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

　　一

　　1920年前後，列寧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它最初主要表現在政黨文化的領域，文藝界對列寧主義與普列漢諾夫思想的區別還不甚瞭然。俄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俄國革命理論的譯介在兩條路徑里，人們對文學與政治的興趣並不在一個層次上。①最早對列寧主義關注的是共產黨人，1925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一號上著文《列寧主義概論》，全面討論了相關的概念，是一次自覺的理論性描述。瞿秋白從歷史根源、方法論、革命理念之基礎等六個層面考察列寧主義的特徵，精神的呼應一看即明。他的結論是：列寧主義乃「無產階級革命時的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執行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原理」②。這些看法，魯迅都是陌生的。對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區別，也未必清楚。當俄國革命逐漸成為話題的時候，魯迅是從文學的角度進入思考之中的，革命之外的因素也自然帶進他的世界中。

　　俄國革命帶來了文化的變化，魯迅覺得，這個變化與其文學的傳統不無關係，或者說，恰是因為擁有過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統，俄羅斯才有了一次精神的起飛。言外的意思是，列寧主義乃俄羅斯文明的一個結果。他對俄國精神史最深刻的感受，理論上不是來自車爾尼雪夫斯基、列寧，而是來自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這個線索，對了解魯迅的俄國文化觀十分重要。因為托洛茨基的理論，恰好和他自己的經驗相符，對於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列寧，他的隔膜是顯而易見的。在言及蘇俄社會的變化的時候，他的視角一直在文學理念的層面，政治哲學的痕迹殊少。所以，列寧主義之於他，長時間還僅限於文學及藝術的領域。

　　列寧主義在文藝領域主要表現為階級性話語、政黨話語，其間涉及現實態度以及對傳統的態度。魯迅一直沒有全面地進入這個話語體系，只是部分與其有些交叉。1925年，魯迅看到謝國楨所編《蘇俄的文藝論戰》的時候，對列寧主義旗幟下各種文學思想有了初步了解，不久接觸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感動於其筆下的藝術形態與社會進化之關係的描述。③這裡對革命時代的知識階級的闡述，對他是從未有過的刺激。托洛茨基對新舊文化的解釋，也多是魯迅有過的感覺，但這位俄國人在理論上給他的驚異是巨大的，他在文學內部規律與外部規律的解析中呈現的氣象，是中國文人沒有過的存在。托洛茨基與列寧主義存在距離，他對文學的理解還有康德主義的痕迹，即保留了對歐洲傳統文化的某種敬意。魯迅在翻譯那篇評論勃洛克《十二個》的批評文章時，驚訝於其對作品內在隱含的把握，看到了詩人的寫作與信仰、社會革命之複雜的關係。魯迅認可勃洛克的詩歌，以為多有亮點在。可是他不是革命者。托洛茨基提供的理論是：「我們的時代還不是新文化的時代，而只是走向新文化的初階。對於我們來說，即使只是為了給新文化開闢道路，也必須首先在全國範圍內掌握就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④在托洛茨基筆下，革命批評家不是金剛怒目式的，目光所及也有溫情的地方。所以後來他看到創造社與太陽社文字里的血腥之氣，就覺出其間的問題。俄國的批評家不都是如此，魯迅對托洛茨基相當時間保持了敬意，其審美判斷涉及文學與革命的部分，亦無出其左右。

　　無疑的是，魯迅自己並不了解托洛茨基的知識結構，那背後的複雜的康德氣息，後來受到了斯大林主義的清算。《新青年》雜誌在20年代中期就介紹過這些言論。魯迅在上海與激進的革命文學提倡者相逢的時候，對手的理論不是托洛茨基式的，而是與列寧思想有交叉的「拉普」式的。那些辱罵魯迅的青年所操持的理論，魯迅在托洛茨基那裡並沒有看到。革命倘若只是口號的羅列，大概也是一個問題。在《上海文藝之一瞥》里，魯迅寫道：

　　那時候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劃，很有些錯誤之處的。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運用了。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叫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⑤

　　非革命者也可以存活，是魯迅自己閱讀時的判斷。因為在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談話里，都沒有簡單否定舊有的知識群落的價值。而且，在莫斯科的藝術活動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依然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談論對象。在所接觸的資料里，魯迅看到了新俄藝術與過去遺產的關聯。這很重要。在他眼裡，革命乃一種新的思想的演進，而它決不是從天空上掉下來的。

　　這裡，魯迅把中國左翼的理論偏差，歸結於舊文人的習氣，或者說是新文人的本身痼疾導致了認知的差錯，因為不了解俄國理論的深層問題，他將精神來源的自身悖論省略了。托洛茨基關於革命文學的闡述，在邏輯上與其政治理論相互關聯。這些魯迅知之甚少。他沒有看過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自然對俄國革命自身的問題無法提出看法。但就其所了解的左聯而言，那些專橫跋扈的管理模式，恰是其討厭的部分。魯迅大概還不了解他們身後的斯大林主義的投影。在他逝世前的幾年，由於消息的閉塞，那些真實的情況傳來的寥寥無幾，他只能靠地下渠道獲得二手的信息。

　　當魯迅從瞿秋白的文章里得知托洛茨基的問題時，他的看法發生了變化。這變化不是依據托氏的理論辨認，恰恰相反，而是據中國外在的殘酷的形勢所形成的判斷。魯迅似乎覺得，托洛茨基所否認的革命，在中國恰是必行的路，魯迅的反抗性格是不允許溫吞的表達的，自然接受了瞿秋白的暗示。這個時候，獨斷主義的影子已經在他的思想里有所折射。他對中國革命的判斷，與俄國的經驗混雜於一體了。

　　魯迅自己不知道，當他竭力否認舊文人與小布爾喬亞的世界時，他其實在走上與列寧主義有相近的道路。列寧主義繼承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一面，即事物的克服是對立面的部分，只有克服對立面，才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對對立面的否定，才是事務本質的飛躍。這個思路，魯迅的精神是隱含的，列寧主義的某些思想喚起了其認知的自覺，即敵人的敵人可能就是我們的朋友，對敵人的屈服就意味著對自己思想的背叛。伯恩斯坦在論述馬克思的時候，就批評過黑格爾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對社會的摧殘性破壞，而回到康德去才能夠使人類擺脫極端主義的路⑥。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只有陳獨秀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對托洛茨基的肯定，背後也有伯恩斯坦的邏輯，只是陳獨秀沒有這樣的知識準備而已。但這些所涉及的問題，魯迅還沒有看清，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在左翼文化的選擇背後所蘊含的另一個問題在未來的嚴重性。對魯迅而言，從舊文人的營壘走出來的時候，是可以不計較選擇中的問題的。他所譯的《文藝政策》《藝術論》都沒有提供內在的危機性的話題。俄國革命者給他的印象，還多在一種詩意的光環里。⑦

　　在接觸新俄文藝觀的初期，呈現在他面前的思想是新舊雜陳的。列寧主義與非列寧主義的觀點交織在一切。他所譯的《文藝政策》里有沃隆斯基、瓦爾金、布哈林、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的言論，彼此觀點相左，甚至衝突。討論里涉及了列寧的思想，但較為簡單。大家都在一種探索的階段，對黨的文藝政策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這給魯迅以深刻的印象，蘇聯領導者爭論的姿態在他看來是一種自由的表達。而此後，他在面對新俄的文學時，一直沒有脫離列寧主義與非列寧主義的多樣化的語境。⑧理解魯迅的晚年思想，不看到語境的複雜性，我們將會被表象所迷惑。

　　二

　　五四之後，關於新俄問題的爭論主要表現在藝術階層和政黨階層。在藝術領域，魯迅對革命文學的闡述基本是沿著托洛茨基的邏輯前行的，而在政黨階層，斯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思想的交鋒在中國也異常激烈地表現出來。1923年，《新青年》已成了共產黨的機關雜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譯介成為主流。那時候陳獨秀、瞿秋白在思想上還沒有分裂，但他們考慮問題的視角已經顯現出不同來。不過，在對列寧的態度上，他們的觀點接近，都是列寧思想的擁護者。黨刊上發表的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蔣光慈的譯文和論文，都是與列寧主義合拍的。瞿秋白對列寧的肯定及對托洛茨基的批評，不久就被中國共產黨人所普遍接受。⑨

　　直到1927年，魯迅才開始認真注意到列寧的思想。他對列寧的好感來自四個方面：一是在對社會問題的研究中，魯迅對列寧的民俗學眼光和社會學眼光十分欣賞。二是其寬闊的批評家的眼光令人感嘆，在評價高爾基時，魯迅就讚佩地引用了列寧的看法，彼此是心靈相通的。三是在對革命的態度上，列寧的「不斷進擊」的思想被魯迅引為同道，而那些關於左派幼稚病的觀點令其頗感親切。四是列寧對舊文人的抨擊，對自由主義的挖苦，很適合魯迅的口味，不妨說，在對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上，他們都注意到了特殊性在社會轉型中的價值。這些恰是中國知識界最缺乏的智慧。而從左翼翻譯家提供的譯文來看，列寧對沙皇俄國侵略中國的罪行的揭露，以及對中國革命的期許，都有一股國際主義的暖流。魯迅的世界主義理念的確立，和這樣的語境的傳播都深深地交織在一起。

　　當魯迅推介曹靖華的高爾基譯本的時候，對高爾基描述沙皇殘暴的統治的文字，頗為讚揚，高爾基冷峻的眼光讓他頗為興奮，他引用了列寧的評語，由衷地感謝其文本給中國知識界帶來的衝擊。魯迅意識到，高爾基的無情揭示沙皇暴行的《一月九日》，在中國也是罕見的，還沒有一個政黨領袖關注過民眾的文學，僅此，列寧的氣魄和眼光，也是值得認可的。⑩一個政黨的領袖的世界觀能夠和有良知的作家的世界觀有所互動，證明了革命的合理性。他後來譯介高爾基的童話集，都是與新俄文學的一種互動。

　　除了文學上的論述讓魯迅深思之外，列寧關於社會形態的複雜性的論述也給了魯迅很深的印象。1927年，魯迅論述社會疾病的時候，引用過列寧關於民俗學的概念，對其視野的開闊頗為贊成。「真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為改革這些，很為困難」(11)。那些泛泛談論社會問題的觀點，較之與列寧的論述是簡單化的。列寧在批評「路標」派的作品的時候，就強調了民族性的問題，而夾帶的是階級論的觀點。而魯迅早期關於國民性的思考，與別爾嘉耶夫等人是相似的。列寧所批評的那些象牙塔式的人物，其實也是魯迅後來告別的舊影。魯迅覺得俄國理論家是打中了自己的要害的。

　　1927年，魯迅在廣東經歷了大的事件，無意中閱讀了列寧的有關言論。而當北伐正在關鍵的戰鬥的時候，魯迅寫下的《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在文章里，他寫道：

　　最後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記得一種期刊上，曾經引有列寧的話：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是屬於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

　　俄國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寧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歷來革命成敗的原因，自己又積有許多經驗，是說不出來的。先前，中國革命者的屢屢挫折，我以為就因為忽略了這一點。小有勝利，便陶醉在凱歌中，肌肉鬆懈，忘卻進擊了，於是敵人便又乘隙而起。(12)

　　魯迅所以引用列寧的話，其實是強化自己的固有的理念，早在幾年前，他就有關於痛打落水狗的概念。但那只是知識界的話語。北伐乃社會革命的重大的事件，對這一關乎社會革命成敗的大事，列寧的話似乎更有價值。魯迅那時候還沒有左轉，但俄國革命領袖的指導思想，他是有著一種感懷的。其實列寧所指的對象與魯迅所指的對象殊異，只是在韌的精神層面上相似而已。文化上的韌的精神和革命的韌的精神的差異在魯迅看來並不很大。

　　真正體現魯迅與列寧主義關係的，乃是階級論的觀點。在和《新月》派的爭論中，對第三種人的批評中，他的思維方式，借鑒了俄國左翼的資源，特別是列寧主義階級性的資源。在《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諸文里，魯迅的思想與列寧的思路是重合在一起的。胡適爭民主與民權的呼聲，在魯迅看來大有問題，那不過對主子的請求，和百姓解放的路是遠的。列寧認為，「我們不信奉『絕對的東西』，我們嘲笑『純粹的民主』」。「在受到全世界這個敵人的包圍的俄羅斯聯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讓資產階級及其最忠實的奴僕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有建立政治組織的自由。」(13)這些論述有些簡單化，但都是從階級立場出發的感言。魯迅和列寧一樣，認為資產階級的那套法制是與大眾無關的。列寧說：「自由派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與法制，因為沒有自由與法制，資產階級的統治就不徹底，不完整，沒有保證。」(14)我們對照魯迅後來對胡適、徐志摩等人的批評的文字，思路幾乎是一致的。魯迅嘲諷新月社批評家時說：「現在新月社的批評家這樣儘力地維持了治安，所要的卻不過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絕不是現實的思想。」(15)厭惡資產階級的法律，批評自由文人對權力者的依戀，是魯迅與胡適分野的核心。他看待問題的邏輯起點，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列寧關於亞洲問題，特別是對中國問題的論述，曾經感動過無數中國的知識分子，他的國際主義視野，帶有一種同情被壓迫階級的暖意。當中國的知識界在痛恨袁世凱政權的時候，列寧就曾對歐洲國家支持袁世凱表示譴責：

　　而「先進」的歐洲呢？它掠奪中國，幫助中國那些反對民主和自由的人！

　　請看一筆很簡單而又很有教益的賬吧。為了反對中國的民主派，已經簽訂向中國提供一筆新借款的契約，因為歐洲支持準備實行軍事獨裁的袁世凱。為什麼它要支持袁世凱呢？因為這是一筆有利可圖的生意……

　　整個歐洲當權勢力，整個歐洲的資產階級，都與中國的一切反動勢力和中世紀勢力勾結在一起。(16)

　　當中國處於黑暗的時候，列寧的文章很快在中國的左翼知識界得以傳播。陳獨秀在《列寧主義與中國民族運動》一文里說：「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第二國際黨的勢力統治下的世界，絕沒有解決民族問題之可能，要民族解放成功，就必須依照第三國際的指示，亦即列寧主義所指示，聯合世界被壓迫的階級與壓迫的民族，共同打破帝國主義束縛全世界被壓迫者的鎖鏈。」(17)陳獨秀的感受，在後來有些變化，魯迅也是在幾年後才注意到類似的話題的。中國知識界對列寧的親切性，由此可見一斑。

　　這些敘述方式與精神傳播，都是逐漸在文壇出現的，它迅速俘虜了中國的左翼人士。在擴散的過程，魯迅也不自覺地染上了紅色的氣味。中國在轉型的階段，最能夠給知識界帶來衝擊力的，不是他過去所注意的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而恰是革命運動的理論。列寧將書齋里的革命引進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倘若還用列寧之前的西洋的理論解釋動蕩的中國社會，似乎有點隔靴搔癢了。

　　三

　　但列寧思想中的跳躍性的辯證法帶來的對傳統的破壞力，在那時候的中國的左翼知識界，還沒有引起注意。而這在新俄不久就已經顯示出來，列寧對資產階級文化的顛覆性的看法，引出左翼文化的歧途。在中國左翼文化隊伍里，列寧意味著方向，是與錯誤無關的存在。中國學界對俄國「路標」派學人的資源沒有深入顧及，列寧旗幟下的文化建設出現了某些空白。此後斯大林主義的出現，導致文化的單向性發展。這些，托洛茨基、陳獨秀深刻地看到了，他們都對此有過批判的言論。但是瞿秋白等人借用蘇共主流的意識形態抵擋了陳獨秀的思想的傳播，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很快成了左翼知識群落最受歡迎的存在。

　　魯迅在審美判斷上是個托洛茨基主義者，而在政治判斷上有列寧主義的痕迹，至於社會運動的理念，與斯大林主義並不在一個邏輯的層面。這是他的複雜性。列寧主義的強制性理念和殘酷鬥爭的理念，魯迅是與之隔膜的。這一點，他與普列漢諾夫及早期的高爾基是有著相似之處的。比如在對革命人與革命文的理解上。他重複的是托洛茨基的觀點。對落水狗可打與否上，他是列寧主義的擁護者。而在對殘酷的對立面肉搏的時候，他以為俄國的血腥也是對的。不過，他不知道，自己所欣賞的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在哲學的根本點上與列寧有許多區別。這些區別是經過瞿秋白的介紹才漸漸被中國激進文人所知道的。(18)這給魯迅帶來了許多困惑，他在晚年已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辨別這些問題。後來列寧主義者與斯大林主義者對他的借用與闡釋，原因與其思想的某些不確定元素多有關聯。

　　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群都是站在一個被壓迫者的角度而考慮俄國經驗的。魯迅基於反抗的立場，讚美了俄國的革命。那時候被中國的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問題所困擾，他看到的是資本的壓迫和等級制帶來的苦難，而俄國革命解決的恰是這樣的矛盾。魯迅從擺脫奴役的角度禮讚了俄國的革命成就：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太久了。十月革命之後，它們總是說蘇聯怎麼窮下去，怎麼兇惡，怎麼破壞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么？正面之敵的實業黨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么？列寧格勒、莫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么？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讚美他們的作品么？(19)

　　在這裡，魯迅對俄國判斷的最根本的依據，還都非政治的層面的話題，而是文學的精神基礎。恰是從文學家的角度，他瞭望到俄國社會良知的存在。在魯迅看來，俄國革命前後的文化有持續不斷的一面，即繼承了19世紀文學的基本精神，而恰是這一基本精神導致了後來精神的飛躍。那麼，這基本精神是什麼呢？魯迅沒有做出具體的回答，而是在自己的身上表現了那種現實感，這種現實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俄國的經驗，一部分乃自己生命體驗的結果。

　　在著名的《拿來主義》里，他討論了對域外文化的態度，既反對閉門主義，也反對全面的西化。只有植根於現實，創造性地吸收域外文化遺產，才能夠出現自己民族的新文化。陳獨秀、胡適在《新青年》里的激越的談吐，似乎有西化的痕迹，一些表述並不清楚。魯迅後來意識到這些同人的簡單化傾向，早在青年時期他就講過未來的文化應當是「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潮，內之弗失固有之血脈」(20)。他的從開放的角度審視問題的勇氣，在後來的寫作實踐中變得越發成熟了。

　　拿來主義並非魯迅的首創。福澤渝吉討論近代日本文化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類似的問題。早在1856年，果戈理就說出過類似的話。(21)一個成熟的思想家，在面對傳統向現代轉化的時候，有這樣的意識，乃精神成熟的標誌之一。而這樣的轉化，對一個落後的民族來說，了解域外與了解自己的歷史同樣重要。果戈理就一再提示人們注意對自己的歷史的審視。而其實他的創作上的成就，相當部分來自於對俄羅斯歷史的獨到的理解力。

　　魯迅在批評中國的自由主義和左翼作家的時候，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對自己的祖國的歷史與國民性的認識過於簡單。即便是新的詞語、概念進來，而思想依然是老調子。比如對革命的理解，也簡單得很，將人性深處的存在漠視了。這導致了激進中的虛無主義，恰是這虛無的精神，把人重新引入主奴的境地。

　　真的革命在俄國發生的時候，也有流血與犧牲，但魯迅對那些認識存有盲點，說其有皮毛的地方也是對的。魯迅看到西洋文化在俄國的折射里的變形，恰改寫了自己的歷史，使俄國保持了一種獨立性的因素。列寧、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的著述，都有本土的痕迹，但精神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在魯迅看來，這種輸入理念的過程，不僅沒有傷害民族文化的根基，而是放大了精神的空間，使俄羅斯得以有本質意義的社會變遷。他的苦苦譯介俄國文學作品，從果戈理、契訶夫、高爾基到法捷耶夫，其中想要尋找的，大概也有拿來過程的自我改造的渴望。

　　俄國經驗里可借鑒的遺存很多，魯迅關注的部分還是有限的。周作人曾譯介過俄國革命的哲學基礎這樣的文章，魯迅是看過的，但對俄國哲學與德國哲學的關係，也是所知甚少的吧。周作人曾有《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的講演，他在那文章里說，俄國與中國的不同有以下幾點。一是俄國的宗教傳播了人道主義。二是俄國存在階級政治，沒有被普遍官僚化。三是土地遼闊，有博大的氣象在(22)。這是從國民性的角度認識對象世界的體會，魯迅未必不贊成於此。這三點，使俄國文人在了解西方的時候能夠放開情懷，把珍貴的遺產變為自己的東西。別林斯基在討論普希金的時候指出，普希金既學會了希臘式的智慧，可是也有了獨立的俄國的精神。(23)這才是他的貢獻。而後來俄羅斯文學的發展，幾乎都是在此基礎上延伸的。這個傳統，在五四時期的文人那裡，便已經意識到。魯迅那代人從文學的角度思考俄國，其精神的認同度，是比陳獨秀等人更強烈的。在此後的幾年中，他對革命的尋找，對知識分子的思考，都沒有離開俄羅斯這個重要的參照。

　　四

　　必須看到，魯迅眼裡其實只有一個新俄，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界限是模糊的。(24)他在晚年雖然知道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不同，可是在思想深處，蘇聯是新俄的選擇，乃一個完整的存在，內部的矛盾不能抹煞全體的光澤。所以，瞿秋白提出保衛蘇聯的時候，魯迅是贊成的。但陳獨秀的不同是在於，把蘇聯分成兩個部分，一個列寧的蘇聯，一個斯大林的蘇聯，要否定的是後者。關於中國革命的道路，陳獨秀是退回到早期列寧的道路。在給國際托派的信中，他說：「我們必須把『保衛蘇聯』這個口號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蘇聯這個口號。」(25)重建十月革命精神，包含著對官僚主義與專制主義的抵抗。魯迅在思想深處，並不拒絕這些，其實在與左聯的衝突里，是自覺反對革命文化領導者的專斷的，只是還來不及意識到左聯背後的那個精神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與陳獨秀在精神深處有相似的一面。魯迅逝世後，陳獨秀對魯迅的高度認可就可以證明這些。

　　魯迅對革命的理解是托洛茨基式，絕不是斯大林式的，這一點毫無疑義。他欣賞的普列漢諾夫與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初期都是列寧文化理念的反對者。連盧那察爾斯基也在許多方面與列寧相左。主要表現在審美的意識中還有舊俄知識階級的痕迹。而周揚等人的文學觀則在列寧與斯大林的層面上，具有政黨文化的特點，旗幟更為鮮明。魯迅以為革命是讓人愉快地實現自我，而非讓人變為精神的奴隸，反對辱罵和機會主義。他與周揚等人的差異就在這裡。對於內部的勾心鬥角，新的主奴關係，魯迅的警惕也只在文學隊伍里，而陳獨秀則在其政黨文化的層面了。(26)那時候中國左翼作家受到「拉普」的影響，魯迅的語境也沒有完全脫離這些因素，他對「拉普」的克服來自於自己的經驗，但那些革命話語對文學自由的干預，魯迅也並非都反對的。(27)「拉普」讚美的《毀滅》，魯迅就翻譯過，在審美上保留了一種一致性。(28)就認知的廣度而言，陳獨秀比魯迅更為切實與透徹。他對共產主義理念的基本把握，是走在知識界的前列的。從政治的層面把握俄國與從文學的層面理解俄國的差異，本身意味著俄國革命的複雜性及中國知識界接受域外思想的複雜性。

　　從魯迅後期譯介俄國文學作品與理論著作來看，都是斯大林時代之前的文本，其中「同路人」的作品佔了相當多的比重。那些初期的俄國革命的文字，對魯迅的吸引力很強，是蘇維埃精神剛剛生長的部分，還沒有走到斯大林的時代。包括所譯的高爾基、法捷耶夫的作品，都非斯大林時期的遺存，還留著早期革命文學的痕迹。(29)這些對魯迅是重要的存在。他看到的是一個可能性的開始，而非終結的存在。即使到了斯大林時期，魯迅還是把列寧時期的記憶與之混雜一體的，即根據列寧時代的邏輯看待斯大林時期的存在。因為蘇聯的文藝思想定型，還是30年代之後(30)。即便是「拉普」派，在早期思想里依然帶有普列漢諾夫式的激情，沒有斯大林主義的黨性高於一切的強制性。魯迅接受的恰是那些沒有強制性的革命理論。另一方面，他並非把判斷革命的對錯當成己任，而是看知識階級在革命中的價值如何。怎樣在革命的時代保持生命的價值。他對「同路人」的關注，其實就隱含著自己的一種期冀。而早期蘇聯理論家關於「同路人」的話題的複雜的、沒有結論性的判斷，給他帶來了想像的空間。

　　1928年後的中國左翼作家吸收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理論，採用了波格丹諾夫的美學觀，以及「拉普」和日本「福本主義」的理論，蔣光慈、成仿吾、阿英的批評理論都與「拉普」的理念有關。他們對傳統的虛無主義態度令人想起波格丹諾夫的理論精神，這些都是受到列寧批判的。而他們對魯迅的批判則與「無產階級文化派」對高爾基的批判一樣，是一種極左思潮的反應。中國的左翼人士借用了列寧主義的名義，所做的是與列寧主義不盡相同的選擇。但他們的左傾意識其實也與列寧主義的邏輯相關，或者說把列寧主義放大了。在俄國的「無產階級文化派」那裡，無產階級是與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無產階級的文化與資產階級沒有關係，斷然宣判了舊階級的死刑。(31)「拉普」的觀點是，「辯證法唯物主義創作法」是重要的，新文學要的是「集團精神」，「集團精神」的核心是團體而非個人。但是魯迅從普列漢諾夫與托洛茨基那裡得到的啟發卻與之相反，他們對舊的階級創造的文明有一種尊敬之意，轉變的文人其實也可以成為革命的一員。魯迅所關心的恰是這個層面的問題，因為他自己就是從舊營壘走出的叛逆者。

　　30年代初，中國左翼批評家發表文章批判普列漢諾夫是弗里契、波格丹諾夫機械論的發源地，盧那察爾斯基是腐敗的「自由主義的代表」(32)，看法與魯迅的衝突是顯然的。蘇聯傳來的不同的文學理論的思路一方面啟發了中國左翼作家，一方面把價值觀引向了狹窄之路。而那時候在蘇聯文壇，盧那察爾斯基正以列寧的思想批評這類狹隘的批評觀。他在《列寧與文藝學》里，糾正了自己的思路，強調了列寧文學觀的特點，即不是片面地簡單地否認自己的傳統，對舊的遺產保持辯證的態度，但是中國的左翼作家還很少有人認識到其中的問題。人們對列寧的簡單化理解在許多文章里都可看到。

　　列寧主義在文學藝術中的核心思想是什麼，一直有著爭論，30年代後才基本有了共識。盧那察爾斯基從列寧對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的評論里得出結論，「對藝術家必須相當寬容，能夠原諒他的個別謬誤的說法以及思想上的毛病，只要他的才能足以彌補這一切，主要的是，只要他熱烈希望為革命事業服務」(33)。中國的左翼作家對蘇聯的理論的理解是混亂的，很久後才統一到列寧與斯大林的思路上。但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化派」與列寧的衝突，對中國知識界不是沒有引起注意，對後來文學的格局起到一定的作用。瓦·諾雅科夫在《爭取社會主義文化鬥爭史略》中寫到當時各種思潮的鬥爭：普列特尼奧夫的文學觀受到了布哈林的讚揚，托洛茨基也是欣賞的，在一次會議上，「普列特尼奧夫知道，列寧是反對《在思想戰線上》一文的。他了解這一點，於是向托洛茨基求援，托洛茨基答應為他辯護。這樣就形成了以布哈林、托洛茨基和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理論家普列特尼奧夫為代表的反對列寧的特殊集團」(34)。在後來的譯介中，中國的批評家漸漸傾向於列寧的思想，布哈林與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也隨之減少了。魯迅不久就陷入一種困境中。他認可的或者說關注的思想者竟然是有問題的存在，究竟哪一個正確，在他都是一個問題。

　　對魯迅而言，列寧主義思潮下的中國知識界，面臨著極為艱辛的工作。而他自己首先要做的不是新知識階級的打造，而是如何從舊營壘轉變的問題。其實這種轉變是極為痛苦的，有一個現象吸引了他的思考：俄國革命後，許多知識分子無法實現先前的夢想，竟自殺身亡了。(35)舊的階級，大約總要在新的情形下抵抗些什麼的。即便是同情革命的人，在變換的時空里，也一時無法適應現實的情況。魯迅覺得，這大概不是革命的問題，而是知識階級本身的問題。這裡，他把目光從列寧主義轉向「同路人」那裡，從對「同路人」的關注中，尋找中國知識階級自我改造的道路。

　　葉遂寧、梭羅古勃這類作家引起魯迅的注意的背後，其實是知識階級如何進行自我的價值定位。那原因是他們可能不懂得實踐乃改造自我的途徑，一旦拒絕實踐，問題就來了。在他看來，直面現實，且到前線去的青年，總比那些坐而論道者有價值。而這，舊式知識分子是無法做到的。在革命到來的時候，知識分子無法活下去，那就是真的革命。魯迅先後翻譯了多篇「同路人」的作品，都收集到《豎琴》一書中。這能夠看出其問題意識的核心點，列寧主義與非列寧主義的思想都交織在這樣的空間中。蘇聯極左的批評家曾經反對「同路人」的創作，但在1925年蘇維埃有關文學委員會的決議上，「號召恰當地對待同路人，責備崗位派的驕傲自大與宗派主義，並拒絕任何組織有權代表黨來發言」(36)。不管「同路人」有多少問題，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在革命到來的時候，舊式知識分子還可以自由地表達，這是重要的。魯迅並不認為蘇聯已經失去了出版自由，「同路人」的存在倒是有一種多元文化生態的象徵。

　　翻譯「同路人」作品的過程，恰是魯迅思想轉變的過程。

　　瞿秋白在魯迅的轉變里，看到了俄國精神在其身上的閃現。(37)他對魯迅雜感的描述，似乎受到了俄國批評家的影響，概念與思路都染有盧那察爾斯基式的宏闊感。盧那察爾斯基對俄國進步作家的肯定，其實包含著對革命精神的認同。能否站到革命的隊伍里，是其思想有力量感與否的標誌之一。瞿秋白認可這一點，他在評價魯迅雜感的時候，特別肯定其轉變的精神，認為這種從舊營壘走出來的精神是魯迅文本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

　　在對文藝的態度上，列寧有過許多論述。魯迅對其間的許多思想是並不清楚的。他沒有專門思考列寧的文學觀，至於政黨與文學的關係，也是沒有顧及研究的。他既吸收了受列寧影響的理論家的思想，又在非列寧主義話語里駐足，新與舊複雜地糾葛在一起。列寧關於黨的出版物與黨的文學的文章，對後來的左聯是頗有影響的，到了1942年的延安，這已經成了指導思想。而魯迅還是在這一思想之外的另一個存在。在許多方面，他還是正在轉變的「同路人」。可是那時候的批評家沒有這樣區分魯迅與革命文化的不同，他們把魯迅還是納入列寧主義的話語邏輯中去了。

　　五

　　第一個把魯迅的價值納入列寧主義話語的是瞿秋白。他對魯迅雜感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使魯迅自己也確認了與俄國革命文化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不過瞿秋白在為魯迅定位的時候，完全使用的是盧那察爾斯基對高爾基評價的邏輯，把後期的魯迅思想與前期思想割裂開來。也如列寧對普列漢諾夫的批判，無情地割斷其精神的邏輯起點。沒有看到魯迅的誕生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結果，與舊文化也未嘗沒有深切的聯繫。

　　在討論魯迅思想的演變過程的時候，瞿秋白一再引用俄國革命的經驗，這個參照使他看到魯迅轉變的價值。瞿秋白說：「新興階級的文藝思想，往往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然後逐漸的動員勞動民眾和工人之中的新力量。」(38)這個看法與列寧對高爾基的看法是接近的。他對魯迅雜感的概括，也與列寧的趣味接近。一是現實主義，二是「韌」的戰鬥，三是反自由主義，四是反虛偽的精神。這與他早前所寫的《列寧主義概論》在精神上有一定的聯繫，也與列寧的文藝觀極為接近。魯迅的這些個性使得他走向激進的道路，也由此，和列寧主義的洪流匯合在一起了。

　　瞿秋白模仿列寧的思路對五四新文化的問題進行了總結，這吸引了包括魯迅在內的人們。列寧主義對孟什維克的批評，是基於政黨文化的需要，即革命的需要。在蘇聯剛剛建立的時候，「路標」派的學者已經意識到了列寧主義的問題，像別爾嘉耶夫、弗蘭克就抨擊過文化上的過激主義。但列寧的徹底性在於，不僅阻斷了「路標」派的思想的通路，也顛倒了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這些左派的精神，把文化引向以政治為核心的道路。中國知識界開始毫無這樣的基因，連傳統也不曾具備，那些傾向於左翼的文人，最多在思想邏輯上傾向於別林斯基、普列漢諾夫式的存在。

　　這些都不是瞿秋白的獨創，他的批評觀除了有一點馬克思的痕迹外，主要是列寧主義的遺產。瞿秋白在翻譯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把康德、普列漢諾夫的遺產切割到批評話語之外。而魯迅思想里依然保留斯大林之前的俄國與德國文化的某些理念，這是他和中國左翼翻譯家與批評家不同的地方。

　　魯迅熱心關注的俄國理論家，有許多在後來受到批判。這也不能不說是困擾他的難題。瞿秋白的文章在一些角度上，讓魯迅頗受刺激，知道了那裡的玄奧。他在瞿秋白的《文藝理論家的普列哈諾夫》中讀到這樣一段文字：

　　普列哈諾夫這種錯誤就產生了他在藝術論上的客觀主義。他的學說裡面，就因此包含著孟塞維克的成分：在科學方面沒有無產階級的黨派性。例如，他在《法國的戲劇文學和法國的圖畫》的演講大綱里說，「我們不講它應當是什麼，我們只講它是什麼」……本來，普列哈諾夫就有一個原則，說是一切藝術和美學「在當時都是好的」。這樣，文藝評論的任務就只要站在旁邊，消極地觀察和解釋正在開展著的文藝鬥爭。普列哈諾夫是把「應當怎麼樣」和「是什麼東西」兩個問題互相對立起來，機械地分割開來。這是很大的錯誤，這是他主觀上自欺欺人的「脫離」文藝戰線的鬥爭，他把科學和藝術認為是階級鬥爭以外的東西。(39)

　　這個看法，其實盧那察爾斯基已經論述過，瞿秋白借鑒了這個思路。魯迅部分接受了，部分還處於猶豫之中。例證是，在晚年的批評文章里，對非革命的文學家的作品，有另類的理解，並不要求作品「應當是什麼樣」的。對魯迅來說，藝術要承擔自己的使命是對的，但藝術與政治的關係也許不都是政治家理解得那麼簡單。還有其自由的空間。也就是說，文學除了階級性外，是有自己的規律的，應當是一種自由的表達。他在晚年不把精力都用於理論的翻譯上，而是依然注重文本的價值，不放棄內心殘存的美的情思，這和瞿秋白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

　　有意思的是，瞿秋白在另一篇文章里置魯迅的審美經驗不談，繞過其世界中矛盾的、不確切性的存在，抓住其對自己的解剖和對同營壘批判的特點，把魯迅與高爾基聯繫起來，並提出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的觀點。對魯迅的肯定，基於其韌的戰鬥精神，這在瞿秋白看來與列寧、盧那察爾斯基有相近的神韻。其實我們仔細分析，魯迅與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的爭論，不是政黨文化使然，而是知識分子角色的定位問題。但瞿秋白把這些定位於高爾基式的精神走向里，把魯迅看成中國的高爾基，這是牽強的，抹煞了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魯迅的特徵。魯迅與高爾基相差甚遠，其一是魯迅乃士大夫出身，來自舊營壘，而高爾基來自底層的流浪的書寫者。其二是魯迅一直與執政黨處於對立的狀況，而高爾基與政黨政治的密切性超出人們的想像，他晚年和斯大林的主人與奴僕的關係，表明其精神的滑落。其三，魯迅在氣質上至多與「同路人」作家相似，而高爾基則由流浪者一躍為無產者的代言人，走向是不同的。把兩人相提並論，就把魯迅納入了列寧主義的話語秩序中去，也完成了從五四新文化到革命文化的轉換的合理性。五四作為落後的存在就自然而然了。只有五四之外的列寧主義以及列寧主義思潮下的魯迅才是正確的。

　　這樣，胡適的價值就喪失了，陳獨秀的價值也喪失了。只有政黨文化下的大眾文化，才有意義。這裡，不再考慮智性的問題，人性的複雜性問題。在批評中，完美主義代替了心性的自由，特殊性代替了普遍性。列寧糾正馬克思，就談俄國的特殊性；瞿秋白糾正五四知識階級的思想，也源於五四乃西方普世主義的翻版，他以為大眾的經驗和無產者的經驗沒有進入胡適那代人的視野，也就是忽略了特殊性的存在。毛澤東恰是在這個層面上，通過瞿秋白繼承了列寧的思路。作為戰爭時代政黨建設和文化建設的策略，自然有其特殊性的價值，但也就把知識階級的獨立性的存在一筆抹殺了。

　　從列寧主義到斯大林主義，中國知識界看到的更多的是烏托邦的夢。這個夢之下的文化的根本變化是出現了一種強制主義，自由選擇的可能消失了。魯迅沒有從政黨文化的層面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左聯的強制主義恰是他所反抗的部分。秦暉在討論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教訓時說，「『烏托邦』是人類精神中一種很可貴的東西，過去的災難不是烏托邦的災難，而是強制的災難」(40)。魯迅在與周揚的分歧里，其實就是對左聯的強制性的抵抗。他對價值選擇過程中的自由結社與自由表達的渴望，常常落實在對俄國思想家自我流放的故事的解釋里。在他眼裡，俄國的革命是自由鬥爭的結果，而非強制的產物。無產者一旦被強制，文化與自由都不可能實現。而左聯刊物中殺氣騰騰的氛圍，魯迅譏之為是一種辱罵及下流的動作。當成仿吾以大棒揮殺一切的時候，魯迅看到了中國的列寧主義追隨者的淺薄。(41)

　　現在，我們可以自然得出如下的結論：魯迅與列寧主義只有交叉之處而不在共同的路徑上，他在面對中國問題進行選擇的時候，自覺和不自覺借用了列寧的遺產。但是在審美的領域，在思想的深處，他與強制主義的文化有著相當的距離。在列寧主義覆蓋中國社會的時候，對魯迅的描述集中到列寧主義的話語之中是一種錯位。理解魯迅，如果不保持與列寧主義的距離，他的面孔可能永遠是政治化的。作為左翼文化的鬥士，魯迅的民間性意味遠遠超出政黨文化的價值。他讚佩革命，但保留著溫情；抵制自由主義，可是依然保持心性的自由；嘲笑超階級的文學妄念，但也照例有著純粹的精神頓悟；主張大眾化，卻也不放棄表達的智慧。魯迅具有政治性、革命性的價值，但他不是政治家。他進入了時代的漩渦之中，卻又超然於時代之上。從泛政治化的語境走出，以非列寧主義的眼光看魯迅的政治品格，倒是更能窺見這個思想者的隱秘。

　　注釋：

　　①韋素園從俄國歸來後，並不太關心俄國的政治，主要從事文學翻譯，魯迅與他的交往中，興趣相當的接近。

　　②(17)參見1925年《新青年》一號。

　　③參見1927年4月9日魯迅致李霽野的通信，《魯迅全集》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④《托洛茨基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頁。

　　⑤(11)(19)(35)(41)《魯迅全集》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229、439、239、297頁。

　　⑥參見《伯恩斯坦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頁。

　　⑦在魯迅所譯普列漢諾夫《藝術論》與盧那察爾斯基《藝術論》里，原理性的東西多，論戰的因素少，這給魯迅以很大的啟示，由此意識到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基本的東西。

　　⑧魯迅所譯《文藝政策》是革命理論家討論文藝與革命及黨的政策的文章彙編，其中有許多非列寧主義的觀點。這使他感到列寧主義是進行中的思想，而非固定的形態。

　　⑨參見《瞿秋白選集政治理論集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頁。

　　⑩《魯迅全集》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頁。

　　(12)《魯迅全集》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頁。

　　(13)《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頁。

　　(14)《列寧選集》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頁。

　　(15)《魯迅全集》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頁。

　　(16)《列寧選集》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頁。

　　(18)魯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里，借用了瞿秋白、馮雪峰的思路，但因為文章非出自他的手，乃一種筆錄，魯迅的一些看法是被別人左右的。

　　(20)《魯迅全集》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頁。

　　(21)《果戈理精品集》，李季星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頁。

　　(22)《周作人文類編·希臘之餘光》八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

　　(23)參見《普希金抒情詩一集》，查良錚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第364頁。

　　(24)參見李今《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頁。

　　(25)《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頁。

　　(26)參見拙著《魯迅與陳獨秀》，現代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頁。

　　(27)魯迅在《〈蘇俄的文藝論戰〉前記》里，表達過這種看法。參見《魯迅全集》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頁。

　　(28)參見《魯迅全集》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29)《毀滅》《豎琴》都是斯大林掌權之後的作品，魯迅對其有著特殊的感受。

　　(30)(36)《「拉普」資料彙編·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351頁。

　　(31)參見《被褻瀆的魯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頁。

　　(32)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頁。

　　(33)《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頁。

　　(34)《無產階級文化派資料選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24頁。

　　(37)(38)《紅色光環下的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頁。

　　(39)《海上述林》上卷，諸夏懷霜社校印，1936年版，第24頁。

　　(40)秦暉：《共同的底線》，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頁。

孫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