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常犯五大邏輯錯誤

中西思維方式的區別1．非邏輯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區別缺乏邏輯思維，導致了中國人以為邏輯思維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不是中國原始人韓非子留下了個賣矛盾的故事，恐怕中國人連什麼是矛盾都不明所以。其實邏輯涉及的是「概念、判斷和推理」。一個人如果要有正常的思維，第一就是要有清晰的概念，這一點至關重要。而中國人的拿手好戲，就是把概念弄得同夢中散花的仙女一樣的模糊，這就是中國人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通病。中國的老祖宗所有的重大概念，全都是模糊的，比如最重大的概念如：道、氣、理、中庸、君子、小人、聖人，等等，沒有一個能拿得出清晰的、讓人沒有誤解並不會產生歧義的概念。這樣，後世的中國人就非常慘了，要麼胡思亂想，用自己的意志去強姦古人；要麼依葫蘆亂畫瓢，被古人強姦。其混亂達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概念不清的第一個後果，是我們熱衷奢談的東西，其實是我們自己都莫名奇妙的東西。那于丹振振有詞的解說的《論語》，不但她自己莫名其妙，也讓別人莫名其妙。在沒有清晰概念的情況下，模模糊糊的說自己明白，不是自己欺騙自己，就是自己欺騙受眾。概念不清的第二個後果，就是中國人智慧水平普遍低下，並且專門干莫名奇妙的蠢事。水落船低，於是中國數千年來無法產生大思想家。這裡用中醫來說明，因為中國人沒有對概念做出精確定義的本事，使得『臟』、『腑』、『陰』、『陽』、『寒』、『熱』、『虛』、『實』、『表』、『里』這些中醫學的基本概念，全是不確定的和不可捉摸的東西，概念混亂使得最起碼的邏輯分類都無法進行。如：『三焦』既包括五臟六腑在內，本身卻又是六腑之一。這就是中醫學的荒唐之處，也是中醫學日落西山、氣息奄奄的真實原因。無法用邏輯方法整理中醫，從而無法使中醫現代化，只能使中醫淪落為實踐者個人憑悟性和靈感發揮的藝術。中國的古人真會開玩笑，把治病救人的一門學問，搞成了吟詩作畫般的藝術，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概念不清的第三個後果，就是遵循正確的思路，也會導出錯誤的結論。中國人的第二個常見思維毛病就是不懂形式邏輯學中的『充足理由律』，給出論點後不證而論，只有論點，沒有論據。《石華寧辯證思考筆錄》第30條說：「差別越多，吸引力越大，越容易溶合。如東西文化。」這明顯違反充足理由律，按這結論，亨廷頓先生就無法寫出《文明的衝突》這本暢銷書了。再說了，人和動物如豬狗貓的差別也很大，是不是人和這豬狗貓非常容易融合？石華寧豈不是讓人笑掉大牙？中國人的第三個常見思維毛病就是亂用類比推理，從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現象中，推導出人生大道理。《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之王。是以聖人慾上民，以其言下之；預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為之爭」。這一連串的「是以」連接起來的連鎖推理，在邏輯學上毫無價值可言。但這一切推論，竟然是從「水往低處流」的現象推導出來，荒謬無稽！難道因為江海位置低下，容納百川，所以聖人為了爬上去統治百姓，就必須先伏低做小？這算哪門子邏輯推理？就算他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所思所想能成立，但又與使得水流動的萬有引力有什麼相干？中國人這種病態的聯想達到了令人瞠目而不能自知的程度。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早就說過「修齊治平」這種連鎖推理荒誕無稽。更何況這個推論居然從『個人』層層放大到『天下』，連續不斷的飛躍，使人有從人變仙升天的飄飄之感。修身了你就能齊家嗎？齊家了你就能治國嗎？治國了你就能平天下了？簡直是說神仙話，可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飽學之士，就奉之為金科玉律。這些讀書人就不捫心問問，你就是修身到了活佛的境界後，就能夠自動擁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領？整一幫沒有腦子的大白痴。中國人第四個毛病，就是用『經典』作為論據甚至論點的來源。中國的『古代思想家』似乎離開了權威的話就做不了文章。老子沒有權威用，就捏造出來一個「古之聖人」，莊子又虛構了一個「仲尼」。這莊子一會兒把『仲尼』當成神靈附身的巫師，借他的口假傳聖旨，一會兒又把這『仲尼』當成批判奚落的對象，簡直是莫名奇妙的厲害。孔子那是絕對離不開周公周文王的，須臾不能離開，要是離開了，馬上就患上了失語症，連話都不會說了。到了後世，中國讀書人全部智能都用來「代聖人立言」，全中國人兩千多年如一日，日日夜夜靠三五個死人的智慧和話語討生活，實在是可悲之極！國人的最後一個常見思維毛病，就是以偏概全，亂作歸納推理，把個別暫時的現象當成普遍和永恆的。這種歸納到了毛澤東便達到了登峰造極：「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好，敵人反對腐敗，我們就要腐敗；敵人擁護科學，我們就要反對科學。上述中國人常犯的五大邏輯錯誤，使得諸子的所謂經典，只能淪落到格言集錦的程度，根本不能與思想家理論相提並論。國人在兩千多年的光陰中，只為其智慧閃光點陶醉，而不能看到思維方法的巨大缺陷，於是中國人便被這所謂的經典，害得成了沒有邏輯思維的民族。原帖鏈接：http://libety.blogbus.com/logs/31673501.html

"先進的思維方式就是「形式邏輯」思維方法。中國人從古到今不懂這種思維方法，於是在缺乏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的情況下，只有用原始而糟糕的「類比思維」和「歸納思維」方式來進行思考。歷史的長河給思維方式的競爭帶來了結果：西方人使用「屬於人類大腦固有功能和屬性」的「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結果在文明的競爭中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而中國人至今仍然沿用原始的類比思維和歸納思維，結果在文明的競爭中苟延殘喘。演繹邏輯推理是「建立在充分置信」上的必然性推理。歸納、類比推理是「建立在不充分置信」上的或然性推理。所以，絕不能用非常不可靠的類比邏輯、相對不可靠的歸納邏輯，來反駁用最可靠的形式邏輯建立起來的任何理論。要駁倒一個用形式邏輯建立起來的理論，唯一的方法只能用形式邏輯進行反駁——要麼摧毀這個理論的邏輯基點（根基），將這個理論的基本假設摧毀後，這個理論的大廈就不攻自破了；要麼找到這個理論中的形式邏輯推理錯誤，將推理錯誤找出來，然後駁倒這個理論。由於歸納邏輯推理是建立在「主觀不充分置信」基礎上的推理，因此，其推理的可置信度是不充分的。由於構成易經八卦的八種物質（天、地、風、雷、水、火、山、澤）是古人經過歸納法總結出來的代表世界的一般性物質，因此其可信度是不充分的。《易經.系詞傳》中：「一陰一陽謂之道」這句話就是其總源頭。於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們就開始圍繞著易經這句話做起了文章：莊子在《莊子.則陽》中發揮道「陰陽，氣之大也」，將陰陽定義為「氣」的對立統一的要素。陰陽家們則將陰陽矛盾和其對立統一作用引起的變化神秘化，「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以鄒衍為代表的戰國時期的陰陽家以《尚書.洪範》中的五行說大做文章，發展出了「五德終始說」。五德終始說為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的合法性找到合理理由，提供了理論依據。經過司馬遷這個史官的二傳手功能，終於在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看看司馬遷對秦王朝覆滅的原因解釋，再看看後世對王莽新政，東漢的崩潰原因做出的解釋，無一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和沒有任何說服力的。這些被五德終始說以及司馬遷的通變觀能夠準確的拿捏到王朝覆滅的根本性原因，並且針對這種原因對症下藥，或許中國的歷史就不是簡單的循環式王朝更迭史了。通過數千年來的文化浸淫，也通過文化承上啟下的傳導，中華民族終於在經過N次歷史循環後，阿Q精神勝利法終於變成了民族的性格。就是在抗日戰爭初期，當日本人進入北平城內後，北京大學裡面的儒生們，就開始研究起來，中華民國是什麼德，日本是什麼德，然後日本這個德為何要取代中華民國這個德的問題了。很顯然，這些酸儒們準備第三次做亡國奴，並開始為做亡國奴找到理論依據。反諷得很的是，這個做亡國奴的依據，竟然是中國的國粹——鄒衍的五德終始論和司馬遷的通變觀。長期的異族統治造成的社會良心的麻痹症。烏龜般的不出頭、地獄般的沉默、蒼蠅般擁擠從眾、麻雀般嘈雜饒舌……這就是亡國奴的寫照：人，若失去了尊嚴，和貨物有什麼區別？所以日寇的731部隊，把他們用作生物實驗的中國人叫做「木頭」。7百多年前，文天祥被蒙古韃子的走狗張宏范拘捕時，出示《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張漢奸一笑置之，並勸降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從此，「識時務者為俊傑」，來替自己甘願為奴的劣根性辯解！從此，清軍來了迎清軍，國軍來了迎國軍，黃軍來了迎黃軍，共軍來了迎共軍；從此，「見風使舵「成為人生智慧的別名。一陰一陽謂之道，這句話實際上就是現代的所謂兩點論，也是所謂的對立統一論。眾所周知，臭名昭著的辯證法的理論核心無非三點：對立統一、量變質變、否定之否定。正因為易經樸素的辯證思維對中國人影響至深，所以中國人才能夠非常容易容易的接受來自西方的垃圾哲學——黑格爾升級版的辯證法思想和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中國人因為易經的影響走向了歸納推理（歸納邏輯）、機械化、綜合化的「辯證法」道路。西方人因為亞里士多德的影響走向了演繹推理（形式邏輯）、公理化、分析化的「科學化」的道路。這就是中西方人思想方式的最大區別所在。2．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的區別當上帝創造的人類大腦被「類比思維和前邏輯思維」佔領了思想陣地後，人類唯一可靠的「形式邏輯思維」便沒有了立足之地。當邏輯思維沒有立足之地後，這個民族的命運是悲哀的。漢民族就陷入這種悲哀但不自知、也不能自拔的民族。不究事理的情緒化立場思維。漢字的強烈情感作用與大腦中的「漢字意義系統」一起，使得人們的主觀選擇過程具有極大的情緒性和立場性（所謂的「忠、孝」）。這就構成了中國人的最大的思維特徵即情緒化立場思維：聽到一個語句或一個陳述，僅僅因為這個語句中的某一些語詞的情感，就贊同或反對這個語句所表達的內容。這個社會的成員就自然就不擅長「說理」，由這樣的社會成員組成的民族自然是善於「窩裡斗」的民族。中國人只會類比思維和感性思維，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中國人的思維總是被自身的感情（角色）立場所支配（「親親唯大」），缺乏抽象的理性思維能力。感性思維的民族，一般只具有形象思維能力，抽象思維能力很弱（不能說沒有）。真知來源於邏輯思維，而不善於邏輯思維的民族肯定無所作為，而只能產生謬論。根據中國人使用的象形文字來判斷，漢民族至今在思維方式上，歸類於「原始民族」是不容質疑的。中國傳統政治思維是一個由「生物血緣」向「文化血緣」擴展的過程，「身體」始終作為一個潛在的「基因」而發揮著政治作用。在這個基礎上，「家、國」同構，「君、臣」一體的思想才有生成的可能。把二者連接在一起的關鍵認知要素就是「孝」。中國搞幾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國人的「禮」和「孝」最初都是維護血統的純正，以後轉化為對等級的強調。「孝」就是血統論，就是不講是非正義[父子相隱]，就是神化祖宗、神化家長，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國人的思維缺乏中立性、缺乏超越性。孫隆基認為，中國文化是以「身」的安頓為依歸，而並不注重超越，這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同時，強政府、弱社會使得中國文化成為一種「弱者文化」。孫隆基進一步指出，這種弱者文化的結果是，「社會」軟弱渙散，無法自我組織和管理，因而更加依賴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來統轄。這種弱不僅表現為對個人對人際關係的依賴，放棄對環境的控制，還表現為思維能力的弱化。對別人的觀點表述不能正確理解而是給出南轅北轍之回答的現象，卻頻頻出現在海外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身上。這說明，中國人缺少理性思考的習慣的確是存在的。很多無謂的「論爭」不是源於不能正確理解別人的本意么？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思維方式帶有嬰兒時期的直觀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時期的成熟思維能力。黑格爾說：在古代中國，人們從來認為思考乃是統治者的權力（或聖人的權力），個體沒有這種權利。如果告訴人民他們也有獨立思考的權利，他們就會駭而卻走。林思雲說：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異常緩慢，20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10歲西方兒童的水平。如果一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平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為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當中國處於戰國時代時，古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根據理性思維，在他的《物理學》一書中總結出物體下落和重量成正比的理論了。但是，到了伽利略這裡，情況就不同了。伽利略正是利用邏輯，嚴密的論證了亞氏的歸納結論，發現了亞氏的理論的邏輯學漏洞，從而為自由落體定律的誕生做出了貢獻。下面就詳細的描述一下伽利略的思辨過程：假定一個十斤的物體和一斤的捆在一起，根據「落速與重量成正比」的前提，可以推導出兩個互相矛盾的結論來。其一是：現在該物體重11斤，因此落速應該是1斤的11倍，也就是說，新物體落速比原來兩個物體都快。另一結論是：1斤物體落得慢，10斤物體落得快，現在給捆到了一起，１斤那個物體必然要拉10斤的後腿，綜合作用的結果，便是新物體的落速在兩者之間，比1斤快，比10斤慢。這兩個結論在推導過程中都沒有錯誤，因此，必然是「落速與重量成正比」的前提錯了。要避免這種「偽二律背反」出現，唯一的辦法是修改前提，把它改為「物體下落速度與重量無關」。而實驗證明實際情況果然就是這樣。漢民族這個缺乏思辨的民族，看到了物體下落了幾千年，別說是發現和總結出亞氏的「定律」，更何況發現亞氏定律的錯誤和漏洞了！其實邏輯有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在大腦中進行所謂的「假想實驗」，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理想實驗」。在大腦中能否進行「理想實驗」，是判斷一個人思維能力的重要參照。人類可以在大腦中作「理想實驗」，以此來求得真知。伽利略腦子裡作的「把10斤物體和1斤捆在一起」的虛擬實驗，就是典型例子。在揭示客觀世界奧秘中，它的作用不可限量。毫不誇張地說，離開這種理想實驗，人類就絕對沒有能力深入認識客觀世界。當伽利略建立其自由落體定律後，必然要解決「為何羽毛落得比石塊慢」的難題。為了解釋這問題，他就只能引入「那是空氣阻力所致」的解釋，從而得出「在真空環境中」的前提來。請不要忘記，在地球上從來沒有什麼自然的真空環境。這樣伽利略偉大的大腦，讓他克服了實踐條件的限制，發現了本來不可能在自然環境中發現的客觀規律。漢民族有這個思維能力嗎？顯然是沒有！這就是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的本質區別！如果漢民族的思維方式得不到根本的扭轉的話，中國文明跟著西方文明屁股後面爬行的前途和命運是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變的。漢民族不但在自然科學上呈現出低能狀態，即便在社會科學上同樣表現出低能狀態。當我看到漢民族把一大堆文化垃圾（孔孟老莊的思想垃圾）當寶貝來供著的時候，我只有啞然，看來漢民族的命運活該如此。3．含糊化思維與精密化思維 囫圇吞棗的整體主義的模糊粗糙思維與專制相連，中國人還用所謂的「整體思維」或「直觀思維」美化之。這是思想懶惰造成的，不肯花精力深入分析。「國學大師」季羨林說：「西人善分析，國人善綜合」；就是模糊思維的經典說辭。這大師居然不知道分析是相對於綜合而言的，沒有分析哪兒來的綜合？這暴露出中國人居然連「大師級別」的人物思維狀況都是如此模糊混亂，況那些長期在混亂狀況下接受「中華文化模糊思維」洗腦之芸芸眾生乎？其實，「西人善分析之理性思維，國人善混亂之模糊思維」，才切合國人之思維現狀焉。邏輯學中「分析」和「綜合」之英文為「analysis」和「synthesis」（懂得英文前綴analy-和syn-的人，就知道分析綜合的原始意義了），分析乃人類認識客觀世界之第一步，要認識客觀世界的某個事物，某個現象，某個過程，其前提就是把它先儘可能地拆開，分解為一個個單元或一個個的步驟，再研究每個單元或步驟的作用或效應，以及彼此之間的作用，然後再把它們拼裝起來，得出對總體的認識。這就是認識的必經途徑，不先把事物拆開，就絕無可能認識到它的本質。換言之，認識事物的必經過程就是「先分解後合成」，中國人誇耀的「整體思維」或「直觀思維」僅存在於國人之自慰妄想中。就這麼簡單的道理中國人就是不懂，以至於季羨林「大師」要發出嬰兒級別的昏話。不但「季大師」不懂，中國的老祖宗也根本不懂，所以才會發明出中醫學這種典型的「整體思維」的玩意兒，並且還形成了一整套說辭和理論，自《黃帝內經》以降，中醫們無不大搞特搞「人體科學」，可搞了半天居然沒有任何一個人去質疑過中醫理論。於是乎，中國人「特有的聰明才智」，就在大搞「中醫黑箱理論」中表現了出來，以至於西醫崛起後，中醫江河日下，日漸垂危，但搞中醫的人卻沒有誰能搞懂中醫為什麼江河日下的基本道理。中國人忽視細節、忽視關鍵的整體主義思維習慣，妨礙了真理的發現，導致了技術的落後，陷入了「上智下愚」的專制主義的泥潭。長於分析、注重細節、注重個體的精密量化思維與民主相關，譬如；西方人寫通信地址是先寫自己的門牌號，再寫村、鎮、縣等名稱；中國人卻相反。在時間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國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後姓，中國人先姓後名，而且中國人特彆強調姓。美術：如斷臂的愛與美之神維納斯、蒙納麗莎夢一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細節見長；中國的《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大場面，很符合中國人自大狂的心理。小說：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十分的詳細，中國的小說都是一些大場面，缺乏細節描寫。荷馬史詩就有詳細的心理描寫，《三國演義》心理描寫就差得多。一位牧師曾問一位鐘錶行家：「你知道為什麼最好的手錶是日內瓦生產的嗎？」行家答曰：「不知道。」「因為日內瓦有加爾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師說。「因為基督教非常嚴謹和注重細節的投入，使日內瓦的工匠們生產出了最精確的手錶。」當亞運會在廣島結束的時候，6萬人的會場上竟沒有一張廢紙。全世界的報紙都驚嘆：「可敬的日本民族！」因為沒一張廢紙，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一」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的人們散去後，滿地的廢紙，到處亂刮！外國人一看就認為：中國要同日本比，還差得遠呢！萬事從小事做起。哪次飛機失事不都是因為一節油管不通、一個輪胎放不下來才失事的？黨為了自己永久的統治，教人們看毛共要三七開。毛執政27年犯了23年左的錯誤仍然只三分錯誤而且「功大於過」。領袖壟斷了政治資源，做有利於人民的事是他們應盡的義務。這點義務和他們享受的巨大權力是不成比例的，何功之有？既然無功，又何以掩過？如果是錯誤，就應該受批評，如果是犯罪，就應該受審判。「功過論」背後蘊涵著深隧的奴性意識。當人們說某黨腐敗時，總有人說某黨大部分黨員是好的。不錯，一棵大樹被天牛咬死，並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將樹榦中輸送養份的管道切斷了，使得整個系統不能運轉；同樣，貪官污吏並不是由於他們貪污了多少錢財，而是由於他們破壞社會公正、破壞了政府職能的運轉，使得社會運行系統趨於崩潰。而且貪官污吏的級別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獨裁者發昏胡來破壞整個系統，崩潰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楊廣、蒙古皇帝、毛澤東等。當一個人咽下最後一口氣後的一段時間內，渾身一百萬億個細胞，一定「絕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還是好的，所以醫院可以作移植手術，個人也可以預先立遺囑捐贈器官，更不要說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蓋帽和白大卦對「大多數是好的」這一教導的活學活用了。不過，「大部份是好的」並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實(無論採用腦死亡還是什麼別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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