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時的中日關係：漢魏時代自請為藩國的委奴

06-22

不僅中國的文化、技術通過這條道路傳入日本群島，而且也通過中國把西方的文化介紹到日本群島。印度的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再通過中國經由樂浪郡這條國際通道傳入日本群島。因此可以說樂浪郡這條東方國際通道與「絲綢之路」那條西方國際通道東西輝映，在中國文化與東西方各國間的交流中起了媒介作用。但是，日本群島上的倭人國家，從什麼時候開始和怎樣與漢政權建立起國家間的關係，由於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現已無從考祭。不過，從「東夷始通上京」這一記述分析，日本群島上百餘倭人國家中的某一國的使節，肯定到過漢的首都。因為一般倭人到達漢的首都，不會引起中國史學家的注意，而特記一筆。

隨著時間的前進，中國和東亞各國的交往關係日益密切，到東漢時，已出現-「汐、貊、倭、韓萬里朝貢」的國際局勢。（注6）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國文書對日本群島上百餘倭人國家中的奴國（公元57年）和伊都國（公元107年）兩國使節到達東漢首都洛陽-事，作了正式記錄。這就使中日兩國的交往，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

二、東漢政府與倭奴國建立外交關係

范嘩著《後漢書》東夷傳記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正月，「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綏。」（注7）這是繼班固《漢書》之後，反映中日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最早記錄。倭奴國是倭人奴國之意，是《漢書》中所載百餘倭人國家之一。據日本史學家的考證，這個古代矮人國家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北九州博多灣的福岡市一帶。這是日本史學界和考古學家根據下述情況做出的科學結論。第一，在福岡市稍南些的須玖遺迹中發現彌生時代的古墳群，從中出土大量銅鏡、銅劍、銅矛等青銅器，以及發現彌生時期種植水稻的農耕遺迹，甚至發現炭化的大米粒。（注8）古墳群中有一座蓋有巨大石塊的瓮棺，日本史學家認為墓中的主人，可能就是奴國的國王。第二，在博多灣的志賀島發現光武帝賜給奴國國王的金印。一七八四年（日本天明4年）春，在當時的筑前國糟屋郡志賀島葉崎地方（今福岡縣粕屋郡志賀盯），農民甚兵衛因田地水溝流通不暢，於二月二十三日進行修築。在挖溝時掘出許多碎石，碎石下覆蓋一塊兩人方可移動的大石移開大石，下有一石室，從中出土一顆金印。該印為純金製成，上部為蛇紐，下部印面為二點三四厘米見方，刻有「漢委奴國王個五個陰刻篆字。經日本史學家鑒定，該印的大小尺寸符合漢代「方寸之印」的規定：蛇形紐飾也符合漢代授與夷王印章的規定。因此，斷定它就是光武帝賜給奴國國王的那顆金印（中國歷史學家黃遵憲在日本時曾親自見過這顆金印）這顆金印現為日本黑田氏收藏。不過也有一些史學家對此結論持有懷疑，雙方進行過爭論。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國考古工作者在雲南省寧西漢墓中出土了漢武帝賜給滇國王的刻有「滇王之印」的金印。日本史學家經過對比鑒別，認為在雕刻方法，字形，蛇紐等方面．都極其相似，、爭論漸息，但懷疑之點並末根除。一九八一年二月，在我國揚州地區，出土另一顆漢代金印「廣陵王空」。經商京博物院考古部鑒定，是東漢光武帝劉秀之子廣陵王劉荊的金璽；這顆金印是在公元五十八年授予劉荊的，而光武帝賜給奴國的金印是在公元五十七年，兩者相距僅一年。兩顆金印的外形大小形狀相同，邊長均為漢代的一寸，雖然一為龜紐，一為蛇紐，但這符合漢代印紐的規定。（注9）陰刻篆文的篆刻技法，同為「葯研雕」，印高及重量兩者相差無幾。因此，日本的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兩顆金印的雕刻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日本考古學家岡崎敬，金石學家井上光貞；日本古代史學家大谷光男等認為，「廣陵王空」的出土，結束了近兩百年來關於「漢委奴國王」金印真偽的爭論。（注10）由於倭奴國王金印的出土，福岡市一帶是古倭矮人奴國的遺址，便成為不可爭辯的事實了。

范嘩在《後漢書》中沒有記述奴國的社會狀況，也沒有記載朝賀時贈送禮品的名單，這對了解奴國的情況是一個不小的損失。可是，近年．來日本史學界在奴國一帶進行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多少彌補了這個缺欠。綜合日本史學界的考古成果，可以了解二千年前奴國的大概情況；今天的福岡平原，大體上就是奴國的版圖。福岡平原有兩條河流，御經川和那坷川東西匯流於此，正是栽培水稻的適宜地點。從發掘出的農耕遺迹和炭化大米粒可知，奴國的水稻栽植已很盛行，漁獵經濟已退居次要地位。平原的中心有一丘陵地帶，現在叫作板符台地，站在台地上面可以俯覽整個奴國平原。從台地往前約三公里，是現今的須玖遺迹。這個古墳群擁有近千於座墳墓，這樣多的古墳反映出當時的奴因人口眾多。從墓的形狀看，有一般的瓮棺墓和獨特的上面蓋有巨大石塊的支石墓。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一般的「彌生式」陶器和銅矛、銅劍、銅鏡等隨葬品。從墓的形狀和隨葬品的多少甚至沒有隨葬品的狀況可知，奴國已出現階級分化。但是從其向漢光武帝朝獻時沒有進貢「生口」這一事實分析，奴國的奴隸並不多少。由於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基礎，因此奴國在日本群島和朝鮮半島之間進行交換互通往來，而且還經常派遣使節去樂浪郡和漢政權發生接觸。這種情況表明；奴國是當時候人國家中具有政治經濟影響的先進國家。公元五十七年，奴國國王為擴大同漢政權的聯繫，派使節去漢都洛陽，與漢政權正式建立起外交關係。但是，據現有史料看，漢政權沒有同奴國以南的侯人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因此，《後漢書》倭侯人傳才有奴國是「倭國之極南界也」的記述，據史書載，奴國赴漢都洛陽的使節，自稱其官銜為大夫。本夫不是倭人國家官職中的固有名稱。大夫這一稱謂，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很為盛行，出使各國的使節對方常以大夫相稱，戰國時期或秦漢之際，因避戰亂而移居日本群島的漢族人民，對這稱謂及其所反映的身份是很熟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