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從學：穆旦——「被圍者」的精神結構及其歷史表述

　　 穆旦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形象，是一個永遠「鎖在荒野里」（《我》）的被圍者。被「沉重的現實閉緊」（《海戀》）了的詩人，在反覆書寫被包圍的痛楚經驗的同時，又以肉體性的自我作為支撐點和出發點展開了殊死肉搏，渴望著突出荒涼與空虛的包圍，獲得生命的真實與自由。但種種突圍自救的努力，最終卻「只搭造了死亡之宮」（《沉沒》），未能找到「異方的夢」（《玫瑰之歌》）。「生命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智慧之歌》）的穆旦，仍然被醜惡的「舊世界」牢牢地釘在「現在」。

　　 作為現代性文化精神的後裔，研究者一直本能地站在穆旦的位置上，把個人的純潔無辜和現實的醜惡黑暗視為理所當然的生存論前提。詩人的「被圍者」形象，也就成了「突圍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烈士姿態，一種無聲地召喚著後人繼續純潔的個人反抗醜惡的現實聖神事業的詩學遺產。但純潔個人與醜惡現實的尖銳衝突愈演愈烈，當年的歷史境遇卻悄然蛻化成了令人艷羨不已的「民國范」或「毛時代」的事實表明，穆旦之成為「被圍者」，以及突圍最終失敗的根源並非特定的歷史經驗，而是「純潔個人」和「醜惡現實」兩者共同組成的現代性精神「囚徒結構」。

　　 一

　　 「被圍」的前提，是曾經自由。「突圍」的基礎，則是相信「醜惡的現在」之外，有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站在地球之外的宇宙中的一個立足點上，來對付自然」的現代人，穆旦也經歷了從「世界之外」到「世界之內」的精神歷程。

　　 1948年，曾在《世界》一詩里，揭示了自以為「在世界的外邊」的「小時候」，和不知不覺中被裹挾和被捲入「世界之內」，「已經踟躕在其中」的「現實之我」的永恆矛盾。前者是自由自在地「走來走去在世界的外邊」的「理想之我」，但卻缺乏介入歷史的行動能力，「在茫然中」期待著「大人神秘的嘴巴」的指令，等待著「學校」的幫助以獲得被承認的資格，踏入「世界之內」成為「美好的主人」。最終的、世界之內的「現實之我」，則因為世界的醜惡黑暗而又無可逃避的強悍而喪失了源初「理想之我」的本真性，變成了被支配和被奴役的存在，「一如那已被辱盡的世代的人群」。

　　 正如「被圍」及其突圍的失敗並非個案，而是浪漫-現代主義詩人的共同姿態一樣，穆旦這裡的「理想之我」與「現實之我」的衝突，同樣是個體生命永恆的遭遇和經驗。用拉康的話來說，就是作為意象的「自我」，和作為實體的「主體」之間永遠不不可能同一的結構性斷裂。前者是鏡像階段的嬰兒通過把某個虛幻的意象認定為「自我」而形成的想像之物，後者則是個體遵照先於他而存在的社會秩序法則而在生活實踐中形成的歷史存在。在「世界之內」與「世界之外」的轉換與交互作用的層面上，「自我」遵循的是縱向的所指維度上的想像秩序，「主體」遵循的是橫向的能指鏈上的符號秩序。符號秩序層面的「主體」，與想像秩序層面的「自我」，因此處在永遠不可能消除的矛盾之中：

　　 前者的特徵是差異、斷裂和移置，而後者的特徵則是對同一性或類似性的某種尋求。想像秩序源於嬰兒關於它的「鏡中自我」（specular ego）的經驗，但一直延伸到個體成年後對他人以及外部世界的經驗之中：只要發現主體內部、主體之間或主體與事物之間存在不切合現實的認同，則必然是想像秩序在起支配作用。

　　 由於「自我」慾望中的「理想之我」，乃是個體甚至尚未獲得獨立行動能力的「小時候」形成的想像之物，一個空洞的「意象」；只有在接受他者的引導和塑造，成為「主體」之後，個體生命才可能獲得行動能力，參與包括尋找「理想之我」在內的諸多社會歷史實踐。穆旦「小時候」的「自我」，因而必須按照某種早已經存在的語法規則和社會秩序來組織自己的身體和慾望，以此獲得控制和支配自己的身體，進而尋找自身的「同一性或類似性」之物，尋找「理想之我」的行動能力。「自我」獲得獨立行動能力的過程，因此而不知不覺中轉換成了被支配和被控制的過程。「大人神秘的嘴巴」、「幫助我們尋找」的「學校」，等等，就是組織和控制嬰兒「小時候」的身體和慾望所必不可少的語法規則和社會秩序。這就是說：詩人自以為是在「自我」推動下，不斷向著垂直縱深方向「突進」，按照縱聚合的隱喻模式來發掘和尋找「理想我」，而事實是詩人在「他者」——「靈魂操縱者」和「社會工程師」們——的引導和塑造之下，不斷沿著橫向平面方向「滑動」，按照橫組合的轉喻模式被塑造為充滿了張力、斷裂和激變的「主體」。通常情況下，空洞的「理想我」將會隨著成年而消失在無意識領域，個體轉而認同「現實我」的存在，以「主體」的身份進入社會，參與歷史實踐。

　　 一旦「自我」不願意按照「靈魂操縱者」和「社會工程師」，按照「大人」和「學校」的指令，把「他者」的話語誤讀為「自我」慾望，「理想之我」與「現實之我」，「自我」與「主體」就不可避免地處於永遠無法平息下來的衝撞之中，成為精神分析的臨床病例。

　　 人類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會是生活在不完滿的世界之中。但只有在現代性條件下，「自我」與「主體」之間的衝突，才演化成了綿延數百年的文化風景。「被圍者」穆旦的痛楚，以及他突圍的最終各失敗，也才會成為令人唏噓不已的烈士經驗。原因在於站在地球之外的宇宙中的某個點上來俯視我們的生活世界的現代人，實際上是預先站在某個虛構和想像的「理想之我」的立場上，把「自我」當作了不言而喻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由此展開了以「應在」對抗「實在」，以「自我」對抗「主體」的現代性歷程。對現代人來說，既然「應在的根基無論如何不在實在之中」，則「自我」也就永遠不可能被馴化為「主體」。穆旦「小時候」的「理想之我」，因而也就成了「現實之我」永遠的敵人。「如果你還不能改變，/你就會喊出是多大的欺騙」，表達的就是詩人拒絕接受「靈魂操縱者」和「社會工程師」支配與控制的浪漫-現代主義對抗性立場。

　　 為了說明這個共同的現代性精神結構如何在具體歷史情境中，呈現為穆旦特有的個人體驗，進而鑄就了詩人最基本的文學史形象，我們有必要回到詩人把「新生的中國」看作是理想的生存世界，認定「自我」有能力推動此一理想新世界之形成和到來的「精神時刻」。用拉康的話來說，就是回到「自我」幻覺發生現場，回到詩人把外在的「非我」誤讀為「自我」同一性的開端現場。

　　 二

　　 稍稍回顧詩人的精神歷程，就不難看出，「世界之外」的穆旦是通過對抗日戰爭的認同而跨進「世界之內」，由此「永遠走上了錯誤的一站」（《幻想底乘客》），一步步變成了醜惡世界的「被圍者」的。

　　 過對抗日戰爭的認同，「世界之外」的局外人穆旦，個人與世界之間的永遠不可能同一的結構性對立，轉化成了個人與歷史，即個人與過去時態的「舊世界」之間的歷時性對立，從而將自己變成了「舊世界」的反抗者和「新生的中國」的擁抱者與建造者，在個人與「新生的中國」之間建立了同一性。在穆旦眼睛裡，抗戰以來的中國已經徹底掙脫了「舊世界」的陰影，沐浴在了新鮮的陽光和流動的空氣里，變成了「新生的中國」。這個「新生的中國」不僅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不可遏制的勃勃生機，而且鼓動、激蕩起了詩人年青的血液，「要從絕望的心裡拔出花，拔出草」（《從空虛到充實》），帶來一個嶄新的自我。作為社會歷史形象的「新生的中國」，與詩人「新生的自我」，就此建立起了親密的同一性關聯。

　　 在這個認同中，穆旦實際上是把個人的生存根基轉移到了外在的社會歷史事件之上，認可了外在的社會歷史事件主導和塑造個體生命的生存論立場。從詩人後來的反應著眼，這實際上是穆旦陷入外在社會歷史事件的包圍和擠壓的開始。換算為拉康的理論術語，就是個體接受符號秩序的支配，被建構為「主體」的開始。正常——精神病理學意義上的——情形下，個體也將隨之而在橫向能指鏈上流動起來，在差異和斷裂中形成互不相屬的複數「主體」，以此在符號秩序的支配中保持著「重新開始」的身份策略。

　　 但穆旦的想像，卻是另一回事。在詩人看來，不是「自我」的立場與位置的改變，而是外部世界的改變，才促成了這種認同。抗戰發生以來，中國社會現實徹底改變了戰前的面貌，變成了「自我」想像秩序中的理想形態，詩人才有了擁抱「新生的中國」的現實舉動。不僅如此，在社會現實與「自我」慾望發生不一致地方，詩人還應該主動以自身的「野力」來改造之，推動之，消除其中的醜惡與黑暗，促成「新生的中國」的發展，茁壯。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詩人突圍的動力與方向，也同樣是這個站在「世界之外」來推動和改造世界的現代主體性立場。

　　 所以毫不奇怪的事實是：就在《讚美》神聖的民族抗戰事業的同時，穆旦又發現了「新生的中國」的幻滅。懷著在「新生的中國」尋求生命的真實與自由的激情而縊死了「錯誤的童年」（《在曠野上》）的詩人，幾乎在同一時間裡就看見：抗戰之後的中國，並沒有從病態疲弱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片「復生的土地」。充滿了不可抗拒的希望的「碧綠的大野」（《玫瑰之歌》），仍然只是他從長沙到昆明「三千里步行」旅途中看到的「風景」，而非真實的生活世界。生機勃勃的南方「原野」，很快在《在寒冷的臘月的夜裡》、《讚美》等詩中，演化成了荒涼、乾枯、寒冷、死寂的北方曠野。前者的寒冷不僅是自然的，更是沒有盡頭的生存命運。從遠古祖先一直到那被「嚇哭了」的兒郎，都在重複著同樣的命運，沉重得連夢裡也沒有一絲安慰，「所有的故事已經講完了，只剩下了灰燼的遺留」。而在《讚美》里，在「荒涼的亞洲的土地上」，乾燥的冷風、嗚咽的流水、憂鬱年代、荒涼的沙漠，和「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並置在一起，無言地指認著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沉重的苦難仍然橫亘在中國大地，民族的「多年恥辱的歷史/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著被解放出來。

　　 既然充滿恥辱的歷史依然站在現實之中，古老的中國依舊生活在寒冷和荒涼之中，個人掙脫歷史的束縛，在新生的中國里獲得自由的前景，也就隨之而發生了改變。所以，仍然是在《讚美》中，當穆旦把目光聚焦到「一個女人的孩子，許多孩子的父親」的農夫身上，聚焦到有限的個體生命身上的時候，個人自由與民族生存之間的裂痕，也就自然而然地綻現了出來。對這一個依然無言地承受著沒有盡頭的恥辱與苦難的歷史的苦難的農夫來說，「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的歷史事實，只不過發生在他身外。「在大路上人們演說，叫囂，歡快」，但「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鋤頭」，堅定地「溶進了大眾的愛」，「溶進死亡里」，走上了一條「無限的悠長的」犧牲之路。

　　 民族的新生，必須以個體生命的死亡為代價。面對那為民族解放而堅定地走進了犧牲者行列的人們，為著尋找個體生命的真實與自由的穆旦，因此而發現自己所要擁抱的「新生的中國」，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生存悖論。詩人沉痛地寫道，為了這個勇敢地看著自己溶進死亡的農夫，為了這「一個老婦」的孩子，「許多孩子」的父親，

　　 為了他我要擁抱每一個人，/為了他我失去了擁抱的安慰，/因為他，我們是不能給予幸福的，/痛哭吧，讓我們在他他身上痛哭吧，/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尋求個人新生的「自我」慾望，引導著穆旦發現了這個悖論。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反過來說，這個生存悖論的根源乃是「自我」的慾望。民族新生的總體目標與個體自由之間的悖論，根源在於個體生存時間的有限性，與社會歷史時間之開放性之間的永恆衝突。穆旦的「自我」，只不過是引導著詩人發現，並將此一衝突綻現為悲劇性生存悖論而已。

　　 很明顯：民族國家的自由解放乃是一個未來時態的開放式歷史進程，一個總體性的社會歷史事件：個人的生存意義，則天然地受制於個體生存時間的有限性，只能在當下生存事件中顯現出來。「只有……（將來）才能……」的條件邏輯，必然潛含著這樣的伴隨命題，「因此……（現在）只能……」。在其中代入穆旦切實具體的感性生存經驗，那結果就是：在民族國家的自由解放最終完成之前，作為個體的我們，「不過是幸福到來前的人類的祖先/還要在無名的黑暗裡開闢起點」（《時感四首》），依舊只能生活在黑暗與空虛之中。

　　 的確如詩人所說，「他追求而跌進黑暗」（《裂紋》）。懷著對未來的熾熱期待，和對充斥著空虛與疲乏的「現在」的極度厭倦而「縊死了」自己「錯誤的童年」，「鞭擊著快馬」（《在曠野上》）向著未來「突進」，像「一顆充滿熔岩的心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顆冬日的種子期待著新生」（《玫瑰之歌》）那樣，期待著在「新生的中國」里獲得新生的穆旦，就這樣再次回到了最初的出發點。

　　 通過對抗日戰爭的認同，從「世界之外」突進到「世界之內」的穆旦，並沒有擺脫現代性精神結構的內在困境，消除「理想之我」與「實在之我」，即「自我」與「主體」之間不可彌合的差異，而只不過是將他從共時性結構斷裂，誤讀成了歷時性的兩種時間的衝突而已。現實依然是黑暗而空虛的現實，「我」依然是那個等待著掙脫「現在」的「我」。唯一的差別，就是「理想之我」與「實在之我」，即「應在」與「實在」之間的衝突，變成了「理想的未來」與「醜惡的現在」之間的衝突。

　　 三

　　 面對這個新的生存困境，穆旦近乎本能地選擇了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而受難的姿態，把個人對「醜惡現在」的承受，轉化成了為民族國家的新生而作出的主動選擇。在《漫漫長夜》中，穆旦以一個失去了青春與氣力的老人的身份，在「黑暗的浪潮」的拍打和侵蝕之中，忍受著「不能忍受」的「淫蕩的夢遊人」、「莊嚴的幽靈」、殭屍一般的「懷疑分子」、「冷血的悲觀論者」、「汽車間爬行的吸血動物」等等的狡獪、阿諛和陰謀。唯一的原因就在於「我的健壯的孩子們戰爭去了」，詩人「為了想念和期待」，只有選擇受難，「咽進這黑夜裡不斷的血絲」。

　　 明眼人不難看出，穆旦這個姿態，其實也就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解決個人與民族國家的生存要求之間的衝突的傳統方式：為他者而犧牲自我，為群體而犧牲個人。魯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讓後來的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選擇，就是穆旦的先驅。

　　 但同樣地，無論魯迅，還是穆旦，都沒有能夠通過受難者的姿態消除個體生命的內在緊張感。和被理解為命運的古代性受難不同，穆旦和魯迅的現代性受難乃是個體生命的主動選擇。因而受難的姿態，實際上以「本來可以不這樣」的潛台詞，從反方向上指認並強化了穆旦的「自我」意識和個人主體性立場。

　　 對魯迅來說，個人「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的受難與犧牲，既是解放自己的孩子，改革中的家庭，促成中國社會改良與進步的「一件極偉大的極要緊的事」，又是個人通過陪著傳統的罪惡「做一世的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而獲得新生命，保證自己「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清醒而且真」的道德主體自我建構的積極行為。穆旦這裡的受難，同樣地，也是個人通過促成「新生的中國」之到來而獲得自由與幸福的自我建構。其實質，仍然是以個人「野力」來改造和征服世界以確證個人之於世界的主體性地位的中國形態。——西方主要通過征服和改造包括美洲在內的「自然世界」，現代中國則主要是通過征服和改造傳統「舊世界」來確證自身的主體性地位。也就是說，從滿懷信心地要以自己年輕的「野力」來改造和征服陌生世界，到「為了想念和期待」的受難，穆旦表面立場變了，但背後的生存理念和主體性姿態，卻絲毫沒有發生變化。

　　 也就是說，穆旦這個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而主動「受難」的新姿態，與此前在「新生的中國」之鼓動和誘惑之下而向著未來「突進」的姿態一樣，都是在現代性世界軸線上，沿著同樣方向，即循著同一種生存立場的再一次展開。「再一次」的結果，不是擺脫，而是進一步強化了以進化論為支撐的「未來才是一切」的現代性時間價值觀。在這個自我封閉的現代性循環結構中，「主動選擇」的自我暗示，強化了「自由與解放」的主體性幻覺。對未來的確信透支了當下的實在性與可靠性，強化了「醜惡的現在」不可忍受的黑暗和虛空。而越是如此，詩人從「主動選擇」的受難中獲得的主體性誘惑也就越強。

　　 而個人越是感到自己本來是「世界之外」的主體，「醜惡的現在」也就越是不可忍受地充滿了黑暗與空虛。而「醜惡的現在」越是醜惡，越是不可忍受，「理想的未來」也就越是理想，越是充滿了誘惑。

　　 穆旦「主動選擇」受難的結果，因而不是擺脫，而是更深地陷入了「醜惡的現在」不可忍受，和作為硬幣另一面的「未來才是一切」現代性生存邏輯。其結果，也正如魯迅老早就預言過的那樣，不過是「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痛苦，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屍骸」，讓「醜惡的現在」變得更加醜惡，更加忍無可忍。詩人敏銳而痛楚地意識到，在民族解放事業最終完成，「新生的中國」成為「實在」世界之前，個人在當下性的生存狀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黑暗和空虛的侵蝕。「當可能還在不可能的時候」，個人只能把「生命的變質、愛的缺陷、純潔的冷卻」等等都「繼承下來」，在黑暗和空虛的壓迫之下，生存在「命定的綿羊的地位」。（《我向自己說》）個體生命的純潔和本真，「由白雲和花草做成」的身體（《自然底夢》），因黑暗和空虛的侵蝕而變成了「罪人」，在表面的豐富之下，「充滿了罪過似的空虛」（《憶》），「裡面蘊藏著無數的暗殺，無數的誕生。」（《控訴》）而這種體驗，反過來喚醒了穆旦的浪漫主義生命觀。

　　 邏輯上說，個人因「實在」的醜惡和黑暗之侵蝕而喪失本真的體驗，必得以個人在「世界之外」的本真性存在為前提。所以，控訴著、同時又無可奈何地遭受著「實在」世界的醜惡與黑暗之侵蝕的穆旦，實際上一直停留在「小時候」的浪漫-現代主義主體性立場之內，以攻擊和批判醜惡黑暗的「外部世界」的姿態，保持著個人在「世界之外」的真實性和純潔性。——是這個姿態本身，而不是詩人，或者任何一個「他者」，為這種真實性和純潔性提供了合法性。

　　 四

　　 這當然不是說「受難」意識沒有對穆旦發生過切實的影響。不是的。不變的精神結構，和不變的生存姿態，並不意味著同樣不變的個人生存經驗。前者的不變，恰好映射出了個體生存經驗豐富多樣的變化性。 「受難」的失敗，事實上進一步壓縮了穆旦精神結構的可轉變性，將其徹底逼入了現代性的時間軌轍，使之從個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轉變成了個人與時間之間的「自然關係」。問題和困境，變得更透明，更「自然」，更像是植根個人身體的宿命了。

　　 導致此一變化的關鍵，乃是「過去」侵入「現在」，或者說「過去」「現在化」，使得「未來」變成了唯一可以期待的時間出口。

　　 受難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有價值，甚至充滿了誘惑的生存姿態，離不開「受難共同體」。作為一種特殊的想像之物，這個共同體既是消除醜惡和黑暗的力量源泉，也是支撐和鼓舞著穆旦主動「受難」的道德源泉。這個共同體首先在空間上保證了所有成員萬眾一心面對醜惡和黑暗，維繫著「純潔的個人」與「醜惡的社會」之間的浪漫-現代主義對抗性精神結構。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正反饋結構：個人越是「純潔」，社會也就越是「醜惡」；反之，社會越「醜惡」，個人也就越「純潔」。

　　 與此同時，作為想像之物的這個「受難共同體」，還以其在時間上的綿延，超克個體生命的有限性，保證個人的受難和犧牲能夠通過價值秩序的連續性和同一性而得到應有的道德報償。這種道德報償，反過來制約並隱秘地規定著共同體成員的行動方向，暗中把個體生命在時間上的有限性，轉化成了共同體的永恆性。穆旦「突圍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烈士姿態的誘惑性，根源就在於此。

　　 但現實粉碎了穆旦的「受難共同體」想像。抗戰以來的中國社會現實，並沒有如穆旦所想像的那樣，全民族的意志都被集中起來，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著，戰鬥著，犧牲著。和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段一樣，抗戰以來的中國，同樣是一個光明與黑暗交錯並存的時代，「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的鬥爭，同時另一方面又有荒淫無恥、自私卑劣」。穆旦看到，正當千萬人民為了民族的解放而「悲慘，熱烈，或者愚昧的」在前方英勇地「和恐懼並肩而戰爭」（《控訴》）的時候，在被他們保衛著的後方城市裡，卻是另一幅景象：

　　 我們看見無數的耗子，人——/避開了，計謀著，走出來，/支配了勇敢的，或者捐助/財產獲得了榮名，社會的梁木。

　　 我們看見，這樣現實的態度/強過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不毀於戰爭。服從，喝采，受苦，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責任——

　　 這樣「現實的態度」，使得穆旦很快就放棄了想要以「強烈的律動，洪大的節奏，歡快的調子」來歌頌「新生的中國」的幻想，再一次回到「純潔的個人」與「醜惡的社會」之間的浪漫-現代主義對抗性立場。對無時間性的文化結構來說，再一次的重複不會帶來任何根本性的變化。但對時間性的個體生命，「再一次」回到原點，卻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新的生存經驗。

　　 如前所述，認定抗戰後的中國已經徹底擺脫了醜惡與黑暗而變成了一個完全的「新生的中國」，把「純潔的個人」與「醜惡的社會」之間的共時性對立，轉化為個人與歷史在歷時性軸線上的衝突，乃是穆旦從「世界之外」踏入「世界之內」，擁抱並極力歌頌「新生的中國」的根源。「再一次」回到原點的時候，這個時間化的經驗模式，也就隨著詩人的返回而變成了穆旦看待和透視「醜惡的社會」的奠基性裝置。現代性時間軸線上的「過去」，因此而在穆旦眼中變成了「現在」的同質之物。

　　 穆旦早期作品中，過去的「歷史中國」是充滿了無限輝煌的「古國」，布滿了「英雄們的笑臉」，眼前的「現實中國」，乃是「四千年的光輝一旦塌沉」之後的結果（《哀國難》）。抗戰初期的不少作品，也仍然保留了詩人對「古國」的想像和敬意。但將「純潔的個人」與「醜惡的社會」的結構性對抗，轉化為「舊世界」與「新生的中國」的歷時性衝突以自我救贖的努力失敗後，「古國」也就變成了「舊世界」，變成了眼前「醜惡的社會」的一部分。《不幸的人們》發現了歷史的罪惡，從充滿了野蠻的戰爭的「遙遠的古代」直到千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的生活「永遠在恐懼下進行」，「彷彿人類就是愚蠢加上愚蠢」。古老的中國不過是彙集了一切不幸的一場「漫長的夢魘」，急需抗戰神聖的「大洪水」來沖洗，來解救。

　　 正如論者在穆旦詩里發現的那樣，「幾千年的古老的傳統並沒有在近代中國的槍炮中死去」，而是依舊瀰漫在抗戰後的中國社會生活中，甚至遊盪在我們自己的靈魂深處。為此，穆旦自然而然地站入「五四」現代性立場，加入了對傳統，即對歷史罪惡的清算與批判。在《鼠穴》中，穆旦痛苦地發現，「我們的父親、祖父、曾祖」等無數人的「豐潤的面孔」，不過是早已死去的骷髏「露齒冷笑」時形成的假象而已。古老的傳統罪惡，「雖然他們從沒有活過」，從來沒有真正獲得過自己的獨立生存意義和空間，但卻藉助於歷史的連續性，持續不斷地絞殺著一切新的生命，在現實生活中延續過去。現在的真實的生命因此反而受過去的支配和控制，是沒有自身的沉默，「我們是沉默、沉默、又沉默/我們的話聲說在背後」。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罪惡的傳統在現實中總是「不敗的英雄」，而「所有的新芽和舊果」則無一不被啃嚙得乾乾淨淨。歷史與傳統，「過去」就這樣通過「現在」而絞殺了「未來」，使古老的中國無法在戰爭中走向新生，個人不能獲得生存的真實與自由。

　　 對傳統罪惡的發現和批判，客觀上使得他獨立站在中國抗戰時期文化復古主義思潮的之外，變成了「五四」精神的繼承人。穆旦獲得的讚譽，相當一部分原因就在於他自覺地和魯迅等「五四」現代性先驅站在一起，加入了對「傳統中國」深入而持久的詩性批判。

　　 作為「五四」現代性後裔的研究者在高度評價其對「傳統中國」的批評之際，往往有意無意地把穆旦看作是為了民族解放而受難的「詩歌烈士」，似乎詩人自始至終就是為了他者的幸福與自由而奮鬥，而批判「傳統中國」。這個願望雖然美好，但卻與詩人的出發點和歸宿不相符。穆旦之為穆旦的特別之處，就在於他「並不依附在任何政治意識」上，讓「政治意識悶死了同情心」，出發點是尋求個體生命的真實與自由，歸宿也是尋求個體生命的真實與自由。擁抱和歌頌「新生的中國」，乃是因為「新生的中國」給自己帶來了幸福和自由。不遺餘力地批判現實中「傳統的罪惡」，則是因為「傳統的罪惡」傷害和侵蝕了個人的真實與自由。「我」既然是穆旦「全部詩作的起點」，自然也就不可能不是他《讚美》民族新生，批判「傳統的罪惡」的起點。

　　 這個看起來會妨害其「詩歌烈士」形象的事實，恰好是穆旦之為「現代人」的核心標誌。郁達夫關於「五四」對「個人」之發現的斷言，對此作了明晰的表述：「我若無何有乎君，道之不適於我者還算什麼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沒有我，則社會，國家，宗族等哪裡會有？」順著詩人所引導的方向來看，這意味著穆旦「所要表現的與貫徹的只是自己的個性」，外部世界，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一切，都只是伸展和實現自我的場所。穆旦，因此而在「大部分中國還在自然而單純的抒情里歌唱日常的生活，還沒有一種自覺的精神與一份超越的或深沉的思想力」，「忽略了詩人自己所需要的自我發展與自我完成」的時候，就已經突進到了現代性自我意識的深處，成為了中國「最能給萬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Indentification）的抒情詩人之一」，和使一切都「服務於極度狂熱的自我崇拜」的世界性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等人站在了一起，跨入了中國新詩現代化進程的前列。

　　 但換個角度看，則意味著穆旦更深、更徹底地陷入了現代性精神結構的內在困境。其典型標誌，就是「純潔的個人」與「醜惡的社會」兩者構成的互為因果的封閉性循環結構，在被誤讀為現代性時間軸線上的「過去」與「未來」之衝突之後，詩人復又通過對「傳統的罪惡」的發現和批判，徹底堵死了向「過去」後退，回到「古國」的可能。「過去」和「現在」交織而成為「醜惡的社會」的同義詞，「未來」成了唯一可能的出口和方向。

　　 時間，而且是「自然屬性」的時間，變成了穆旦唯一的生存境遇，變成了他理解世界，思考個體生存意義的唯一向度。「自我」與「主體」之間的衝突，「純潔的個人」與「醜惡的社會」之間的衝突，因而先是被歷史化，進而被時間化和自然化，變成了帶著肉身進入世界的個體生命永恆宿命。穆旦所遭遇到的生存困境，也因此而演化成了「透明」的現代性時間神話這個有待另作專門分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