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師】倪江：為了回家，行走在流浪的路上

大學畢業去學校報到時，我的頭上已經有點小光環。那年，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奪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金華市電影公司組織影評大賽，我獲得了全市一等獎。我拖著行李興奮地來到婺江之濱的一所學校，那裡榛莽遍地，草創初就，我躊躇滿志，決心大幹一場。

青年教師的成長之路多數都是從公開課開始的。1988年從浙江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我被統一分配到了一所新建學校——金華八中。有趣的是，當時有機會去金華一中，僅僅因為那時這所學校在金華湯溪蔣堂農村，而我迷戀繁華的城市風景，喜歡街市駁雜的光色，以及奇奇怪怪的人群，那時內心還有中文系學生特有的「文學夢」，投身到一個充滿故事的都市街區，恰遂我願。有同樣想法的竟不止我一個，那幾年，八中連續來了數十個青年才俊，精力充沛，「肆無忌憚」，野心勃勃。工作兩年後，我上了第一次市級公開課，上的是茅盾的《春蠶》，那時市教研室語文教研員是殷茂心老師和朱昌元老師，很榮幸那麼早就能得到浙中名師手把手的調教。殷老師早就退休，朱昌元老師如今是浙江省特級教師，並獲評浙江省首批語文正高級職稱。浙中的教學文化講究精緻紮實，兩位教研員在幫助我磨課時的那種精細，簡直稱得上苛刻。從他們那裡我學到了關於「公開課」的第一課：每一個環節須有來由，每一個句子須言之有據，絕對不允許出現知識硬傷。回頭看那個年代，「滴水不漏」是對青年教師的基本要求，我從兩位恩師那裡受益良多，在「教學參考書」一統天下之時，兩位恩師讓我明白了教學設計的基本原理和查證各種書籍資料的重要性。所有青年教師都經歷過「滴水不漏」的自我歷練。這把尺子量出了我知識的淺薄『經驗的匱乏』應變的木訥。那堂在校報告廳上的人生第一節市級公開課，贏得了熱烈反響，印在了我的心靈深處。

後來得到朱昌元老師指導的機會逐漸增多，磨課、上課、參加教壇新秀比賽、上各種形式的公開課、納入市級名師培養對象、獲得浙江省第十六屆「春蠶獎」……毫無疑問，朱昌元老師是我生命中的貴人。他有一大雅好，每到一處，必攜一當地人文掌故之類書籍而歸。我也如法炮製了一段時間。讀書的習慣大學便已養成，曾有一年讀了400多本（部）書，那種瘋狂有時留下的是「一地雞毛」，朱昌元老師讓我學會了「術業有專攻」。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和新媒體開始進入課堂，我也逐漸將自己對美學、影視的熱愛融入課堂教學設計中。我的公開課呈現了跨媒介輔助、融合、比照的特點，高潮是2000年在昆明舉行的全國語文教學大賽，金華到昆明不能直達，朱昌元老師帶著我先抵杭州，再從杭州坐綠皮火車，三天兩夜才抵達昆明，和中語界的全國才俊同台競技。我的課題是《別了，司徒雷登》，昆明電視台的記者採訪時驚訝不已，他們想不到議論文還可以跟紀錄片、故事、影像融為一體，特別是還能跟昆明這個城市聯繫在一起。那是「錄像帶時代」，我自己編輯教學輔助資料，把錄像帶塞進錄像機，我的課就開始了。

清晰地記得，朱老師帶我們參加高考閱卷，一天，我們走在杭州文二路上，朱老師感慨道：你看，不知不覺兩邊鬢髮都白了，將來天下是你們的。其實直到今天，朱老師還在為提攜新人而忙碌奔波。我之自我加壓，勞碌不止，大概是從他那兒學來的吧。

把學生鎖閉在窄窄的課堂，一直以來不是我喜歡的語文課堂。在金華上課時，我會跳出教材，跟學生探討最近讀的書，看過的電影。有一天，我帶著學生「偷偷」地去了金華婺劇院，看了一場兩個多小時的《亂世佳人》，當時還沒有影碟和互聯網，最重要的是學校管得寬鬆，尊重年輕教師的首創精神。我還組織過全校學生在大操場上看露天電影，舉辦過金華中學界首個「中學生電影節」，除了沒邀請明星，一切都像電影節該有的樣子。我把自己的書借給學生，開設歐洲文藝復興藝術作品講座，組織學生拍攝短片，做MV，自印文學雜誌。在我看來，這些都是語文。那時的學校，有情懷，有夢想，校領導有容許探索和實驗的胸襟。老師們經常聚在一起討論最新的書籍、教育理念，那時雲淡風輕，應試還沒有武裝到牙齒。我也曾經有過數次「逃離」中學換個行當試圖「高升」的舉動，當時的朱耀仁校長一句話竟然讓我心服口服：你還能找得到比我們學校更好的地方嗎？這個「更好」，就是自由。

多年以前，魏書生老師來金華講學，我仍然記得在金華人民大會堂，魏老師在舞台上閑庭信步，展示他經典的「六步教學法」，台下千人觀課。我對他教學模式中跟學生「商量著」上課仍記憶猶新，那種對學生民主的、親和的態度，關於教學目標的全新的理解，對我來說是一種衝擊。但是，也正是那次觀課，埋下了我對公開課的某種惡感。教學模式的傳播，套接著明星般的光環，我們如何分辨哪些是教學的靈光閃現，哪些是明星過分閃亮的炫光？我第一次關注舞台上那些同為「演員」的學生的反應，我第一次感覺到將學生搬到如此宏大的舞台上，對他們而言是一場驚奇的冒險，而可能不是一場學習。

那時一位學者的書籍影響了我，這位學者就是北師大教授肖川，我幾乎買下了所有市面上能看到的他的書。有一段時間，我和教務處的幾位同事把他的某些金句像讀語錄般大聲地宣讀，那正是中國的課程、教材、教法醞釀改革的時代。「一綱多本」「學生主體」「自由教學」「有靈魂的教育」等措辭，像潮水般衝擊著有一定教學閱歷、渴望突破瓶頸、嚮往教學歷險的我。我開始大量閱讀教育教學理論書籍：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科爾伯格的《道德教育的哲學》、誇美紐斯的《大教學論》，以及當時華東師大出版社的大套譯叢：《教育中的建構主義》《自我效能：控制的實施》《高等教育與終身學習》……而影響我最深的是保羅·弗萊雷的《被壓迫者教育學》，它讓我認識到課堂有可能成為壓迫的、奴役的、禁錮的場所，而教師的使命在於解放學生，將自由還給學生。那些年迫不得已、愈演愈烈、登峰造極的應試教育競爭，已經無孔不入，教師甚至必須入戶做招生工作，到處遊說，兄弟學校之間劍拔弩張，教育市場化和應試教育融合成一堵堅硬的牆，「分數」成為學校的唯一目標，已經使得課堂容不下自然的、自由的、自主的、人性的學習。

我強烈渴望改變。

2005年，我來到了杭州外國語學校。「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這是一所語文教學更為「肆無忌憚」的學校，卻也是更接近語文本質的學校。我仍清晰地記得我的第一堂杭外校內公開課。好像是不成文的規矩，每個新調來的老師要上一堂「彙報課」。我選擇了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我得說我上得「飛」起來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因為《等待戈多》中的任何一個母題：等待、荒誕、無意義、囚徒體驗、非戲劇、反戲劇、反性格，等等，都需要與其配套的「背景」。他們的理解超乎我的想像：他們顯然讀過大量的人文社科類書籍，他們顯然應該是從初中開始就讀過大量的經典書籍。作為一個語文人，你能夠從學生的隻言片語里感知到他們的閱讀底蘊，何況每位發表觀點的學生都是汩汩滔滔，又一語中的。他們是范美忠和郭初陽曾經教過和影響過的學生。我看過他們給學生開列的閱讀書目。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課程」可能比「課堂」更重要。

來到杭外，彷彿一頭扎進了閱讀的海洋。這裡幾乎每位語文教師都是書痴，都是藏書家，最重要的不是閱讀量，而是對閱讀的理解：語文若非奠基於經典閱讀的基礎上，這樣的語文行而不遠，更不可能有智性的真正成長。

迄今我仍然關注課堂教學，每節課都像準備公開課般如臨大敵，這是我自定的「規矩」，但是，跟以前的想法已經完全不同。以前準備公開課更講究環節、藝術，現在則是更多地自問：你所說的話有根據嗎？你足夠深刻理解文本了嗎？你引導學生探索的問題情景有足夠深厚的閱讀支撐嗎？一個教學文本背後是一個巨大的研究系統，我們不可能成為每個文本的研究專家，可是，你找到這個領域裡最經典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了嗎？如果沒有，你有資格在課堂上自命為引領者、主持人？這倒不是說教師要成為課堂的權威掌控者，而是面對具有較豐富閱讀經驗甚至還做過較深研究的學生，我不能照本宣科。他們對知識的渴望已經觸及知識形成的過程、知識的系統性構架、知識的表達形式等深層問題，我必須到書籍的海洋里去，跟他們一起遨遊。

閱讀是杭外教師的基本功課。我給自己定了幾個閱讀原則：

1.系統性閱讀：要教學一個文本，必須閱讀與這個文本相關的其他同類文本。

2.研究性閱讀：必須閱讀關於這個文本的研究論文或論著。

3.跨媒介閱讀：搜尋與該文本相關的影像資料，包括背景資料、改編資料等。

4.傳記性閱讀：閱讀該作家的傳記材料，特別是與文本相關的傳記材料。

5.比較性閱讀：閱讀具有典型對立觀點的其他作家、研究者的作品和文章。「殺雞也用牛刀」是我經常用的比喻，但這意味著長年累月的浩繁勞作。

上述閱讀「規矩」涵蓋了作品、作者、讀者（研究者）三個層面的資料，我甚至將這種閱讀模式也向學生推薦。我曾經做過一個案例，先讓學生閱讀魯迅的三部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然後研討、撰寫閱讀體驗，在此基礎上學習《孔乙己》，他們提問的質量、探討的深度前所未有。最重要的是，他們把孔乙己和其他作品的人物聯繫起來，魯迅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思考，在學生內心深處形成了一個譜系。這個譜系彰顯了經典閱讀的魅力，學生對文本的理解不是在「皮毛」的層次上展開，他們的憐憫、同情、批判、哀傷都帶上了魯迅作品的「三原色」。復原文學現場，感知經典情感，需要浸泡式的、大篇幅的閱讀支撐。這樣，一堂語文課就具備了課程意義。

我曾視跨媒介學習為一種教學手段。將語文與影視手段融合，是我自覺的追求。長期的探索和嘗試使我深知這種方式的利弊。我曾一度陷入兩種媒介「打架」的困惑中。只是讓學生觀看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是一種簡單粗暴的做法。有意思的是，優秀語文教師扎堆的地方，也是電影觀賞者扎堆的地方，杭外的觀影氛圍非常濃厚。這是個傳媒時代，也是媒介彼此融合的時代，也許，我該從「術」的追求向「道」的追求轉型。

影視閱讀和人文閱讀可「同道」之處，在於其人文價值。在我看來，中學的影視觀賞理應是「小眾觀賞」。影視領域絕不缺少像文學經典般的如椽巨制，但是「大片」概念造成了觀影的市場化、娛樂化口味，語文教師當然絕不迴避任何「現象級」的商業電影的討論，但是，作為一種課程建構，應該引導學生觀賞那些鮮為人知卻能代表人類的智慧、理想、藝術的至高境界的作品。這些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品質，與文字媒介作品相比也毫不遜色。

想明白，就放手干。

孤獨與流浪

2012年，我主推的一份包含經典書籍和經典電影的學生假期「閱讀」目錄及媒體訪談在《中國教育報》上整版報道，引發了強烈反響。其時中國語文教育改革聚焦經典閱讀、整本書閱讀、專題閱讀等，我有幸結識了深圳語文特級教師吳泓，他早就在這些領域開拓了十多年，他自稱語文改革的「孤獨者」，我很快邀請他來杭州講學，相見恨晚。他走得更遠，而我們想把他的理念和做法，覆蓋到所有學生。

2010年，我參加北京大學語文國培項目，國培項目負責人溫儒敏先生的一句話觸動了我：語文教改的形勢不容樂觀，我們要「抱團取暖」。北大國培對我而言是一次真正的洗禮，它讓我知道，形勢不樂觀，但改革仍在進行；知道道路艱難，但你並不孤單，並不寒冷。

吳泓老師之後，我陸陸續續結識了更多的「孤獨者」。有意思的是，「孤獨者」大多勇敢，也豁達，能站在本質層面來認識語文教學，沒有畏懼和惶惑。浙江省語文教研員胡勤老師常來杭外，他說他喜歡杭外的課。有一年他交給我一個上「議論文」的任務。那是一個全國觀摩課比賽，我把溫儒敏先生的一個命題「假如科技無所不能」跟《美麗新世界》、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主義「混搭」，引導學生展開悖論式思考，獲得比賽一等獎。其實那也是對北大國培工作坊中作文模擬教學「全軍覆滅」的一次回饋：寫作如果缺少閱讀，尤其是經典閱讀，其面目會可憎到什麼地步。

上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我給學生印發全文，這篇經典作品的核心價值其實在後幾章。我和學生一起讀《病隙碎筆》，讀薩特《存在與虛無》中關於死亡的哲思，了解「約伯之問」之於史鐵生的意義。因為存在主義與史鐵生思想的同構性，我們讀了加繆的《局外人》。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些句子：「我常以為是眾生度化了佛祖」「別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慾望」「宇宙以其不息的慾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恆。這慾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這種互文本式的閱讀成為我刻意追求的目標。我想顯性課程之外，隱性課程的影響或許更為深遠：學生因此知道文本的價值和意義有一個更為宏大的背景和更深遠的去路，而進入這個背景、走向遠方的方式無非閱讀。

在我與學生分享的影視作品中，學生們對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幻境》、川本喜八郎的人偶動畫《道成寺》、黑澤明的《羅生門》、李安的《喜宴》等作品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作品寓含的人文母題跟文學母題是跨界共融的。我試圖建構一個跨界共通的譜系：例如從芥川龍之介《筱竹叢中》到黑澤明電影《羅生門》，從芥川的《地獄變》到豐田四郎的同名改編電影《地獄變》，去理解日本文學最本質的內核：關於生命，關於羞惡，關於美善……在一個豐厚的積澱的基礎上，我們也許才可以對《清兵衛與葫蘆》《一碗陽春麵》《花未眠》《伊豆的舞女》等作品有更靈敏清明的透視，有更食髓知味的感悟。

這些年來，我嘗試用「嵌入式課程」來彌補必修教材在某些方面的缺失，而「嵌入」的可能是文字文本，也有影像文本。在蘇教版必修教材「戰爭與和平」模塊中，我嵌入了博爾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1959年版本的黑白電影《安妮日記》，以及戰爭主題電影講座。而在開設校本選修課程的過程中，我開設過「二十世紀外國文學」「閱讀工作室」「世界電影大師」「日本電影與文學」等課程，每門課程都得到學生的喜愛。杭外讓我想起了英國著名的「夏山學校」，夏山學校的本質，是以自由的方式培養自由、自主的人。杭外給予學生的，是突破應試教育重圍而獲取的自由，是重返語文常識、常態的歸「真」之路。

非常幸運的是，杭外聚集了一群理念相通、氣質相近、不太安分守己的語文教師，我參與建構了杭外「大語文」的課程框架，學生在杭外的六年時間裡，會「遭遇」至少一次詩詞朗誦，一次《雷雨》戲劇全劇演出、一次大型公眾演講、一次整本書閱讀大型交流、一次莎士比亞改編電影配音演繹……我還和老師們策劃一個新的語文活動：文學作品改編微電影節。目的是把它變成杭外的另一種語文生活。

杜威的教育理念一言以蔽之：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我試圖在這個基礎上增加一句：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這個「藝術」是語文的跨界，也是語文的回歸。尊重個體生命在語文學習上的個性，也要將語文與個體的私人遇合鑄煉為通往更深遠的「大道」的通途。

我喜歡波蘭切·米沃什《尋找我的家》中的詩句：「在一個句子里尋找我的家/簡明的句子/彷彿鎚子敲擊在金屬上。」對於我而言，當下的語文常常流浪在外，我需要跟它一起回家。而為了能夠回家，我不得不行走在流浪的道路上。

——《語文學習》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