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告密文化

　　南漢大寶二年(959年)秋的一天，17歲的荒淫皇帝劉鈛正在宮中與賜名「媚豬」的波斯女及嬪妃宮女們玩耍嬉樂，突然，宦官許彥真神色緊張地跑進來，跪伏於地，聲稱尚書右丞參政事(副宰相)鍾允章在外謀反。 　　南漢重用宦官，素有「太監王朝」之稱。鍾允章秉政後肅整綱紀，幾次奏請誅除幾個聲名狼藉的宦官，因此被宦官們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一天，鍾允章去南郊巡視祀天的祭壇，他與禮官登壇後，四顧指揮擺設神位。宦官許彥真望見，大呼：「這是謀反!」當即拔劍升壇。鍾允章迎頭喝叱，於是才有了開頭的一幕。 　　劉鈛長聞報後，不辨真假，下令將鍾允章逮捕入獄，並派禮部尚書薛用丕負責審訊。鍾允章與薛用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他泣不成聲地對薛用丕說：「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沒想到，薛用丕竟將此話告訴了許彥真，許彥真聽後，罵道：「反賊欲使爾子報仇邪?」於是「並捕(鍾允章)二子系獄，遂族誅之」(《新五代史·南漢世家》)。 　　鍾允章因政敵的誣陷入獄，因朋友的告密出賣而遭滅門之災，不禁讓人唏噓感慨。然而，他的遭遇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也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 　　中國的告密史，自古就是浩瀚如海、血淚斑斑的悲慘史。 　　 　　「告奸連坐」與「親親相隱」 　　 　　告密，又可稱為告發、告訐、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關部門揭露、揭發別人的隱私或短處。告密是社會上的多數人所不齒的行為，但在幾千年里卻如瘟疫般虐行於大地，摧殘和折磨著無數人的肉體和心靈。於是，中國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樂土，告密成為中華文化揮之不去的夢魘。 　　史書記載，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告密者是崇侯虎，他身處商紂王時代，距今約3100年。 　　當時，紂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其中九侯的女兒被紂王納入後宮，因不喜淫樂，被紂王殺掉，之後連帶著把九侯也剁成肉醬。鄂侯為之爭辯了幾句，結果也被做成肉千，「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今河南湯陰縣北)」(《史記·殷本紀》)。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後嘆息一事，可見他和姬昌的關係也非同一般，但為了討好紂王，競干起了出賣朋友的下作事。 　　商鞅在秦國變法時，曾在李悝《法經》的基礎上制定了秦律，將「告奸」和「連坐」制度化、嚴密化：「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里保戶籍制基礎之上，秦國從此變成了一個大軍營、大集中營。 　　這一舉措招致了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僅在都城「言初令(商鞅新法)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商鞅對反對、觸犯新法者予以嚴厲鎮壓、無情打擊。後來，一些反對者改變態度，「有來言令便者」，商鞅卻斥之道；「此皆亂化之民也。」隨後把他們盡遷於邊城，收到了「其後民莫敢議令」的奇效。 　　支持商鞅變法的秦孝公死後，曾屢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合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無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豈不過晚!商鞅最後被車裂，滿門抄斬。 　　告密，尤其是親屬之間的相互「告訐」，其惡果是整個社會倫理盡喪，人性受到嚴重的腐蝕，社會的長治久安終成泡影。 　　先秦時的著名公案「直躬證父」便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爭議和有識之士的憂慮。葉公曾對孔子說：「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回答：「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孔子懷博愛之心，以風俗不同來間接譴責直躬的行為。而身為「法家」的韓非乾脆把直躬殺掉了事：「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日：『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韓非子·五蠹》) 　　呂不韋以秦國公子異人為奇貨，贏得了一場政治豪賭，「直躬證羊」的故事在他的筆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遊戲：「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日：『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所謂直躬者競強詞奪理、方圓任情，把荊王侃得頭暈腦脹，只好將他放掉。呂不韋借孔子之口對此行為表示不屑：「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氏春秋·當務》) 　　隨著儒家地位的確立，「父子相隱」的主張為後世接受，漢宣帝地節四年(前66年)頒布了「親親得相首匿」詔令：「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宣帝紀》) 　　此後，「親親相隱」原則被歷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親屬有罪相隱，不論罪或減刑；二、告發應相隱的親屬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規定，審案時如果命令相容隱的親屬作證，涉案官員處刑；三、兩類罪行例外，一類是謀反、謀大逆、謀叛等重罪，因為這類罪或直接侵犯皇權，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另一類是親屬互相傷害罪，如果不容許上訴，被告人失去自我保護權利，家族關係也難以維護。 　　東晉元帝時，衛展為晉王大理，他上書反對「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的做法，因為「傷順破教，如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晉書·刑法志》)。 　　梁武帝天監三年(504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拐騙人口)當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證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虯表示：「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景慈宜加罪辟。」(《隋書·刑法志》)後來，景慈被判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內)。元至治二年(1322年)，駙馬許納之子蘇克告發說：「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英宗斥之日：「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下命殺掉蘇克。 　　 　　「告密」大行其道的四個朝代 　　 　　「親親相隱」原則使親屬之間的相互告發行為大為收斂，但其他人，如鄉里、朋友、同事、上下級之間的告發仍綿延不絕，在統治者有意或無意的慫恿放縱下，時而暗流涌動，時而濁浪拍天。自秦以後，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數次全國性的大規模告密運動，為此而傾家蕩產、人亡族滅者數以千萬計。 　　一次是漢武帝時的「告緡」，嚴格說來，這是一次經濟行為。 　　漢武帝中年之後窮兵黷武，國庫為之匱乏。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告緡」令，搜括財富。「算緡」是對商人和手工業者徵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兩千錢抽稅一算(120錢)，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抽稅·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每輛車抽稅一算，商人的車每輛徵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條徵稅一算。個人財產必須首先自報，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此即「告緡」。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並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

　　右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漢書·酷吏傳》)，漢武帝知道後大怒，以「廢格沮亨」(即抵制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將義縱棄市。於是全國算緡大行，告緡成風，「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漢書·食貨志》)。 　　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實行「手實法」，類似於「算緡」和「告緡」，「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貸、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續資治通鑒·宋紀》)。因弊端叢生，此法僅實行一年便停止。 　　武則天改朝換代後，鞏固自己皇位的「殺手鐧」之一便是「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舊唐書·酷吏傳》)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武則天採納魚保宗的建議，設置「銅匭」，類似於現代的「舉報箱」。銅匭為銅鑄方形，當時設置了四個不同顏色的銅匭，列於朝堂四方，「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日『招誄』，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日『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日『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新唐書·百官志二》)。並設立「理匭使」的官職，專門負責開啟檢驗。 　　武則天詔旨：凡有欲進京告密者，州縣不得詢問詳情，以驛馬送其儘速來京。「雖耘夫蕘子必親延見，票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書·后妃傳》)。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賞，「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新唐書·酷吏傳》)。結果，四方告密者蜂擁而起，來京向銅匭投書者絡繹於途，「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後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臠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強之臣，朝不保昏」(《新唐書·酷吏傳》)。 　　索元禮本是胡人，因告密得到武則天的賞識，被任命為游擊將軍，負責審理案件，死在他手下的達數千人。大臣入朝，有時便突遭逮捕，從此音訊絕無，「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舊唐書·酷吏傳》)一般軍民亦難倖免，《太平廣記·無賴》引《朝野僉載》記載，公元684年某日，十幾個侍衛軍士在客店飲酒作樂，一個人開玩笑說：「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賞，不如去扶持廬陵王(已被廢黜的唐中宗李顯)。」有一個人趁大家不注意離席走出，向上司呈文告發。酒席還沒散，御林軍已破門而入，把他們全部抓獲，經審問屬實，告發者授五品官銜，「造反者」處斬，其餘在場的人屬於「知反不告」，一律處以絞刑。 　　明燕王朱棣以「靖難」為名，搶了侄兒建文帝的天下後，設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勵官吏彼此告訐，恢復朱元璋時已廢的錦衣衛，並於永樂十八年(1477年)設立東廠。從此廠衛合勢，特務橫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史載，朝野內外均以刺探臣民隱私為樂事，「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天啟朝魏忠賢專權時，有四人深夜飲酒於密室，一人喝得興起，謾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嚇得不敢出聲，罵聲未落，已有人沖入密室，立刻將四人押至魏忠賢所，「即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明史·刑法志》)。 　　清朝入主中原，為維持和鞏固統治，在殘酷鎮壓各地反抗的同時大興文字獄，僅康、雍、乾三朝的百餘年裡文字獄多達百起。皇帝事務繁雜，絕無可能遍覽天下詩書，所以文字獄大都由告發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當是時，文字禁網嚴，都御史趙申喬奏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清史稿·文苑傳一》)，兩年後康熙下令將戴名世處斬，方孝標戮屍，是案牽連數百人。趙申喬身為都御史，上疏參本為職責所在，但此事仍遭到指責，「申喬有清節，惟興此獄獲世譏雲」，一世清譽毀於一旦。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種：認為被告者的行為大逆不道，因而大義滅親；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導致連坐，為保護自身做出的選擇；與被告者有私怨，藉機報復；完全是利欲熏心。除第一種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最後落得眾叛親離、身敗名裂的下場。 　　告密者出賣他人隱私，同時也付出了自己做人的尊嚴——能置親朋摯友於死地的人，可以想見其內心已經猥瑣齷齪到何等地步。其中最典型的是唐代的宋之問，其一生可用八個字概括：「才華蓋世，無恥之尤」。 　　據史載，宋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舊唐書·文苑傳》)，在詩律方面成就尤大，與沈儉期號為「沈宋」。俗話說「文如其人」，但宋之問的人品似乎遠不如其文品那樣高潔雅緻，他曾給武則天當面首，為張易之持溺器(即便壺)，在張氏兄弟被誅後，他被貶瀧州(今廣東羅定)，次年春逃回洛陽。友人張仲之出手救援，讓他住在自己家裡。張仲之忠於唐室，與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的駙馬)等人密謀除掉武三思，因二人把宋之問視為知己，疏於戒備，事件被宋之問得知。宋之問竟指使人暗中向武三思告密，王同皎等被斬首棄市，宋之問則「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丑其行」。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其禮義廉恥、忠孝仁義的倫理思想與告密行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歷史上，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譴責和抵制。 　　在唐太宗時期，侍御史權萬紀與李仁發二人均以告訐而得到唐太宗的寵信，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進諫說：「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奸以自損乎!」魏徵一針見血，揭穿了君主利用小人的心理，即「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尤其是最後兩句話說得很重，太宗不以為忤，認為言之有理，賞賜魏徵絹500匹，「久之，萬紀等奸狀自露，皆得罪」(《資治通鑒·唐紀》)。 　　宋代是對「告密」行為打擊最力的時代。 　　皇祜元年(1049年)，監察御史陳旭等人上言：「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續資治通鑒·宋紀》)仁宗從之。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指斥繳納私人往來信件、並以之定罪的行為。 　　皇祜四年，林獻可修書一封，叫他兒子送交諫官韓絳(後為宰相)，信中「多斥中外大臣過失」。韓絳不敢隱瞞，告知皇帝，但仁宗卻說：「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續資治通鑒·宋紀》)叫他拿回家去燒掉。嘉祜五年(1060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書：「比來中外臣僚多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懲革之。」仁宗採納他的建議，頒布詔書：「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續資治通鑒·宋紀》) 　　』 　　即使在清文字獄正熾期間，亦有人仗義執言，指斥其非，如曹一士(御史、給事中)在乾隆初年便上疏，「請寬比附妖言之獄，並禁挾仇誣告」，他指出：「比年以來，小人……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因此建議：「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清史稿·曹一士傳》)據說「上亦如其議」，事實上乾隆口是心非，只是虛與委蛇，照樣我行我素，屠糜天下，但曹一士卻受到了世人的敬重。 　　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倫理規範，社會的長治久安，均建立在對這些倫理規範的維護和支持之上，如果對其粗暴踐踏或慢性腐蝕，最終將導致「亡國滅種」，此即古人所闡釋的「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道理。 　　「告密」無疑是一種嚴重的社會腐蝕劑，如果任其風行，人人自危，搞到「親朋摯友亦須防」的地步，像《紅樓夢》中探春冷笑著說的：「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結果必然是正人君子側目，小人無賴揚眉，那實在是社會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遑論什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