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法系

中華法系又稱「律令體系」，是與羅馬法系、英美法系並列的法系之一，以周禮、法家、唐律為母法發展起來的東亞法律體系，以法家思想為理論基礎，以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為基本特徵，重視家族關係、君臣關係的法律調整，重視民間糾紛的調處解決。中華法系包括古代的中國法、朝鮮法、日本法、琉球法、安南法、暹邏法等。^[1]漢字文化圈內的國家如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在歷史上都受到中國法律的影響，曾屬於中華法系的一部分。這些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唐律的內容，並以其為基礎，制定本國的法律。在朝鮮，當時的《高麗律》、《經國大典》以唐律為藍本而制定，又比如日本的《大寶律令》、《養老律》、《服忌令》等，越南的《刑書》、《國朝通制》、《洪德刑律》，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華法系隨著西方文化強勢進入漢文化圈而趨於解體。日本率先移植德國法，中國以日本為模範制定了《六法全書》。

歷史[編輯]

熹平石經殘石，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華法系起源自堯舜禹時期的皋陶興五教、定五禮、創五刑、立九德、親九族。子產「鑄刑書於鼎」是首次公布的成文法。最早的成文法典是《周禮》。漢代學者多以《周禮》與漢律並稱，如《說文》第十五卷下所載許衝上書云：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2]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啟了法律的儒家化。熹平四年，漢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共刻《易經》、《論語》、《尚書》、《春秋》、《公羊》、《魯詩》、《儀禮》七經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三禮》在唐以後成為封建王朝治國的不可侵犯的煌煌法典。在中國封建時代，禮和法律之間沒有明確的界定。《周禮》一書又名為《周官》，許多關於國家政治與法律方面的規定，都見於禮的內容。章太炎曾指出：「禮者，法度之通名，大別則官制、刑法、儀式是也」。兩漢時期儒學的法律化運動或者說儒學觀念的進一步可操作化努力，在漢律的立法和司法活動中都得到了體現。立法上，漢儒確立了儒家法思想的指導作用和統治地位。漢代在立法上實現了儒家的一貫主張即德主刑輔的思想。^[3]

經過魏晉南北朝，到了隋唐，禮法結合最終完成了，代表作是唐律。在禮法結合的同時，《論語》對法律的影響也逐漸深入，唐律總其大成。《論語》對唐律的影響與唐代重視儒學有關。^[4]如「十惡」、「不孝」以罪人律在《北齊律》中已有體現。至唐代，波瀾壯闊的法律儒化運動走向高峰，這個高峰的代表作《唐律》便徹頭徹尾地以「儒法典」的身份展示在人們面前。以至前人有稱《唐律》為「一準乎禮」。考究《唐律》的法條來源，幾乎絕大部分出自儒家經典。唐代禮法結合已臻於成熟和定型，在唐律中體現了一整套封建宗法等級思想與制度的禮與法的完善結合。在唐律中，不但禮指導著法律的制定，而且大量禮典、禮文直接入律。在司法實踐上也是「於禮以為出入」，一切以禮為準。^[5]《唐律》及其《疏議》是標準的倫理化的法典，由它所確定的原則、制度、篇目以至具體的律文、術語和概念，都為宋、明、清諸律所繼承。清代學者紀昀說：「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採用之。元時斷獄，亦每引為據。明洪武初，命儒臣四人同刑官進講《唐律》，後命劉惟謙等詳定《明律》」。明朝建立之初，丞相李善長等就認為刑律「至唐代則集其大成」，在制訂明朝法律時竟建議「今制宜遵唐舊」，結果「太祖從其言」。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對唐律讀得很認真，《明史·刑法志》記載：「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6]

特點[編輯]

訴訟程序[編輯]

就司法程序來說，中國的傳統，判決是當庭作出，當事人可以知道判決是基於哪些理由，如果有何異議，也可以當庭申辯。西方的傳統（歐洲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都一樣）是休庭後做出判決，判決書再遲遲寄來。如有異議，大多只有上訴一條路。中國傳統司法程序頗為冗長，若不服初審判決，上訴時包括證人都可能被收押送往上訴地點參與審判。

儒家思想以倫理道德為主體，中華法系有濃重的倫理色彩，大量的道德規範被直接納入法典，以國家強制力來保證執行。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三綱六紀」，儒家的倫理道德以宗法人倫為核心，中華法系有家族本位的原則，「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直接成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準則，「十惡」大罪由此而定。^[7]

「十惡」是中華法系中規定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屬於嚴重違犯禮經，喪失以忠君和孝親為核心的道德，破壞以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的倫常行為。淵源於北齊律的「重罪十條」，而其中又有八種淵源於秦，只有「不睦」、「不義」兩惡尚未找到與秦律的聯繫。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此即「十惡不赦」的淵源。

八議[編輯]

八議制度源自《周禮》「以八辟麗邦法」。^[8]貴族觸犯刑法並不是可以道遙法外，而是由專門的「八議」來定罪。如果屬於八議範圍的人犯死罪，除十惡者外，都必須奏請皇帝批准議刑，再將所議之結果，報請皇帝裁定。

五刑[編輯]

中華法系的刑罰包括：笞刑、杖刑（打板子）、徒刑、流刑、死刑。每等又分五等，由輕而重至最高刑。制五刑之目的，在於「以刑制刑，以辯制殺」「明威、肅殺」，「懲其未犯而防其未然」。死刑重罪至少須送至中央六部的刑部處理，地方官通常不能判人死刑，每年可執行死刑的日期約四十多天，不在此日期內不得執行死刑。

1884年，日本學者穗積陳重提出「法族」概念，並提出了「中華法族」一詞^{[來源請求]}。現時的法律體系大多屬於歐陸法系（比如法國、德國、與現在的日本、拉丁美洲等）或海洋法系（比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因此中華法系是否存在受到質疑。韋森認為「受國內一些法文化學者的影響，大多數人以前一直以為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個人治社會，法制並不發達，且缺少民法」。^[9]

過去中華法系是存在的，例如大清律例基本上與明朝法律相同，而且審判時對判例極為重視，甚至形成清代基層公務員胥吏的重要性大增，因為他們比科舉出身的大臣官員更熟悉過去的法律判例，而大臣也須遵守法律判例。《清稗類鈔》記錄晚清官員郭嵩燾的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胡林翼就曾感嘆：「六部之胥，無疑宰相之柄。」嘉慶皇帝曾在一次諭旨中說到：「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諾成風，而聽命於書吏，舉一例則牢不可破，出一言則惟命是從，一任書吏顛倒是非，變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爭之情節。」在20世紀之前，20世紀前的中國的法律的淵源大多數都來自國內，包括儒家和法家思想。至少在清代和更早的朝代，中國法律受到的外來的成分不多。在當前，有些人說中華法系是過去存在，現在已經解體了。^{[來源請求]}

香港由於「義律公告」表示將繼續以「中國法律和習俗管治香港，但中國的酷刑則一一廢除」，允許華人案件按中國傳統審判，所以直到清朝滅亡後，香港法庭仍然沿用《大清律例》處理原居民（華人）糾紛。但隨著香港政府逐漸立法管制市民生活的不同方面，《大清律例》適用的範圍亦越來越少。1971年，香港政府立法禁止重婚，三書六禮的結婚儀式亦停止適用。^[10]禁止原居民女子參與村代表選舉的傳統，亦在回歸後被法庭裁定為違法。不過一直到現在，香港法律承認「中國法律和習俗」，仍然沿用「中國法律和習俗」處理繼承和其他分類的案件。

中華法系源於中國的文化傳統，所以民族對法律傳統還是會有些歷史記憶的。經過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國人，一說到中華法系，必視之為「封建」。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律傳統更是被唾棄，因為法律被看成是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手段。

現在中華法系的意義，主要是作為學者研究的對象，並作為現今法律的對照和借鑒。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體系包括憲法及憲法相關法、刑法、行政法、民商法、經濟法、社會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七個法律部門。

歷代相關法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引用[編輯]

1. ^ 楊鴻烈著：《中國法律在東亞諸國之影響》。張友漁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764頁「中華法系」條目
2. ^ 李學勤，2001，《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3. ^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6期
4. ^ 王立民，2007，《唐律新探》，北京大學出版社
5. ^ 韓星，2005，《儒法整合：秦漢政治文化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6. ^ 錢大群，2007，《唐律疏義新注》
7. ^ 倪正茂、鄭秦、俞榮根，1987，《中華法苑四千年》
8. ^ 《周禮·秋官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9. ^ 韋森在哈佛讀張晉藩教授主編的《中國民法通史》
10. ^ 香港法例第178章《婚姻制度改革條例》

書籍[編輯]

外部鏈接[編輯]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