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從孫中山、李大釗讚許的政治明星，到「洪憲皇帝」夢碎
按照袁世凱的想法，1916年為「洪憲元年」，「中華帝國」走上歷史舞台，「中華民國」不復存在。可這一年的1月1日，不但原定的登基大典沒辦成，上海的《申報》等報紙還大大方方用著民國紀年，在報頭印寫「中華民國五年」。袁世凱得知此事，大為惱火：「如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報紙條例嚴行取締，停止郵遞……」《申報》總經理史量才見招拆招，1月12日的報頭不再印「中華民國五年」，但也沒印「洪憲元年」。上海警察廳又來函說：如不用洪憲紀元，即停止郵遞，如3日內猶不遵改，一律禁止發賣，並將報紙沒收。史量才只好照辦，但加印的「洪憲元年」四字，在報紙名稱下的第四行，字很小，不醒目，甚至連筆畫都分辨不清，而原來的民國紀年在報紙名稱下第一行，字體很大，讀者一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1912年2月15日
一個眾望所歸的政治明星
和1916年元旦這個尷尬的登基日比起來，1912年的2月15日，袁世凱真正是春風得意。當時距隆裕太后偕6歲的溥儀退位僅3天，袁世凱即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隨後，他的將領和各國使節，紛紛簇擁在這位五短身材的國家元首周圍，與其合影留念。
「自清末新政以來，袁世凱作為朝廷重臣，參與創辦中國近代新式陸軍，倡導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推行實業建設，幾乎參與了每一項改革，民望也急劇提升，繼任臨時大總統可以說是眾望所歸。」駱寶善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眾望所歸到什麼地步呢？清末新政開始的1901年，梁啟超有感於李鴻章的去世，寫了本《李鴻章傳》，書中稱袁世凱「有氣魄敢為破格之舉」，百官中資歷和才能可繼承李鴻章者，除袁世凱難以找到別人了。要知道，僅僅三年前，正是袁世凱的告密毀掉了梁啟超的戊戌變法，導致譚嗣同等人慘死，梁啟超自己也逃亡海外。血海深仇在前，袁世凱還能令梁啟超說出「舍袁無人」的話來，可見其能耐。不過，梁啟超還在書中留下一句話：「至其（袁世凱）心術如何，其毅力如何，則非今日所能言也。」
清末新政無非幾件大事：立憲法、辦新軍、辦大學、辦商業。有無實效，歷來爭議。但十年新政徹底捧紅了政治明星袁世凱，這一點倒是公認的。當時要辦的新軍，就是效仿他的軍隊——自從甲午戰爭之後，他就在天津東南部的一座火車站附近督練「新建陸軍」，用的是新式武器，學的是德國陸軍制度。馮國璋、段祺瑞、曹錕等一大批高級將領都在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中成長起來。這支北洋新軍成為當時中國戰鬥力最強的武裝力量。
有軍隊在手，袁世凱何愁政治地位。如梁啟超預料，他接任李鴻章空出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職，成為漢人第一大臣，很快建立了巡警制度。1902年，為改變當時只備軍隊「御外侮」而無警兵「清內匪」的狀況，袁世凱在直隸省會保定設立了中國第一個警務局。同年，他把巡警調入天津，後來推廣到全省各府縣和鐵路。1905年，清廷採納他的建議設立巡警部，首任尚書為他的親信徐世昌，袁世凱博得「中國警察制度之父」美名。
「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直隸各方面搞得都很好，在全國有示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告訴《環球人物》記者。袁世凱擔任山東巡撫期間，於1901年創辦山東大學，當年11月調到直隸後繼續興辦新式學堂，使直隸的新式教育走在全國前列。1907年，全國有33605所小學堂，其中直隸有7868所。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天津大學、短暫存在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等的建立，都與袁世凱有直接關係。
大名鼎鼎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也是在1905年受到袁世凱的保舉和支持，主持修建了中國自主設計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此外，新易鐵路、中國和比利時合資建成的蘆漢鐵路，都有袁世凱的功勞。
張鳴說，在興辦實業的大潮中，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北洋系核心人物，往往持有多家企業的股份，一方面充實自己的家底，另一方面引導經濟建設。當時，袁世凱就是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等多家企業的大股東。其親信也效仿，段祺瑞持有9家企業的股份，曹錕9家，徐世昌7家。
十年新政使袁世凱成為革命黨青睞的總統人選。1911年，孫中山承諾，只要袁世凱逼清帝退位，就讓他當大總統。袁世凱做到了，孫中山兌現諾言，辭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正式繼任臨時大總統，當天就頒布了「大赦令」和「豁免錢糧令」，宣布凡1912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強盜外」，一切罪犯「無論輕罪重罪、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華民國元年以前應完地丁、正雜錢糧、漕糧實欠在民者，皆予除免」。這兩條政令讓百姓振奮，民意歡騰。
就職5個多月後，袁世凱與孫中山在北京舉行歷史性會面。兩人相談甚歡，有幾次聊到半夜。孫中山說：「袁公任大總統十年，練兵百萬；我則經營鐵路，延伸20萬里。到那時，我們民國難道還能不富強嗎？」袁世凱對孫中山連連點頭，兩人還互呼「萬歲」。
後來的共產黨人李大釗，此時也是袁世凱的粉絲之一。他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讚揚袁世凱統一全國之功，認為他有「拿破崙之雄才大略」「克倫威爾之熱心魄力」「華盛頓之德量信念」。當有人指責袁世凱是「奸佞小人」，在戊戌變法中「出賣維新志士」，辛亥革命後「奪天下於孤兒寡母之手」時，李大釗和他的同學起而為之辯護：「袁世凱知機善變，識時務人也。北方無袁氏，北方之秩序蕩然矣。」
甚至公認因袁世凱而死的宋教仁，臨終之際也把國家的未來寄托在袁世凱身上。1913年3月，國民黨在中華民國國會議員選舉中獲得近半數席位，成為第一大黨，被孫中山委任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將出任新一屆內閣總理。3月20日夜，正準備赴京拜謁袁世凱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生命最後一刻，他委託黃興給袁世凱發電報，殷殷期盼：「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1913年3月20日
一聲槍響讓形象倒掉
然而，刺殺宋教仁的槍聲，擊碎的恰是袁大總統如日中天的聲望。
宋教仁案3天告破，是一個叫武士英的無業流氓開的槍。經過審查發現，武士英的指使人是江蘇巡查總長應桂馨，應桂馨的指使人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洪述祖則受命於內閣總理趙秉鈞。而洪、趙都是袁世凱的親信，應桂馨又曾向袁世凱索要「毀宋酬勛」。
面對如此清晰的關係鏈，一直「挺袁」的孫中山和國民黨憤怒了，堅決認為是袁世凱指使刺宋。「其歷史邏輯在於，宋教仁生前忙於組織其他小黨派與同盟會合併成國民黨，參加不久後的國會選舉。袁世凱沒搞過近代政黨，他支持的共和黨以及後來的進步黨無法在國會中與國民黨抗衡，那麼宋教仁就能藉機實行孫中山的構想，搞內閣制而不是總統制，從而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所以袁世凱一系有殺害宋教仁的動機。」馬勇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同盟會早期骨幹譚人鳳就說：「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動機歸動機，證據歸證據。「民國時期後來有個司法結論：宋教仁案和袁世凱沒有太多直接關係，本質上屬於刑事犯罪。當然，這和趙秉鈞的暗示有關，和洪述祖的明示有關，他們覺得這麼干合乎主子的利益，但實際上給主子添了亂。據此追究到主子袁世凱身上，就有點證據不足了。」馬勇說。
在證據尚未完全明晰的情況下，孫中山決心武力討伐袁世凱，發起「二次革命」，孫袁由此決裂。袁世凱自此失去了革命黨人的支持。而民主革命，恰恰是那時的前進方向。跟前進的夥伴兵戎相見，袁世凱的政治轉向成了定局。他人生的革新色彩戛然而止，從前在清政府歷練至臻境的那套權謀噴發而出——兵權，抓住兵權。「辛亥革命後，袁世凱雖然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但他麾下的武裝力量並沒有實際控制全國，鎮壓『二次革命』正好給了他機會。」張鳴說。
袁世凱輕鬆得手，控制全國，於是決定1913年10月國會選舉正式大總統。在國民黨聲勢浩大的指認下，袁世凱刺宋的形象已經盡人皆知。所以這場國會選舉，他也不在乎什麼形象了。當天到會議員共759名，根據總統選舉法，得到3/4的票數才能當選。第一次投票，袁世凱得到471票，第二次獲得497票，都沒有當選。有的議員要求回家吃午飯，被一些穿軍褲、皮靴，手持短槍的人攔住：「今天不選出我們中意的大總統，就休想出院！」第三次投票，袁世凱終於以507票勉強當選。把門的那些人「始高呼大總統萬歲，振旅而返」，這時已是晚上9時。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以武裝叛亂為名，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追繳他們的議員證書與徽章。唐德剛認為，這是袁世凱「奔向極權的第一步」，「兩日之內，被追繳者達438人之多，議會失去能夠開議的法定人數，就癱瘓了。」1914年5月1日，袁世凱公布了《中華民國約法》，即「袁記約法」，取代臨時約法，極大地增加了總統權力。
今天再來看「刺宋」這個袁世凱形象倒掉的轉折點，馬勇認為，孫中山和袁世凱都處理得不妥。「作為刑事案件，宋教仁案應該按照司法程序解決，國民黨不應擴大化，試圖通過武力解決，何況國民黨當時在國會中還有優勢。袁世凱也應該走司法程序，誰與『二次革命』有牽連就處理誰，不應該把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全部踢出。這就不免讓人懷疑他有獨裁的野心。」
1915年5月9日
一張悲情牌打成了賣國賊
「袁記約法」通過的第二個月，一戰爆發，日本趁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將佔領青島的德軍驅逐，把青島據為己有。1915年1月，日本公使向袁世凱提交了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其中第五部分的7條太可怕，意思是說，中國政府各個部門都要聘日本顧問。日本顧問是有職有權的，就相當於日本想把1910年佔領朝鮮的『經驗』搬到中國來。」張鳴說。
袁世凱看後說：「日本竟以亡國奴視中國，中國絕不做高麗第二。」時任陸軍總長段祺瑞主張跟日本人打，但袁世凱考慮到無力與日本長期對抗，還是選擇了談判。他派外交總長陸徵祥跟日本人磨，談判時故意拖延時間。日本人要求袁世凱不許透露消息，他就悄悄地派顧維鈞等人把「二十一條」的內容透露給英、美等有在華利益的國家的大使館和記者，希望他們向日本施壓。但他們起到的作用有限，美國後來還把「最惠國待遇」搬出來，說日本享受的利益，美國也要「一體均沾」。所以談判還得靠袁世凱自己。他一邊泄露消息，一面打探消息，最後得知第五部分原來是建議條款，可以不簽。
談判拖了3個多月，日本人不耐煩了，發出最後通牒，限袁世凱在5月9日前做出明確答覆。袁世凱最終簽署了「二十一條」中的12條，刪除了最可怕的第五部分7條，有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條款也被刪除。
袁世凱決定打一張悲情牌。他把5月9日宣布為國恥日，用這種悲情去調動國內情緒，大家看看，我們一個堂堂大國被日本逼得走投無路。「這就好比蔣介石後來一直講『九一八』事變是恥辱。但蔣介石的牌打成了，因為他後來真的抗日了；袁世凱這張牌沒打成，因為他雖然沒有全盤接受『二十一條』，卻還是向日本妥協了，始終沒敢採取強硬態度。」馬勇說，「袁世凱受『二十一條』的刺激，覺得中國太弱太散，建立一個強大中央政府的想法強烈起來，但又不清楚路該怎麼走，大家也不清楚。辛亥革命後那幾年，很多人都在摸索中國要走什麼路，建設什麼政治制度，袁世凱也開始想這個問題。他覺得新制度不好用，乾脆回老路得了。」
1915年5月31日
一個「曠代逸才」操縱了輿論
這時，袁世凱大兒子袁克定的拜把兄弟楊度跳了出來。他寫文章給袁世凱，名為《君憲救國論》，把辛亥革命以來的民族危機說成是實行民主共和的結果，只有回到君主制才能救中國。袁世凱對此文大加讚賞，還在1915年5月31日題寫「曠代逸才」4個字，賞給楊度。楊度早就把袁克定比作當代李世民，把自己比作房玄齡、杜如晦，此番得到大總統的誇讚，更是志得意滿，來到同為參政院參政的嚴復家裡侃侃而談。
「他也不說袁世凱賞賜他的事，也不說他的文章，就講當時中國的亂局是辛亥革命造成的。」馬勇說，「嚴復一直主張不能搞共和。1911年的11月17日，嚴復給《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寫信講道，當時中國的政治架構中有3個主要問題：新疆問題、西藏問題、蒙古問題。這3個地區是臣服於滿洲的，和我們漢人主體無關。如果我們走向共和，廢除了帝制，這些地方一定會亂。當時嚴復已經翻譯了《天演論》，相信進化論學說，一直強調中國的進步不能跨越必要的階梯，應循序漸進，中國當下應在君主的體制下慢慢培養人民的權利義務意識，然後再逐步向民主或共和的體制過渡。楊度就投其所好地說：『老爺子，你當年說得太有遠見了。』嚴復一聽也很高興，兩人就說到一起了。臨走時，楊度給嚴復下了絆：『我們是不是搞一個小組討論討論？』嚴復也就答應了。」
就這樣，楊度又聯繫了其他4名「志同道合」的人，於1915年8月聯合成立籌安會，楊度任理事長。袁世凱一聽德高望重的嚴復也成了發起人，「極為歡悅」。籌安會打著「學術團體」的招牌，宣稱其宗旨是「籌一國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何者適於中國」，實則偽造民意，為袁世凱復辟製造輿論。籌安會電請各省機關及各團體代表投票表決，「一致主張君主立憲」，在京各省官員便組織「公民請願團」。一時間，北京街頭擠滿了商會請願團、孔社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紛紛向參政院請求讓袁世凱登上帝位。
連車夫、乞丐和妓女都請願了，中央大員還能坐著？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一書中寫道：「中央大員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張謇等少數略表消極之外，其他如楊士琦、梁士詒、陸徵祥、章宗祥、周自齊等，都爭先恐後，排班勸進。」參政院里里外外真是熱鬧極了。
同時，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古德諾發表題為《共和與君主論》的文章，認為中國數千年以來，「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製為宜」。古德諾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政治學會創建人，這位著名政治學者為自己帶來了一生的污點。袁世凱的另一名顧問、日本學者有賀長雄也寫了篇文章，題為《新式國家三要件論》，認為中國還是恢復「舊式」帝製為好。
美日兩大學術泰斗「幫腔」，聲勢奪人。民國時期著名戰地記者、後擔任上海文史館副館長的陶菊隱分析了袁世凱的想法：「美國為共和先進之國，『精通政治學』的美國博士尚且看出共和不適合中國，這就足夠說明中國確有改行帝制的必要；日本為君主立憲的強國，日本『法學家』出面來鼓吹中國改行帝制，這又足夠說明中國改行帝制就能夠向日本看齊而成為亞洲強國之一。」
在家裡，還有一心想當「太子」的袁克定狂熱奔走。據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回憶，袁世凱愛看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袁克定就偽造《順天時報》，凡是「反對稱帝」就改成「擁戴稱帝」，重新製版印刷，專送袁世凱，讓他誤認為日本人也支持實行帝制。其他心腹紛紛效仿，改上海、天津的報紙，袁世凱只覺輿論大好，捨我其誰。
1915年8月31日
一個重要的「挺袁派」倒戈相向
反擊開始了。1915年8月31日，梁啟超在上海發表討袁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怒斥袁世凱「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梁啟超本對袁世凱抱有厚望，曾擔任司法總長，1913年還推動民主黨、共和黨和統一黨合併為進步黨，以幫助袁世凱對抗國民黨。但梁啟超逐漸感到「改革太驟」「乃生反動」，繼而辭職。
在這篇文章中，梁啟超說他原本屬於君主立憲派，並沒有理由要為共和制度辯護，只是認為國體一經確定，便不可隨意變動。辛亥革命前他反對革命的原因，就是認為國體不可輕變。如今，共和的國體已經確定，就不要再變。「梁啟超是當時的言論大家，他第一個站出來公開反對袁世凱復辟，他的話影響著全國乃至全世界。」張鳴說。
當時，有一名姓崔的警官，信手在紙條上寫了兩句打油詩：「匹夫創共和，孫中山不愧中華先覺；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結果，別人看見了他的紙條，隨即向官府告密，軍政執法處收到消息後立即派人將這名警官抓捕、處決。魯迅後來回顧這段日子時寫道：「北京城裡，連飯店客棧中，都滿布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出來……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確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
袁世凱比後來複辟的張勳那些武夫高明多了，他稱帝還是要尋求「程序正義」的：下令召集國民會議，議決國體。10月28日起，各省陸續舉行國體投票，票面只有「君主立憲」4個字，投票人只能寫上「贊成」或「反對」。
12月11日，參政院匯查票數。各省國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贊成君主立憲，沒有反對票和廢票。各省的推戴書上一字不差地寫著45個字：「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原來各省早就收到北京發來的密電，要求國民推戴書必須照這句話敘寫，「此四十五字萬勿絲毫更改為要」，後又被要求將密電「一律查明燒毀」。
面對「合法」的投票結果，袁世凱又上演了古老的「三讓帝位不受」，最後「不情願」地應各省代表強烈要求而登上大位。梁啟超說：「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舉凡國內國外明眼人，其誰不知者。」
1916年1月1日
一場皇帝夢做得虎頭蛇尾
有了「民意」的「支持」和程序上的「合法性」，袁世凱於1915年12月12日，即投票後第二天就宣布改行帝制，改國號為「中華帝國」，並準備於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宣布復辟的第二天，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朝賀。特製的龍案上擺著「疊羽衝天冠」，他身著元帥服，面南而立。上午9時許的朝賀，直到當天8時才通知各官員。由於時間倉促，來參加的只是在京官員，有的穿馬褂，有的穿西裝，有的穿戎裝，還有的穿便服。由於無人指揮，舉止亂七八糟，有的鞠躬，有的下拜，也有的喊「萬歲」。人們還沒回過神來，朝賀儀式就結束了。
袁世凱仿照封建社會的辦法，先後兩次給128名親信冊封公、侯、伯、子、男爵位，如封張勳、馮國璋等人為一等公，封唐繼堯、閻錫山為一等侯。政事堂禮制館將皇帝登基、臣下朝賀、祭天祀孔、臨朝儀仗等禮制擬好。為表示自己是一個開明君主，袁世凱制定《新皇室規範》，規定免除大臣謁見時的跪拜禮，後宮禁用太監。他還指示，籌備工作「務以簡略撙節為主」，但登基大典的預算竟達590餘萬元，僅購制龍袍、龍襪、寶座、玉璽等御用品就花費了200多萬元。龍袍由北京最大的服裝店瑞蚨祥承製，共花掉80萬元，全身鑲嵌著明珠、鑽石。玉璽四寸見方，鐫有「誕膺天命，歷祚無疆」8個字，造價12萬元。國旗打算在五色旗上加上一輪紅日，取「五族共戴一君」之意。
當登基預算的各種費用不斷攤派給各省時，各省長官雖然口頭上答應認捐，實則「虛與委蛇，待時而動矣」。此時，在被操縱的「民意」下，真實的反對者浮出了水面。教育總長湯化龍、總檢察長羅文干、參政熊希齡等人或辭職，或請假。另一位參政蔡鍔，則悄然離京，出現在他的根據地雲南，率領護國軍誓師，曆數袁世凱「叛國稱帝」等19條罪狀，而後出兵四川。
雲南的「反叛」，是蔡鍔與他的老師梁啟超謀劃已久的。袁世凱只好暫緩登基。他以為會像鎮壓「二次革命」一樣，迅速擺平雲南，可是這次他失算了，他再也沒能舉行登基儀式。蔡鍔領導的護國軍第一軍只有3000人，卻與曹錕的3萬餘人形成激戰、對峙之勢。幾年來，北洋軍訓練廢弛，戰鬥力已大不如前，潰退、觀望甚至倒戈加入反袁陣營，是整個護國戰爭期間北洋軍的「看家本領」，連跟隨袁世凱最久、最為聽話的張勳都勒兵不動。
「『洪憲元年』，除了收到各地發來的告急文書、勸袁取消帝制的請示書，袁世凱沒來得及再像他在清末新政那樣做出一些成績。」駱寶善說。就連袁世凱創建的那些制度，後來也一一走樣。中華民國成立後，建立了總攬警務的內務部，袁世凱安插親信，排斥異己，將之變成為自己所用的工具。趙秉鈞就是袁世凱治下的首任內務總長，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實際是袁世凱直接指揮的特務頭目」，他曾用籌辦長江水上警察的名義，往來於京滬之間，專門負責監視和對付革命黨人。參與刺殺宋教仁的應桂馨則是洪述祖收買的特務，當過上海青幫的頭目。用警察鎮壓民眾，警察與幫會聯合施暴，這兩大流氓習氣後來又被國民黨政權的警察制度「繼承」了過去。
袁世凱的近代新式軍隊則直接變身軍閥。他非但沒能如願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反而在他稱帝期間，一些將領有了「離心力」。他死後，北洋軍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系。此後的軍閥混戰持續了數十年，整個民國時期，中國都只有名義上的、短暫的統一。
至於修鐵路、興教育、強商業，這種種實務，袁世凱更是無暇顧及了。「他想在當皇帝期間把正式的憲法制定好，再讓整個國家平穩運轉起來，但沒能如願。他的復辟，犯了根本性錯誤，再想在這個架構下做任何事都難以成功。」駱寶善說。
1916年3月22日，自顧不暇的袁世凱召秘書張一麟起草撤銷帝制的文告，第二天廢止洪憲年號。從1月1日到3月23日，洪憲王朝只存在了83天。如果從12月12日稱帝算起，袁世凱當了103天皇帝。當初對袁世凱的寄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大，護國運動的烈火越燒越猛，猶如5年前的辛亥革命一樣，再一次把舊制化為灰燼。
作者：《環球人物》記者 田亮
原創稿件，轉載務經授權，否則維權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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