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警惕中國重新集權化
【《中國企業家》】中國統一之前，曾有過世界歷史上最血腥的時期。春秋時期，中國不同的政治聯盟之間打了1200多場戰爭。
大規模的戰爭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收稅，魯國是第一個收田賦的國家，他們測量土地，看誰有多少地，然後政府來收稅。公元前548年，楚國收稅，導致了官僚體系的產生。他們不僅需要軍事的制度，還需要整個稅務的制度來支持軍事的制度。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統一的語言和文字的存在，使得中國與其它國家最大的不同是具有了連續性。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印度的文明，印度也曾有一個王朝統一了南亞次大陸，差不多在中國的唐朝時期。但是他們並沒有文學文化，所以關於這個王朝的知識在此後的一千年里都失傳了，直到有英國的考古學家挖掘出記載當時政治制度的一些石碑。
而中國情況不一樣，中國非常複雜的文學系統支持了國家的大一統，從很早的時候就是這樣。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國首次大一統，中國不僅建立了國家，還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在那時，中國就有了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現代化國家，意思就是說統治不是基於招募統治者的家人或朋友。大家還記得我說過的集權政府和現代政府的區別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超越以家人為基礎的統治方式，轉變為建立一個非個人化的官僚的系統。我以為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已經存在了一種非常穩定的所謂的現代性制度。而歐洲國家，比如說法國、俄國，它們一直到18世紀才實現。
當然，對於現代社會來說，一個國家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穩定性，並不意味著可以一直持續下去。有時也面臨著政治上的衰落。
政治衰落的第一個原因是制度的合法性。在一種情況下建立的制度不一定在另外一種情況下還有用。而另外一個原因對於中國來講尤其如此，那就是存在這樣一個現象，我用很長的一個英文單詞來形容，就是重新集權化（repatrimonialisation），也就是說富有的精英階層他們想使用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重新統治國家。所以如果我們建立了非個人化的現代社會，這個現代社會總處在被精英重新控制的境況中。在中國的歷史上，這種事情是發生過的。
在漢朝崩潰和隋朝興起統一國家之間的300多年，家族在國家管理中極其重要，是實際的控制者。而在隋唐，國家並沒有回到漢朝所建立起來的官僚化理性統治，中國的這種政治體制早已建立，但直到11世紀的北宋才重新得以建立。當然有很多原因，我以為不能認為制度的現代性是自然而然的，他們可能出現倒退，從高水平的發展倒退到低水平的發展。
中國的經濟政治發展是有這樣的軌跡，它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建立現代化的政治機制，但是現在成了所謂的路徑依賴，意思就是在接下來的2000多年裡，你還待在那個路徑上。因為中國早期就形成了現代的有權力的國家，中國政府可以阻止社會組織的形成，阻止其它組織能夠挑戰它權威的可能性。我們也可稱之為血緣性的官僚制度。它以自己的軍事力量來統治，這樣也可以阻止商業性資本主義的形成。
中國歷史上為什麼沒有法治的存在？在不同的文明之中，比較強的法治基本都是從宗教衍生出來的，所以猶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這些文明是一種超越性的宗教所衍生出來的法治。有這樣的一種宗教的等級制度，它獨立於國家的政治力量之外，所以天主教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伊斯蘭教也是如此，他們是獨立於蘇丹之外的。婆羅門在印度是一個祭司的階層，而國王必須要到婆羅門那裡才能被承認為國王。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政治力量從屬於宗教的力量。
而在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國教，佛教常常是一種比較抗議性的宗教，除了在唐朝之外，就沒有一些什麼政治性的力量。而皇帝的祖先崇拜是一個相當於國教的東西，從來沒有一個司法的制度讓皇帝知道我們應該怎樣做，你不能像宗教機構的領導做的事情那樣。國家最初的發展是這樣，而法治也從來就沒有發展起來，也就沒有了民主的問責。當然，雖然中國歷史上沒有正式的法治，沒有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很多層面上，我認為儒家的意識形態、儒家的道德成為了一種替代品，成為了正式的法律的替代品。
所以在西方，宗教法提供了法律，而在中國，儒家的這樣一個官僚體制，他們制定這樣一些規則，他們聲稱這是為政治的權威所制定的一些規矩，所以雖然沒有正式的問責來限制政治權力，但是他們仍然有一個非常強的傳統、道德的限制，來限制皇帝，來限制那些中央權力的持有者。在中國的傳統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皇帝必須要通過官僚制度來統治，而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規範來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成為了西方法治的一個替代品。
這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效果，正如我所說問責成為了一種傳統，成為了一種東亞的傳統。而這種傳統都是被中國所影響的。
如果你放眼看世界的話，最重要的集權力量在哪裡？都是在東亞。日本在19世紀民主過程之前是如此，是軍事寡頭統治，朝鮮也是這樣，而原來在中國台灣地區國民黨是一黨獨大，新加坡也是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所統治的。所以即使是在今天快速發展的階段，他們的政府仍然有這樣的責任，發展他們的社會。而其它，比如說非洲、中東、拉美的集權國家就沒有發展出來。
因此這也是這種文化官僚主義的一種傳統。如果你要統治，要對被統治者有一定的問責性。在亞洲雖然有這種傳統，但是在世界其它地區可能就沒有這種傳統了。所以所有東亞國家的發展順序是不一樣的，在東亞來說，你可以認為國家就是存在的，比如說韓國、日本、中國大陸的政府都是非常強勢的，有高質量的官僚機制。在非洲根本就沒有存在過，在哥倫比亞時代之前非洲根本也不存在，歐洲的殖民者也沒有給非洲人帶來這種官僚制度。今天東亞很富有、非洲很貧窮的一個原因可能就是這一點，東亞有非常強有力的官僚制度，而非洲沒有。
我過去幾年來中國好幾次，很多人都想讓我談對「中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我做出的一個觀察就是，在某些方面，當代中國政府和歷史的中國之間有一些傳承，很強的傳承。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這種制度的國家，2000年前就建立了。
而今天的中國仍然是這樣，中國現在比世界上其它國家有這種比較優勢，那就是比某些國家集中辦大事的能力要強。事實上來講，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在管理一個龐大的國家方面，有很強的傳承性，是一種威權制管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傳承，那就是對權力濫用的可能性也傳承了下來。
如果你有一個現代的權力集中的國家，但是又沒有法治和民主問責來平衡的話，那麼你就有可能形成強有力的獨裁統治和暴君統治。在中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這種事情，原型的獨裁暴君統治已經出現過了。
現在的中國與歷史上的中國的不同之處是，現在的中國政府很強大，法治和問責的發展程度相對較低，有一些會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會理念，而這些理念會改變中國的社會動員能力。
在中國大家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龐大中產階層的興起，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人們越來越有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種社會的改變會不會導致另外一種形式的政治。我的觀點認為，中產階層，不管在哪個社會，他們的行為都是差不多的，當你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當你有自己財產的時候，當你與其它國家和其他與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的時候，你要求會越來越高，你對自己政府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所以中國社會早期的那種缺乏社會動員的情況會改變。現在這種改變已經在發生了，問題是這種變化會不會導致中國社會的權力平衡的變化。（摘自作者在北京大學的演講稿）您可能也喜歡：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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