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戰士詩人」為誰而戰

林賢治：「戰士詩人」為誰而戰？● 林賢治年輕的共和國是從戰爭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瓦礫埋葬了許多：自由，人權，人道主義等等。沒有人試圖拯救，包括知識分子，他們都把這一切看作是西方的迷藥，舊制度的當然的陪葬品。從歷史劇變中過來的廣大群眾早已習慣於暴力、互相打鬥、各種殘酷的社會行為，何況此時被委派為英雄主角，自然更為狂熱，在偉大的號令之下，樂於充當「歷史發展的動力」，推動政治運動的戰車，打擊一批又一批通往社會主義道路的敵人。後來，戰爭轉向內部，先是底層，然後沿著相關的等級遞進，以致於「黨內資產階級」；所見之處，死傷累累，一片狼籍。 ( http://www.tecn.cn )1950－1952年三年間，經歷了暴風驟雨式的土改和鎮反，僅土改就有上百萬人被處以死刑；在城市「鎮反」和「三反」、「五反」運動中，僅自殺人數就有幾十萬。1955年5月，經人大常委會批准逮捕胡風，並在全國搜捕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此案共牽連2100人，並由此引發「肅反」運動。運動牽涉面甚廣，下半年大約有15萬名黨員和政府幹部被審查。1957年整風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55萬的數字是來自官方的；結合下放運動，至次年即有100多萬黨員被開除，或留黨察看，或正式遭到批判。1959－1961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多達3000萬以上，而實際上，這次饑荒是「人禍」而非天災，主要是由「三面紅旗」引起的。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間的死亡人數並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1980年審判「四人幫」時，官方起訴書列舉為3.4萬；但據法新社1979年報道，則多達40萬。政治運動延綿三十年，可謂一場特殊的戰爭。然而，運動中的受害者所經歷的心靈的痛苦，比任何殘酷的戰爭所造成的內心創傷還要嚴重得多。 ( http://www.tecn.cn )當「社會主義改造」宣告完成時，每一個人毫無例外都成了「單位人」，人被「國家化」了，這樣，犯罪「國家化」也就成了勢所必至的事。國家主權通過「全面專政」而僭越原來的限界，以「公民權」取代基本人權，其實公民權根本得不到憲法的保障，連憲法本身也得不到保障，只消權力者——或稱「當權派」——的一句話，就把所有曾經許可的權利給褫奪了。從犯罪學或受害人學的角度看，權力者及其手下的加害人，可以說是「運動犯」，無論主犯或從犯，這些聯合起來的犯罪主體都深信被害人有罪，所以「黑七類」、知識分子、異見者、嫌疑者、不服從的人，在運動中註定要成為被侵害的目標，從接受批判、鬥爭、隔離審查、關小號或集中營（「牛棚」之類）、流放，直到被殺害。除了公審「四人幫」這樣一次象徵性的以國家代理的方式行使了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權利之外，歷次運動中的被害人無權揭發、控訴和懲罰運動犯，兇手逍遙法外，其他加害人一樣既不受法律的追究，也不受道德責任的質詢，乃至於重踞要津。如果不是因為文革期間站錯隊——「站隊」是六七十年代中國政治學的一個專有名詞——而成為「三種人」者，幾乎所有在運動中的犯罪行為都被看作「錯誤」，甚至連錯誤也算不上。這樣，犯罪行為無形中被保護了起來，並移置於歷史幕後。顯而易見，這是「有組織的犯罪」的一種匿名效應。 ( http://www.tecn.cn )運動是一個網路。事實上，在運動中，除了眾多人格化的被害人受到直接的具體的侵害以外，還有一個非實體的、非人格化的、不具名的被害人，這就是社會。運動結束以後，隨著商品社會在傳統社會的延續中逐漸成形，我們看到，由於對歷史現場缺乏清理，人們的失憶症漸成痼疾，長期為運動犯罪所造成的已遭嚴重毀損和毒害的精神道德，已然「霧化」而進入改革的每一個細節之中。 ( http://www.tecn.cn )一個社會，當它變得無須理會滄浪之水的清濁時，對於任何問題所做的判斷都不可能是準確的，公正的，值得信任的。 ( http://www.tecn.cn )例如郭小川。在歷次運動中，他以官員和詩人的雙重身份，加入對各種虛擬的階級敵人——正如眾所周知的，這些已死或倖存的「敵人」最後都得以「平反」——的鬥爭；但因此，身後被稱為「戰士詩人」。1953年，他即調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後升處長，1955年參與羅織整理胡風「反革命」材料，後被任命為中國作協秘書長兼總支書記、黨組副書記。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作為作協決策集團成員之一，表現十分積極，對馮雪峰的揭發批判尤為突出。至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他又主動出擊，對沙鷗等人進行「清算」。所謂的「戰士詩人」，到底為誰而戰呢？人們反覆例舉《團泊窪的秋天》、《秋歌》等詩作為他反對「四人幫」——極權主義或稱「極左」的象徵——的實證。的確，在一個全民混戰的年代裡，郭小川既是加害人，在某一階段里或在某一程度上又是受害人。文革前，在對待「丁陳反黨集團」和個人工作調動的問題上，他曾受到作協黨組的內部批判；文革時進入牛棚或幹校，這已是到了玉石俱焚的時候了，至1974年被江青等以同林彪反黨集團「關係密切」的嫌疑罪被專案審查。關鍵的問題是，郭小川從來未曾對過去加害於他人的行為有過悔罪的表現，而且，作為受害人，他與過去作為加害人的思想邏輯保持了高度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系列問題上，沒有出現與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產生磨擦或斷裂的跡象。 ( http://www.tecn.cn )建國伊始，郭小川便帶著延安的經驗大步踏入詩壇。這經驗概括起來有兩條：一是文藝為政治服務，一是改造世界觀，其實後者是隸屬於前者的，用郭小川的話說，就是「努力做黨的馴服工具」。因此，他的詩作絕大部分是主動配合政治運動的，可以說是運動的產物。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他寫作《向困難進軍》、《投入火烈的鬥爭》，是形象的黨報社論。這些詩都取「樓梯」式，所以毛澤東說他是「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他在肅反運動中，寫下《某機關有這樣一位青年》，虛構敵情，將胡風描畫成「狡猾的老狐狸」，極盡醜化之能事；又寫了《悶熱的夜》，批判對敵鬥爭的麻痹思想，煽動盲目的仇恨情緒。在人民日報於1957年6月發出反右的信號之後，他立即寫出《星期天紀事》、《射出我的第一槍》、《發言集》等，宣稱：「我要以孩子的名義／發出第一批／戰鬥的喊聲！」為了歌頌「三面紅旗」，接連發表《縣委書記的浪漫主義》、《捷音破曉》、《雪兆豐年》等詩，讚歎說：「在1959年／留下的功績知多少！」大躍進的「功績」包括：大鍊鋼鐵、畝產萬斤、全民奮戰，凡這些都在詩中留下了一個極端的年代的遺痕。六十年代以後，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突出政治」，「反修防修」，「繼續革命」成了流行的主題。這時，郭小川寫了著名的《甘蔗林——青紗帳》等，宣傳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說是：「生活不管甜苦，永遠也不忘記昨天和明天」；「只有江河的流水長滔滔，／只見戰鬥的紅旗永不倒！」毛澤東評價他，說是「忠於宣傳職守」是有根據的。文革期間，寫的《輝縣好地方》、《拍石頭》、《登九山》等，都屬於同樣類型的詩。這時，他帶著被害人的身份，熱烈歌頌「大好形勢」，歌頌文革及其「新生事物」，歌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如《太陽頌》、《雨大松青》、《祖國頌》、《歡樂頌》、《紀錄片〈光輝的五七道路〉歌詞三首》、《長江邊上『五七』路》、《祝詩》、《長江上》、《萬里長江橫渡》等，其中還有「劉少奇、林彪一類永受歷史的審判」一類句子。這類配合運動的詩，作為抒情主人公，多表現為一種高出於眾生之上的優越感，唯其如此，才可以作為「代言人」代神聖者立言。詩歌的最大特點是辭賦格，直抒胸臆，喜歡使用長句、排比和對偶，明顯的號召性、鼓動性、行使語言暴力。《發言集》通篇充斥著粗野、惡毒、魔咒般的語詞。「穿著我的戰士的行裝，／背上我的詩的子彈帶，／守衛在／思想戰線的邊防」，這就是他作為一個「戰士詩人」的自畫像。「思想製造的語言／同金屬製造的子彈／一樣貴重，／每一顆／都應當命中／反黨分子的心肝」；「只要有一個頑固分子／不肯投降，／我們的／擦得油光嶄亮的子彈／就決不離開槍膛」，則是他以詩歌投入戰鬥時的誓言。 ( http://www.tecn.cn )把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改造世界觀作為一個恆定的主題反覆表現，可以說，郭小川是建國之後唯一的一位具有如此明確意識的詩人。對於這一主題的處理，在他的詩中，大約分為兩類：一類是「客體詩」，確定的批判對象是知識分子，然後把個人主義的鬼魂粘附上去。小敘事詩《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讚歌》是最突出的例子。兩首詩的題材都是革命加戀愛，他在共產黨員的英雄事迹的感召下，把愛一個人視作「可恥的思想」，感激地說道：「你們這些黨員同志的光輝／將照亮我這個平凡的人的一生！」女主人公則說；「人民群眾以海洋的大波，／一下子就把我自己吞沒，／我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水滴，／跟海洋在一起才能把光芒發射。」在詩中，詩人高度稱頌集體的力量，而極力貶抑個人的價值。《山谷》寫的是一個曾經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最後成了叛徒，跳入深谷自殺。他自白說：「在那黑暗的社會裡我也毫無出路，／所以才向革命索取對於我的酬勞。／我當然也可以支付我的一切，／但那僅僅是為了我個人的需要，／只有先給我的慾望以滿足，／我才肯去把英雄的業績創造」；「我怕那無盡的革命和鬥爭的日子，／因為，那對於我是一段沒有目的地的旅途。」顯然這是漫畫化了的，對於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詩人表達了自己的憎惡，所以讓他去死，簡直毫不顧惜他的毀滅。詩中借指導員之口評論說：「這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但也是一個軟弱無能的傻瓜。／……叛變，逃跑，消極又能怎樣呢？／革命還一樣要生根開花。」在郭小川看來，知識分子的悲劇，就在於堅持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拒絕世界觀的改造。正如他在《發言集》中的發言：「個人主義的英雄／必然要淪為／資產階級的奴僕／政治上的娼妓」，所以有必要加以清除，「像清除一堆歷史的垃圾」。 ( http://www.tecn.cn )關於思想改造，郭小川還有另類的抒情詩，完全的訴說自己。當個人主義被宣布為萬惡之源的時候，嚴格說來是沒有個人抒情詩的。這裡說的抒情詩，實際上相當於當年流行的「檢討書」、「坦白書」或「保證書」。這類詩一反詩人那種慣用的教訓和煽動的語氣，變得自卑自賤，即使他一再表示說「我永遠永遠也不能忘記／我曾經而且今天還是一個戰士」，也不能不說：「我，也許只能發揮微薄又微薄的作用，／微薄得／簡直無足輕重，／甚至不如／一顆螺絲釘」。《致大海》是詩人頗為欣賞的一首詩，它表明：一個知識分子，只有投身於大海一般的革命集體之中，「被折服」於「黨的思想和軍隊的紀律」，才能改變自身的「脆弱的生命」，而「與周圍的世界趨於協調」。改造的結果，便是：「好像世界上已經沒有我，／我就是海，／我的和海的每一呼吸／都是這樣息息相通。」文革時期，有所謂「斗私，批修」，「五七道路」，其實是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改造的戰略性思想的一個發展。對此，郭小川是由衷擁護，並身體力行的。他寫了不少歌頌幹校生活的詩，其中《歡樂歌》寫道：「我們怎能不歡樂！／——因為我們拚命勞動；／我們怎能不歡樂呵！／——因為我們拚命革命。」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體會改造的歡樂和幸福，頗有點受虐狂的況味。知識分子憑什麼改造自己呢？唯一依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那是武器、羅盤、也是刀子。毛澤東就曾經說過列寧和斯大林是兩把刀子。郭小川把思想改造同精神皈依結合起來，一面用刀子割戮自己，一面讚頌刀子的鋒利。他對毛澤東個人的膜拜程度，甚至超過文革時的庸眾，這在日記、家書，以致詩歌作品中都有大量的例證。1968年12月26日（毛澤東75歲生日）日記：「我要永遠向毛主席請罪。」次年1月8日日記：「往日的罪過，將成為我永生永世的教訓，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將是我的強大武器。偉大領袖毛主席呵，下半生我將永遠忠於您！」同年10月致女兒信：「在鍛煉改造中，我將繼續學習使用筆杆子保衛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他寫過多篇毛澤東頌歌，1964年作《春歌》：「毛主席的真理呵，顛撲不破！／億萬人的胸中都有毛主席的著作。」此後，隨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性運動急劇升溫，詩人的頌歌也便變得更加狂熱了。 ( http://www.tecn.cn )郭小川一面配合政治運動寫作，「為王前驅」，一面努力貶抑自己，改造自己；得勢時衝鋒陷陣，慷慨激昂，失意時戰戰兢兢，氣不敢出。他有信致友人：「這之後，如不是中央領導同志分配我寫作任務，我無論如何不敢再寫了。」作為一個自覺的「運動詩人」，從主動到被動，前後的情狀可以想見。俄羅斯思想家洛扎諾夫說威廉和俾斯麥有「軍事將領」和一般「首領」的特點，又有「臣民」的特點；就是說，在同一個人的身上，既有征服性，也有馴服性。然而在中國，首領式人物說到底只有一個人。郭小川把加害人與受害人、對敵鬥爭和鬥爭自贖這樣不同的兩面疊合到作為一個詩人的人格之上時，整體的表現就是：奴性。以「整人」為目的的政治運動，培養了大批幫凶和奴才，奴性之於詩人，既是身份，也是資本，大可以安順享用，殊不料接連受挫，終至於不能見用於世。郭小川一生的浮沉，以及貫穿在沉浮之間的始終如一的戰叫，不失為時代荒誕劇中的一個富於表現力的情節。 ( http://www.tecn.cn )在郭小川的詩中，從五十年代開始，不斷受到批判的有兩首，一首是《一個和八個》，另一首是《望星空》。敘事詩《一個和八個》描寫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的故事：革命者王金被鋤奸科長當成內奸，受到錯誤整肅，同其餘八個土匪、兇犯、叛徒之類關押在一起。在惡劣的環境中，他積極為黨工作，教育和改造犯人，結果在一次押解途中與日寇發生了遭遇戰，一個個成了「最勇敢的英雄」。不幸的是，主人公的錯案來不及糾正，卻被判處了死刑。據詩人的本意，是「打算寫一個堅定的革命家的悲劇」，「教育1955年肅反被搞錯了的一些人」。自然，這與詩人在運動中先後受到組織的「誤會」不無關係，但也無非藉此向黨表白心跡而已。此詩尚未發表，就被周揚拋了出來，批評家一擁而上，紛紛加以「攻擊『肅反』」，「為反革命翻案」、「反黨」、「美化階級敵人」的罪名。郭小川本人也只好檢討承認說，這是「思想上的一次反黨的罪惡」、「陰暗思想」、「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總暴露」。《望星空》原名為《望火箭》，意在頌祝蘇聯發射火箭成功，後來的改動，也都不出頌歌的範圍，實際上是詩人值國慶十周年之際，把它當作「獻詩」經營的。詩的開頭詠嘆星空的壯麗，其實在寫法上先揚後抑，藉以烘托社會主義集體事業的偉大。從天上到人間，從天堂到人民大會堂，從虛幻到現實，詩人歌唱道：「當我懷著自豪的感情，／再向星空瞭望，／我的身子，／充溢著非凡的力量。／因為我知道：／在一切最好的傳統之上，／我們的隊伍已經組成，／猶如浩蕩的萬里長江。／而我自己呢，／早就全副武裝，／在我們的行列里，充當了一名小小的兵將。……」就是這樣一首詩，在《人民文學》發表後，《文藝報》即發表署名文章，說是「詩里的主導的東西，是個人主義、虛無主義的東西」，指作者犯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政治性錯誤」。至於詩人，在檢討中也一再承認這種「錯誤」，並說《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讚歌》與之「一脈相通」，都是「對當時的革命鬥爭的遊離」。千夫所指也好，唾面自乾也好，這些詩所以遭受批判，歸根結蒂，用一句古語來說，「忠而獲咎」而已。 ( http://www.tecn.cn )但因此，文革結束後，《一個和八個》和《望星空》也就榮耀地被當作衝破「禁區」之作，體現主體性、個人性的詩歌範本，謳歌人道主義的作品，實際上是從另一個極點肯定當年批判的結論。著名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將人格結構分為超我、自我和本我三個層級，我們不妨戲仿這一理論，用大我、小我和隱我分析郭小川的人格。大我是階級的我，集體的我，代表著革命的意志；小我是個體的我，只有依附和融合於大我之中，才被賦予了力量和行動的可能性。大我統率小我，包涵小我，這是現實中的秩序，也是「一萬年不變」的常用常新的原則。大我和小我是顯我，這裡的隱我相當於弗洛伊德的本我。郭小川在構思他的戰鬥詩篇的途中，隱我很有可能不甘寂寞跑將出來，構成為被稱作「人性」的內容。像《一個和八個》、《望星空》、《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讚歌》等，都可以辨認出隱我的蹤跡。但是，其中人的獨立性、孤獨性、脆弱性，生命的溫柔部分，愛與同情等等，恰恰是反「思想改造」的東西，對「戰士詩人」來說，那是不容存在的，因此，只要稍稍露出水面，很可遺憾的是，便隨即為自身的敏銳的「階級意識」所捕殺。 ( http://www.tecn.cn )1974年，郭小川從湖北咸寧轉到天津郊區的團泊窪五七幹校勞動。次年8月，當他輾轉看到毛澤東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此片無大錯」），對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提出溫和的批評之後，一時大受鼓舞，致信友人說：「我的大腦整天在思索，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黨的事業……我剛剛又讀了《講話》和另外的幾篇，用這些望遠鏡和顯微鏡一看，近幾年來發生的事情就更清楚了。」於是，在他的同時代人大體已然沉默下來的時候，他繼續大寫他的頌歌和戰歌，其中包括《團泊窪的秋天》和《秋歌》。不同的只是，這兩首詩沒有被本人公開而作為「地下詩篇」在親友間傳閱；後來，被批評家們一致公認為他的晚期的代表作。 ( http://www.tecn.cn )其實兩首詩毫無新意，且看《秋歌》：到時候了，再也不能一天到晚沉沉睡夢；到時候了，再也不能一天到晚無動於衷。滾它的吧，市儈哲學、庸人習氣、老鼠眼睛；一個戰士，怎能把這些毒劑當成人蔘鹿茸！見鬼去吧，三分雜念、半斤風險、一己聲名；一個戰士，怎能把這些壞貨看作銀寶金鐘！面對大好形勢，一片光明，而不大聲歌頌；這樣的人，哪怕有一萬個，也少於零。眼見「修正」謬種、鬼蜮橫行，而不抽動鞭聲；這樣的人，即使有五千個，也不過垃圾一桶。磨磨刀刃吧，要向修正主義的營壘勇敢衝鋒；跟上工農兵的隊伍吧，用金筆剝開暗藏敵人的花色皮層！清清喉嚨吧，重新唱出新鮮而有氣勢的戰鬥歌聲；喝杯生活的濃酒吧，再度激起久久隱伏的革命豪情！人民的乳汁把我喂大，黨的雙手把我育成；不是讓我虛度年華，而是要我永遠參加偉大的革命。…………個人是渺小的，但我感到力大無窮；因為幫我帶我的，是雄強勇健的億萬群眾。我是蠢笨的，但現在似乎已百倍聰明；因為領我教我的，是英明偉大的領袖毛澤東！詩里宣揚的是一貫的鬥爭哲學，甚至連當時拙劣的政治把戲「評《水滸》運動」也寫進去了。語言概念化，粗糙、空洞、重複、拖沓，少許意象如向日葵之類也是流行的象徵物。這時，郭小川已經深陷泥潭，卻依然做出一副高歌猛進的姿態。如果說其中尚存詩人的一點隱秘，也無非因為「最高指示」適時地喚起他的幻覺，以為可以很快地從深潭裡被提拔出來，一如從前般地「懷著感激／回到我們的隊伍中／繼續向前」。於是，一邊焦躁難耐，一邊保持鎮定，「靜靜的」等待命運的賜予。黑暗中有各種各樣的等待。郭小川的等待，是臣民式的等待，所謂「南望王師又一年」；甚至是臣妾式的等待，所謂「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妒」。他捨不得拋棄曾經作為加害人的正統觀念，無法跳出體制－組織－意識形態對自己的制約，直至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沖不破思想的牢籠。 ( http://www.tecn.cn )郭小川同賀敬之一樣，在詩中動輒以「公民」相號召，其實，這些都只能是曼德爾施塔姆說的「偽公民詩歌」。從涅克拉索夫一代開始，俄羅斯詩人標榜「公民意識」，那是一種傲視國家權力的意識，完全獨立、自由、自主的意識。郭小川不可能具備這樣的批判意識，相反，他只是「奉旨革命」，遵命寫作的詩歌，亦惟有將自以為正統的意識——本質上是奴隸意識——灌輸給公眾。當時，在中國，既沒有「公民詩歌」，也沒有「地下詩歌」。像郭小川這樣聽命唯謹的詩人，他所期冀的也只是地上有他的用武之地，根本無意去寫什麼「地下詩歌」。地下文學的產生是有賴於地下作家的。關於地下作家，索爾仁尼琴在自傳里這樣寫道：「地下作家一個強有力的優越性，就在於他的筆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能想像書刊檢查官，也不能想像編輯大人，他的面前除了材料以外絕無他物，除了真理，再沒有什麼在他頭上回蕩。」在一個曾經一度只有一種出版物出版，追查「政治謠言」屬於頭等大事，對人的批判、鬥爭或處死已成家常便飯的國度里，詩人普遍失去了自由感，他們拚命追求的，只是個人安全而非自由。說到自由，阿倫特可能偏頗了一些，說：「如果人沒有首先經歷過一種實實在在的在世界之中的自由狀態，那麼他根本就不會想到什麼內在自由。」當中國的政治現實和文化傳統都不曾給出自由思想的條件時，大約只有遠離權力集團，而且具有西方現代觀念和知識結構的個別人物，才有可能產生容載自由思想的文本。然而，就像顧准這樣不可多得的人物，留下的也還是些斷簡殘章。至於文學，則簡直不成片斷。我們至今還不曾有過地下作家，這是因為一、作家不具備明確的「地下」身份和「地下」意識。「地下」意味著黑暗，為了反抗黑暗，是必須擁有黑暗的；二、寫作意識也不充分，「地下寫作」不應當是偶爾進行的，呈零散狀態的，而是具有相當的完整性。施特勞斯說的「隱微寫作」不能算地下寫作，可以認為，魯迅是部分地從事隱微寫作的。但不論是公開寫作，隱微寫作或地下寫作，在本來的意義上都是自由寫作，這是為一代作家的素質和狀態決定的，因為任何惡劣的政治氣候，仍然不能剝奪內心的自由。而今，我們大可以從文本的事實翻轉過來看看我們的作家，到底是怎樣一批人物。 ( http://www.tecn.cn )迄今為止，我們的評論家和文學史家仍然把郭小川當成大詩人來討論，說明我們的文學史，仍然是以「專政時期」打倒了眾多具有異端因子的詩人之後，由郭小川通過配合運動的寫作，並以此獲得官方和當時的所謂的「文藝界」所認同的既定的「成就」為基礎，而不是從獨立的文學觀念出發進行評判的。郭小川的聲望，前前後後唯靠一種共謀推定和集體記憶來維持。無疑地，這是不負責任的，不公正的，是對文學發展歷史本身的一種褻瀆。 美國詩人龐德的成就和影響當然遠非郭小川可比。就是這個龐德，他因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應當承認，他與鐵杆的法西斯分子仍然有著相當程度上的差異——的行徑一度入獄。文人們惺惺相惜，把他營救出來，且不因人廢言，一樣承認他對於現代詩的開創性的貢獻。這期間，試圖抹殺他在政治上靠攏法西斯主義的事實者大不乏人，但是，仍然有人阻止這樣做。詩人查爾斯·坦恩斯坦著文《痛擊法西斯主義》，嚴肅指出袒護龐德的危險性，其中說：「最大的危險並不在於他將被文學史授予不應有的寬恕，而在於他的罪過將從我們自己的罪過中被懸掛忘卻。因為龐德的法西斯主義太容易遭到譴責，幾乎易而反掌，而沾染他的詩歌與詩論的法西斯觀念卻不知不覺地滲透入現今社會的正統文化理論與批評之中。」在西方，學者往往把法西斯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相提並論，原因是兩者都是反自由，反民主，反人類的。中國的政治運動與斯大林主義不能說沒有區別，但是在理論上，至少接受了斯大林主義的「唯階級鬥爭」的東西。在以文革為累積性災難的標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一貫實踐「為政治服務」的詩歌，其代表性的詩人和作品可以例舉哪些？作為加害人出現的郭小川算不算其中的佼佼者？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們可曾批判過滲透在他的幾乎所有詩作中的反個性、反人性的因素？他的手不僅僅彈奏豎琴，或者可以說從來不曾彈奏過豎琴，因為豎琴在他的手中也只能發出子彈的嘶鳴；然而許多藏匿過被侮辱、被損害、被摧殘的靈魂的卷宗里都留有他的指紋，這裡，不妨仿照坦恩斯坦的話說：如果一如既往地把郭小川當成大詩人，極權主義就勝利了；當他的基本的詩學觀點被原宥時，極權主義就勝利了；當他的詩歌藝術受到稱頌，從而認為可以把他的政治態度同藝術創作分開時，極權主義就勝利了；當他的詩作明顯地因為圖解並服務於當時的政治形勢而變得拙劣不堪，又居然被看作藝術的範本時，極權主義就勝利了。 ( http://www.tecn.cn )整個中國詩壇是一個「玩偶之家」，然而，娜拉從未打算出走。沒有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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