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發展十字路口，未來全球秩序該如何建立？

全球體系瀕臨崩潰：邁向新常態之路

遠望智庫特約研究員 陳 瑜

世界正處於一個越來越危險的轉折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即將來臨的危險源於二戰後國際體系的成功：冷戰結束20年來，全球化――信息、金錢、貨物和人的跨國流動――將經濟體、人民與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並導致了目前財富、人口正在進行的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的巨大的轉移。全球化提供了許多機會，但也帶來了嚴重的風險。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相互依存和相互關聯，過多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其中一些認為自己在全球化中被邊緣化了――正在爭奪權力，創造更大的不穩定和分裂。

展望2035年：

第一，大國之間（包括美國/北約與俄羅斯之間，中國與其鄰國之間）衝突的風險在增長，同時二流大國之間的衝突（諸如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衝突）有可能演變成核戰爭。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庫爾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教派衝突正在惡化，有可能引發按照宗教、民族、政治派別站隊的大的戰爭。武裝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增長，是另一個長期的不穩定因素。自冷戰結束以來，衝突的發生率一直處於歷史性的低點；它的逆轉是對長期的全球經濟增長和全球化本身的單一的最大威脅。

第二，發展中國家將越來越多地推動全球經濟。人民幣將加入美元、歐元的行列，成為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全球人口老齡化將引入一個新的風險因素，特別是如果它拖慢經濟增長，並對公共財政造成沉重壓力的話。到2035年，世界財富日益增長的份額將集中在遠離美英金融中心的區域集群。

第三，全球能源部門將經歷價格和投資的不確定。全球石油消費的峰值可能在2035-2040年達到，但可能加快――如果中國經濟放緩的速度超過預期以及印度經濟無法達到高增長率的話。

第四，新技術，諸如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將從人們手中搶走更多的工作機會，從而引發對現存的國家與多邊機構的社會與政治衝擊。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新的、高薪的工作被創造以及教育、技能的增長，日益增長的國內不平等可能會減少。

總之，考慮到即將改變全球格局的變化的深度與廣度，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沒有霸權力量可以塑造全球體系，並且，就應該建設什麼樣的國際新秩序也沒有達成共識。然而，減輕或避免未來風險的機遇確實存在。在面對和管理一系列的全球性挑戰時，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遠大於任何分歧。我們希望，侵蝕冷戰後國際體系的基礎的力量的知識，將作為制定一個包容性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秩序――該秩序將再度降低衝突的風險，同時為全球合作提供基礎――時的指南。

表1 按2013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平均

GDP增長率　單位：%

備註：以上為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預測的2035年前世界經濟增長情況。

就世界秩序而言：

自冷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眾多國家正在發展彼此競爭的世界秩序的願景。除了重新出現的主要大國（如中國與印度），一個迅速發展的充滿活力的崛起中的中等大國（特別是巴西、印度尼西亞、伊朗、奈及利亞、南非、韓國、土耳其）階層已經在區域安全與全球規則塑造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些新興國家――無論是自由或不自由的民主國家，還是獨裁政權――對美國及西方創建並控制的全球性機構（其治理結構自1947年以來基本未變）心懷怨恨。「金磚國家」推出了自己的對話框架和開發銀行；中國推動了其「一帶一路」戰略，並啟動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英文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AIIB）以對其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土耳其成為了一個不自由的民主國家，並日益疏遠美國與歐盟；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越來越熱衷於帶來文明的衝突，全球治理模式的轉變正在拉開大幕。

今天的世界支離破碎而雜亂無章，但並不是經典的多極化――其表現為相對平等的幾個極。美國仍是唯一的超級軍事大國，國防預算比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然而，正如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的結果所證明的，軍事力量在解決區域問題時其作用往往是有限的。例如，一個穩定的、現代化的中東不是使用外部軍事力量就能實現的。解決諸如貧困、疾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更多地依賴於公共-私營部門的夥伴關係，而非國家之間的外交安排或軍事行動。

在這個日益後西方的世界，發展中國家越來越置疑西方的政策和規範，將其視為對自己國家主權的威脅。因此，基於價值觀的議題（如民主推廣和權利保護）往往會引發強烈的反作用，不只是專制政權如此，許多新興的民主國家出於維護其國家主權的考慮也是如此。例如，印度不願意「點名羞辱」其他國家或喜歡政權更迭。「人道主義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如2011年發生在利比亞的推翻了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Qadhafi）政權其後卻導致了激烈的內部衝突的人道主義干預，破壞了此類政策的合法性意識。

國際體系中權力的擴散和多邊機構結構中權力的分配之間存在的滯後，助長了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怨恨，並使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努力更加複雜化。對於國家而言，阻止全球性的行動（如有關氣候變化的京都議定書、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等的努力）是相對容易的。日益增長的試圖制定替代性機構的趨勢――從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到中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增加了打造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的難度。

國際自由秩序崩潰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將時鐘撥回到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融合的世界秩序――國家之間的競爭處於監管之中，並且有更多的合作空間――的可能性似乎十分遙遠。

從目前搖搖欲墜的國際秩序的同一起點上，世界秩序可能有以下4種圖景：

第一，新冷戰。在這種情況下，大國之間爆發了戰爭，首先是在目前的烏克蘭危機之後在俄羅斯的邊界，然後是在亞洲，那裡美國和中國打起來了。聯合國發揮不了作用。G20是一個空殼。當一場會議在一個西方國家的首都舉行時，只有一半的成員國出席。中國在談論退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美國的中國學生數量急劇下降。

第二，歐亞大陸引領前路。烏克蘭危機以來美國領導的對俄羅斯的制裁，推動俄羅斯向東看，特別是向中國、印度和整個亞太地區看。中國獲得了一個穩定和現代化歐亞大陸的夥伴而非對手。中國不再將歐亞大陸視為「死水」，而視為其經濟的未來之所在。中國的「一帶一路」或向歐亞大陸的「西向」，將弱點變成了戰略資產。中國和俄羅斯用自己的成功，向人們展示了威權式的以國家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非西方模式。中俄合作擴展到其他領域，包括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更重要的是，俄羅斯和中國將「上海合作組織」打造成為了首屈一指的區域機構，使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簡稱。中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黯然失色。

第三，新的全球協調。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核戰爭的前景將西方與新興大國的領導人聚集到了一起。單幹的話，西方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去化解中東和南亞的軍事升級。作為核大國，俄羅斯和中國領導人有足夠的動機去防止擴散以及在中東發生的以色列、沙特與伊朗之間的戰爭。一個全球軍控與防擴散的進程重新開始了。G20加強了，並成為了新的聯合國安理會。亞洲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中被給予了更大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派到中東的維和部隊反映了強烈的多極努力。北約、中國人民解放軍、印度與俄羅斯像一個團隊一樣指揮、協調該努力。彷彿是為全球多極世界而升級了的維也納會議一般。

第四，臨近崩潰。大國處於彼此衝突的過程，直到它們一個個從內部崩潰。大國都開始像保齡球一樣翻倒。技術革新奪走了工作機會。對政府的無能公民洞若觀火。先進的民主國家被證明像獨裁國家一樣脆弱。由於所有大國的機能失調，醞釀已久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衝突最終導致了核戰爭。氣候變化承諾不再有效，氣溫升高。

（本文摘自陳瑜編著《全球智庫軍事戰略研究動態》，新華出版社，2018年1月。「遠望智庫」經授權發布，轉載請註明出處，原文注釋從略。原文由陳瑜編譯自美國大西洋理事會戰略遠見倡議和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共同發布的《全球體系瀕臨崩潰：邁向新常態之路》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