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鏗：獨行的現代堂吉訶德騎士——重新閱讀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的名字在中國的讀者中間，即使並不陌生，但也絕不會像薩特那樣如雷灌耳，更不會有福柯和德里達那樣的風雲流行。這是因為阿隆的思想屬於那種逆水行舟的獨行者的識見，是那種世人皆醉我獨醒的狂歌。這樣的人，在一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國度里，必定會有反動派的嫌疑。不幸的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人與法國知識人如出一轍，在喜歡高唱「革命聖歌」這一點上可以說是極其相像，可謂是乃兄乃弟。正因為如此，阿隆那些猛烈批評法國知識人激進思想的文字，闡述自由政體如何脆弱和揭穿歷史必然性謊言的理論，乃至他那關於法國學生「五月風暴」運動不過是一場學生狂歡的「心理戲劇」名言，對那些曾經經歷過一浪高於一浪的瘋狂政治革命的人來說，仍然是一帖醒世的良藥。重新閱讀阿隆的《知識人的鴉片》，《社會學主義思潮》，以及《阿隆回憶錄》等書之後，筆者恍然發覺阿隆像是塞萬提斯筆下的那位堂吉訶德騎士，孤獨地與各種人們已經是見怪不怪的、且風行一時的狂熱思想作鬥爭。

　　 一、阿隆與托克維爾

　　 很多中國讀者恐怕並不知曉，托克維爾在雷蒙·阿隆之前，在法國人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保守學者。正是通過阿隆的不懈闡釋和宣說，托克維爾對法國幾場革命的經典分析和反思，在沉睡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之後，才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成了一門顯學，逐漸流行起來。當代法國「新哲學」代表人物伯納爾-亨利·列維在他那本2006年出版的《美國的暈眩——沿著托克維爾的足跡重訪美國》一書中，就聲稱他作為一個「五月風暴」的學生見證人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法國巴黎高師讀書時，托克維爾不過是一個沒有人過問的二流學者。阿隆（1905-1981）則是列維的老師一輩。他和薩特在同一年（1924年）進入巴黎高師，以後又與薩特一樣到德國朝聖，聆聽過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阿隆的博士論文《歷史哲學導論》便帶有明顯的德國思辨哲學的韻味。1968年「五月風暴」發生時，阿隆作為一個社會學教授正好身處學生風暴的心臟——巴黎左岸的索邦大學。

　　 阿隆把托克維爾當作一位分析法國革命前因後果的社會學家。阿隆在他的《社會學主要思潮》一書中講述到，即便是今天你去問一個法國大學生：「1848年的法國革命對法國民主進程起了正面的積極作用，還是起了負面的消極作用？」大多數的人都會說起了積極作用，因為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就是這麼寫的。但是托克維爾在親身經歷了1848年法國的種種革命事件之後，則深有體會地說，「他比任何時候都相信1848年的革命是一件壞事」，從政治上看，托克維爾不相信被他稱為「私生子王朝」的路易·拿破崙專制會比路易·菲利普的君主立憲制更好。（參閱《社會學主要思想》中譯本，第224頁）。托克維爾在其《1848年法國革命回憶錄》中解釋了為什麼菲利普的君主立憲制在政治自由上要強於路易·拿破崙的專制，並不無傷感地說：「我在一個重新取得自由而似乎變得繁榮強大的社會裡度過了青年時代最美好的年華。我曾構想了一種井井有條而受約制的自由，它受宗教信仰，風俗和法律的節制。這種自由的魅力一直吸引著我，為了自由我傾注了我畢生的激情；我曾感到一旦失去了自由，我將永遠得不到寬慰，而現在我卻清楚地看到我不得不永遠放棄它了。」（Tocqueville：Recollections -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1848年法國革命回憶錄》，羅格斯大學出版社英譯本，1987年，第65頁）

　　 不僅如此，托克維爾更近一步說：「當時和現在我都不認為共和國政府是最適合於法國需要的政府形式。『共和國政府』是指由選舉產生的行政分支。在一個民族的習慣，傳統和風尚將如此巨大的權力賦予行政分支的地方，一旦麻煩的日子來臨時，這種行政分支的不穩定必將導致革命；即使在和平時期，這種不穩定也將造成動蕩不安。無論如何，在我看來，共和國是一種失去平衡的政府形式；同君主立憲制相比，它所許諾的自由多，而真正實現的自由則少。「（同上書，第201-202頁）

　　 同樣，也正是基於對自由這一終極政治關懷的考慮，阿隆在上世紀50年代初「鐵幕」兩邊的論戰中堅決地站在了自由陣線一邊，與薩特等人向蘇聯專制政體眉來眼去的獻媚，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存在主義作家加繆與薩特的爭議，從今天來看，也是一個真正左派的一種兩難選擇：是選擇以「革命」的名義放棄與壓制自由，還是為了自由， 寧願拋棄左派的意識形態，並譴責實行恐怖專制的「革命事業」？在《反叛的人》和《西西弗斯的神話》等著作中，加繆選擇了譴責蘇聯體制所體現的那種壓制自由的哲學。阿隆說道：「加繆反對的不僅僅是蘇聯制度下這個或那個方面。他還認為共產主義體製作為一種極權專制，是由一種哲學啟迪和合理化的。他指責說，那些革命者痛斥超越於階級鬥爭之上的所有基本道德價值。他還指責他們為了一種想像的絕對之善而犧牲活生生的人。這種絕對之善作為一種歷史目的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無論如何與存在主義是不可協調的。」（Aron：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知識人的鴉片》，羅格斯大學出版社，2001年英譯本，第53-54頁）。儘管加繆和薩特都不是共產主義者，都是法國的左派知識人，而且都認識到東西方兩個陣營中都存在著邪惡不公之現象，但是加繆同時譴責東方和西方的邪惡之事，而薩特卻只譴責西方的邪惡，默認東方的邪惡，因為那是出於「革命事業」的目的。薩特指責加繆有如導致雅各賓專政垮台的「熱月事件」的製造者。薩特在1954年7月訪問蘇聯後，竟對記者們說：「蘇聯公民批評他們的政府要比我們有效千百倍。在蘇維埃共和國，批評絕對是自由的。」並說蘇聯公民之所以沒有到國外旅遊，是因為他們不願離開他們神奇的國家。（參閱保爾·約翰孫：《知識人》，紐約1990年，第244頁）

　　 二、知識人的鴉片

　　 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法國人這樣熱衷於革命，而在法國人中最陶醉於各種革命的則莫過於解惑釋疑的知識人了。在法國，知識人大多是革命的鼓惑者。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革命一直帶著神聖的威望，成了一種神話。阿隆說：「法國大革命已經成了民族遺產。法國人之所以醉心於革命這一字眼，乃是因為他們沉迷於同過去的榮耀融為一體的幻想。」（《知識人的鴉片》英譯本，第42頁）又說：「對於在政治領域尋求消遣，信仰的對象或投機的題材的知識人來說，改革使人厭倦，而革命卻令人激動。前者庸常乏味，後者卻詩意盎然；前者是政府官員的工作，而後者是人民起來反抗剝削者的行動。革命會中止日常的秩序，並使人相信，最終一切都是可能的。」（《知識人的鴉片》，譯林出版社中譯本，第42頁）

　　 各種鼓吹革命的激進理論，成了法國知識人的世俗宗教或精神鴉片。法國知識人編織了各種左派的神話，革命的神話和無產階級的神話。《知識人的鴉片》一書寫於1954年，正是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的高峰歲月。法國的大部分知識人在這一冷戰時期的論戰中，站在了斯大林主義的一邊，用紐約大學歐洲史教授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話來說，「戰後的巴黎知識人在斯大林主義面前患上了集體近視病」。（參閱朱特：「法國知識人的法蘭西特色」，收於其Past Imperfect《不完美的過去》，加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46頁）阿隆回憶說：「為什麼革命本身就是一種善呢？」因為「革命的神話起了烏托邦思想之避難所的作用，它成了現實和理想之間神秘而不可預測的中介體。暴力本身也成了吸引人，迷惑人，而不是令人懼怕的事物。在歐洲的左派中，尤其是在法國的左派中，那種工人當政的『北歐無階級社會』，從來沒有像俄國革命那樣具有高度的威望。」（《阿隆回憶錄》，紐約1990年英譯本，第222頁）。在阿隆看來，這是因為「革命的神話」已經在法國知識人中間成了一種世俗的宗教，具有鴉片的功能。

　　 歷史的悖論在於，在一個擁有相對強大的左派勢力的國度，各個左派勢力之間卻恰恰缺少現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重疊的政治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各種貌似激進的派別之間連對政治自由都沒有共識，以致在大革命到達了紙面上的社會平等之後，又過了一百年，歷經轟轟烈烈的多次流血革命，才於1880年第三共和國實現了政治自由，而且仍然遠沒有英美的民主憲政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從法國大革命到1880年的第三共和國，真正主張人身保護、陪審制度、出版自由、權力制衡和憲法至上的自由主義黨派，一直僅僅是代表微弱的少數。這也是為什麼像托克維爾和阿隆這樣的有識之士在法國一直處於極少數派地位的原因。雖然「左派」在法國具有相對高的威望，但在阿隆看來，那種統一的「左派」形象卻是一些知識人回顧過去時構想的一種歷史神話，代表了對過去革命業績的懷舊。法國的各種五花八門的「左派」，歷來就是四分五裂、各執一端的偏激黨團。如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後，就有代表黑社會勢力，主張暴力的布朗基主義者；代表小業主懷舊空想的普魯東主義者，鼓吹均財富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像雨果這樣的浪漫主義者。他們都是國民議會的代表，但卻很少為了一些共同的持久目標而走在一起。二戰之後，法國共產黨取得了相當大的勢力，然而漸漸地這一勢力卻被社會黨人、人民陣線和民主聯盟等其他黨派所侵蝕了。

　　 法國知識人具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自從德雷弗斯事件之後，法國知識人總是以國家的道德仲裁人自居，起了一種「世俗的佈道者」的作用。更為甚者，他們還喜歡超越狹隘的民族界限和地方性問題，而聲稱代表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或理想。誠如晚年的弗朗索瓦·莫里亞克說：「令我驚訝的是，作家的職業竟給予了他們代表全人類說話的權利，彷彿他們就是人類的化身。」同時，法國知識人偏向於喜歡抽象的和概括性的思維，而不是具體的和經驗性的事實；喜歡類比，而不是邏輯的推理。因而像經濟學這樣的學科在戰前的法國冷落得無人問津。（參見朱特：《不完美的過去》， 第251-252頁）。在朱特看來，正是這種偏向於抽象化、概括化和神化的天才，使得那些溫文爾雅的人倡導暴力，中庸的人走向極端，天賦的思想家忽視簡單的邏輯規則；而「畢其功於一役」的願望則必然走向鼓吹恐怖專政。（同上書，第253-255頁）

　　 法國人這種熱衷於革命的傾向又緣於法蘭西民族性格中多少是浪漫的成分。托克維爾在《舊體制和法國大革命》的結尾處帶著明顯的憂鬱感傷筆觸寫到，法蘭西民族性格中充滿了種種矛盾：「他們喜歡走極端，極大地受到情緒的導向，而不是固定原則的指導，常常是比人們期望他們的要做得好得多，或是壞得多。法國人的體質特徵幾千年都沒有改變，以致他們的肖像人們一看就可以認出是法國人；可是他們的情調卻如此變化多端，他們的趣味如此千變萬化，以致幾年前他們所做的事都會使本民族的人感到十分震驚，就像使外國人吃驚一樣。法蘭西人原本都是最循規蹈矩的人，可是他們一旦被迫走出自己的家園，他們可以漫遊到世界的盡頭，從事各種最無所顧忌的冒險……法蘭西人無拘無束，性情奔放，卻總是情願忍受殘酷的專制統治，而不願服從一個由其公民組成的自由而秩序井然的政府，無論這些公民多麼值得他們的敬重。法蘭西人好高鶩遠，他們喜歡令人眼花繚亂的功績和宏大的壯舉，而不是扎紮實實的成就。他更鐘情於英雄主義，而不是普通平淡的美德；更傾心於天才，而不是有良好感覺的人；更傾向於設想出各種雄偉恢宏的規劃，而不是堅持實現紮實的事業。」（Stuart Gilbert英譯本， 紐約，1955年，第210-211頁）

　　 三、與薩特的交往

　　 阿隆出生於一個猶太人的批發商家庭。阿隆和薩特在1924年同時考入巴黎高等師範。阿隆，薩特，還有一位尼贊，三人一起進了哲學系，成了在校期間最要好的「小夥伴」。薩特是一個能唱歌，演戲，寫詩，彈琴，並大談哲學的多才多藝的能人高手。阿隆則是薩特談哲學的最佳夥伴。當時的薩特對政治不感興趣，而阿隆卻是一個左派。阿隆於1926年加入了學生社會黨，甚至還參加了幾次社會黨的遊行活動。薩特一有哲學心得，便先找阿隆交談。阿隆對薩特「下筆之快捷，聯想之豐富，思維之敏銳」感到驚奇。「兩人漫長的散步是他們密切交流的機會。薩特思如泉湧，一個接一個的想法讓阿隆招架不住。薩特不是著書，便是寫哲學小品，他幻想與黑格爾，斯賓諾莎，司湯達等偉人齊肩」。（參閱[法]杜費等《巴黎高師史》，人民大學出版社，第51頁）。但是1928年畢業時參加哲學教師資格會考，阿隆得了第一名，薩特卻名落孫山；不過第二年薩特再考後也名列榜首。據阿隆回憶錄說，自從波伏娃進入薩特的生活之後，薩特便逐漸與阿隆疏遠了。但是那已是1928年以後的事了。

　　 薩特屬於那種超級的天才。阿隆在其《回憶錄》中仍然讚美薩特思如泉湧，筆如劍飛，三個星期可以寫出三百五十頁的手稿，一年常常讀三百多部書！不單如此，他那豐富的想像，以及思想的創造性也令阿隆眼花繚亂。阿隆還羨慕薩特的自信。在一次聖日爾曼大街上的散步中，薩特告訴他有朝一日他會成為一位黑格爾一樣的人物。（《阿隆回憶錄》，第22-23頁）然而不久阿隆又說：「薩特的激情和道德感常常是顛倒的，從而限制了他的識見的角度。」（同上，第67頁）。阿隆與薩特的關係在1930年代就遠不如學生時代了。到二戰之後和1950年代，阿隆明確地站在自由一邊， 與加繆一起反駁薩特對蘇聯恐怖政策的辯護。但是兩人關係的徹底決裂則要到1968年的「五月風暴」時期。

　　 阿隆稱「五月風暴」 是學生的一場革命的狂歡，是顯示理性之瘋狂的心理戲劇表演。阿隆寫道：「學生從這種日常的枯燥常規中脫身出來的消遣，這種扮演出來的，而不是執行下來的准革命，製造出了一種同情，乃至熱潮。街頭的戰鬥變成了騷亂，示威者和警察之間的衝突總是警察被控以暴力，而那些街頭觀賞者對警察的不幸則幸災樂禍，感到其樂無窮；一批批歡欣鼓舞的年青人每天夜晚都加入示威，溫暖了成年人的心靈——只要他們的汽車沒有受到損害。五花八門的人群擠滿了大學裡的講演廳和樓道，大多數人都是無意識地複製了偉大祖先們的姿勢和聲明，逗樂並吸引了那些好奇之士。 在大學，乃至中學裡，那些教師都陷入了激動萬分的爭吵，有些人跟從或引導憤怒的學生，另些人則築起堤壩阻擋滾滾而來的蠱惑之論，烏托邦主義或白日夢想的洪浪，那些鼓吹更因生活在偉大歷史時期的幻想而愈益膨脹。」（《回憶錄》，第321-322頁）。5月30日，戴高樂總統向全體法國公民發表了一篇情感真摯的電視講話，贏得了大多數人的讚揚和支持。次日，共產黨在國會中的首領巴蘭格宣布接受國會重新選舉，標誌著「五月風暴」落下了和平的帷幕。6月1日，阿隆即在盧森堡電台上講話，首次用「心理戲劇」一語來刻畫「五月風暴」：儘管街上時有戰鬥，但街頭的整個氣氛是歡快的，人們彷彿是天天在歡度節日。

　　 堅決站在學生一邊的薩特看了阿隆的評論後，於6月18日在《新觀察》雜誌上發表了《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獄》一文，對阿隆和戴高樂總統都作了最無情的攻擊。薩特說，戴高樂號召成立「市民行動委員會」，號召鄰居市民群體出來抵制知識人激勵學生，猶如是號召暴眾出來謀殺。「現在法國已經有機會看到了一個赤裸裸的戴高樂，也正是好時機讓學生看到一個裸露的阿隆」。並說阿隆在索邦大學的講課，都是重複他在戰前做研究生時的那些老生常談；阿隆作為教授應該受到學生的評判。而且薩特一不做，二不休，還真的向索邦大學當局交涉，要求取消阿隆的教授資格。阿隆在《回憶錄》中說，這是薩特對他所作的情緒化的人身攻擊，把薩特降低到了一個粗俗之人的檔次；從而不予回擊，而讓世人和他們兩人的朋友來評判。（《回憶錄》，第329頁）此後直到1979年，在世人重新檢討了紅色高棉的慘劇之後，兩人才再次握手言好，但那已是他們的垂暮之年了。

　　 朱特曾在《責任的重負》一書中指出，阿隆與他的同代人之間的區別就在於，阿隆不僅充分認識到了，而且是著魔似的關注於現代自由政體的脆弱性，來自於無政府主義和專制的威脅。從魏瑪共和國失落前的危機，法國戰後的「解放」時期的混亂，一直到1968年的「五月風暴」，阿隆的時評文章始終關注的是「現代社會秩序內在的脆弱性」。針對「五月風暴」，阿隆曾說，一旦學生的狂歡節變成了無政府狀態，它就會比任何形式的秩序都更難以忍受。把學生的狂歡比作以往的革命是人們的一種誤解。「驅逐一位由普選權選出的總統，同驅逐一個國王完全不是一碼事」。 並說：「任何大學也必需有一種圍繞著尊重事實和尊重非強制的紀律的自發共識。破壞這種社會單元，而不知用何種其他單元代替它，或者是僅僅為了破壞社會本身而這樣做，都是一種審美上的虛無主義。或者毋寧說，它是一種野蠻人的激情爆發，而沒有意識到他們自身的野蠻作風。」（參閱Judt：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責任的重負》，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9頁和第151頁）雖然阿隆在1945年曾經短期出任過戴高樂的新聞部長馬爾羅的辦公室主任，但此後他對戴高樂政府也持一定的批判態度，而絕不是一個戴高樂主義者。

　　 恰恰是自以為堅持社會正義和普世的進步理念，使得薩特成了一個美國學者馬克·里拉（Mark Lilla）所說的那種無所顧忌的知識人。薩特自認為自己代表的是正義的力量和歷史的必然性，因而偶爾向反動勢力使用暴力，或者是剝奪某些人的自由，也是正當的。薩特與阿隆的區別，正在於薩特對自己鼓吹的思想沒有一種道德責任感，因為他把自己看成了一個正義社會的道德仲裁人。 而阿隆則認為，一個知識人的責任在於評判各種政治體制下的相對非正義時維持一種適當的道德責任感，做一個帶著卑微公民角色的獨立觀察者。里拉說道：「20世紀的各種意識形態不僅訴諸於某些知識人的虛榮心和野心，而且還狡詰地訴諸于思想本身都會激發起的正義感和對專制政體的憎恨；但是這種正義感和憎恨如果沒有得到內在的控制，就可能真正的使我們著魔。在那些著魔者看來，祈求於適度和懷疑就顯得怯懦和軟弱，這就是為什麼像阿隆這樣罕見的歐洲知識人祈求於適度與懷疑，卻招來了憤憤不平的攻擊，認為他背叛了知識人的天職。」（The Reckless Mind，紐約，2001年，第215和第204頁）

　　 然而在另一個反面，阿隆則指責當時的總理蓬皮杜在5月11日向學生讓步，以致造成了5月13日後學生，工人大遊行和大造反。實際上，蓬皮杜的讓步制止了警察的暴力，為以後輿論的轉向鋪平了道路。同時阿隆在當時也沒有充分意識到「五月風暴」的長期民主化效應：之後法國學生，工人，婦女和少數族裔的權益得到了相當大的改善。就以婦女來說，墮胎在1968年之前的法國是不合法的，懲治墮胎的最高刑罰是死刑；1968年之後婦女才有了支配自己身體的權利。不過「五月風暴」之所以能最後得到和平的結局，憑良心說，則主要應歸於阿隆和薩特都反對的法國共產黨，法共沒有像當年愷撒那樣跨過盧比康河，在法治之外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說明20世紀的法國左派確實已經不同於19世紀的法國激進黨派，掌握了現代自由社會中的政治遊戲規則。

　　 四、結語

　　 阿隆完全不相信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鼓吹的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在阿隆看來，任何歷史研究學者都不可能知道人類的行動，制度和法律的意義；歷史並不是荒誕的，但活著的人並不能把握它的終極意義。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狡詐」（照黑格爾的說法，個體的男女滿腔熱情地追求著自身私人的利益， 到頭來不過是實現一種更高的歷史目的的工具）。然而歷史整體論的危險在於，在「歷史的狡詐」失敗的地方，人卻出來扮演「替天行道」的角色了。（參閱《責任的重負》，第147-148頁）這就是繼承了啟蒙傳統，打著「理性」旗幟的現代知識人的傲慢了。在某種意義上，阿隆繼承了英語世界中的經典自由主義的傳統，即由哈耶克，波普爾和伯林所代表的反極權主義的傳統。在經典自由主義的視野下，自由作為一種法治社會中個人的權利，在超越於個人的國家權力面前必定是脆弱的，因為包括自由社會在內的任何社會都存在著遊離於政治共識之外的權力意志；這種權力意志不僅必需受到法治憲政上的制衡，而且要有各種民間團體的監督，不然即使在一個地道的自由社會中，自由也會受到威脅。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哈耶克等自由思想家在英語世界都是引導思想潮流並風靡一時的人物，而同樣追隨經典自由傳統的阿隆在革命思想風起雲湧的法國卻像是一位過時的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