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煉軍:解開或創造「驚訝」
顏煉軍:解開或創造「驚訝」 2010-07-22 11:22閱讀: 解開或創造「驚訝」——西渡詩論集《靈魂的未來》閱讀札記 顏煉軍一2001年冬天,我第一次見到詩人西渡。他來中央民族大學做講座,題為「時代的棄嬰與繆斯的寵兒——論1960年代出生的中國詩人」。從那時起我們結下師生緣分。拿起西渡的詩學論集《靈魂的未來》,我耳邊就迴響起他那天講課的聲音。這是有生以來我第一次聽詩人談詩。西渡的講座,差不多成了我的第一堂詩歌啟蒙課。後來七八年間,西渡每有新作詩文,我都是比較早的讀者之一。作為一個有私密性的、成長中的晚輩讀者,我不但從書中看到了我身上的阿多尼斯如何死去,更看到其中編織著的純粹的、在塵世中追慕神性的勞作——一如里爾克傾心的travailleet travaille 1。這麼說是有原因的。本書所收文章風格、語境都十分多樣。西渡大學畢業後長期在一家經濟出版社上班,每日要處理大量繁瑣的工作。這些文章都是他在有限的業餘時間中完成的,其中有些是即興寫下,有的則一年半載才完筆;有詩歌史論、詩人專論、作品細讀、對話等,內容涉及古今中外詩歌,顯示了作者寬廣的視野和純正的趣味。不同於許多學者職業性的批評工作,西渡的批評寫作純粹發乎喜好。書中幾十篇文章,無論篇什長短,觀點如何,卻一定是他心中涵詠許久,體悟最深的。每讀完西渡的文章,尤其是那些鴻篇巨製,我常納悶,西渡如何在繁忙的非文學工作中醞釀它們?疑惑中想起瓦萊里的話:「如果每個人不了解自己生活之外的生活,他就不能了解自己的生活」2。寫作亦然?不能透徹地體悟不能寫作的處境,就不能透徹地理解寫作。西渡大概就是深諳不能寫作的處境的寫作者。西渡的寫作處境和姿態,讓人想起曾擔任保險公司副總裁的美國詩人斯蒂文斯,和曾為銀行職員的詩人艾略特,他們的日常工作基本上與文學無關。而正是這種無關,讓他們對詩的渴望更加純粹——對現代詩人來說,詩歌是一種可能的生活,這大概也屬於席勒早已感覺到的現代詩的「感傷」氣質:古典詩歌本身就是自然,而現代詩尋求自然3。西渡在談論現代詩人與古典詩人的區別時也曾說:「在這樣一個時代,如果詩人堅持對生活的權利,那麼他的詩就不能不是對生活的夢想。普希金的詩是從生活本身生長出來的,為我們歌唱生活自身的魅力,而我們的詩卻是從對實際生活的否定中長出來的。」4這呼應了史蒂文斯多年前關於現代詩的讖語:「這一天會來臨,詩歌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一如天堂,看上去就像一個悲涼的裝置。」5西渡的詩學文章一如他的詩歌,是他對日常生活的否定性勞作。這種勞作鑄就的純粹性,將有力地揭示詩意闡釋容易錯過的空白,抵達批評的嚴肅性。說到西渡批評寫作的純粹性,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常坦陳批評寫作的困難6。這是因為,詩歌寫作面對的是語言的存在,是在孤立的語言體驗中與語言一起新生的過程。詩歌面對的是象徵之難。詩人瓦萊里曾經講過一段發生在詩人馬拉美與畫家德加之間的逸事:德加一心想學寫詩,屢屢請教馬拉美。有一天,他扔下繪畫,整天在家寫十四行詩,直到腦袋生疼,但仍然沒寫出好詩句。他無耐地找馬拉美訴苦:「我弄不懂,這首小詩,我怎麼就寫不成,其實我腦袋裡裝滿了思想」。馬拉美同情地安撫道:「不過,德加,寫詩靠的是詞,而不是思想啊」7。詩人的批評,卻是要喚醒自己身上沉睡的德加,以「思想」來澄清詩歌的神秘性——這同樣困難,也是一個詩人的散文寫作面臨的首要悖論。事實上,這也是文學寫作與文學批評之間的必然溝壑,要跨越這一溝壑,按照羅蘭·巴特的話說,理性的邏輯與象徵的邏輯必將扭成一團8。在柏拉圖《伊安篇》中,蘇格拉底與詩人伊安有一場精彩的對話。蘇格拉底想讓伊安回答的問題之一是:一個創作者如何把自己的經驗及經驗之外的事物繪聲繪色地「挪」到詩歌中?這就是詩的稟賦——要麼是寫作者所有的,要麼是神助的。中國古人對此有一個意味深長的描繪:「如有神助」。文學批評也有類似困境:如何描繪和解釋文學中最動人的部分?按照布魯克斯的說法,文學以各種悖論和隱喻說出最難言說的事物隱蔽性,「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馮至語),這種言說的光暈不斷地應合和充實我們的靈魂。理想的文學批評,就是要發現文學作品中最為尖端的悖論和隱喻,發明一種與象徵匹配的闡釋性。亦即批評必須創造自己的悖論和隱喻技藝,以批評之姿再現文學的動人。而常見的批評,總是板結於抽象和理論的面具——歌德早就發現其灰色的面孔。正如劣質的文學作品讓經驗頑石般凝滯於語言的擁堵中一般,拙劣的批評也往往也讓馬拉美理想中源泉般涌動不止的藝術鮮活性,淪落為缺乏內心感的文學常識,按詩人鐘鳴的話說,就是把臉做成面具9。成功的批評,正在於打碎凝固的常識所構成的文學意識形態,從中離析出高級的文學事理性,消除文學作品與其所處時代、與靈魂的隔閡,超時空、個體、文化、民族地呈現靈魂的傑出性。批評的這種理想,正與西渡強調的「詩歌作為理解的力量」10相同——傑出的批評接近詩的願望,正與詞接近物的渴念一樣。在《靈魂的未來》一書中,我們可以具體地看到,作者是如何出色地完成這些任務的。由於一個多世紀的多災多難,中國一直沒有形成一個比較理性的新詩閱讀傳統,新詩中的「新」被惡性強調,而新詩中的「詩」則常常被忽略。漢語新詩的革命性及其特殊處境,使得它成為近百年來遭誤解最多的文類。由此類誤解累積而成一套關於新詩的文學意識形態,不斷敗壞普通讀者的詩歌趣味。因此,當代新詩批評首要的任務之一,仍是為新詩正名。雖然完成這個任務在當代有更充分的底氣,但新詩,尤其是近三十年代來當代詩歌的成就,與主流文學意識形態對新詩的評價之間依舊存在巨大落差。八十年代,詩歌因其特定的政治針對性而受到誤解,當時公眾對詩歌的狂熱,帶有鮮明意識形態傾向,因為大眾關心的,更多是詩歌的意識形態針對性,而很少關注詩歌本身。隨著詩歌所針對的對象的瓦解、重構和詩歌自身的變化,公眾對詩歌也由追捧轉為冷漠。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在一個發育的消費社會的氛圍下,詩歌因缺乏實用性而常常遭受誤解和詬病。與這種情況互為表裡的,是批評面對詩歌的失語。然而,依舊有一部分優秀詩人和批評家,通過其言說廓明了新詩的豐富內容,闡揚新詩的精微和高妙。詩人西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十多年來,作為批評家的西渡基於自身的寫作經驗和對當代詩歌進程長期的觀察思考,力圖疏通新詩與舊詩、與外國詩之間溝通的渠道,在闡明古今中外詩歌之間差異的基礎上,尋求其內在一致性,以建立一種更為普遍的詩歌的基礎。在梳理新詩傳統、漢語詩意闡釋和新詩批評話語建設等諸多方面,他都有許多獨到的貢獻。二如何理解新詩傳統,不僅是現代文學史或新詩史需要處理的一個敏感課題,而且事關如何理解包括舊詩在內的整個漢語詩歌。在百年新詩寫作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上,重新追尋新詩傳統,乃至重新理解新舊詩之間的關係,必將有利於優化新詩寫作和促進漢語詩歌精神的豐富。就此,西渡首先通過梳理和釋讀廢名、林庚、孫大雨等詩人的詩觀,多維度地考察了新詩人自我思考過程中的得失;又以現代以來幾位詩人兼翻譯家的翻譯和創作之間的關係,就新詩的寫作資源和可能性提出獨到的理解。西渡認為,廢名是胡適以來最重要的詩歌理論家。他歸納出廢名四個方面的貢獻:第一,總結了到1930年代為止的新詩的成功實踐,對詩歌和散文的性質進行了區分。某種程度上提出了新詩的詩歌本體論。第二,廢名從理論上論證了新詩應該是自由詩,其他有規律的形式,只是這種自由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廢名正當其時地指出,新詩應該用散文的寫法。第三,在寫作方法上,他提出寫實、即興和自由表現作為新詩根本的寫作方法。第四,廢名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對漢語新舊詩之間的區別和關係做出了新的有效論述。11廢名關於散文和詩的區別的談論,是西渡解讀廢名,解釋「新詩到底是什麼」、「新詩不是舊詩,但新詩是詩」的出發點。西渡將廢名的核心詩學觀點歸納如下:「新詩不同於舊詩,但這個不同不在於是否用白話文寫作,也不在於其形式是否符合格律,而在於詩歌的內容;新詩的內容是詩的,其詩的價值取決於它的內容;舊詩的內容是散文的,其詩的價值取決於它的形式。這是第一次從性質上對新詩和舊詩做了嚴格區分,可謂一舉為新詩的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廢名的觀點表面看來沒有那麼激進,卻從根本上清除了舊詩藉助其文學史優勢對新詩構成的威脅,為新詩的發展拓出了廣闊的空間。」12關於散文性與詩性的區別,廢名曾以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為例論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廢名認為,這裡「大約真是詩人之實感了」,然而蘇詞卻不能夠將這個完全的詩感堅持到底,它「一定還要寫下別的被悲歡離合的事情才其為一首詞」。從這裡,廢名見出舊詩的一個重要性質,即它的詩的特性是靠它的形式來維持的:「舊詩之所以成為詩,乃是因為舊詩的文字,若舊詩的內容則可以說不是詩的,是散文的。」13為了闡明廢名的上述觀點,西渡對廢名提出的「詩的內容」、「完全」、「實感」、「即興」、「自由」等詩學概念進行了解析——西渡遺憾地指出,由於廢名論詩的隨意性,這些廢名詩學中的關鍵詞被新詩研究者忽視了。通過解析上述關鍵詞,西渡歸納出散文與詩的區別所在:「散文寄生於現實,從現實中獲得存在的力量,詩歌則投身於可能性,傾心於尚未誕生的現實。」14因此,「詩的好壞及意義,是由詩歌內部的因素來決定的,而無須依賴其他外部標準。……詩歌是一個特殊的自足的世界,和自身以外的世界不發生直接關涉。對自身與現實關係的這一特殊態度,正是詩歌和散文握別的地方。」15在西渡看來,廢名對新舊詩中的散文性與詩性的關注,正是因為新詩恢復了詩與詩人的生命體驗之間的直接關聯,解除了舊詩中修辭勢力對感性的壓抑,強調對個性和心靈的戲劇語言表現。舊詩可以用來應酬唱和,可以用來歌頌「聖德」,而新詩重新面對現實,又不以現實為指歸和依賴,成為「自己完全」的詩和意義的來源。因此,「舊詩的形式既是公共的,難免千人一面,內容更是彼此雷同,可謂萬眾一心。新詩的形式既是千姿百態,各呈其妍,內容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形式問題,歸結到最後卻也涉及人的解放問題。」沿著以上邏輯,西渡對漢語特性對寫作的影響提出了反思。他認為,中國舊詩採取的意象的方法,是模仿和表現以外的第三種文藝方法。他從漢語和漢字與西方語言文字的不同特徵論證這個問題:西方文字是一種抽象性的文字,字母本身沒有意義,因此,在字、詞、句、篇之間,組織和結構在語言的意義構成中起著關鍵作用。而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觀念,包含著對世界的一種觀照,它是一,但同時也是全體。所以,中國文字總要突破全體的限制,單獨表現自己。基於這種特徵形成的意象化寫作方法,往往導致寫實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缺失,所以在中國舊詩中,杜甫《北征》式純粹寫實性的詩不多見,李賀、李商隱式的純粹想像性的詩也不多見。舊詩「意」與「象」之間形成的關係越到後來越固定下來,導致了對「象」,也就是對「經驗」本身的忽視,從而使表意的方式漸趨模式化。「而新詩要求每一事象都帶著經驗的體溫」16,「對於新詩來說,幾乎不存在可以公約的意象」17。西渡因此看到了廢名對白話新詩的思考的根本意義:「廢名言倡白話,實際是從語言上恢復詩歌和經驗的聯繫;從意象寫法恢復為寫實的方法,則是從方法上恢復詩歌與經驗的聯繫。」18西渡認為,廢名不但糾正了胡適「作詩如作文」的新詩觀念和新月派追求的新詩普適形式的妄想,更把新詩置入漢語詩歌史視野中,建設性地釋清了新詩的內在合法性。新詩要從舊詩「詩的文字、散文的內容」變而為「散文的文字、詩的內容」,實際上是把詩歌的標準從以「修辭」為核心的古典詩學,轉向以「表現」為核心的現代詩學。19舊詩中表現的傳統何在?新詩如何與之續接?廢名找到六朝文章,溫、李作為新詩的前身。他認為其中既包含了「詩的理想」,也包含了「中國詩人所缺乏的詩人的理想」:詩人人格和詩歌倫理的獨立性。而「新詩嚴格地成為詩人的詩」,如果你不是詩人,你也便休想做詩。西渡認為,廢名以上論述對新詩的寫作方法、新詩與舊詩傳統的關係、詩人身份等一系列問題的回答,都對新詩批評的建設和重新理解新舊詩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西渡給廢名前所未見的評價:「新詩在理論上的自我完成正是通過胡適、廢名和袁可嘉這三個人實現的。而廢名在這個過程中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是其中非常關鍵的一環。」20。關於新詩的形式,西渡主要以林庚、孫大雨兩位詩人對新詩格律的思考和實踐為例,表明了自己的思考。在談論廢名時,他也曾有過一段集中的論述:「舊詩的音樂是通過一個程式獲得的,是用語言去模擬音樂的效果,因為是外在的、人為的,也是公共的。新詩的音樂則是通過自然的音節來表現詩人內在的生命節律,它不依恃外在的韻腳和平仄的安排,而是依靠口語自然靈活的節奏來形成一種充分個性化的聲音圖式,這個聲音圖式是詩歌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詩人人格和個性的表現,因而絕不可能用一個公共的格式來範圍和限制。」21與此對照的,是西渡對林庚的新詩格律觀念的看法:「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寫到許多寫新詩的學生在上過舊詩的詩選課後紛紛改寫舊詩。林先生由此感嘆『這文化遺產真有著不詳的魅力』,『像那希臘神話中所說的Sirens,把遇見她的人都要變成化石』;並舉胡適提倡研究國故為例,『說到故紙堆里只是為了打鬼,但是胡先生從此就沒有回來。』不幸的是,林庚先生也並沒有逃脫者『不祥的魅力』的魔咒,被『民族形式』這個曖昧的黑洞吸了進去。」22西渡不無遺憾地指出,林庚先生尋找漢語新詩民族形式的理想,反而阻礙了新詩的自由表現。相比林庚,西渡認為孫大雨對新詩音韻性的思考更具有靈活性,故在新詩歷史上對格律理論建設貢獻最大。他的「音組」理論,「為中國新詩提供了一種既符合詩歌普遍的格律原則,同時又適應現代漢語自身特性的格律設計方案」23,為新詩音樂性預留了足夠的變化空間,孫大雨自己在詩歌創作和翻譯中的形式努力,也超越了聞一多、朱湘、郭沫若等同代詩人的水平。可惜他忽視意義和聲音的聯繫,忽視了語調和「音組」之間的配合,因此限制了這種設計在創作中的有效性。通過對林庚和孫大雨詩歌格律思想的思考,西渡得出一個開放性結論:「格律詩的危險程度應該和自由詩陷入的形式渙散相等。所以,無論是自由詩和格律詩,都沒有先在的成功保證。這又回到我們的一個信念:詩的成功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奇蹟。」24對新詩格律問題,西渡有個值得重視的文學史觀察:「新詩史上幾次關於格律的討論都正好處在詩歌創造力的衰退階段——新月時期對詩歌規範形式的追求落在以《女神》為代表第一次新詩創造力高峰落潮以後,1930年代中期林庚提出格律設想雖然正處於現代派創作的高峰期,卻沒有得到現代主要詩人的響應,1950年代關於格律的討論更處於詩歌創造力全面枯竭的階段。」25按照西渡的邏輯,當代詩人對詩藝的卓有成效的多元探索,正是他們在詩歌形式上達成多樣化和個性化默契的根本原因。新詩內容和形式的自省和進步,都與外國詩歌的翻譯成就密切相關。西渡《翻譯、創作、民族性一文》對此有透徹的思考。他以冰心、戴望舒、馮至、卞之琳、羅洛的創作和翻譯成就來闡述自己對現代漢語新詩之「新」的看法。在談論上述詩人的翻譯成就時,西渡重點分析了上述詩人寫作成就與翻譯成就之間的不同呼應關係,西渡觀察到一個充滿謬誤,卻流布甚廣的文學常識:一般認為,漢語翻譯成就與譯者的文言水平成正比。通過充分例證,西渡認為現代漢語翻譯外語詩歌的能力,恰恰與現代漢語,更確切地說,是與新詩語言的成熟同步的,古漢語在許多時候會妨礙詩歌翻譯的精確和細膩。比如,西渡敏銳地指出,戴望舒早期的翻譯受到了舊詩語言的傷害,而後期翻譯的成熟,則得益於新詩語言的成熟。通過對翻譯與民族性關係的辨析,他對詩歌的民族性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和定義:如果一定說文學有一個傳統的話,那麼一種偉大的文學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它以背離傳統的方式將傳統發揚光大,以遠行的方式實現新的回歸。無論舊詩還是新詩中的優秀之作,都必然等待著另一首詩作為自己可能的未來,穿越不斷變幻的意識形態的攔截,相互依戀,相互砥礪,以前所未有的語言之光,重新激發漢語之甜。因此,二十世紀外國詩歌進入漢語,不是取消,而是豐富了漢語詩歌的民族性,這正與新詩照亮舊詩中的別樣詩意一樣。三舊詩和外國詩是新詩的父母,正是通過艱難的背叛和遠行,新詩才最終獲得獨立,創新和拓展了漢語的詩意空間,同時,舊詩和外國詩因新詩光芒的返照和激活,也獲得了全新的生命力。西渡從新詩出發,對漢語舊詩和漢譯外國詩的思考和批評,正是這種生命力具體而微的體現。西渡在《讀舊詩札記》中表明了對整箇舊詩傳統的通盤看法。也許會有人以為,這是新詩人偏頗的性情之談。但就筆者所知,這組文章是西渡潛心研讀舊詩多年的結晶。尤其在近幾年,他花費數年功夫,獨自編輯八卷本「名家課堂」26,長時間集中閱讀了大量的古典詩文和傑出的古典文學研究成果。見證了這一勞作的友人張桃洲曾說,這套書完成的,不只是一個選本,而是一個龐大的詩學工程。事實上,新詩對舊詩的理解和通融早就開始了。比如,在現代詩人關於舊詩的闡釋中,聞一多、廢名、林庚、梁宗岱等都有過卓越的貢獻,他們開闢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舊詩闡釋傳統。西渡對舊詩的理解,別具一格地發揚了這一傑出的詩歌批評傳統。關於從詩經時代到唐宋時期漢語詩歌的評價,對西渡來說遠不只是一個鑒定其怎麼偉大的問題,他想做的是通過自己精微的批評工作揭示其背後的秘密。作為一個新詩人,西渡主要從創作體驗展開觀察,他尤其強調經驗性和虛構能力在其中的貢獻,前者正是詩歌的生命感,後者則是詩歌所蘊涵的靈魂的自由。宋以後舊詩的漸趨衰落,實際上是一個逐漸喪失生命感和靈魂自由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舊詩日益淪為一套漸趨封閉、近親繁殖的修辭體系。新詩取代舊詩的必然性正在於現代中國人需要表達新的生命感和靈魂。質言之,新詩是新詩人面對新的時代和經驗處境,追求自身生命的詩意性的結果。作為當代詩人,西渡在六朝詩歌中找到了共鳴,他多次表達了對先唐詩歌,尤其是六朝詩歌的傾慕,因為那個時候詩歌的光榮與夢想,正與新詩一致。西渡多次說,今天正是新詩的六朝時代,因為對於漢語新詩來說,當代詩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醞釀著一個偉大的未來。正如六朝詩歌中孕育著偉大的唐詩一樣。在《〈西洲曲〉嘆賞》這一絕好妙文中,西渡既表達了對六朝詩歌中的健康生命力和自由靈魂的緬懷,同時,也散發著一個當代詩人與一個古代佚名詩人的靈魂相遇時激起的超越新舊詩之不和諧的、渾圓的闡釋之光:「南朝文採風流,聲歌繁響,士人心靈自由,情調超逸,以及由之而來的深情高致,都在這一首詩里獲得了不可摧毀的完美的形式——《西洲曲》用自身的不朽教育詩人為形式獻身,因為世俗的繁華無非過眼煙雲,形式的勝利才是最後的勝利——它是祭奠那個時代的一座不朽的紀念碑……它照亮了《詩經》,照亮了漢樂府,也照亮了它同時代的民歌。不單如此,它也照亮了整個南朝,照亮了中國的中古,並攜帶自身耀眼的光芒置身現代,置身我們之中。」27這種相遇,並不只發生在西渡這裡。在描述當代詩人與古典詩人之間的關係時,西渡指出,由於他們這一代詩人大多很晚才接觸中國古典文學,他們一方面通過勤奮獲得了古典文學修養,另一方面,他們對待舊文學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距離感和反思能力,這讓他們比前輩詩人從舊文學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在一種嶄新的意識的燭照下,他們重新發明了古典文學的偉大傳統:肖開愚、臧棣發明了一個新的杜甫,黑大春發明了他自己的陶淵明、李白和王維,陳東東發明了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東方傳統……」28當代新詩與舊詩傳統之間的這種前所未有的、穿越文學意識形態的、純粹的對接方式,正是新詩創造性和生命力的表現。與無數偉大的古典詩歌一樣,帶著自身耀眼的光芒置身於現代,置身於我們中間的,還有無數偉大的外國詩人和詩作。一切時空、一切語言中的詩歌,組成了令人永遠嚮往的、天堂箴言般的大寫之「詩」。在西渡筆下的聖瓊·佩斯、弗羅斯特、惠特曼、茨維塔耶娃正是組成這一永恆之詩的一部分,面對佩斯,西渡驚異於詩跨越詞與物之間的鴻溝的那種永恆追求:「語言的魔術在佩斯這裡抵達了它的極致。他的語言在滔滔雄辯和不盡的贊禮中,一不留心變成了他所禮讚和傾訴的對象本身。……佩斯重新喚起了文字所能具有的最崇高、最神秘的力量,亦即統一世界的力量。這些詩如礦藏般潛伏於世界之體中的力量的實現:詩人帶來了今日的光之宇宙,並重新樹立起了過去的、業已被深埋了的宇宙。」29面對弗羅斯特,西渡讀出了現代詩人角色的變化:「弗羅斯特對現代詩歌的貢獻之一是降低了對詩人身份和詩歌題材的要求。在弗羅斯特這裡,詩人成了一個普通人,某種程度上結束了他作為先知和預言者的角色。」30面對惠特曼,西渡讀出了惠特曼的文學民主意識,更讀出現代詩歌「自由」的面孔中含有的精微靈活的音樂性:「以往那些貌視精緻的格律模式為我們提供的,不過是對音樂的機械模擬,它只具有表面的音樂效果,實際上背離了詩歌音樂的本質——它和情感的內在聯繫。」無論是詞對物的夢想,還是現代詩人的角色意識、文學民主性,也是新詩生長過程中要直接面對和解決的問題。面對茨維塔耶娃,西渡被她「不是任何人的同代人」的詩人人格寫照感動:「詩人在公眾生活中體驗到的那種異質性,那種難容於團體、社會和時代的異質性,就像蚌殼中的珍珠。珍珠在蚌殼中孕育,它卻不屬於蚌殼;不但不屬於蚌殼,而且它恰恰孕育於蚌殼的排異性。珍珠天然嚮往並屬於某個閃亮的脖子,對於詩人來說,這閃亮的脖子就是永恆。」她那超越語言民族主義的詩人形象,為現代詩人樹立了另一種典範。西渡還指出了詩人多多和海子在創作上與這位詩人中的「女性鐵匠」之間的師承關係。這麼多共鳴,恰恰證明中外現代詩人之間超脫語言、民族、性別的共同感,讓不同時空中的靈魂結緣,這正是詩歌的偉大所在。四理清新詩的歷史處境和美學處境,才可以說清新詩自身的詩意性。常見的新詩批評,宏論頗多,卻多不得要領,缺乏細讀作品的能力。這與新詩對自身處境一直認識模糊有關。在認清新詩處境的基礎上,西渡對戴望舒、穆旦、江河、海子、戈麥、多多、張棗、王寅、臧棣等詩人的作品進行了細入肌理的釋讀,以情理混融的動人批評之姿,充分地演繹出眾多新詩傑作在事理和情理上的精確、清晰、飽滿和玄妙。這些細讀式的批評表明,超越文學史邏輯地理解一首傑作,正是傑出批評能力之所在,也是新詩作為詩的孤絕的體現。正是少數傲壓群芳的傑作,使文學史有了堅實而開放的依據。在《愛的可能與不可能之歌》中,西渡對穆旦的名作《詩八首》進行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細讀。這篇長文在與前輩批評家對話的基礎上,將此詩字裡行間充滿悖論和暗示的多義性修辭元素細膩清晰地呈現在批評語言中,無論從整體還是細節上,都澄清了此前諸多論家盲視或迴避了的謎團。西渡還指出此詩中的兩個新詩中此前罕見的特徵:在意義層面上,全詩充滿了對主體統一性的質疑和分解;在聲音層面上,這首詩的聲音是一種內在的聲音,一種無法依賴人類嗓音複製的聲音。穆旦給新詩的聲音和思想之間,尋得了一種少見的和諧,大大拓展了新詩表現的疆土,發明了漢語抓住事物驚異性的新技藝。西渡看到的上述兩種特徵,恰好近似後朦朧詩內斂而多樣化的主體呈現方式。不同於朦朧詩中堅強統一的主體性,後朦朧詩在聲音上多體現為語言的內在語調,而不藉助於一種外在於詩歌的聲音。二者加起來形成的自我的緊張感,正是我們這個多變的時代造成的個體的分裂性的傑出寫照。西渡在解讀張棗《鏡中》、臧棣《新建議》時,都對不同詩人對主體內在緊張的傑出呈現方式進行了充分的闡釋。在解釋《鏡中》時,西渡讀出了此詩通過發明一種陳舊感而呈現的新鮮主體性,正是當代詩歌的傑出性所在:「在與古典詩歌的對話中,何其芳是仰視的,有一種浪子回頭的悔恨;而張棗的姿態是平等的,顯示了一種創造的自信。從新詩詩藝的傳承來看,張棗可以說是何其芳的合法繼承人。不同的是,作為1980年代的詩人,張棗在心理上已經化解了何其芳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的對古典詩歌的迷信,因而開拓了更多的創造的空間。在何其芳那裡,傳統是一筆有待繼承的遺產,詩人和傳統的關係是單向的;而在張棗這裡,傳統是我們匯入其中的河流,詩人和傳統的關係式雙向的、互動的。」31在解讀臧棣的《新建議》時,西渡指出了此詩包含的雙重隱喻:「它既是關於人的存在的一個隱喻,又是關於詩歌本身的一個隱喻」32,事實上,這正是一種由靈魂存在和語言本身出發的詩歌氣質,它表明,歷經工具性傷害的新詩,終於具備了一種由自身出發的純粹性,當代詩歌靈活而有效的形式特徵正是這一詩歌氣質的外化。正如西渡以此詩為例指出的,通過眾多詩人的努力和嘗試,當代新詩在建立新詩普遍形式上已經有成熟的方向:「現代漢語詩歌的音樂不一定以押韻和字句的絕對整齊為基礎,而應該以一種流動的口語節奏為基礎,輔之以形式(一定長度的字句、韻)的配合,最終形成一種半規範性或規範性的詩體」。西渡上述針對不同作品的闡釋,從不同方面重現了當代詩人駕馭現代漢語的熟練能力,而當代詩歌的傑出,最終體現為它可以每一種詩緒找個獨屬於它自己的傑出形式,來承載靈魂的豐富和純粹。另外,值得細說的是西渡對海子的理解。作為受過海子詩歌哺育的詩人,西渡在關於海子的一組文章中對詩人海子及其詩歌有許多獨特而體貼的看法,這組文章,是理解詩人海子的豐富性和悲劇性的重要角度。比如,西渡分析了海子《彌賽亞》中的老人形象的經驗源頭和多重象徵意義;分析了海子的修辭暴力及其命運與紅色暴力之間的關係。西渡還根據自己早年的海子作品手抄本,對流行的海子詩歌版本進行了勘誤。這些工作,不但有利於讀者重新理解詩歌和詩人,同時也在不被重視的新詩樸學方面樹立了很好的學術典範。五在領略西渡各色批評作品中旁逸斜出的精妙、拆分語言的形而上學快感、還原支撐想像力的經驗骨架的巧致之後,我們發現,這一切都關乎詩歌對靈魂的未來的關心:面對以往一切人類的偉大靈魂,作為文明的孩子的詩人,我們的心靈是否已做好準備?「當靈魂的電流通過我們傳遞向未來的時候,我們的心靈是否已經足夠強大、足夠堅定?它會不會驟然熔斷,不是給後世帶去溫暖和光明,而是黑暗和恐懼?」33里爾克早就道出現代詩人的這一困境:「美,只是恐懼的開始」。當然,也正是它,催迫出現代詩人前所未有的理想——史蒂文斯說:「天堂與地獄的偉大詩篇都已經寫下,而塵世的偉大詩篇仍有待寫下。」34新詩正是「塵世」的奇蹟。在紀念戈麥的一次演講上,西渡以戈麥為榜樣描繪出一種現代詩人的「塵世」化典範:「他必須在不降低詩歌的敏感性的同時,具有更加成熟和健全的心智,以勝任一個現代人日理萬機,錯綜複雜的日常生活。一個現代詩人,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是一個聖徒。在一個宗教上的聖徒逐漸銷聲匿跡的時代,詩人要成為眾人生活的楷模」。西渡認為,只有這種因地制宜的堅強,詩人才能擔負起看護脆弱而高貴,永恆而稀薄的靈魂的責任。因為「放眼四周,我們看到人正在淪為數字的奴隸;甘心忍受陰險的銀行家的奴役;信念像氣球一樣垂直飄離,不帶任何壓艙物;愛情遭放逐,友誼被背叛、被蔑視,孤單無助、流落街頭;電視、電影、報刊、互聯網爭先向資本獻媚……在我們的時代,李白的身影已經變得越來越縹緲,杜甫瘦損的身軀更加瘦損,歌德在圖書館忍飢挨餓,莎士比亞的舞台上空無一人……靈魂的處境正變得日益困難。」35對靈魂的「塵世」處境和未來,西渡以歌德式的命名與史蒂文斯達成了默契:驚訝是現代生活中最稀有的經驗,詩歌因而成了「製造驚訝的藝術」36。西渡的詩歌批評術,正是從另一端解開或創造這關乎靈魂未來的「驚訝」。面對靈魂的永恆困惑,磨礪和推動著他的闡釋之犁,讓它以一種清晰而炫目的鋒利,劃開漢語詩歌永恆的驚訝腹地。——————————————————————————————1法 語:意為「孜孜不倦地勞作」。這是里爾克在《羅丹論》中對羅丹的描繪;2 [法]保爾·瓦萊里:《文藝雜談》,段映虹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283;3劉小楓選編:《德語詩學文選》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66;4西 渡:《我的詩觀》,見《靈魂的未來》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17;5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最高虛構筆記》,張棗,陳東飈譯,華東師範大學2009年,頁259;6西 渡:《靈魂的未來》後記7[法]保爾·瓦萊里:《文壇舊事》,見《另一種寫作:外國著名詩人散文隨筆》,潞潞主編,北京出版社2003年,頁82;8[法]羅蘭·巴特:《S/Z》,屠友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52;9鍾 鳴:《秋天的戲劇》,學林出版社2002年,頁46;10西 渡:《詩歌作為理解的力量》,見《靈魂的未來》,頁20611西 渡:《新詩到底是什麼——廢名新詩理論探賾》,見《靈魂的未來》,頁36;12同上,頁7;13同上,頁8-914同上,頁13;15同上,頁13;16同上,頁 28;17同上,頁 28;18同上,頁 29;19同上,頁16;20同上,頁35;21同上,頁23;22西 渡:《林庚新詩格律理論批評》,見《靈魂的未來》,頁45;23西 渡:《孫大雨新詩格律理論探析》,見《靈魂的未來》,頁61;24西 渡:《孫大雨新詩格律理論探析》,《靈魂的未來》,頁68;25西 渡:《析臧棣〈新建議〉》,《靈魂的未來》,頁415;26「名家課堂」八卷系列,西渡編,中國計划出版社2005年出版;27西 渡:《〈西洲曲〉嘆賞》,見《靈魂的未來》,頁346;28西 渡:《時代的棄嬰與繆斯的寵兒》,見《靈魂的未來》,頁122;29西 渡:《跨越時代的歌唱》,見《靈魂的未來》,頁286;30西 渡:《徘徊在明亮與灰暗之間……》,見《靈魂的未來》,頁296;31西 渡:《時間中的遠方》,見《靈魂的未來》,頁405;32西 渡:《析臧棣的〈新建議〉》,見《靈魂的未來》,頁414;33西 渡:《關心靈魂的未來》,見《靈魂的未來》,頁205;34華萊士·史蒂文斯:《最高虛構筆記》,頁377;35西 渡:《關心靈魂的未來》,見《靈魂的未來》,頁204;36西 渡:《我的詩觀》,見《靈魂的未來》,頁217。載於《詩探索》2010年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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