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係深陷僵局，修復還須制度先行

11月3日中午，廣東潮州市潮州大道某醫院發生一起兇殺案。一名男子持刀砍向醫院醫務人員，造成醫院副院長當場死亡和兩名醫務人員受傷。而一周之前的10月26日，佛山南海紅會醫院卻發生了醫護人員錯把早產兒當死嬰遺棄的惡性事件。如果算上此前同樣沸沸揚揚的「八毛門」和「錄音門」事件，近來呈現於媒體層面的醫患關係已經到了瀕臨崩裂的地步。需要指出的是，這絕不僅僅是媒體對個別極端事件進行炒作的後果，相反，無論從我們個體的親歷經驗，還是近幾年醫院需要面對越來越多的糾紛事件這一點來看，醫患之間的信任問題都已經到了不得不修復的地步了。

　　眼下，在醫務人員與患者之間的信任僵局中，沒有一方是絕對的勝者，甚至應該說雙方都深受其害。從患者的角度看，醫生醫德不存，從虛開高價葯到手術操作上的不規範，都讓自己對醫院本身望而卻步而又憤怒叢生。於是，便有了走向極端的「錄音門」乃至暴力傷人致死事件的發生。從醫生的角度來看，自己救死扶傷之餘還需要忍受人格上的侮辱，甚至肉體上的侵害，於是也就有了醫生戴著鋼盔上崗的怪異之舉，或者心灰意冷直接離開醫生行業。

　　不過，要終結目前這一矛盾，僅僅從醫生和患者本身的角度著手，勢難避免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結局。因為事實上，醫生與患者之間的嚴重不信任只是問題的一個表象，相反，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體制本身存在的諸種弊端。這樣說，絕不是為單個患者針對醫生採取極端手段的行為辯護，而是從解決社會問題的角度出發，我們必須要從制度性的層面提出改革建議。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發生於住房、醫療、教育三大社會福利領域的改革有一個集中的導向便是「產業化」。就醫療行業而言，產業化改革不但在制度架構上剝離或者部分剝離了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擔負，也在觀念層面潛移默化地給醫療領域的人員植入了「經濟理性」的思維。也就是說，醫院本身的角色定位開始向市場主體靠攏。這就使得醫院如同一家企業，醫生更像一個個背負創收任務的企業員工，「以葯養醫」的盈利模式正是這一背景下的「創新發明」。另一方面，隨著醫院本身趨利性的日益增強，醫德、操作規範這樣一些約束醫生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會規範也開始被沖淡了，諸如醫生將手術刀落在患者身體中這樣的荒誕之舉也開始變得不那麼離奇。可以說，從制度到觀念，醫院方面的角色變更最終促成了醫患關係的變質。

　　但醫患關係的變質並未導致醫院壓倒性的優勢。或許，在就診問題上，較之患者，醫生佔據絕對的權力優勢;然而一旦爆發衝突，事件超出了就診範疇，直接面對患者的醫生便立刻成了巨大的受害者。佔據輿論優勢的患者常常可以高價索賠，這其中，亦不乏有患者家屬趁機漫天要價的可能。而醫院方面往往為了息事寧人，常常是打碎了牙往肚裡吞——— 賠錢、道歉了事。

　　顯然，這樣一種混亂不堪乃至近乎於叢林狀態的局面，對於雙方而言都是苦不堪言的。無論對醫院，對醫生，還是對患者，以及對社會秩序的治理者而言，當前，修復醫患關係都已經是迫在眉睫了。

　　正是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從制度性的角度出發，首要的一點在於政府必須重新定位醫院的角色，在基本的醫療服務領域實現「去商品化」;在醫患之間的糾紛方面，相關的立法必須儘快跟上，這一點無論對於安全感每況愈下的患者來說，還是時刻面臨漫天要價的院方，都是頗為急切的。當然，除了法律層面的完善，在具體的衝突過程中，我們不能僅僅依賴當事的雙方冷靜理性，而是有必要設立一些第三方的權威機構介入調解，以便為消弭衝突提供必要的緩衝地帶。

　　無論社會還是個體，都不願意目睹醫患之間的信任風波愈演愈烈。我們希望不斷湧現的醫患糾紛不會白白付出代價，而至少為重建彼此之間信任注入動力，為全社會認真審視並且推動醫療行業的改革本身提供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