頓是同時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頭,華盛頓死在年尾。
為什麼你會有穿越的感覺?道理其實很簡單:他們兩個人身上的現代性相差實在太遠了。大而言之,也就是兩個國家的現代性。
18世紀中期以後,歷史開始跑步前進。其後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國經歷產業革命的全過程,工農業產值成百倍、千倍增加。與此同時,政治文明的進步同樣迅猛,西方各國人民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了法律的籠子里。
與西方相比,東方的情景則恰成對比。清代的皇權專制尤勝於明代。明王朝取締了宰相制度,集獨裁於皇帝一身,不過它還有內閣制,大臣尚能公開議政。而到了清代,則以軍機處取代內閣,將一國政事全然包攬在皇室之內,皇家私權壓制行政公權,無復於此。
對於社會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壓制的。入關不久的1648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國的府學、縣學都樹立一塊卧碑,上面銘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違犯三令者,殺無赦。而這三條,恰好是現代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清朝時,皇帝多次大興文字獄,使得天下文人戰戰兢兢,無所適從。
1799年,就在世紀交替的前夜,88歲的乾隆在紫禁城養心殿安詳駕崩了。他留給兒子嘉慶兩份重要的「遺產」: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環,二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大貪官,也是當時的全球首富——和珅。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也是空前絕後的貪污高手。乾隆駕崩15天後,嘉慶就以「20宗大罪」把他賜死了。嘉慶查抄和珅家,共得8億兩白銀,當時清廷每年的稅收約為7000萬兩,和珅的財產竟相當於10多年的國庫收入。
一個人,既是國家的首相,又是國家的首富,大抵是中央集權到了登峰造極時期才可能出現這樣的超級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雙首」樣本。「雙首」人物的出現必基於兩個前提:第一,政府權力高度集中,權錢交易的土壤相當豐腴;第二,貪污必成制度化、結構性態勢,整個官吏階層已朽不可復。
在地球的另一端,華盛頓去世的時候,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遺產。他領導了一場獨立戰爭,讓北美地區擺脫英國統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本有機會做一個皇帝,至少是終身制的獨裁者,可是,他卻選擇了當一個以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總統,並在兩屆任期結束後,自願放棄權力,不再續任。他主持起草了《獨立宣言》和《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在後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憲法的目的有兩個——限制政府的權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於這個目的,國家權力被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部分權力相互之間保持獨立,這就是現代民主社會著名的三權分立原則。
1799年,乾隆的名聲、權力和財富都遠超華盛頓。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的遺產讓他們在歷史的天平上獲得了不同的評價。如果乾隆與華盛頓真的見面了,估計也沒什麼可談的——如果談三權分立,他們會打起來;如果談文字獄,他們會打得更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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