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政商關係

題記：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任人打扮的婢女：一個是歷史，一個是商人

一、

三一重工的梁穩根、恆大地產的許家印、阿里的馬雲等諸多商界大佬，都在不同場合表達過類似的態度：我的公司是國家的。

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上市公司老總曾與我溝通這個問題，他對一個企業主說這種話百思不得其解：這是一種愛國的固定表達模式嗎？你的企業，怎麼可能是國家的呢？愛國是愛國，產權是產權，李嘉誠永遠也不可能說長和是香港政府的。不單李嘉誠不會說，任何一個再小的小公司老闆也不會說這種邏輯荒誕的話。如果你的企業，隨時可以拿去，誰還會去用心長期經營企業？

我無言以對。未曾身臨其境者，真的可能是永遠無法理解中國幾千年來政商關係的錯位與糾結，以及中國商人在邊界模糊的政商兩道行走的戰戰兢兢與如履薄冰。

二、

在中國，權力對商人具有一以貫之的歷史成見。

作為一個2000年中央大一統的帝國，中國一直都是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歷代執政者為維持統治，對具備經濟實力的商人階層始終抱有天然的敵意，並進行精心刻意的醜化與打壓，一個長安娼妓容顏衰老後，「老大嫁作商人婦」，還會認為自己虧得荒。而直到新中國建國多年後，中國還有「投機倒把」罪。

（老大嫁作商人婦）

在士農工商的嚴格界限劃分中，帝國在千年歷史裡非常嚴厲地限制甚至禁止政商的交叉、流動，尋求把商人始終置於一種被支配的邊緣地位，力圖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體制外的集結。官家對權力的絕對壟斷和商人在政治上的邊緣地位，導致前者可以對後者進行機會主義性質的掠奪。

在政府願意的時候，行政權可以轉化為事實上的產權，這是兩千年來中國產權制度的一項基本特徵。

對工商業的壓抑及異化，貫穿於整個兩千年的帝國時期，已儼然成為一種類似胎記般的傳統，官商之間那種沒有契約精神的隨時予取予奪的不對等關係，從來沒有被尖銳地打破過。為免權威受到挑戰，中央集權制度將擁有恆產作為社會的現實與心理紅線，並定期性地將成規模的民間財富暴力打散，以維持在均貧的平衡點上。中國企業史，被生生演繹成一場政商零和博弈史：財富積累——財富剝奪——財富毀滅——再積累——再剝奪——再毀滅的暴力輪迴中。

史學大師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如是總結：「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即使遊歷歐美的孫中山，也將「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納入三民主義中的民生。

為了保全財富及獲取更大的利益，勢如累卵的商人集團「本能」地做出兩個舉措：

第一，產業資本從生產型向消費型轉移，社會經濟成長從而失去創新動力——而這正是17世紀後秉行重商主義的歐洲開始迅速超越中國的核心原因之一；

第二，力圖躋身壟斷集團，積極向政權尋租——「秦漢以後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鑽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歷史學者王亞南，1943年）」

也正是這種畸形的官商文化，將多數工商人士拖入一種更為無序、兇險的政商關係的實踐中。小心翼翼行走在政商邊緣，他們的任何成就和他們的軟肋同樣真實得讓人震驚：他們熱愛市場，但又容易被市場之中無厘頭的冷箭所傷；他們脫胎於制度，卻要像神話中的珀爾修斯一樣試圖擺脫宙斯的陰影，他們能在夾縫中成長出一個巨大的商業故事，但因為非市場化的政治風險，商業帝國的垮塌與失敗，往往比成功來得更迅猛和無情。

三、

市場傳言，黃光裕在獄中反省，看得最多的書是馮侖的《野蠻生長》，因為書中有一句話，六個字：「離不開，靠不住」。

中國式政商關係，如同一個神奇的魔咒，一片被認為是少有光亮的灰色地帶，它讓一個個梟雄級的企業家，如黃光裕、張文中、周正毅、顧雛軍、褚時健、仰融、牟其中……紛紛成功又紛紛落馬，它就像深不可測的海水，讓你風平浪靜地航行，領略天地間的美景，但瞬間卻又可能毫不留情地將你打翻。它的每一次發作，都讓身在其中的企業家們矛盾又心寒，從歷史上第一個商人王亥，到呂不韋、沈萬山、胡雪岩，以及孔宋家族，一直到今天，這個矛盾一直糾結著企業家們的心神。他們戰戰兢兢地拿捏著那個距離的尺度，但往往，不是「太近了」，就是「太遠了」。

在一個沒有穩健機制和良性體制架構的環境下，所謂的長袖善舞、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之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通過把自己和政治人物綁定在一起，只不過把商業市場面對的政治風險，轉化成了政治權力鬥爭中的風險，且由於權力鬥爭的無情而變得更加險惡：一方面，由於進入了對方的核心決策圈，企業家不再有退出的選擇，只能被動地為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服務。另一方面，一旦所綁定的政治人物倒台，接踵而來的後果完全可以對企業家構成毀滅性的打擊——從千年前呂不韋的悲慘結局，到晚清「紅頂商人」胡雪岩落寞死去，概莫能外。

在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富人非沈萬三莫屬，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可以稱得上「富可敵國」的人，從《金瓶梅》中潘金蓮反覆說的一句諺語:「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就可見一斑。《明史》記載朱元璋築南京城，「富民沈秀（萬三）者助築都城三分之一」。

為進一步尋求政治保護並表忠心，築城後沈秀「請犒軍」，這觸動了統治者心中的那根敏感的界限，帝怒曰：匹夫稿天下之軍，亂民也，宜誅之。後諫日，其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誅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戌雲南。（《明史馬後傳》）"

但這並不算完。洪武三十一年，為掃除對帝孫朱允炆繼位可能構成任何威脅的政商勢力，朱元璋大開殺戒，找了個借口（坐胡藍黨禍），「連萬三曾孫德全六人，並顧氏一門同日凌遲"(《周庄鎮志》卷六·雜記)，這次沈萬三女婿顧學文一家及沈家近八十餘人被滿門抄斬，並籍沒田產。

清朝首富，「紅頂商人」胡雪岩因左宗棠的賞識並被委以重任，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來往於寧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間，並幫助左宗棠解決戰後財政危機等事務。此後，胡雪岩名聲大振，短短几年，家產超千萬，官居二品你，賞穿「黃馬褂」。左宗棠曾讚譽胡雪岩：「你是生逢其時，財色雙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胡雪岩答曰：「我是天從人願，賭博一生，看似風光無盡，實則如履薄冰。」

一語成讖。

光緒九年，左宗棠、李鴻章派系之爭中，其產業受各地官僚競相提款、敲詐勒索而引發資金周轉失靈，受外商排擠，而被迫賤賣，資產去半，並被清政府抄家摘頂。光緒十一年七月，靠山左宗棠即在福州病逝，同年十一月，胡雪岩在貧恨交加中鬱鬱而終。

胡雪岩是個符號：在他死去短短26年後，龐然大物清王朝也轟然倒塌。

中國作為世界上惟一一個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國家，政權對經濟的控制已經形成一種制度與文化的慣性。在中國跌跌撞撞的歷史進程中，路徑的選擇權始終在各種派別的官僚手中，最為理性、穩健的工商業階層，始終被排斥在決定歷史的權力結構之外。在這種缺乏信用契約的環境中，中國特有的官僚制度，人際關係成為商業生長的必須土壤，而這種土壤註定了建立其上的商業故事最終都將是海市蜃樓。

胡雪岩通過結交權貴顯要，納粟助賑而富可敵國，但最終也因權貴的倒台而一貧如洗。胡雪岩葬在杭州西郊鸕鶿嶺下的亂石堆中，他曾經擁有的萬貫家財和浮華一生都如浮雲般消失。倒是他精心創下的胡慶餘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價」的契約傳統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

（紅頂商人胡雪岩）

四、

我們回到本文開始那個香港企業家的滿腹疑惑：如果他也像三一重工的梁穩根一樣感受過遭競爭對手時刻監聽，正常工作無法進行，高層會議不得不遠赴崑山進行，且有電話的地方都不敢談及公司機密，以防泄露，兒子遭連續的莫名綁架、海關突然稽查等困擾，他或許就能理解很多中國企業的政商難言之痛。

毫無疑問，無論梁穩根也罷，許家印也罷，馬雲也罷，他們都是這個國家最聰明、最努力的人之一，他們大都出身草莽，憑著常人不及的天賦與勤奮，在惡劣畸形的社會環境中野蠻生長，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商業奇蹟，但任他們怎樣縱橫捭闔，他們始終仍擺脫不了身後如影隨形的政商糾結與齟齬。中國經濟一直行走在政府與市場雙重擴張的軌道上，雙軌上跳舞的企業家，始終面臨被非市場的政治風險吞噬的可能。而為了與之共生下去，幾乎所有企業家都在費盡心思尋找門道，力圖成為處理政商關係的高手——劉永好家族、魯冠球、徐冠巨、梁穩根、尹同耀、吳仁寶、柳傳志、沈文榮、尹明善……，莫不如此。

「作為一個企業家，政治應該是天。」這是全國人大代表、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對政治的本能反應。

原江蘇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長嚴介和則這樣總結他的政商之道：「要比政府還要了解政府，才能善於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們始終扮演的是既聰明、又能幹、更聽話的角色。」在他看來，企業家要讀書，第一本就是政治學：「我認為，如果資金鏈出了問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鏈出了問題。政治鏈出了問題，企業要破產，老闆要坐牢。」

萬達王健林對如何處理官商關係或者政商關係，總結的是看似矛盾且無法實操的八個字：親近政府，遠離政治。

而首富馬雲，除了公開表達「如果國家需要，會把支付寶獻給國家」外，他對民企與政府之間的微妙關係形象地描述為，「我們一直在談戀愛，但是我們不會結婚」，這和馮侖的「我們和政治家保持精神戀愛，跟國有資本上床」的表達基本異曲同工。

以上幾乎所有表達，都披露了一個共同點：對政治的又愛又怕，以及無法拿捏的尷尬與忐忑。

饒是如此，仍然一批商業傳奇故事在政商磨合中煙消雲散。如果說步鑫生、牟其中、黃光裕是敗於各種形式的政治過近，則華晨的仰融，格林柯爾的顧雛軍，德隆的唐萬新、紅塔的褚時健，則或多或少敗於政治的過於疏離。

正是因為政商道路艱險，導致本應成為社會前進中堅的工商業階層多數傾向埋頭做事，所謂的「在商言商」，淪為社會最虛無的那部分存在。

20歲即被打成右派，入牢獄21年的原重慶政協副主席尹明善曾抱怨，民營企業家階層是一個非常鬆散的群體，很多人更多考慮個人利益，缺乏群體意識，認同感較弱。而有「商業教父」之稱的柳傳志在接受專訪時就乾脆表示：中國企業家是很軟弱的階層……面對政府部門的不當行為，企業家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與政府抗衡，只能盡量少受損失。我們只想把企業做好，能夠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時間的勝利者柳傳志）

作為一種無意識的集體選擇，聰明的企業家們在公共平台躲避利益集結和人際聯動。政商雙方私下採取一種心知肚明、不以法律上場解決的互動，形成一種成本與風險最小化的增長聯盟：企業家為地方政府政績提供經濟數據支持，而政府通過稅費和信貸優惠以及贈予政治頭銜，與之達成某種角色保全。

這讓政商關係會始終處在一種沒有明確界限的模糊狀態中，也註定了雙方的博弈在長期會無限趨向於零和，而非帕累托最優：這就是在人口紅利期過後，我們的經濟左衝右突，也難以找到突破口的核心原因之一——作為現代社會最大生產力的企業家群體行為的創造性、長期性會被最大程度壓抑。

尾聲

公元1858年，德國數學家莫比烏斯（Mobius）發現：把一根紙條扭轉180°後，兩頭再粘接起來做成的紙帶圈，具有魔術般的性質：紙帶只有一個面（即單側曲面），一隻小蟲可以爬遍整個曲面而不必跨過它的邊緣。

兩千年來，中國的行政權與產權，就處在這樣一個詭異的、無障礙的莫比烏斯轉換帶上。

商人圈中備受推崇的兩本「經營寶典」是《紅頂商人胡雪岩》和《傑克·韋爾奇自傳》。但是當韋爾奇這個「世界第一CEO」來中國佈道時，那些曾自稱是最頂級的追隨者：海爾的張瑞敏、聯想的柳傳志、春蘭的陶建幸，一個也沒去捧場，因為他們知道韋爾奇那套，在中國沒用，或者說，至少是現在沒用。

但幸運的是，情況在發生非常積極的變化。

日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對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因經營不規範引發的問題，要以歷史和發展的眼光予以看待，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從舊兼從輕等原則公正處理，不盲目翻舊賬。對已過追訴時效的，不再追究。罪與非罪不清的，實行疑罪從無。等等。對孟建柱的文章，有人說是「大赦民企原罪」，有人說是對民企投資意願下降、資本外流的政策對沖，《新京報》社論則如是說：「釋放保護產權善意，從不亂翻舊賬開始」。

而「加快構建新型政商關係」，這句話也出現在了李克強總理所作的《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如是強調：去年「親」「清」兩字定調新型政商關係後，中國已出現了一些新氣象：一是政商雙方都對「親」「清」二字的認同度提高了，二是有了規矩，有的地方還出台了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辦事進退有了邊界。

政治的貴政治，經濟的歸經濟，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如能籍此機會，從此奠定符合現代經濟規律與產權要求的新型「親」+「清」政商關係，則國之大幸，經濟之大幸，亦民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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