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前提的反思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當代理解視野

　　辯證法經歷了從主客體辯證法到人學辯證法，到結構辯證法，再到空間辯證法的多次轉變。面對辯證法的多元化發展與實際上分裂的格局，針對後現代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不謀而合的對辯證法總體性邏輯的挑戰，辯證法的當代形態重建仍然是一樁「道在途中」的未竟之業。其根本出路仍然在於回到歷史與當代世界現實本身這個批判性前提上來。

　　摘要：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當代形態究竟是什麼?答案在於對哲學前提的反思。經典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走過了一個超越德國古典辯證法反思傳統走向對哲學現實前提反思追問重構的過程，最終形成了作為對現代性歷史前提進行反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的辯證法。馬克思逝世之後，他的辯證法思想變成了一份充滿著歧義而沉重的遺產。先是第二國際迴避辯證法問題，而後來蘇聯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各自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在此過程中，辯證法經歷了從主客體辯證法到人學辯證法，到結構辯證法，再到空間辯證法的多次轉變。面對辯證法的多元化發展與實際上分裂的格局，針對後現代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不謀而合的對辯證法總體性邏輯的挑戰，辯證法的當代形態重建仍然是一樁「道在途中」的未竟之業。其根本出路仍然在於回到歷史與當代世界現實本身這個批判性前提上來。

　　整整一百年前(1915年)，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隆隆炮聲中，寫下了以《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和《談談辯證法》為核心，並因此而著稱於世的「伯爾尼筆記」。自此伊始，辯證法便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心，由此也引發了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當代形態究竟是什麼」的世紀之爭。這場由一戰引起的百年思想大戰一直沒有停息，故也一直沒有定論。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討論：經典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三次探討;20世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多元化探索爭論及其困境;新世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根本出路在於反思與超越當代世界複雜而深刻變化著的社會現實這個思想前提。

　　一、經典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三次探索及爭論

　　在馬克思的哲學視域中，歷史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是其思想體系中最為核心的兩塊基石。可以說，如何理解辯證法問題是如何理解馬克思哲學思想問題的關鍵所在。在其嚴格意義上，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並不能被寬泛地歸結為人類思想史上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傳統之發揚光大，而是源自於德國古典哲學的觀念論辯證法，即強調人作為社會歷史認識主體的能動性、自由性、超越性和思想至上性的辯證法。所以，總體上說，馬克思視野中的辯證法是革命的、批判的，「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作為思想領域中的思想活動，馬克思的辯證法是一個不斷地反思哲學自身思想前提的歷史認識過程，主要是批判、懷疑和否定舊哲學的思想前提，不斷地反覆追問其思想前提或來源是什麼，從而達到對舊哲學思想前提的重構並生成新的思想前提。馬克思辯證法對哲學思想前提的反思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主要針對德國古典哲學中黑格爾唯心主義(觀念論)前提的反思和改造，二是馬克思不斷地對自己哲學思想前提的反思和改造。也就是平常所說的那樣一個「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雙重性的反思過程。

　　馬克思對辯證法問題的探索與思考，主要經歷了以下三個重要而明顯不同的理論階段，即人本唯物主義辯證法、物質生產實踐的歷史辯證法、批判資本邏輯統治的狹義的現代性批判辯證法，即歷史認識論的辯證法。在這其中，每一步的理論創造都是對前一階段思想前提的反思和突破。

　　(一)從觀念外化的辯證法到人本唯物主義辯證

　　在馬克思創作《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時期，確立了以人的主體性為前提的人本唯物主義辯證法，這是馬克思對辯證法的第一個探索階段。其主要任務與內容是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觀念論的哲學思想前提進行人本主義維度的反思和批判。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本錯誤就是把思想本身當成思想的前提，而忘記了「現實」———特別是「現實的人」及其「現實活動」本身才是產生思想的前提。黑格爾是把世界的萬事萬物看成是絕對精神的外化和對象化。反過來說，作為外化或對象化而存在的現實現象本身，在黑格爾的反思哲學中，反倒是作為絕對精神的環節或局部而呈現為暫時的自我本質喪失和異化，即對象化是絕對精神的物化和沉淪。青年馬克思所說的現實正是黑格爾所反諷的觀念的異化，而黑格爾所說觀念主體本身倒是馬克思所批判的現實的人的本質存在的異化：「黑格爾從異化出發(在邏輯上就是從無限的東西、抽象的普遍的東西出發)，從實體出發，從絕對的和不變的抽象出發，就是說，說得更通俗些，他從宗教和神學出發。」[2]200 所以說，黑格爾哲學是顛倒的，青年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改造就是把被黑格爾唯心主義所顛倒的「原本與副本」或「主詞與賓詞」關係重新顛倒過來。青年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唯物主義顛倒主要分為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馬克思在費爾巴哈人本唯物主義的啟發下，把黑格爾所神秘化的、從而抽象化發展起來的觀念主體轉換成感性的、現實的、實踐的人的主體性。在馬克思眼裡，黑格爾把感性的東西變成一種抽象的精神東西，這是名副其實的異化和顛倒：「在黑格爾那裡是這樣表現的：感性、宗教、國家權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質，因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質，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則是思維著的精神，邏輯的、思辨的精神。」[2]204 馬克思把哲學本體理解為感性的人和人化自然，並不是把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還原為近代唯物主義意義上的那種客觀(機械)自然，而是還原成費爾巴哈式的人的感性生命和自然。馬克思哲學所關注的「存在」，被現象學化地理解成「感性自然」的存在物。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於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本質的即自己生命表現的對象;或者說，人只有憑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2]210 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感性對象化存在是對人自我的肯定，即作為「自己本質的即生命表現的對象」，也就是說，人只有在對象化中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黑格爾把對象化看成是絕對精神喪失自身的結果，而馬克思則認為對象化恰恰是人的生命的體現和人的生命的確證。在1845 年之後馬克思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語境中，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則被馬克思改造和還原為能動的、對象化、改造現實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

　　第二，當時馬克思也含蓄地指出了費爾巴哈由於「過分崇拜自然」而簡單地拋棄黑格爾辯證法合理內核的理論缺陷，從而肯定了黑格爾「作為推動與創造事物原則」的「否定性辯證法」[2] 205 的偉大意義。馬克思把人的自我異化、人的自我喪失看成是人走向解放的必經的歷史階段和環節，並且對黑格爾的否定辯證法原則和歷史性原則加以人本唯物主義的改造。這就使得馬克思可以批判性地繼承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中的能動性和歷史性內涵。這種歷史性與能動性正是黑格爾基於唯心主義的立場所特彆強調的、人在創造歷史中的主體能動性。當然，必須強調，雖然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看到了人類歷史是通過人的物質勞動創造的過程，但當時他的辯證法終極歸宿或無意識的敘述邏輯前設仍然是「人的本質的復歸」，即照例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目的論體系，仍然是循環論證，具有很強的泛邏輯主義的思辨色彩。這是因為，馬克思此時還沒有研究真正意義上的現實的歷史的活動、現實社會關係中的人，而是把人的本質看成是所有人共同具有的類本質，這就不可能找到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現實前提。

　　(二)從人的自我異化與揚棄的辯證法到現實的物質生產的歷史辯證法

　　1845 年之後，馬克思實現了實踐唯物主義和社會關係本質論上的革命，走向了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這是馬克思辯證法創新發展的第二個階段。該階段的辯證法是以物質生產實踐為理論地平線的社會歷史生產的辯證法，這一基於社會歷史生產邏輯的辯證法雖然是客體向度的，但不同於蘇聯教科書所謂的客觀物質世界所固有的、缺乏主體性的(即「無人的」客觀規律世界)的辯證法。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哲學的貧困》等著作中所說的辯證法是以人的物質生產和社會關係再生產實踐活動為根基，歷史的規律性是建立在人的活動的基礎之上。因此，這種歷史辯證法既體現主體的活動，又表現為客觀的規律，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是廣義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辯證法的統一，是基於生產實踐活動視野之中的反思性的客觀歷史辯證法。在該階段，馬克思首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第一節的結束和第二節的開頭批評了德國古典哲學都忘記了哲學和現實的關係，用思辨的神秘主義觀點將哲學與現實的所有關係掩蓋起來了，從而遮蔽了現實世界，忘記了哲學的現實基礎和現實的前提，「這些哲學家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於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繫問題，關於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繫問題」[2]516。

　　其次，馬克思從現實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即人本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隱性唯心史觀。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解放不是一個抽象的理想，而是應該具有其歷史的、現實的前提。這個現實前提就是工業、交往的歷史，「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繫起來研究和探討」。[2]533 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才能把握住「人類的歷史」前提的，即歷史的四重活動。第一個歷史活動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物質生活本身」，[2]531 第二個歷史活動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531第三個歷史活動是「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繁殖」，[2]532 第四個歷史活動是人們之間一開始就有的「社會關係」，即「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正是這種「不斷採取新的形式」的社會聯繫表現為「歷史」。[2]532 通過把握歷史發生的現實基礎，我們才能知道德國古典哲學之所陷入唯心主義，或者說其思考的前提實際上是現實的社會關係，是「德意志的意識形態產物」。這實際上是把辯證法理解成廣義的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社會關係過程中實踐的、現實的發生髮展的一個過程。黑格爾的問題是把現實的人的活動變成了神秘的精神活動。對黑格爾的顛倒的唯心主義體系不是重新顛倒為同樣無限的客觀物質世界，而是顛倒為人的現實主體的生產實踐活動過程。也就是把無限的絕對精神邏輯變成現實的、有限的、人的能動活動及其關係形式。如果說黑格爾是通過絕對觀念來創造萬物與歷史，馬克思則是通過對工業實踐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發現，現代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是由工業和世界交往引起的，這一世界歷史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不是觀念的世界歷史;而是現實的、活生生的物質過程。正是通過對國民經濟學和人的勞動過程的研究，馬克思把黑格爾以絕對精神所統攝的歷史改造為了一部人類勞動創造人類生活的歷史。

　　(三)從廣義的客觀歷史的辯證法到現代性歷史批判的辯證法

　　隨著政治經濟學研究成為全部理論事業重心與基礎，馬克思進一步深刻地發現，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改造，既不能把它還原成感性的人的現實活動就能將其克服掉，也不能把它簡單的還原成一部人類生產發展的廣義歷史就能摒棄掉，而必須把它限定在它所賴以產生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決定的前提下。換言之，只有對資本主義歷史顛倒性客觀社會存在這個特殊的哲學前提和歷史本質加以批判，古典唯心主義的秘密才能得以解釋：思辨的顛倒的唯心主義邏輯，其現實前提是資本主義社會主客體顛倒的物化統治。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開始了對德國古典唯心主義辯證法進行第三次改造和重建，創立了歷史認識論的辯證法，這是馬克思辯證法的第三個理論形態。

　　馬克思一方面批判地揭示了資本主義作為巨大的「似自然」顛倒性的偽客觀世界而存在的這個認識論前提，指出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是抽象的、非歷史的、孤立的原子狀態的個人。與此同時，他還批判了古典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社會視為純粹自然的、理性的、永恆的自然狀態的意識形態神話。其歷史真相是，並非客觀自然物，而是抽象物成為現實統治力量，人的主體性被人的創造物所奴役;所謂的「自然狀態」，其實是主客體顛倒這一認識論前提所決定的抽象個體認識主體對其周圍世界的無意識神秘直觀。另一方面，馬克思也對自己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前提做了進一步的思考。因為，「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確實存在有違於馬克思實際上已經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 年手稿)中確立的嚴格的歷史批判精神，因而沒能完全擺脫超歷史的形而上學幽靈的問題……馬克思先是用社會靜力學的方式對人類社會的結構層次做了決定論意義上的說明，又從社會動力學角度指出了兩重社會基本矛盾所推動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及其形態。這無疑是在實證科學層面指認人類社會有一個普遍適用的過程與規律，實際上也就成了對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等馬克思自己的核心概念的非歷史、非批判的擴張和運用。第二，馬克思因為當時對東方歷史還不夠了解，使用了『亞細亞生產方式』一詞，這難免不落入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哲學狹隘性之窠臼」。[3]歷史辯證法的認識論核心思想是認為，任何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和存在都是有限的，都是必然滅亡的，任何一個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和以往的歷史都不是一個簡單連續性的、統一歷史過程的一個階段性表現。它往往是和以往的東西以及未來的東西具有著結構性差異和斷裂。構成歷史發展本質的，不是每個歷史時代連續的一般性和共同點，恰恰是「區別於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異」[4] 9。據此，德里達後來進一步引申說：「並不存在一種單一的歷史，一種廣義的歷史，而只有在記載它們的型式、律式與模式上各種不同的歷史———相間隔的、有區分的歷史。」[5]這種斷裂性和差異性體現在資本邏輯的突起上。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性就在於其是一個以掩蓋自己歷史起源、將自己作為自己起源的自我膨脹、自我繁殖的過程，歷史成了一個沒有主體的抽象物支配人的主客顛倒的必然性過程。這個過程如果不採取一種歷史的辯證的想像是無法把握的，只有指出資本主義是獨特的、暫時的歷史形態，而不是以往社會的自然延續，才能洞穿資本主義社會的暫時性、獨特性，才能在根基上批判資本主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黑格爾《邏輯學》式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敘述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是他所能找到的在理論上批判地再現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發生、發展過程的最好方法。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不是為了眼前的直接的物質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追逐剩餘價值，是一種抽象的價值驅動和支配下的現實的生產與再生產。現代社會的特點是人第一次通過自身的勞動生產擺脫自然的時間和空間控制，而形成了一種可以自我生產的現代性能力。人第一次創造了不再是在自然界的空間，而是人在自己實踐世界或生產關係空間中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存在。這種社會存在體現為一種不平等的結構。這是福柯所講的「關於現在的歷史」，[6]即結構化的歷史：「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係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 31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化的歷史，作為一個現實的本質的物，彷彿是自動生成和統治世界的，它和黑格爾所說的絕對觀念生成萬物的邏輯是「同構的」，或者說具有「家族相似性」。也就是說，要想洞悉這個由抽象物所構成資本邏輯世界的真相，任何感性的唯物主義反映論都是無濟於事的，而是需要同樣的抽象思維和反思思維才能把握。資本主義社會追求剩餘價值現實的歷史活動過程與黑格爾絕對觀念自我外化、自我揚棄的過程恰是高度地一致的，正像絕對觀念是遮蔽了歷史起源、社會起源和意識起源的形而上學怪影一樣，資本主義也總是想盡一起辦法遮蔽自己作為以往歷史結果的前提，將資本生產的前提當成永恆的自我運動。在馬克思那裡，從抽象到具體當然不是觀念生成萬物並在萬物中認識自身、實現自身的唯心主義的神秘過程，也不只是科學再現事物的研究方法，更是揭示資本主義特殊的必然的歷史特徵的科學方法。所以在這裡馬克思把對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論的形而上學批判和對資本主義拜物教、資本主義主客體顛倒，資本邏輯的批判放在一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三者統一起來了。

　　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現實性上是主客體顛倒的，馬克思通過革命的辦法，把物對人的統治的現實變成人對物的解放。這就是革命的實踐的辯證法。實際上，馬克思的辯證法並非如此簡單明了，而是需要一個中介的，這個中介可以說是對現代性的社會結構的歷史前提的反思或辯證的歷史認識論，即反思性地意識到認識主體與現實社會歷史存在之間的根本區別。只有通過這個反思，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改造才算真正的完成。也就是說，馬克思辯證法歷史觀要想與黑格爾辯證法實現真正的決裂，是不可能僅僅用一種同樣的形而上學的超越歷史的人的實踐活動辯證法，或藉助於一種普遍的客觀的生產實踐為基礎的歷史辯證法，就可以實現的。馬克思此前的這兩種辯證法探索的嘗試，固然要比那種把絕對精神主體置換為物質世界本體論的簡單的唯物主義辯證法顛倒，要深刻得多，但仍然無法從根本上克服黑格爾辯證法的非歷史的泛邏輯主義思維定勢。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肯定是有限的社會歷史生產本體論以及同樣的有限的社會歷史認識論和作為再現與把握這種獨立現實的批判性思維邏輯三者之間的異質性矛盾與統一。換言之，人類社會不存在一般的、永恆的社會生產，還原論意義上的歷史是不存在的，只有用歷史的、批判的方法才能重構歷史認識論意義上的歷史。再次借用福柯的話來說：馬克思所關心的並不是「從現在的角度來寫一部關於過去的歷史」，而關心的是「關於現在的歷史」。[6]這就意味著馬克思辯證法經典形態的最高成就一定是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反思現實前提與現象的抽象本質的社會歷史認識論，以及作為對現實批判之反思性表現的哲學範疇本身的歷史性批判的資本邏輯批判。馬克思並不是在不可知性意義上指認本體論缺失，也不是在邏格斯主義意義上指認本體論的合法性，而是通過從抽象到具體的認識論，於既在場又不在場的(「偶在性」或「情境性」) 意義上指認本體論的客觀存在與歷史辯證法矛盾發展的特徵。

　　要理解馬克思的作為歷史認識辯證法的狹義歷史唯物主義，我們就得時刻牢記他諄諄教誨的那一段至理名言：「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裡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而範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做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4]30-31 也就是說，「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4]25-26 這就說明，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認識論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並不是在無限的反思視野中把握現實，或把現實看作是觀念思想主體的綜合創造物，而是始終反思性地意識到：認識主體一方面無可選擇地被內置於現有的社會存在之中，因而是有限的歷史現實的主體，另一方面又與現實社會歷史存在始終保持根本區別，因而具有批判性否定性關係;反思性地意識到作為抽象地把握與再現資本主義現實世界的哲學邏輯範疇本身，並不是自足的永恆的存在的先驗認識前提，而是被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實踐這個客觀前提所決定的思維形式。復言之，第一，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這個顛倒著的客觀的前提(並非現成在場的偽本體論);第二，把資本主義這個主客體、現象與本質顛倒著的現實加以重新顛倒與本質再現的歷史認識論(並非現成在場的辯證歷史主體想像);第三，對掩蓋著資本主義現實的形而上學邏輯範疇本身的現實前提的反思與批判(把意識形態批判轉變為現代性社會批判)。它們共同構成了馬克思經典的歷史辯證法認識論或狹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三重異質性、矛盾性與總體性的視野。這三種視野並不是一種先驗的統一性共存性關係，而是相互揭露著對方的虛假性片面性，同時又相互依賴著的、不斷生成著的移動著的矛盾著的歷史結構。並不現成在場的哲學本體論承諾，為批判的再現與重建本體論的歷史認識論提供了必要性與可能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就是將現實理解為並不現成在場而是充滿了矛盾歷史過程，是從特定歷史主體角度有層次的、有界限的再現某個暫時性在場的過程。

　　二、20 世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多元化發展及當代挑戰

　　(一)列寧「三統一」辯證法設想的歷史貢獻與局限

　　馬克思逝世之後，他的辯證法思想變成了一份充滿著歧義而沉重的遺產。作為其直接繼承者，第二國際理論家們普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持消極厭倦態度(普列漢諾夫倒是個「另類」，但也並不真正重視與懂得辯證法)。以伯恩斯坦為首的右翼理論家們甚至認為馬克思沒有哲學而只有政治經濟學，這都導致了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在辯證法問題上的集體失語與短視。列寧頭一個意識到「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是貫穿於整個馬克思思想體系的中心線索，而且他發現，馬克思辯證法思想之最高成就或最後形態就是《資本論》這部「大邏輯」。他還說到：自從馬克思逝世以來，包括普列漢諾夫在內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都根本不知道，如果不通過黑格爾的辯證法就不可能理解《資本論》，特別是其第一章關於一般價值形式的辯證法;反之亦然，如果不藉助於《資本論》的這部深刻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與危機的歷史辯證法著作，我們就不可能唯物主義地理解與改造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由此，列寧一語道破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的高度統一性。於列寧而言，辯證法既是關於客觀世界本質與發展規律的本體論，又是歷史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認識論，也是科學地研究與敘述的思維邏輯。這就為我們今天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形態開啟了地平線，指明了正確的思想方向。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時間和精力的局限，特別是出於俄國黨內的複雜的政治鬥爭的顧慮，他並沒有沿著已經形成的基本思想邏輯作進一步的系統具體的思考，也沒有來得及對十月革命豐富鬥爭實踐所包含的辯證法經驗進行抽象升華與具體理論闡述。所以，列寧關於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三統一思想仍然沒有超越近代唯物主義本體論的隱性思維定勢以及唯物主義反映論的思想束縛，乃至於整個近代認識論枷鎖之束縛。簡而言之，列寧的辯證法思想留下的最大分歧就是他沒有明確他所謂的「三統一」歸根到底「統一於什麼?」至少就其自覺層面而論，列寧仍然囿守著恩格斯所假設的自然界固有的客觀本體論或辯證法這個雷池。他一方面看到了辯證法與認識論的高度統一，但另一方面卻沒有講透或溝通認識論與社會歷史批判的內在關係。再加上斯大林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視為近代唯物主義高度發展，這一決定性結論直接誤導了後來的蘇聯教科書體系把認識論非歷史地當作從本體論意義上的辯證法過渡到歷史觀的最後一個環節。從馬克思哲學革命已經達到的高度水平來看，辯證唯物主義教科書體系把認識論置於歷史觀「之前」「之外」來加以單獨地闡述的邏輯思路，顯然是「前馬克思主義」的做法。

　　(二)西方馬克思主義新人本主義辯證法的興起及其烏托邦困境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思路方向是從恢復馬克思辯證法的德國古典哲學傳統開始的，所以就走向了與蘇聯馬克思主義不同的道路。他們倚重人的主體性，強調對資本主義拜物教批判的辯證法維度，但是或多或少、或自覺或不自覺，程度不同地迴避、忽略乃至於最終取消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社會歷史前提和社會歷史基礎，缺少對社會歷史現實前提的反思，而置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于越來越缺少現實社會歷史特徵與內涵的抽象主體基礎之上，使馬克思辯證法朝著「前馬克思主義」階段的人學辯證法形態蛻變。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盧卡奇以當頭棒喝的方式斷然中止了第二國際反對辯證法的實證主義思維方式，克服了新康德主義與經驗主義影響下的第二國際後期嚴重的理論與實踐、價值批判與科學研究二元分離的現象，從理論與實踐、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科學與批判相統一的高度，重新恢復了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王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主體性、反思性、能動性、超越性以及總體性與歷史性原則。在盧卡奇、柯爾施等人的主體向度的歷史辯證法思想引導下，從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弗洛姆、布洛赫、馬爾庫塞、本雅明到五六十年代列裴伏爾、薩特、梅洛-龐蒂、賴希、哥德曼，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如科拉柯夫斯基、沙夫、科西克、赫勒等)以及南斯拉夫「實踐派」，進一步把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與弗洛伊德主義、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相融合，形成所謂的新人本主義，以此重新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歷史觀，使經典的強調的客觀而宏觀的社會矛盾的歷史辯證法轉變為更為關注個體的生存狀況的微觀而主觀的向內轉的人學辯證法。換言之，強調人的主體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人學辯證法，最根本的理論誤區之一就是，把社會生產的客觀歷史決定作用這種永恆前提與資本主義條件下佔主導地位的主客體顛倒的物化統治現象混為一談，用一種異化批判的主體辯證法邏輯取代了生產方式理論的核心地位。這實際上就是把馬克思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束之高閣，忽視了社會歷史客觀發展的矛盾本身的革命性辯證法。他們不約而同地把社會客觀現實看成應當加以否定和摧毀的「惰性的」、絕望的消極的壓迫力量，斷然地捨棄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內在矛盾與危機以及工人階級的革命覺悟的結合中介上尋找革命道路的辯證法思想，而舍本求末地在文化、意識形態、無意識、慾望等等這些表面上越來越重要而實際上仍然是次生的邊緣的領域，尋找克服現代性頑症的濟世良方。在強烈的而浪漫的悲觀主義與精英主義的虛幻信仰驅使下，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把主要精力用於進一步探索資本主義社會內在基本矛盾及其歷史必然發展趨勢的深層理論邏輯，而是把無產階級所代表的人類歷史解放理想「聚像化」或「偽具體化」為一種「瞬間性在場的」或「情境式」的都市生活藝術想像。如此一來，辯證法就不再可能是關於現實世界發展及其歷史批判的科學，而應當是「界於不可能與現實之間的各種可能性」或「希望的哲學」，其實踐表現是個人極端情感高峰或群體化的「請願活動」。西方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最終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沼澤，落入了烏托邦的迷宮，走向了追求崇高審美境界和宗教救贖的不歸路。

　　(三)結構主義辯證法的突圍及其隱性的「不可知論」陷阱

　　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學派則反對人本主義辯證法思潮，相應地也就迴避了辯證法的主體性維度。阿爾都塞通過把物質生產與社會關係生產決定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結構主義化」一種共時性的社會關係、社會結構的多元決定論，從而把客觀的歷史決定論轉換成為無主體的、非歷史的結構決定論。用無主體的、非歷史的結構取消了人的主體地位，相對於法蘭克福學派的物化統治批判，成了另一種悲觀主義。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辯證法是作為對人學辯證法的反動，對馬克思歷史原則和主體原則的否定而出場的。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取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體性和歷史性，強調馬克思主義歷史性和人本主義的根本斷裂，這還有辯證法嗎?答案是有的，他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和法國反實證主義的理性主義的認識邏輯，這是辯證法的一個內在特徵。其優點是批判了實證主義，超越了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抽象的主體性幻覺，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完全取消主體，而是以一種隱蔽的方式思考了主體問題。他把主體看成是構成的，而不是先驗自明的。把主體變成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出發點。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性在於，表面上是取消歷史性，實際上是深化了對馬克思的歷史概念的理解，深化了馬克思認識論的辯證法的思想。阿爾都塞一方面瞞天過海、韜光養晦，以批判根深蒂固的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為名，而實際上對蘇聯教科書的物質本體論做了釜底抽薪式的瓦解;另一方面，以反對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為名，而把更為隱蔽而頑強、一脈相承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政治哲學基礎———基督教神學論、邏格斯中心論一網打盡，也就是對自笛卡爾以來以追求自我意識統一性為己任的「在場的」形而上學主體論進行了徹底地顛覆。阿爾都塞是想通過斬斷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思想聯繫，採取「矯枉過正」的方式，想讓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歷史邏輯關係或者重疊而曖昧的關係發生一次根本斷裂，以此為基礎重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真正的變革性面目。這也在一定意義上算是對馬克思一生都沒有完成的「對從前哲學信仰的清算」或者對哲學理論的非哲學前提反思的繼續，然而這項工作仍然沒有完成，卻有可能引向歧途。可以說，從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到後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問題上的最大失誤就是由於解構了歷史主體，進而迴避了歷史的「自在之物」本身，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批判當成了對資本主義現實本身的批判，最終走向深度的不可知論的迷惘抑鬱的語言牢籠之中。後馬克思主義甚至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理論話語，把馬克思主義的資本邏輯的批判話語以及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用一種更加遠離現實的、神秘的話語批判、權力批判、符號批判等微觀批判幻覺取而代之。西方馬克思主義僅剩餘下的那一點反抗物化統治的崇高意識形態追求被更為頹廢的消極的犬儒主義所取代。

　　(四)面對後現代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挑戰的當代辯證法：堅守與期待

　　在今天，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面臨的最嚴重挑戰是來自於各個方面對其自身思想歷史合法性的解構與懷疑。首當其衝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本身的危機，而是後現代主義對一切宏觀思想史的整體性合法性的瓦解，由此造成了實證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的迷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面臨的「對手」，首先反倒不是那些從明確政治立場角度批評與動搖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合法性的公開批判者，比如哈耶克或者阿倫特等人。前者認為，從柏拉圖到黑格爾與馬克思的辯證法史，就是一部通往現代「奴役之路」的思想，明眼人一看便知很有些牽強附會、漏洞百出。這種偽造的思想真有些像盧卡奇所借喻的(黑格爾)所說的那種「抽象的黑夜」：「在這黑夜裡，一切牛都是黑的。」[7]後者則認為從近代的馬基雅維里、洛克開始到馬克思，這些政治與政治經濟學思想大師均「敗壞了」西方古典的社會政治思想史傳統。她特別指責馬克思由於顛覆與曲解了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突出了勞動大眾在現代政治社會中的作用，從而要為20 世紀人類社會的某些極權現象負責。這種說法稍微有些馬克思主義常識人的都會覺得阿倫特明顯沒有抓住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與核心概念所在。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當代言說面臨的真正「威脅」是那些對所有宏觀思想史邏輯合法性與可能性採取一筆勾銷策略的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想史學方法論所針對與反對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一家，而是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所有現代性思想的合法性。在此情形下，我們一方面要堅守馬克思主義言說的合法界限與領域陣地，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採取動態靈活的策略，既不能固守某種教條式的思想史邏輯死死不放，必須看到思想史邏輯的複雜性多變性多樣性，但另一方面必須警省，我們決不能為了突破某種過去錯誤的思想史理解邏輯，而陷入無所適從的懷疑論———即絕對地、一般地拒絕一切整體思想史可能性與合法性那樣一種「萬劫不復」式的懷疑與否定的虛無主義情緒中。

　　從某種歷史關聯性來說，後現代主義作為激進思想，是對辯證法批判精神的不自覺地延續甚或是某種「迴光返照」：辯證法繼承了啟蒙主義反抗神學專斷的懷疑精神、批判精神、否定精神傳統，而後現代思潮卻將其非歷史地極端化，變成「否定一切」「重估一切」「顛覆一切」的思想無政府主義。所以，辯證法與後現代主義之間更多的不是歷史聯繫而是根本區別：辯證法始終是一種深度思維，即認為事物有本質與現象的區別，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著對立，因而堅信人類可以通過把握和認識世界本質，並通過實踐獲得人的自由解放;而後現代激進思想則一味強調所謂的形而上學本質、現代性的總體性理想對人的壓迫與異化，主張要顛覆對事物本質的信仰和服從，在差異與重複的多元世界中獲得人的具體自由。後現代主義自我標榜「無深度」「平面化」「多元性」的、「無限性」的、「肯定性」的思維方式。但反觀其所謂的反普遍主義、反深度主義的思維方式，這是不折不扣的實用主義、相對主義的思想荒漠，多元價值差異視角下的平面化世界，其實是一片喪失歷史記憶與主體反思批判能力與否定能力的混沌世界。任何一種沒有了實踐的根基和階級支撐的社會思想理論，無論其詞語是多麼激進，很快都會畸變為花哨的、時髦的學術商品，而被資本的邏輯所消解與收編。後現代主義這種表面的極端的反對派，實際上是最為膚淺的與資本主義現實同謀的意識形態。當然作為反對辯證法與現實深度批判的後現代主義，又是另外一種特殊意義上的不自覺的辯證法思想。它們畢竟以各不相同的自覺不自覺、顯性或隱性的方式，激活了或挪用了馬克思批判否定資本主義社會同一性統治的辯證思想效能，從而積聚形成自己的批判能量。正像馬克思當年能夠在古典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的思想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思想營養一樣，今天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可以在後現代激進思想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理論肥料」中，提煉出辯證法的思想寶藏來。在今天的西方思想界，辯證法不再可能與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和政治經濟學批判融為一體，而是以各種微弱但堅強的方式存活並發展於文化研究、社會理論研究以及社會抗議活動之中。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必須看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現實生命力並不是現成存在或勢不可擋的，也不是不堪一擊或已經成為明日黃花。辯證法正如克羅齊當年評價黑格爾所說的有其「死東西」，更有其「活東西」。這種「活東西」就是以堅守的方式、弱勢的聲音、多元的方式潛伏於、活躍於當代社會現實與社會文化、社會科學與社會抵抗運動中的批判精神、自由解放的理想。

　　一句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既有其輝煌而驕傲的歷史命運，也有其不可取代與撼動的當代價值。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到當代社會批判的理論與實踐，辯證法經歷了從歷史辯證法到主客體辯證法再到人學辯證法，由人本主義到結構主義辯證法，再到空間辯證法的多重變化。這中間既有「絕對的」一元論的理論與實踐形態的辯證法追求，也有多元理論形態的辯證法探索與建構。在過去的那個世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東西方世界發生了明顯的從理論到實踐之間的分裂與分化式的繁榮發展。而在新的世紀，辯證法實際上遭遇到了多元化發展與實際上失范的格局。當務之急是，辯證法遇到了後現代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不謀而合的挑戰。歷史辯證法的當代形態重建仍然是一樁「不確定」的未竟之業。

　　三、回到當代世界歷史「自在之物」本身：新世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前提與任務

　　已如上述，辯證法無疑是20 世紀馬克思主義最有活力的組成部分。然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從繁榮到僵化、從深刻到迷惘，這樣的趨勢與結局，是以其越來越脫離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和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以及革命實踐途徑為代價的。在經典馬克思主義那裡，現代社會發展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現代社會批判理論(政治經濟學)與現代社會革命理論(科學社會主義)本來是不可分割、水乳交融的三位一體。但第二國際只強調了其中的失去批判能力與辯證法精神的社會歷史發展論。而其之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蘇聯馬克思主義，則反其道而行之，越來越脫離社會發展理論這個歷史唯物主義前提基礎，片面地發展起來了某種抽象的社會批判理論與政治理想。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俄國十月革命實踐的西歐理論，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革命不斷失敗以及西方社會「超穩定」的情況下，一方面缺少革命實踐途徑，另一方面又拒斥現代化現實，抽象發展出某些主體性的辯證法理論形態。如果說第二國際後期理論家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誤讀與背離，是以非歷史地面向與無批判地承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為特徵的，最終完全淪落為替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現實合法性辯護的社會進化論與倫理學;那麼，西方馬克思主義則恰恰是對第二國際這種「向西轉」或「西方化」趨勢的一種自我理論批判或「弒父行為」，一方面理論越來越抽象與深刻，另一方面也愈來愈遠離現實實踐，「向西轉」的命運無法扭轉，但「向內轉」(主體向度)思想之旅卻越陷越深。而十月革命所開闢的世界歷史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現實運動，則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偉大的「向東轉」(實踐向度)的實踐長征過程。但這個過程的結局已如眾所周知，與其說已經失敗，毋寧說困難重重。在此實踐遭挫、理論迷局的雙重困境下，要理直氣壯地捍衛馬克思主義言說的合法性權力，確保馬克思主義在各式各樣繁華一時的理論泡沫誘惑面前、思想陷阱之中不致迷失方向，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的前提只能是：歷史性的重新自我構成與直面當代全球化空間化發展辯證法現實。

　　所謂對辯證法的「歷史性」的重新構成，就是回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當下」客觀現實，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回到經典歷史唯物主義形態，回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現實土壤中重建歷史辯證法，讓20 世紀東西方馬克思主義所重點發展起來的具有鮮明的辯證法特徵的社會批判理論與社會革命理論，回到現代社會發展理論這個原始基礎上來。詹姆遜在一篇紀念與反省20 世紀60 年代輝煌歷史失敗命運的文章中，曾意味深長地說，20 世紀80 年代之後，全球資本主義在經歷了長期危機之後，似乎時來運轉、「返老還童」了。在此後革命的語境下，「傳統的」生產方式決定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反倒「再度變得真實起來了」，這正是處於危機之中的馬克思主義之出路所在。[8]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興盛總是發生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之時，那麼，所謂的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危機」反過來就發生於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生產方式發生「出人預料的轉機」之時;而那些形形色色宣布馬克思主義「失敗」或「過時」的「後馬克思主義」則屢屢出現於傳統社會主義模式遭遇危機、而資本主義的「生命原氣」似乎有所恢復之時。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新變化，則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新變化的及時而正確把握的結果。19 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流水線機器為動力，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原則，以民族國家為主體核心，這才有了嚴格的西方意義上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與發展;而19世紀末以來資本主義從自由主義走向壟斷階段，它以電力和內燃機技術為基礎、以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為特徵，正是這種客觀背景喚起了20 世紀世界範圍內的各種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20 世紀60 年代之後資本主義則從第二階段的國家壟斷形態走向跨國資本主義時代，它以原子能與電腦技術為支撐、以世界體系為舞台，以彈性生產方式為特徵，在此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必然需要發明與激活新的理論形態與政治實踐主體。[9]

　　與以往資本主義形態相比，今天資本主義進入到更富有制度彈性與技術活力的全球化階段，其生產方式的突出特徵是不僅作為一種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而且更作為一種抽象的時空統治機制而存在，即超越一切地點與空間的局限、「同時性」地發生的時間(極限速度)，把自身「悖反性」地變成了「靜止的」空間。消滅一切空間限制的時間，反過來變成了禁止一切時間變化的空間。解構一切地域或空間限制的慾望機器的生產，到頭來又對流動著的時間進行重新編碼與控制。因此，讓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的現代性，今天反倒把一切固定化與空間化。原來根據時間性試圖尋求的一切，現在一定得通過一種空間的基質才能得以表達。[10]今天人類所有的歷史都變成了「空間性」的，也就是本來是同質化高速擴展的時間，它對空間與地方的統治，反而自相矛盾地或顛倒地神秘化地表現為同質性空間對時間的統治。在此情勢下，空間擴張隱含於資本主義的各種運作當中：從市場佔領到帝國主義的空間擴張和現在的全球化，所以哲學、美學以及政治、經濟各種學科要想贏得思想批判與想像力上的優勢，就必須「要用一種空間辯證法替代古老的時間辯證法」[11]。所以，今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要想把握高速而彈性運轉的全球資本主義現實，就必須採用空間的辯證法形式。正如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所說：今天的空間本身，曾經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產物，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統治一切現實的經濟政治工具。資本主義的一切社會矛盾直接地銘刻在或具體表現在其空間矛盾結構之中。原來是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發生的、並通過自身的現實化而表現出來的辯證法，「現在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空間中發揮作用了」。當然共時性表現出來的空間矛盾，並沒有取消從歷史時間中產生出來的矛盾，而是把這些舊的矛盾同時在全球範圍之內通過再生產的方式，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上;「其中的一些矛盾被削弱了，另外一些部分則被加劇了，而這個矛盾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新的意義，從而標誌著『某些其他物』———另外某種生產方式」。[12]這就是未來的社會主義。

　　總之，新世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根本立足點仍然在於對當代現實這個歷史前提的反思與認識。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斷地超越自身固有的界限、矛盾、危機而盲目擴張的自然歷史過程，相應地，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需要一個不斷地自我更新哲學方法論與歷史觀的認識過程;任何基於靜止孤立的事實現象分析的實證的科學認識，它們都無法回答與解決資本主義複雜現實矛盾問題，唯有辯證法才能承擔此重任。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生命力僅僅在於它有一種辯證的總體的歷史科學理論視野。要全面地把握今天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就必須堅持從總體聯繫出發的辯證與歷史的唯物主義方法來把握我們所面臨著的這個處於「二律背反」之中的當代世界或自在之物。正如列寧當年所說的，辯證法所堅持的實事求是的客觀性原則，不是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的「個別事例」，而是「自在之物本身」。所以，社會主義要想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局限性，要想變成自覺的歷史過渡過程，就必須在客觀上能動地與不斷變革著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現實相適應，另一方面在主觀上不斷自我超越與反思社會主義歷史理解局限性，這是一個反覆的、漫長實踐探索過程。這是活生生的歷史辯證法精神的體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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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辯證法的效價[M].余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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