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被誤讀了

06-22

<DIV id=textstyle_1 style="FONT-SIZE: 10pt; OVERFLOW: hidden; WORD-BREAK: break-all; TEXT-INDENT: 24px; WORD-WRAP: break-word">老見人拿中庸說事,故貼舊文以正視聽!    回想年少時輕狂，偏激，好走極端，患幼稚病，看電影總是要問是好人還是壞人；看世事總要分個對錯、善惡、正反、成敗……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眼睛裡容不得半粒沙子。對中庸之道自然是水火不相容的，因為我們認為，中庸就是折中調和、中間道路，中庸就是騎牆派，和稀泥，老好人，不倒翁，無原則，保守，僵化，平庸，庸俗，不思進取；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東西，儒家文化就是封建文化的糟粕。　　 彈指間大半輩子都過去了，看過了、經過了太多的事，尤其是「翻燒餅」，翻來翻去，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終究釀成了什麼樣的後果，及至有了切膚之痛，這才幡然有所醒悟，中庸被誤讀了，中庸並不是那麼回事。不經事，不歷時，不知也！　　 在我們年輕的時代，理想主義過度實踐，人的物質性曾一度受到忽視和壓抑。社會主流輿論要求「人皆為堯舜」、「狠斗私字一閃念」，破除「管、卡、壓」，即破除制度。這是行走在一個極端上。後來，一百八十度急轉彎，「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來一番徹底的實用主義，金錢至上、物慾至上，猛向理想主義潑髒水，社會輿論認為人就是自私自利的物質性的動物，人的自私本性通過市場競爭就可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可推動社會的進步，無數私利的總和便是社會效益。誰倡導高尚風格、誰提倡集體主義，誰就是否定了人性。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結果不可收拾：權錢勾結，兩極分化，腐敗滋生，世風日下，自然資源耗費，生態環境破壞，自主工業和技術體系瓦解，社會離散傾向急劇增強（大難臨頭又當別論），社會隱藏著巨大的非均衡危險。好在——盒子底層的美好東西「希望」還沒來得及最後飛出。（美國最近有篇網文指出，四川地震固然是一場悲劇，或許它也帶來了一些好處。它有助於消除一個偏見：中國新一代學生都是自私的物質主義者。）　　 社會確是由無數人組成的。人皆熙熙，因何而來；人皆攘攘，因何而往？利也。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企業，每個社區，每個國家，都自覺不自覺地受利益驅使，傾向於維護、擴張自己的利益，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成為利益衝突和較量的戰場。追求自身利益，這是一種把社會拉向極端，拉向四分五裂的力量。如果不懂得在兩種極端的原則、極端的力量之間保持平衡，那麼社會就只能在兩個極端間擺動，造成重大的社會動蕩。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把20世紀概括為「極端的年代」，恐怕是相當經典的吧。　　 中國人愛說「物極必反」，也就是說，任何極端的主張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到了極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若總是在兩極之間跳來跳去，則民不堪其苦，國不堪其亂。　　 於是，在呼喚、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大背景下，有社會良知、有遠見的學者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能不能變得聰明一些，懂得制度和文化、物質和精神的平衡，而不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擺動、往複震蕩、相互否定呢？　　 換言之，我們能不能變得聰明一些，懂得一點中庸之道呢？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庸指的是任何事都有其「中道」、「不足項」和「過激項」存在。比如面對威逼利誘，「中道」是智勇雙全、大智大勇；「不足項」是怯懦、退縮，「過激項」呢，那叫魯莽、匹夫之勇。　　 中庸就是不走極端。孔子曰：「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所謂「中道」，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中間道路。「中」，適宜、適度之謂也，「庸」呢，是「平常」、「常道」，總之是中於道、合於道的意思，其哲學內涵是把握「度」。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若能堅持中常之道，則可能有持久的發展與進步。　　 毛主席他老人家曾從哲學高度發過話：「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其實，中庸思想早於孔夫子的時代就提出來了。從堯所謂「允執厥中」，舜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到孔子提出「中庸」之德，再到《中庸》全面闡述「中庸」思想，以後歷代儒家思想家差不多一直繼承著這樣一種中庸之道的傳統。中庸成了儒家修身的最高境界。　　 甚至中庸也不是儒家的專利，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裡，中庸思想也有所闡發。如莊子所謂「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韓非子所謂「去甚去泰，身乃無害」；管子所謂「中正者，治之本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等等，都與儒家的中庸之道有靈犀相通之處吧？　　 中國中庸思想的實質是：全面、系統、辯正、立體、包容地對待事物，在考察事物對立矛盾的基礎上尋求更高層次的平衡。這是一個人修身即人格完善後的心態和處事方式，更是治國平天下的良方。無論是為人處世，還是經世濟民，都能從中庸之道中汲取大智慧。　　 中庸還是全人類共有的精神文明財富，在古希臘被視為最高美德。畢達歌拉斯學派把現存事物看作是對立雙方之間的「恰如其分的均衡」，柏拉圖把這種均衡概念移植到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則把中庸和節制相聯繫，並制定了系統的理論。　　 中庸思想，是一個人成熟的表現。中庸不是騎牆派、和事佬。我們誤讀的「中庸」，在儒家辭典里，那叫「鄉愿」。中庸即中和，也不是平庸、碌碌無為，而追求的是不虧不盈，可進可退，不急不緩、不過不及、不驕不餒，得人生大智慧與為人處世較為完美的平衡點。　　 中庸，既不是簡單地折中，也不是庸俗的中間路線。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世界並不那麼純粹。中庸追求的目標是在不同時空環境中，盡善盡美與無可奈何之間的最佳方案。　　 中庸，以「過猶不及」為核心，做人處事追求適量、守度、得當，既不過頭，也無不及，不偏不倚，恰到好處。過和不及效果都是一樣的，越位和缺位都不合適。真理也不能過頭，過頭一步，也許成了謬誤。　　 中庸，主張「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包容不同的聲音，和諧相處而又不盲從；還要「攻乎異端」，講點鬥爭哲學，批判異端邪說，不讓謬種流傳。「不爭論」並不是中庸之道。　　 往日里，「實現正義的熱情，會使我們忘記慈悲為懷；對公正的熱望，使許多人成了鐵石心腸。」（英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和政治學家米歇爾·奧克肖特語）然而，政治「蹦極」者從右傾到左傾（形左實右）再到右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翻起案來，清算務必徹底，手段何其毒也，一點也不見得仁慈；今天否定昨日，現實顛覆歷史，右的反攻左的，當驚更「激進」、更極端，一點也不表現得「保守」。　　 堅持中庸之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比不負責任地唱一點嘩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極端的調子難得多。堅持中庸之道，往往要受到來自兩個極端的夾攻：左的說你太右，右的說你太左；激進的說你太保守，保守的說你太激進……　　 堅持中庸之道，需要冷靜清醒的頭腦，穩健篤實的品格，堅韌不拔的毅力。中庸的人是偉大的人、堅強的人。孔子之所以說中庸是難能可貴的「至德」，「民鮮久矣」，原因恐怕也在這裡。荀子說：「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可見要做到「中」，並不如做個和事佬那樣輕而易舉，需要的倒是主心骨、膽量和勇氣。《中庸》所說的「中立不倚」，決不是一種保持中立的騎牆派主張，而是儒家所標舉的一種難能可貴的君子節操。《中庸》是這樣大聲疾呼的：「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 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也就是說，中庸的道德信念和準則一旦確立，就永不偏離，無論治世亂世、有道無道，不論潮流如何變，君子都要堅守信念，保持節操，鋼刀架在脖子上，都「至死不變」。這是何等偉大的人格操守！這是何等強大的精神力量！　　 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說「匹夫不可奪志」；曾子說「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見，堅持「中立不倚」，在原則問題上、在大節上不調和，不妥協，恰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正是這樣一種倫理觀念和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穩健、篤實、堅忍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氣質。　　 中庸，竟與我們誤讀的意思完全相反！　 </DIV><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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