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好吧，我在中國大學教授西方價值觀-觀察者網

06-22

【數年前在國內看到貝淡寧教授的成名作《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時，小編想不到沒多久他就會來中國生活。上周日，小編剛在上海遇見貝教授。他坦言相告，社群主義在西方的傳統遠不如儒家中國。他喜歡中國人的政治關懷，寄希望於中國式的賢能政治。在本文中，他談及中國高校的開放氣氛與價值觀導向之間的有趣關係。本文4月16日原載紐約時報中文網，陳亦亭、許欣翻譯。】

沒人會對中國政府限制「西方式」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感到驚訝。但政府最近要求大學加強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並下令禁止「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對一些人來說可能就是新聞了。從表面上看，這種規定實屬荒謬。它意味著不僅要禁止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想，還要禁止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思想家的思想。

排斥西方價值觀影響的聲明，有悖於中國高等教育真實發生的情況。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反對外國干涉的運動反覆出現，但有一種趨勢始終沒變：與西方大學之間的國際交流越來越多；在選拔和提升教授時，更加重視才能，政治意識形態考量減少；在文科教育中嘗試運用不同的模式。

當然，政府可以扭轉這些趨勢，但中國領導人清楚地知道，現代教育制度需要儘可能多地向外國學習。

以我為例，我在中國的頂尖高校之一清華大學教授政治學理論已經有十多年了，但教室里的自由度依然會讓我感到驚喜。

我會經常性地討論政治上敏感的話題。如果嚴格執行官方的警告，我教的很多東西都屬於「違禁」類別。這學期，我們在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一開始就是他1989年的那篇名作。那篇文章宣稱，有關政治意識形態的討論，已經以自由民主的勝利而告終。學生們像在西方任何一所大學裡一樣，說出了自己心裡的想法。

我會儘可能以最正面的闡述，來講解偉大政治理論家的思想，並讓學生互相討論其優缺點。如果課堂上講的是密爾的《論自由》(On Liberty)，我會儘可能為言論自由做出最好的辯護。如果課上介紹的是孔子的《論語》，我也會為和諧的價值觀做出同樣的努力。我會邀請中國和西方的知名思想家發表客座演講，不論他們持何種政治主張。好消息是，我的課堂幾乎從未受到過政治干預。

唯一的一次例外發生在我2004年到北京後不久。當時，我想教授一門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課程，但卻被告知這個想法不可取，因為我的解讀可能與官方意識形態不同。人權和民主都可以，但馬克思主義不行。後來，我學會了繞開限制的辦法，就是在教授相關內容時，不要在課程名字中出現「馬克思主義」的字眼。

研究工作受到的挑戰則更大。我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用英語發表著作和文章。但當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後，審查機構就會履行它們的職責。

較早前一本有關政治儒學崛起的書，原定於2008年出版，但我被告知由於北京將要舉行奧運會，這本書不能出版：全世界都在注視中國的時候，任何對中國當代政治稍加批評的內容都無法發表。2009年是現代中國成立60周年，因此這一年成為又一個「敏感」年。在2010年初，即將在上海舉行的世博會又為延期出版提供了借口。令我驚訝的是，這本書的確在2010年秋天，政治上「不那麼敏感」的短暫時期內得以出版。

近來，審查力度加強了。這次主要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展的反腐行動，該行動樹立了真正的敵人，他們很想削弱當前領導層的權威。因此，目前對政治出版物的限制比平時更嚴苛，無論是多麼學術的內容。

我通過亞馬遜(Amazon)訂購的書籍在邊境遭到沒收。長期以來，我一直要通過虛擬專用網路(VPN)才能打開《紐約時報》及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網站，但審查機構一直干擾VPN的使用。我那些精通科技的學生幫我繞過限制，但這是一個貓捉老鼠的遊戲，而且貓變得越來越聰明。我的情緒幾乎直接隨著網路狀況的好壞而變化，最近我經常感到非常低落。

我為了查找資料撰寫新書，經歷了非常艱難的過程，諷刺的是，這本書基本上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基本原則做出了正面的描述。我不得不離開中國幾個月，搜集闡明觀點所需的網路資料和被禁的中英文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