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區分「九一八」事變前後蔣介石與張學良的兩種「不抵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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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學良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才釀成了「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

首先，「不抵抗主義」是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處理日本挑釁的基本政策。

1928年中原大戰關鍵時刻，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國民黨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奉系軍閥的地盤東北三省以及張學良的東北軍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統一管轄下的地方政府和軍隊。原先東北三省作為奉系軍閥的勢力範圍，在「東北易幟」後在管理上仍然保留有許多自主權，但是在外交以及許多重大內政方面是執行南京國民政府的政策。其中，由於歷史的原因，日本在東北的勢力滲透比較活躍，使東北的局勢更加複雜化。

1927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仍然是大地主和封建買辦階級的政府，為了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對外妥協退讓是其對外政策的基本點。這個政權從其誕生開始就在外交上持賣國妥協的方針，就中日關係而言，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前處理日方製造的一系列挑釁事件時，其立足點就是妥協退讓。最典型的是1928年5月3日，日軍在濟南以保護日僑為名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舉國震驚。但是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卻畏懼日軍的挑釁，採取避讓妥協的方針。5月4日國民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日軍不但根本不予理睬，而且日本山東派遣軍總司令福田竟然在5月7日蠻橫無理地發出七條最後通牒，其中包括國民革命軍必須離開濟南及膠濟路沿線兩側二十華里以外，在日本軍面前，與日本軍抗爭之軍隊，解除其武裝，等等。[1](P92)據西北軍將領馮玉祥將軍回憶，當時蔣介石找他以及外交部長黃郛商量如何處置，馮玉祥主張予以反擊，黃郛認為沒有力量對日本開戰，商量的結果決定從外交方面著手辦理。[2](P601)5月6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五三」慘案應付方案》，正式確定了處理濟南慘案的方針，方案判斷日軍製造濟南慘案「意在挑釁」，為了避免中計而應當忍讓，「使日本軍閥無口可借」，「若激於一時之忿為無訓練無計劃之動作，不特於國無益，勢必墮其術中更增困辱」。[3](P103-104)面對日寇的侵略行為，國民黨當時冠冕堂皇的借口是未完成北伐，只有完成北伐統一中國後才能解決一切外交問題。然而，事實上國民黨和蔣介石這僅僅是一種欺騙人民的託詞而已。在國民黨的妥協退讓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與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共同發表「聲明書」，公然恬不知恥地表示「不快之感情，悉成過去」，雖然蔣介石沒有在文字上明確使用「不抵抗主義」，但是以不抵抗作為處理中日衝突問題的基本點是相當明確的。

早在「九一八」事變前，對日軍在東北製造的一系列挑釁行為，蔣介石多次在給張學良的電報中強調與日方交涉應持的原則和態度。1931年6月「中村事件」發生後，蔣介石於8月16日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4](P172)9月6日張學良在致遼寧政務委員會代主席臧式毅等負責人的電報中，傳達了蔣介石這一指示精神，強調「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4](P172)上述兩封極為重要的電報現已由吉林省檔案館根據館藏檔案資料編輯出版東北淪陷十四年檔案史料叢書《九·一八事變》公布。這些檔案資料說明，「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下達不抵抗的命令，是他在形勢急迫、不了解具體情況下，把事變當作以往發生的類似局部衝突事件來處理，其處理原則恰恰是根據蔣介石既定的對日容忍不抵抗的方針。

其次，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是他「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把共產黨視作比日本帝國主義更危險的對手。在1928年日軍出兵膠濟時，國民黨中央在提出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同時提出「應嚴密防範共產黨之陰謀」，[3](P101)共產黨「或將利用同胞之愛國心煽成暴動，直接搖動北伐後方，間接引起更大之寇禍」，[3](P103)不應給共產黨擾亂後方的機會。國民黨的防共重於抗日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後來蔣介石明確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方針的雛形。1931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製造「萬寶山事件」後，蔣介石面對日本的強硬態度，在7月23日致張學良等全國通電中竟然公開聲稱「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蟲」，「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4](P170)這是蔣介石首次把「安內」先於「攘外」作為其基本的國策。11月30日，他又把「攘外應先安內」修改為「攘外必先安內」，進一步突出強調了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賣國理論。8月22日也就是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夕，蔣介石在南昌竟然宣稱：「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5](P51-52)這樣蔣介石從基本國策層面把反共作為首要任務確立下來，並且貫徹到對日的外交方針當中，即為了先「安內」所以對日本的挑釁行為需要忍讓妥協。

二、「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東北問題上繼續推行「不抵抗主義」

從「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謀求國聯調處來看，張學良的不抵抗完全符合國民黨的對日政策。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不僅沒有積極組織抵抗，收復失地，反而繼續推行其一貫的妥協退讓方針。他一方面壓制人民日益高漲的反日愛國運動，另一方面勸慰張學良繼續對日咄咄逼人的勢頭保持克制忍耐的態度。

首先，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後仍然抱著妥協態度，寄希望於依賴國聯調停和外交談判來解決問題。

9月19日，日軍佔領瀋陽、四平、長春、撫順、本溪、鞍山、營口等地，東北形勢嚴峻。而此時的蔣介石在9月22日卻在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發表演講，聲稱「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6](P283)同日，國民政府告全國軍民書中也公開聲明「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6](P286-287)然而，10月8日，日軍又進攻東北與關內連接的戰略重鎮錦州。面對日軍的侵略圖謀，蔣介石在10月12日的國民政府總理紀念周報告中卻還在老調重談，幻想通過外交談判的途徑解決問題：「我們更應相信國際有公約，人類有公道，我們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犧牲的精神去擁護，橫暴不足畏，威武不足屈，我們要和平奮鬥，以捍禦此次的國難，以擁護國際的公法」。[6](P295)

國民黨專門成立了由戴季陶任主席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特別外交委員會，主要是為政府處理外交問題特別是日本侵略問題時提供諮詢，該委員會包括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等人。9月底，國聯行政院通過決議要求日軍撤到南滿鐵路沿線區域以內，而且竟然不顧日本已經侵佔中國領土的事實，荒謬地要求中國軍隊也要從自己的領土撤軍。然而，日軍根本無視國聯這個決議，日本政府提議與中國政府直接交涉。實際上日本的意圖在於排除國聯，直接迫使中國與之妥協。顧維鈞主張按照解決國際爭端的慣例，與日本提出的五項基本原則進行談判。1931年10月底，蔣介石親自召集會議，採納國聯衛生局主任拉西曼的建議，「中國應該明確拒絕和日本談判，而依賴國聯行政院的決議，要求日本從佔領區撤軍」。[7](P418)顧維鈞的意見已經是屬於妥協性的辦法，而拉西曼的建議實際上是讓中國完全依賴國聯的調停，而實際上連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顧維鈞都感到這是「不現實的」，因為「國聯沒有可以使用的手段來對日本及其軍部施加壓力迫使其撤軍」。[7](P418)對於這樣一個根本沒有任何希望解決問題的辦法，蔣介石的態度甚至讓顧維鈞、顏惠慶等資深外交官感到吃驚。擔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長的顏惠慶認為此舉「一方因未嘗遭遇抵抗，而日益長其侵略勇氣，一方則完全倚賴虛有其外的國聯，『守株待兔』，一籌莫展」。[8](P165)後來的事實證明，當時國聯各國對日軍侵略中國事實謹慎小心，唯恐激怒日本，更談不上對日本採取任何有實質性的制裁和約束措施。顏惠慶回憶：當一·二八事變之後，各國駐國聯開會討論中國時局時甚至連「戰爭」字樣都不敢使用，擔心刺激日本。當時一位某國代表，無意中使用了「幾近戰爭」一詞，全場頓時嘿然顫慄，好似已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一般。[8](P165)

其次，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使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繼續擴大在東北的侵略範圍。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多次發密電給張學良，直接指導對日交涉方針。9月21日，蔣介石主持召開會議，商討對日方針，決定先提交國聯裁斷。同日，國民政府向國民黨各軍事將領發出通電，表示正採取外交途徑解決東北問題，同時要求全體國民「有堅忍沉毅，力持鎮靜，取穩健團結之態度，務須避免軌外行動，免為反動所乘，致滋口實，貽害大局」。[9](P524)「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曾召開了二次會議，商討東北問題。據當時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在《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一文中回憶：23日，張學良派萬福麟、鮑文樾飛南京見蔣介石，蔣叮囑萬、鮑二人說：「你們回去告訴漢卿，現在他一切要聽我的決定，萬不可自作主張，千萬要忍辱負重，顧及大局」。[10](P66)

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輯錄了1931年10月至1932年3月期間，特種外交委員會顧維鈞等人致張學良電報137封，有時甚至一天3、4封密電，顧維鈞等人在每次特種外交委員會會後均將會議情形及討論結果，也即代表國民政府的意見和蔣介石的指示及時電告張學良。這些文電內容主要涉及通報國民政府與國聯之間的磋商、國民政府與日方交涉談判的預備方案等內容。當時全國人民對日軍的侵略行為極其憤怒，一方面抗日呼聲日益高漲，甚至一些國民黨將領也通電呼籲國民政府與日寇抵抗。比如9月21日，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心腹陳誠等向全國發表通電，痛責倭寇「借詞入境，節節侵迫，此種舉動，欺人太甚」，並且說如果這種行為都可以容忍，那算是個人嗎？通電明確表示「願率所部與倭寇決一死戰」。[9](P523-524)另一方面，張學良的不抵抗行為受到全國輿論的聲討，10月15日顧維鈞在致張學良的電報中說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滬上各界對兄議論，諸多誤會」，[11](P256)張學良承載著巨大的精神壓力，通過顧維鈞向蔣介石表示自己「對日始終與政府一致」，但是與日方交涉「恐不能全恃國聯」，希望政府速定具體方針和步驟，以免拖延而難以收拾局面。[12](P420)「九一八」事變後的幾個月時間，國民政府完全依賴國聯，不敢鮮明地反抗，寄希望於通過國聯的調處迫使日本撤兵，使東北局勢恢復到「九一八」事變前的狀態。東北廣大軍民對國民政府的這種曖昧態度強烈不滿，1931年12月25日東北民眾救國會向全國發表通電，嚴厲批評當局置國家存亡於不顧，「既不宣戰，又不言和」，「不顧一切秘密進行出賣東三省之詭計」，[13](P426-427)通電強烈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行為究竟是戰是和應當明確表態。但是幾個月以來蔣介石企圖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東北問題的「不抵抗主義」實際上是徹底破產了，而且也正是在繼續推行「不抵抗主義」方針下，日軍在東北的侵略行為不僅沒有得到有力制止，反而進一步擴大在東北的侵略範圍，直至佔領整個東北三省。

通過上述歷史分析可以看出，張學良與蔣介石在「不抵抗主義」問題上有共同之處，也有著明顯區別。共同之處在於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學良面對日軍的侵略行為放棄抵抗而導致日軍輕而易舉地佔領了瀋陽等地，從這個角度說張學良是有責任的。所以他晚年在接受採訪時也多次坦言自己的失誤。但是我們還應當進一步看到，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行為是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這一方針，包括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的一段時期內，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仍然主導著東北地區。張學良後來逐漸看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以及「不抵抗主義」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開始抵制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發動西安事變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因此，一味指責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行為，而不加區分張學良與蔣介石的區別，甚至為蔣介石「不抵抗主義」開脫，則是歷史虛無主義在抗戰史研究中的典型表現。對此問題，我們應當以史實為依據，辯證地加以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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