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稿｜牛軍、王棟：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

06-22

本文整理自2017年4月16日舉行的東方歷史沙龍（第125期）：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嘉賓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牛軍教授與王棟副教授。

主持人：首先介紹一下今天的兩位嘉賓。一位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法學博士牛軍老師，牛老師在冷戰史、黨史和國際關係史領域都有許多非常棒的文章。另一位年輕的學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王棟老師。今天的沙龍主題與王棟老師的文章有很大關係，他去年10月在外交史研究頂級期刊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上發表了題為「Grand Strategy, Power Politics,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大戰略、權力政治與六十年代中國對美政策》）的論文。該刊物作為美國外交史學家學會（SHAFR）會刊，是外交史和國際關係史領域世界最頂尖學術期刊。這是中國國內學者首次作為唯一作者單獨在上面發表文章。該文運用大量中美第一手的最新解密檔案資料，挑戰了國際學界現有的勢力均衡、意識形態和國內政治等有關解釋中美關係的觀點，強調了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變數在解釋1960年代中國外交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中的關鍵作用。所以這篇文章是我們今天沙龍聊的一個重要內容。接下來把時間交給兩位嘉賓。

王棟：非常感謝老師的邀請，很榮幸今天有機會來和大家做交流。去年十月我在《外交史》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對美政策的文章，在國際關係史領域引起了很多關注。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是從我的博士論文中提煉出來的，後來應《外交史》主編的要求，對文章視角做了一點微調。因為我的博士論文主要圍繞的是中美之間的互動，就是整個60-70年代中美關係的變化，這篇文章則著眼於中國對美的政策和態度。事實上這也是國際學術界更感興趣的話題。因為美國是怎麼想的這個問題，美國檔案已經解密很多年了，學者們做了很多研究，相對來說我們比較清楚。相反中國的外交決策，特別是冷戰時期的對美外交決策究竟是怎麼回事？事實上系統利用新解密的一手外交檔案所做的研究還是非常的少。在匿名評審時，幾個評審專家對這篇文章的評價都比較高，認為它代表了冷戰史研究最前沿的學術水準，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外交史》期刊

提起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大家能想到最多的是尼克松訪華和1972年中美關係的正常化。這段時間當然非常重要，例如台灣問題上的「一個中國」共識，都可以追溯到尼克松訪華時期，是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在建交上達成的一個基本條件，是中美關係正常發展的基石。從學術界的研究來講。大量研究文獻都集中在1969年後，特別是1971年基辛格訪華後，這個階段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但我當年在寫博士論文時關注的問題是：為什麼在60年代的時候中美關係沒有辦法形成緩和，而是直到69年後，尤其是70年代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係才逐步走上正常化道路？整個60年代中美之間延長性的、長期的對抗是怎麼形成的？

回顧冷戰研究的學術史，對於為什麼會爆發冷戰的解釋，大概有三種說法：最早是從意識形態的視角出發，認為是蘇聯的擴張引起了美國的警覺，美國要對蘇聯的意識形態威脅做出反應，因此爆發了冷戰；再往後，一批學者開始關注現實的國家利益，認為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國家利益的衝突導致了美蘇的對抗；到了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由於一大批美國和蘇東地區新解密檔案的出現，開始形成了一個叫「新冷戰」的研究領域。這時也出現了冷戰史研究的文化轉向，特彆強調意識形態和觀念的重要性，這和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建構主義、觀念史興起的大背景有關。

現有研究中，對於為什麼中美在60年代無法實現緩和的解釋，同樣分三種觀點：第一種叫勢力均衡說，認為只有當面臨蘇聯的共同威脅時，中美才會走到一塊，後來尼克松來中國就是為了對抗蘇聯的威脅。這種觀點最大的問題在於，縱觀冷戰對峙的結構，1972年以前和1972年以後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蘇聯的威脅早在60年代就已經存在，如果是因為勢力均衡，為什麼直到1972年以前中美都無法走到一起？所以這種解釋還是存在比較大的問題的。

第二種觀點是意識形態的對立造成了中美在60年代沒法形成緩和，事實上1971年基辛格來華，此後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並沒有進行根本性的調整，中國依然是從世界革命的眼光去觀察和了解世界，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

第三種常見解釋是60年代的國內政治環境導致中美無法走上正軌。從美國方面來講，實際上從60年代初的肯尼迪時代開始，美國國內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僵硬就有很多批評，支持調整對華政策的美國民意一直在不斷的上升。肯尼迪很清楚這些民意的變化，他讓自己的下屬去收集了很多具體的數據，作為自己制定對華政策的依據。因此關鍵不在於美國國內的反對，而在於美國領導人在總體戰略上是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對於美國的全球戰略、尤其是亞太戰略的影響的。

我的這篇文章，核心觀點和國際冷戰史研究的主流取向是恰好相反的。當大家都在講觀念的重要性，講冷戰史研究的文化轉向時，我卻回過頭來講權力政治的重要性。我的核心觀點就是說，為什麼中國在60年代採取了一個非常強硬的反美政策？這到底是不是理性的？它是不是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是完全由意識形態所主導的，因此是一個非理性的政策？我通過大量的歷史檔案考察，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權力政治的考慮恰恰是反過來的，中國在60年代採取的強硬反美政策實際上是出於非常理性的戰略考慮。所以我這篇論文的總標題是《大戰略、權力政治與1960年代中國對美政策》。如果我們重新回過頭看當時中國對自己的戰略目標定位會發現，中國當時有一個很強烈的、一以貫之的戰略目標，就是要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當我們仔細去考慮中國的很多對外戰略上的考慮，完全不是像印象中那樣，認為冷戰時期，尤其是60年代是完全意識形態化的，處於一種很激進的外交狀態。這種激進的外交政策實際上恰恰是基於一個很理性的判斷。

簡單的舉幾個例子。60年代初寮國爆發內戰。寮國內戰大體有三方，一方為西方陣營所支持，一方為蘇聯和中國所支持，另一方是中立派，戰爭的不斷蔓延使得當時世界上的幾個大國，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捲入到戰爭中。後來幾個大國在日內瓦召開會議，討論對於寮國內戰的態度。這個時候還是1961年，美國在外交上還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這次的反應很有意思，陳毅在講話中說：我們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小小的國家，把幾個大國都捲入進去。他強調我們一定要適可而止，如果不斷的輸出革命、支持寮國的游擊隊奪權全國政權的話，最後一定會引發美帝國主義的激烈反應，甚至加速世界性大戰的到來，這對我們的建設是十分不利的。所以要打也是寮國內部打，我們幾個大國不要捲入進去。很顯然這是一個非常現實主義的考慮。它說明我們的領導人當時在考慮對外戰略的時候實際上是非常清晰地、現實主義地對中國所處戰略位置、戰略目標進行了審慎判斷後才做出決策。

我這篇文章中還討論的其他幾個部分。一個是中國外交的激進化過程，這裡面是否有失去的機遇？正如剛才講到的1961年日內瓦會議，那時候陳毅等中國領導人說的很清楚，我們不會在這個時候去和美國緩和關係，因為這會影響到我們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但這不代表我們絕對不願意和美國緩和關係，條件在於美國必須在涉及中國核心戰略利益的問題（比如台灣問題）上做出讓步。陳毅說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始終不願做出讓步，所以我們也不讓。陳毅當時有個提法，說我們最多採用所謂的「日內瓦方式」，可以握手、可以碰杯，但是不做進一步的外交上的交流。

說到「日內瓦方式」，這要提到另一個有意思的外交細節。一直以來在中美關係歷史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就是1954年第一次日內瓦會議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同周恩來總理握手，這成了冷戰時期美國採取對中國敵視態度的一個象徵。直到基辛格、尼克松來中國，跨過大洋的握手才象徵著中美冷戰的最終融化。但實際上有個細節是不對的。早在1961年的日內瓦會議上，陳毅作為中方代表團的團長，已經和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曼握過手了。對於此事我還找到了相關的檔案記載，是陳毅在自己的講話，裡面詳細回顧了相關細節。他說當時很多中間國家都對雙方進行撮合，讓中美之間拉拉手、說說話，因為中美對抗其實對很多國家都不利。在一個招待會上，陳毅突然發現哈里曼走過來站到了他邊上，陳毅注意到了他並且轉過身來，這時候哈里曼要主動和他握手，陳毅稍微想了一會兒也就握了。後來陳毅在講話中還特意對握手一事進行了點評，他說握手是沒有關係的，大大方方應戰即可，至於中美關係如何緩和，那一定要看美國在涉及中國的核心安全利益上持什麼態度，尤其是台灣問題。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第二個部分討論了中蘇關係的變化和中國核武器試驗的成功，在政治上象徵著中國獲得了世界大國的地位。對於越南戰爭的升級，中國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包括整體的國防政策上面，當時毛澤東做了調整，把找林彪去經營南方的戰略修改為「誘敵深入」。還有個背景是中蘇的分裂，在我的研究中提到了一個細節：1965年2月，當時的蘇聯總理柯西金路過北京和毛澤東會見，這個會見很有名，在很多回憶錄里都會提到。當時毛澤東說雙方打筆墨仗沒關係，可一旦帝國主義對我們動刀動槍，無論是對你們還是對我們，那個時候就要團結起來了。可見當時雖然中蘇雙方有分歧，但在最基本的安全問題上還是有一個共同的威脅，那就是美國。

大家普遍認為在中蘇大論戰之後，兩國關係就已經徹底分裂了，但我在外交部的檔案里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細節，就是柯西金來的時候，中方對他的接待規格很高，基本上黨政軍各個方面的領導人都要出來宴請。柯西金在會談中說其實蘇聯很想恢復中蘇關係，雙方還討論了如何重新開始合作，例如經貿往來、互派留學生等等。柯西金說蘇聯願意再賣一些坦克和運輸機給中國，但是周恩來是這麼講的：謝謝，坦克我們現在不需要了，因為我們可以從捷克斯洛伐克買來同樣的蘇制坦克。我們需要一些重型的機械設備，這些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當中很重要，希望你們能夠提供。可見中蘇關係的變化是相當複雜的，包括中蘇究竟是什麼時候分裂的、為什麼分裂？這個問題還值得進一步的考量。我看的這個檔案至少可以說明，在1965年柯西金訪華的時候，中蘇雙方是一度想把關係重新挽回來的。直到珍寶島衝突，中國方面才開始真正意識到蘇聯對中國安全上的威脅，才導致中美蘇戰略三角的逐步形成。這是對我文章的一個簡要介紹，接下來請牛軍老師發言。

牛軍：王棟老師在我們國際關係學院研究中美關係的新生代學者里是非常優秀的。他的這篇論文有很多新意，特別是從權力政治的角度來解讀60年代中國對美政策。我對這篇論文感興趣，是因為最近我恰好在寫一個冷戰時期中國對印度支那政策的文章。60年代又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年代。這篇論文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解讀，用王棟的話說就是引進了一個新的變數，這是社會科學的常用術語。這也是我們歷史研究的一種方法，就是利用社會科學發展提供的各種方法、視角，讓我們能夠用更豐富的視角層次、更犀利的工具來解讀我們面對的這些重大歷史問題。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些問題與今天有剪不斷的聯繫，就是到底今天應該怎麼認識中美關係？我們每個人的看法都會受到王棟這篇論文中研究的時代的中美關係和我們對這個時代中美關係的各種解讀結論的影響。

對於權力政治的問題，我想起來過去看過李澤厚先生一本書，叫做《實用的理性》，講中國的實用主義哲學。我現在結合對印度支那這場戰爭的政策研究60年代的中美關係，感覺王棟提的問題可以往更深層次上推進，推到中國外交哲學上的實用主義本質。我覺得這種實用主義傳統在60年代的中國外交中依然起著作用。60年代的毛澤東在外交中充滿了激情和革命浪漫主義，他追求世界革命、支援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支援越南北方的統一戰爭、還有第二次亞非會議等等，這一系列的對外政策將他個人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以及對世界革命的虛幻想像表現的非常充分，我們去接觸檔案就會有非常強烈的感受。我們沒有辦法去忽視他個人那種強大的個性對於中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如果不去深入閱讀檔案，去了解它的整個思維過程，我們會認為這一系列的外交行為有很多潛在的負面後果，是毛澤東為了追求自己的革命理想，把中國的國家安全置於危險之中，這是一個常見的評價。

但我們深入閱讀檔案可以看到，在處理整個越南戰爭的過程中，毛澤東一直在堅守著一條基本的底線，就是不直接捲入同美軍的衝突，絕不同美國再打一場朝鮮式的戰爭。這條底線的存在，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1964年1月，黎筍訪問莫斯科。前一年9月，越共中央秘密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作出了大力向南方游擊隊提供援助的決議，包括派遣軍隊進入南方發動武裝鬥爭等等。因為在8月的時候，美國剛剛支持了一場政變，把南方領導人吳庭艷給刺殺了，之後的南越政局一片混亂。但是越南勞動黨中央總結之所以沒有抓住這個機會，是因為他們在戰略上的判斷有問題，太保守了。所以在九中全會越共就做出決議，要積極開展南方鬥爭、實現國家統一，包括把北方的建設問題也轉向為南方的武裝鬥爭服務。所以黎筍去莫斯科開會，路過北京就和毛澤東談起了這個問題，最後提出了請中國派兵去寮國、越南。毛澤東告訴黎筍，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內部是有爭論的，尤其是寮國同中國接壤，如果出兵的話美國就會幹預。果然，五個月以後美國就開始轟炸寮國，甚至把中國代表團給炸死了。毛澤東後來說他是不同意出兵的，認為寮國不要緊，同時告訴越南你們派兵去也要謹慎一點，因為寮國的那個軍隊戰鬥力不行，幾次大戰役都是越南人派兵過去的。可見毛澤東在對外政策方面也有謹慎的一面，是非常複雜的。

很多年輕讀者可能沒有讀過當年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那個引子，叫《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裡面講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世界革命的形勢、各國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所應該奉行的對外政策等等。這一時期是中共的激進外交理論形成最高潮的時候，但到了具體對外政策上，它絕不邁出引發同美國的戰爭那一步。可見當時的總體外交儘管是非理性的，但如果對一個盟友的支持要到把國家安全置於危險之中的程度，這種情況只要能避免還是會盡量避免的。這個例子教訓深刻，我們今天都應該繼續，不要為了一個盟友把國家置於危險之中。

深入到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在內部有爭論的情況下，毛澤東的選擇是很清楚的。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共的口號一直非常響亮，那就是「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但仔細閱讀這些都是有條件的，句式通常是「只要美帝國主義如何如何，我們就…」，其實美國它並沒有想要進攻北越，只是轟炸而已。有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對越南方面承諾，只要美國進攻你們，我們就怎樣怎樣。劉少奇在旁邊提醒他說，美國可能不會進攻，只是轟炸，毛澤東就沒有接這個話題。總之現實情況是美國從來沒有進入北越，至於轟炸該怎麼解決，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個人認為，王棟選擇六十年代作為他的研究還是很有眼光的。六十年代是個什麼樣的年代？在我的研究視野里，中國的外交史寫作更多集中在七十年代，因為這是隨著政治發展需求來進行宣傳介紹的。七十年代雖然是文革，但是打開中美關係是文革毛澤東外交的一個重大的亮點，也是文革結束以後中共繼承的毛澤東各種政治遺產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但可能受個人興趣的影響，我覺得六十年代是最值得研究的年代，因為這個年代是中國外交空前活躍、中國領導人空前的激動、毛澤東等人空前地熱衷於外交事務的年代。大概五十年代有過一段，但是從沒有像六十年代那樣投入那麼多的精力，把中國的外交看作是實現自己理想極端重要的一個部分。當然，那個時期的外交活動非常多，也可能和檔案開放有關係，可能後來的領導人其實更關注外交。

但以鄧小平為例。他在1979年訪美後對身邊人說，我的外交任務完成了，以後哪也不去了。之後18年他再也沒踏出過國門，把全部興趣的絕大部分放在中國的國內政治上，也就是改革開放。他見外賓的經歷都被搜集出來了，加一塊也沒說過多少話。他後來回憶說，1985年他託人給戈爾巴喬夫帶信，說如果你能接受中國的三個條件——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蘇軍撤出阿富汗、蘇聯從中蘇中蒙邊境撤軍，我們就實現正常化。他的口氣就是你到北京來也行，我也可以破例去莫斯科。那時候鄧小平已經多大年齡了？他所說的破例，我看寫中蘇關係的人都沒有理解是什麼意思，所謂破例就是79年訪美結束後，他在飛機上對身邊人說的那句話：「我以後再也不出國了」。但為了使中蘇關係能夠實現正常化，推動蘇聯新領導人邁出關鍵性的一步，他說我破例了，哪怕你年輕不願意來，我八十歲了也可以過去，可見他對國家所獲戰略利益的看重，用這種承諾的方式來推動。舉這個例子可以看出，雖然檔案沒有公布，大概也能看出中國領導人對外部事務的興趣從來沒有像六十年代那麼濃厚，所以六十年代很值得專門的研究。此外六十年代的開放檔案也非常豐富、數量巨大，這些是最基礎的研究條件。也歡迎有感興趣的聽眾加入到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中。

今年初，人民出版社和博源基金會共同出版了一本中美關係兩百年的圖冊，這本圖冊收集了中美關係各個年代的照片，非常好看。前言中，王緝思先生提出了一個我們長期困惑的問題，就是中美關係的發展過程中其實中國是中心，至少我們中國人應該關注自己在中美關係中所起的作用。為什麼這麼講？首先，根據這本畫冊的斷代，其實中國人是以自己的歷史來劃分中美關係史的。比方說，我們講近代中美關係史是以作為中國近代開端的鴉片戰爭來劃界的，而非以美國的歷史來劃。之後的三個不同階段——辛亥革命後、新中國成立後、改革開放後，都是按中國人的歷史來給中美關係劃分階段的。可見我們是以自己為中心來敘述這段歷史。但事實上，我們過去的中美關係史書寫並沒有把自己放在這段歷史的中心，對中國對美政策的書寫、研究遠遠不夠。

例如，我們中國人之前寫的最優秀、質量最好的中美關係史著作是陶文釗先生的《中美關係史》，從民國時期寫到2010年。但裡面大量書寫的是美國對華政策史，或許書名應該改為叫《美國對華關係史》。它的主體都是美國，視角都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影響、調整過程，雖然時間上按中國歷史斷代，內容上卻都是美國視角。

究其原因，首先是我們的學術發展比較晚，改革開放以後才有認認真真的學術研究，八十年代積累，九十年代出成果；第二是在中國對外關係研究各個領域中，中美學術交流開始的最早，促成了進步的同時也受到了影響；第三就是美國檔案的開放，數量大、內容豐富、透明度高，我們做歷史研究就是這樣，沒有檔案就不敢說話。我說做當代史研究本身就是一場冒險，跟賭局一樣，很多情況下你沒有檔案，單靠判斷就有風險——有時候你做了半天研究，最後檔案出來的時候就被推翻了。而且我們現在面臨的是海量的檔案，這種情況下如果你不允許學者根據自己的規範去自由檢索，我們的判斷錯誤是完全有可能的，這些判斷上的失誤進入到教科書就會影響接觸這些知識的學生的思考質量。這個問題非常大。我們會重視食品的質量問題、水污染問題，但我們不太重視知識污染、精神質量問題，這個同樣會像不合格食品一樣，影響我們的生活質量。

所以我覺得，像王棟這樣的年青一代，將來在這個領域是能有很大發展的。我是77屆的學生，當我在反省我們這一代上學做研究的時候，我們看的中國對外關係史的書中影響最深的有三本：一個是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個是丁名楠等人的《帝國主義侵華史》，還有劉大年先生的《美國侵華史》。在學習階段，我們所理解的中美關係的核心部分就是美帝國主義侵略史、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那個時代如范文瀾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等，基本視角就是帝國主義侵華和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新民主主義也罷舊民主主義也罷、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這個主題是不變的。

90年代開始出現的新研究成果已經大大的拓展了我們的眼界，豐富了我們的認識。如何回過頭來看並調整我們過去積累的這些知識，對於今天認識中美關係非常重要。對中美關係中出現的很多問題，是什麼樣的主觀知識結構驅使我們在每個問題上選擇性地做出判斷、形成情緒變成行為？先不說形成政策，我們這些不參與政策的人是怎麼形成自己的情緒的，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現在的各類文獻都像我們提出了大量的問題，很多我們過去認為是定論的事情，現在正被越來越多的證明其實是雙方可能都有問題。中美關係是什麼樣的關係，有時候不是學術結論，而是一個經驗性的判斷。中美關係的內容極為豐富，給歷史人物提供了巨大的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你想選擇對抗，可以找出無數的理由；想選擇合作，也同樣可以找出足夠的理由，最後那個站在舞台中間的歷史人物可能是決定性的。我想我們每個人沒有能力影響政策，但是我們能決定自己的判斷。

王棟：剛剛牛老師也提了很多問題，我看看能不能嘗試去做一些回答。首先是我這篇研究在整個冷戰學術史脈絡中的地位的問題。我個人的理解是他重新回到了一種傳統主義的解釋範疇，也就是強調權力政治的重要性，是一種重視利益、戰略、權力的傳統國際關係研究範式。在現代的歷史研究中，不僅是冷戰史研究，我覺得整個全球史研究中最時髦的就是講文化、講觀念，這是整個學術界一個發展趨勢，所以我現在做了一件回歸傳統的事情，當然重點不在於時不時髦，而在於對歷史的解釋力。

另一個很有感觸的地方，就是對歷史的豐富性的精確理解和把握。自己前些年寫過一篇關於中國外交史研究傳統的文章，裡面提到，我們對於中國外交史的理解基本上是處在一個官方的框架里的。對於任何國家來說一定要有一個官方的歷史敘事，這個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但對於學術研究來講，如果對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理解都停留在教科書層次的話，理論上的研究就很難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突破。因為官方的敘事畢竟是有一個特定的框架在描述歷史的。不僅僅是學生，我們的決策者也會受到經驗性的歷史認知的影響，所以對歷史的研究和再認識確實很重要。

還有個問題也很重要。中美關係兩百年發展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中國自己的變化決定的。但是看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卻是反過來的，我們沒有辦法去陳述自己的故事，沒辦法講清楚中國自己關於中美關係發展的敘事和脈絡。我覺得很重要一個問題就是沒有材料。檔案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話語權。以陶文釗老師為例，陶老師的《中美關係史》當然是一個非常經典的著作，但從學術批判的角度來講，確實是存在材料缺乏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客觀條件造成的，長期以來我們的檔案解密制度並沒有達到美國那樣的程度。當然這方面我們也是在不斷進步的，隨著國內檔案的不斷開放，也對我們的研究提供了越來越好的基礎。

我自己常對學生說，歷史研究很有意思，寫起來有點像寫小說一樣，裡面有情景、有人物、有個性，還有各種戲劇衝突。但和小說不一樣的一點就是它寫的東西都是真實的，是基於真實的歷史檔案來寫的。再舉個例子，比如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後，中美蘇的戰略三角就逐步形成了。這裡面有很多互動的細節。當時蘇聯也很著急，因為它也搞不懂中國的戰略意圖到底是什麼，擔心中國那個時候會不會和美國走到一起，那樣戰略上就會給它造成壓力。所以蘇聯就派出很多代表團到各國去遊說，要論證一點什麼呢？就是中國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很危險的民族，我們要共同對中國進行遏制。當時蘇聯領導人提出要構建一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還採取了一些報復性的動作，如在新疆中蘇邊境對中國邊防部隊進行伏擊等等。

但蘇聯卻失算了，這件事反過來促使美國進一步認識到，在這樣的一個戰略三角里，我們應該選擇站到中國這一邊。當時蘇聯派了一個代表團、包括一些總參的高級官員去和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會談，關於這個會談我看的是美國方面的檔案。會談中蘇聯領導人反覆強調，與中國的珍寶島衝突這件事無足輕重，沒有什麼大不了。蘇聯為什麼要這麼講？如果它承認了這件事對蘇聯構成了極大的影響，使其在戰略上處於很不利的地位，那麼在這個戰略三角里、尤其是美蘇關係上就要處於一個劣勢，所以它一定要強調珍寶島衝突這件事無足輕重。蘇聯代表團當時舉了一個例子，說珍寶島本身是黑龍江上的一個小島，冬天那裡是結冰的，可以通行，所以才爆發了這樣一個摩擦，等到春天來得時候河水上漲，這個問題就沒有了。美國人也不傻，當時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約翰遜聽到這個解釋都快笑出來了，他很有自我調侃精神，說我也希望我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遇到的一些難題也能像你說的一樣，春天來了河水上漲後，這個問題就沒了，比如我們在越南的問題。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歷史學者可能還需要一些判斷和直覺、想像力和靈感，這樣才能做出一些很紮實又有創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