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的l歷史影響

明清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的l歷史影響 考察20世紀西方漢學的起點，必須談到清末傳教士在這方面的活動。同時研究在華傳教事業也不能忽視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的意義上，傳教士不僅在華傳播西學，而且向西方介紹中國和中學，在中國和西方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近代西方最初是通過傳教士來了解中國的。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在中國和西方的著作中已經有了充分的研究。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使命會一再落在傳教士們的肩頭。這事實上是和西方特定的社會結構相聯繫的。中世紀以來的教會一直是歐洲學術文化的中心。教會建立和控制各種學校，一直到近代都是歐洲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教育和宗教、科學和宗教經常在同一個機構中成長和發展、衝突和鬥爭。資產階級革命以後，這種情況仍然部分地保留下來。美國直到19世紀末，大部分大學都是由教會創辦的。可見教會與教育學術關係之密切了。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Demieville）評論利瑪竇等的活動時說「這種研究的目的不僅僅在於徹底地了解中國以便更好地使它歸化，而同時還有一種完全是科學方面的目的，這就是推動更透徹地認識中國，這並不是為了有益於中國，而是使歐洲受益。」⑴歐洲徹底地認識中國是否也對中國有益，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但至少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傳教士充當了漢學研究的先驅，而在當時的條件下也只有到中國的傳教士可以擔當起這個歷史的任務。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中國近代史上。19世紀開始，隨著歐洲和北美工商業的發展，通商貿易、殖民擴張成為當時世界的潮流，更多的傳教士梯山航海赴東洋。中國再度成為傳教士寫作的主題。如果說明清之際傳教士關於中國的研究著作還能數得過來的話， 那麼晚清傳教士有關中國的著述已經多得不計其數了。 偉烈亞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統計了1867年在華的338名傳教士的出版物，其中僅以中文發表的就有787種⑵。傳教士成為多產的寫作者，擔當了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文化的角色。毫無疑問，早期傳教士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有許多不利的條件。第一，起初，他們大多數人對中國的語言文字所知不多，其中有一些例外，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被稱為當時歐洲最通曉中文的人材。理雅各（JamesLegge）「深通中國文字」；郭士立（CharlesGutzaff）擅長中文且能講官話和幾種方言。但是學好中文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時人稱他們用中文寫的東西「詞義不可甚曉」。馬禮遜自己承認中文知識有限。在這種條件下要完全理解中文資料顯然是有困難的。第二，他們是外國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要洞察有幾千年歷史、包含了儒佛道多種因子的中國文化的精妙之處是不容易的。第三，他們是在資本主義文化蒸蒸日上的時代來到中國的，心理上強烈的優越感，使他們在觀察東方時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某種程度的偏見，把一孔之見誇張為普遍結論。但是，作為冷眼旁觀的外來人，他們的研究也有顯然的優勢1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醫院 中國此前也許有太醫院之類的東西，但那與現代的醫院概念相差甚遠。外國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後就開始醫藥活動。利馬竇開創了傳教與醫療並重的傳教路線，法國傳教士張誠曾用金雞納霜治癒了康熙皇帝的瘧疾，馬禮遜也曾澳門開辦西醫診所。但最早在中國建立現代意義上醫院，對中國的近代醫學產生深遠影響的是美國傳教士彼得-伯駕。 伯駕（PeterParker）1804年生於馬薩諸塞，1831年畢業於耶魯大學，1834年被美部會派遣來華，成為基督教第一個來華傳教醫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廣州新豆欄街7號的豐泰洋行內租屋開設「廣州眼科醫局」（Canton OphthalimicHospital），又稱「新豆欄醫局」。這是中國第一所新式教會醫院，西醫自此正式傳入中國。1837年，伯駕在醫局內向關韜等3名中國人傳授西醫知識，使關韜成為中國第一個「西醫學醫」。從這個意義上講，伯駕又是第一個向中國人傳授現代醫學的外國醫生。後來的一些教會醫院在中國非常有名氣，湘雅醫院，齊魯醫院，協和醫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國最好的醫院，雖然它們的名稱可能已經改了。2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圖書館 中國古代也有藏書樓，但是其功用是儲藏，與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大相徑庭。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庫教堂北堂圖書館。 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機構和教會大學中創建了一座座令中國的藏書家瞠目結舌的明顯居於先進水平的新式圖書館。其閱覽規則，圖書的管理方法和先進技術，圖書在民眾中的流通狀況和藏書利用程度與當時大清帝國的古代藏書樓狀況形成強烈的反差,對於開啟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3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女子教育中國以前不是完全沒有女子教育，但限於富裕人家的家庭內部，且內容狹隘。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容了幾個窮人家的女孩，開辦女子讀書班。這可以說是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嘗試。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當時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封建體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與挑戰，它突破了幾千年來的禁錮，開了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是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曾培養出許多傑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畢業生丁淑靜曾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1919年的畢業生李德全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生部長；1920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正式合併到燕京大學中，燕京大學遂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學生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在五十年代初又成為北京大學的一部分，所以當今中國第一名牌大學－－北京大學亦曾得益於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傳教士還在南方開辦了兩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校，這就是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女學的發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而且也與一個國家的興盛有關。誠如梁啟超所說"女學愈盛，國家愈強"，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於個人，"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於國家，"保國保種"，使國富強。4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中國的所謂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學、國子監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現了。然而這種高等教育只是相對於當時的初級教育而言，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大學的出現則是在十九世紀，並且最早的大學都是由傳教士開辦的。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是在1880年前後，當時的大學主要是在教會中學基礎上添加的大學班級。基督教在華的第一所大學是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的登州文會館。登州文會館原是一所小學，後演變為教會中學，1882年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十九世紀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會館外，1888年美國衛理公會在北京開辦了北京文匯書院；1889年美國公理會建立了通州華北協和大學；1890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的聖約翰學院設置大學課程；1893年美國長老會在杭州設立杭州長老學院。和醫院一樣,中國的基督教大學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當今中國最好的大學.5 傳教士與最早的東學西漸 大部分人知道傳教士對於西學東漸的貢獻，但是未必知道中國的論語，四書五經等翻譯成外語，介紹給全世界的也是傳教士。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中學西傳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攜帶中國文獻回歐洲；選擇翻譯漢語典籍；著述評介中國文化學人的思想；以報告、書信、日記方式記述日常見聞；編著中英對照字典；編輯出版西方報刊等。1682年，柏應理帶走中國書籍400餘冊。1694年，白晉代走300多卷中國典籍贈送給路易十四。其中有影響的典籍包括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還包括明《永樂大典》和清《古今圖書集成》。漢語典籍最早的西譯是《明心寶鑒》於1590年在菲律賓譯成西班牙文，譯者就是多明我會會士高毋羨（JuanCobo,?--1529）。「明心寶鑒」是童蒙讀物，內容主要是訓誨幼童的格言。文獻不具有經典性，具有隨意性，沒有目的性，但確是開先河的。但到了耶穌會士時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選擇性。翻譯中國學術經典，是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傳教「適應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就進行了西譯漢語經典的嘗試。1578年，他輾轉來到廣東肇慶，用拉丁語試譯了《大學》的部分章節和《孟子》。譯著雖然影響不大，但有開創之功，成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1662年間，郭納爵、殷鐸澤、柏應理等人，陸續將《大學》、《中庸》、《論語》譯成拉丁文，在法國出版。正是由於傳教士們的努力,中國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6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傳教士穆威廉（HillMurray）在北京成立啟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Blind解放後改名為北京盲校），這是我國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國盲教員（據說是山東人，叫朱德光；另一種說法是一們姓沈的盲教員和外國傳教士合作），將盲字排出北京話的全部音節四百一十多個，人們稱它為「康熙盲字」（也稱北京盲字「或協和盲字」）。這是最早的漢語盲文的開端.一八九八年，女傳教士岳艾美（國藉不詳）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過一套拼寫閩南話的「福州盲字」。這種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個，每個音節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點符。一九一一年前後，她又加以改進，字母增加到五十三個，聲調符號七個，每個音節由聲、韻、調三個點符級成。一九二0年前後，她還提出過一些簡寫的方法，簡寫詞的前後都有空格，可以說是我國盲文有分詞形式的先聲。8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漢英、英漢字典 1815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澳門為了翻譯工作，編寫了中國第一部英語學習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漢－漢英對照的字典，篇幅大內容豐，有豐富的例句及解釋，並收錄大量成語、俗語。1844年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及1847年麥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的《英漢字典》都把它當作參照基礎。 9 傳教士和中國最早的聾啞學校和手語 中國的聾啞人用手語進行表達一直是隨意的，不規範，不統一。我國最早創建規範的手語並建立最早的聾啞學校的是西方傳教士。1887年(清光緒13年)，美國傳教士梅里士在山東登州(今蓬萊)創辦聾啞學校，並搜集中國聾人手勢，同時將手指字母傳入中國。這是我國手語應用和聾人教育的開端。10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麻風病院 麻風病是一種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國許多地方發現了麻風病人就要被燒死，聖經中基督曾經多次治癒了麻風病人，成為傳教士們的榜樣。1921年，美國傳教士愛伯特和義大利傳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創建雲南省麻風病院，以後伯格理在雲南，在以後其他傳教士在中國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風病院，給他些被家人，鄰居拋棄的可憐人帶來希望。 11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現代天文學和曆法 傳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歷算，其中最傑出者為湯若望和南懷仁。湯若望在明末參與修訂曆法，編纂成《崇禎曆書》，並製作天文儀器。清初湯若望、南懷仁相繼主持欽天監，湯若望增訂《崇禎曆書》，康熙賜名《西洋曆法新書》，後收入四庫全書改名《新法算書》。他還著有《新法表異》、《曆法西傳》和《新法歷引》等，製作了渾天儀、日晷、星球儀、地平儀、望遠鏡和地屏。南懷仁於1669年改造觀象台，製成新儀6種：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紀限儀、象限儀、天體儀和地平儀，並將各儀器的製法及用法繪製成圖，予以解釋，名為《靈台儀象志》。他又把湯若望所遺《百年恆表》相繼推至數千年，名為《康熙永年曆》。12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幾何原本 在數學方面，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為歐洲數學傳入中國之始。他們還編譯有《測量法義》、《對數表》、《測量異同》和《勾股義》等。利瑪竇與李之藻合編《圜容較義》等。湯若望撰《割圓八線表》，介紹平面三角，鄧玉函撰《大測》，介紹弧三角學。穆尼閣以對數表授薛鳳祚，薛氏譯有《天步真原》。13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世界地圖和現代地理學 在地理學方面，傳教士介紹西方地圓學說和世界輿圖的測繪，矯正了中國人天圓地方的觀念，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利瑪竇曾繪成名為《山海輿地圖》的世界地圖，向士大夫們展示，並把所攜《萬國圖志》作為貢品獻給朝廷。他在《天主實義》和《乾坤體義》等書中介紹了地圓說，並把西方經緯度線測繪技術介紹到中國，開中國以科學方法測繪地圖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職方外紀》，記述海外風土，利類思等著有《西方要紀》，介紹西方國土、風俗人物，物產及海程遠近。1708年康熙令白晉主持對全國實地勘測，中西學者合作，歷時11年，測繪完成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此圖至今仍為全國各種地圖的重要根據。14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漢語拼音 古代沒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拼合起來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說文解字》中對漢字的讀音常常說「讀若某」或者「某聲」，就是這種情況。例如《說文》中的「材，才聲」，意思是說「材」這個字的讀音應該讀成「才」。 利瑪竇根據拉丁文發明的二十六個聲母和四十四個韻母的拼音方案，然後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由於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稱「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 明末學者方以智開始思考中國的拼音文字問題：「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字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學者楊選杞看了《西儒耳目資》大受啟發：「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進了中國傳統的音韻學研究方法的革新，為反切法開闢了一條「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於拼寫北京音。它「引起了漢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後製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15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反鴉片運動 大家也許都知道林則徐的戒煙運動,但是他那一把火併沒有把吸煙的危害闡述明白.鴉片開始時並部像今天這樣臭名昭著，當年它是作為鎮痛劑被發明出來的。中國人甚至給它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福壽膏」。許多人包括傳教士在內對它的危害並沒有明確的認識。然而，面對煙毒在中國流布越來越嚴重，「煎膏日夜煙熏天」，「殺人不下億萬干」的情勢，傳教士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作調查、統計，發表論述鴉片危害、敦勸戒煙的文章，出版專門性宣傳書籍。在華新教傳教士的全國大會，也把禁煙作為主要議題之一。教中人士還組織起戒煙團體，如北京的「戒煙大會」、廣州的「勸戒鴉片公會」等，都有些影響力。光緒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國大會，通過的關於戒煙的議案中，有一條即建議在全國設立禁煙總會，各地設分會，對禁煙組織的發展頗有促進作用。他們還利用教會醫療機構對煙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會醫院、診所特設此一門診業務，甚至有專設醫院。像英國新教人士德貞（J?Dudgeon）在北京從事這項醫務，成效就頗突出。有些傳教士還努力促使本國禁運鴉片，以斷絕禍源。19世紀70年代，英國國內人士組織「反鴉片貿易協會」，德貞、李提摩太等人積極聲援支持、此時已回到英國的理雅各，更直接作為發起人之一。在一次大會上，他慷慨陳詞，反對鴉片貿易，認為這是一項罪惡的交易，它使成千上萬中國人受害，也不利於英、中之間正常貿易的發展，呼籲鴉片貿易者「停止作惡，學習行善」。傳教士們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促使英國政府通過決議使鴉片貿易非法化。 我認為,傳教士們為中國走向文明進步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所有群體，他們是對中國的近現代化貢獻最大的一群人。我們中國人不是忘恩負意的民族,有良心的中國人應當紀念這些與我們無親無故的人為我們所做的.當然,之所以他們有這麼大的能量,並不是因為他們三頭六臂,而是因為他們有耶酥的生命,有十字架的榜樣,他們是天上來的種子,他們帶著耶穌基督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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