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元青花的認知經歷和雜感(轉載)
06-22
我對元青花的認知經歷和雜感 許明一、我買的第一件假貨就是「元青花」 八十年代中期,我由理論美學的研究轉向「華夏審美風尚史」的研究。歷史上,中國的美學史都是知識分子的美學觀點史。中國還沒有人去總結日常生活的、實踐的審美活動——陶瓷美學研究就是一個空白。我把興趣投向陶瓷,這可能與我的童年記憶有關。小時候,我玩耍的東西中就有兩個小木箱的精美的清代官窯瓷器。祖上曾是前清大臣,告老還蘇州鄉里,從京城帶來了這些東西。「康熙御制」的「御」字,我當時認不得,讀成「卸」,「裝卸」的卸。記憶歷歷在目,可惜,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家中這些瓷器全部散失,至今只留兩隻光緒的青花小盤,尚可作點紀念。文革、下鄉、考研、讀書,動蕩的歲月無暇「雅玩」。等我生活穩定、小有成就、有點閑錢的時候,人到中年了。雖然美學理論上我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審美實踐卻是十分蒼白。除了會看幾本小說,對戲劇、繪畫、音樂、電影,雕塑、青銅器、陶瓷器這些重要的藝術門類,統統都是業餘愛好而已。這是中國教育制度造成的問題,也是我人生的一種遺憾。八十年代後期,迷途知返的我決心接觸陶瓷器。我住在北京西部,第一把就買了8000元上百件攤上的東西,引得河南農民聚了一大推,等我這個傻冒上鉤。過不多久我就知道錯了,但這個笑話卻在學術圈子裡流傳至今,周邊的朋友們都把這當作笑談。其中,「元青花釉里紅玉壺春瓶」我保留至今,以作紀念。學習是艱苦的。一方面,我只能是業餘學習;另一方面,我的過份自信和決斷過快,也使我屢屢「吃藥」——將近七、八年的時間,我交了不少學費,我才開始摸到一點門道。我找到的感覺來自與各等級的收藏家們的友誼。陶瓷器方面,我要感謝中央美院的陳開民教授,在北京潘家園逛地攤碰到他以後,十年之久,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要感謝我的啟蒙先生馬老,這位深藏不露的老人給了我最內行的知識;要感謝我的底層的收藏朋友們,我利用開會時間每到一處都要尋訪他們,我將他們的收藏視作參觀業餘博物館。我真正受益的是在鄉鎮小街處的某間小門後面,幾十件,上百件收藏品讓你流連忘返,而且絕無上當風險——因為他們是收藏家,我們之間不談買賣。慢慢地,買假貨的傷痛淡去了,豐收的喜悅逐漸來臨。二、信心來自全局觀我為什麼對元代瓷器這麼自信?《藝術市場》上說,有95%的網民對山東會議持否定態度。我認為,這個比例還應當更高,應當是99%持反對態度才是正常的。這客觀地反映了元代精品瓷器的稀少程度。但今天我仍然說,即使有十萬人反對,我也會告訴他們:你們慢慢會知道,這就是元青花。 2002年我初調到上海,認識了上海的收藏家俞天等人,我們對元代瓷器的認知是一致的,相互之間砌磋得也很好。於是,心血來潮,想請一班高手聚聚,共同砌磋一下元青花。江陰的高培芝先生就是客人之一。我本人,俞天,廣東來的高手老李都帶來了開門的元青花器,但其餘客人無一人認識。相反,過了不久連北京素不相識的人也大傳我買了假元青花。這本是一笑了之的事,但高先生對自己的判斷卻深信不疑。兩年之後,他在山東會議上仍是那樣的水平——以瓷片找真器。高先生為人真誠,本人素無成見,但我要問,高先生對自己判斷元青花何以有這種底氣?高先生喜歡用民間打睹的辦法來證實自己。我可以和高先生打個睹:山東會議的有款象耳瓶是本人的藏品,專家也沒有下定論,反對者也不少(包括萱草園)。但這對象耳瓶是元瓷真品。高先生不信,可以作任何測試。如真,高先生輸5000萬元,我用這筆錢籌建「中國元青花博物館」;如假,也就是我輸,我沒有那麼多錢,我可賠一個由李知宴、孫學海等簽名證書的國寶級的元青花八方葫蘆瓶。在正式比賽之前,八方葫蘆瓶先作測方式,以讓高先生放心,可否?高先生當然不會打這個睹。我敢打這個睹,因為我心中有數。在對元代瓷器的認知上,我有了一定的「全局觀」。什麼叫「全局觀」?我們的不少藏友,收藏史幾十年,但仍是不斷「吃藥」、「上當」,水平提不高。在假品面前不知所措,在真品面前也不知所措。問題出在哪兒呢?他們犯的是高先生仍然在犯的「經驗論」毛病。經驗論只相信一事一器的經驗,不會抽象、上升。經驗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拿了瓷片找真器。這次山東會議,高先生拿了兩片元青花瓷片到處對比,合不上拍的就持懷疑否定態度。作簡單分析就知道:元代百餘年,瓷窯幾百個,一個窯出的瓷器表現都不一樣,何況相隔了時間、空間和距離呢!再說,高先生拿的也不是土耳其館藏的那種瓷片。這樣做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都是缺乏說服力的。這是缺乏全局觀的表現。某些方面,我也缺乏全局觀,如對汝瓷的認識。我藏有一件傳世汝瓷,從經驗看它是老瓷,也只能是宋瓷。但是,它是否是汝官瓷?是否是清涼寺官窯廠的產品?與同類產品比處在什麼級別上?它與臨汝窯有什麼區別?諸如此類的問題,由於我對汝瓷缺乏全面的了解而感到茫然。而所有這些問題,由於我去請教了汝瓷大家趙青雲先生而一一迎刃而解。對全局缺乏了解而使我無法對一件器物作正確的定位。我有兩次集中上手元青花的經歷。我一次是在土耳其博物館,43件;一次是在南方山區的一個民間收藏家中,他有半個世紀的收藏史而有宋元明瓷器數百件,其中元瓷器幾十件。兩次集中的上手,超過了100多件。這100多件元代瓷器,都有基本相似的器型特點、繪畫風格、製作工藝,而且有不少是重複品。也就是說,當出現重複的時候,事物的邊界也來臨了。這種感覺給了我信心,我知道這大概就是元代瓷器的概貌,至少它不會相差太遠了。我與不少藏友的交流中,印證了我的感覺。他們從其它渠道獲得的經驗,跟我是一樣的。我們素不相識,都認識了共同的東西。這些朋友包括景鴻堂的張春生,台州的極品王,上海的俞天,溫州的博古齋,深圳的王非忒,以及武漢、廈門、內蒙、河北、青島的朋友,以及北京古玩城的老羅,還有陶瓷專家孫學海先生、孫先生周圍的一批弟子、朋友,還有同去土耳其的費伯良先生等。這麼多人的經驗集中起來,再加上自己的收藏實踐,使我,我們有信心說,對元青花的鑒定,已經不會出現太大的差錯了。說白了,由於元瓷接觸得較多,在自己頭腦中儲存的信息就多,一個局部進入信息網路,很快能找到它的對應位置。這就是找到全局的感覺。說這些,這是元青花沒有找到窯址前我為自己整理出來的理由。否則人家問:你憑什麼說這是真的,那是假的呢?一個堅實的立足點就是兩次無可懷疑的上百件實物的觸摸和一批高質量的收藏家相同的經驗。當然,大多數人並沒有這種機遇去了解元青花,所以,他們有疑問是必然的。有一些人,要一直到窯址找到,挖出瓷片、爐具以後才肯認帳,這也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把這些理由堅持到底的話,那麼,大維特基金會收藏的象耳瓶就是值得懷疑的,土耳其館藏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土耳其館藏是明代中後期徵集的,並無證據說明是元代遺物。三、對專家進一言 2002年我在上海邀請的一些朋友,有的是很有名頭的專家、行家。看來那 次碰頭並沒有產生積極的效果,也因此我寫了《諸君不識元青花》發表在《中國文物報》。專家之所以有威望,是因為有聽眾、有觀眾、有讀者、有捧場的、有追隨的。威望是靠著「他者」建立起來的。如果這個「他者」離你而去,你的專家的光環也就要失色了。這就是嚴酷的現實。 我收到不少來信揭有些專家的短的。對某些專家的低評價也在四處流傳,如某次鑒定會上的「出洋相」等等。平心而論,專家也是夠辛苦的,你不表態不行,你表錯態也不行。如近日上海某拍賣行,將一件明末的青花人物瓷板錯當元青花拍賣,標價1200萬元,這是某拍賣行請了六位專家拍板的。當然,這種鑒定水平馬上成為笑談。專家也是凡人,某些方面他專業一些(也即全局觀好一點);某些方面,他就不一定好。所以,我們要體諒專家的必然會出現的失誤。但是,在元青花的研究上,我建議專家們放下架子,與我們共同出發吧!大凡要研究一個對象,其前提是要熟悉和掌握對象的儘可能多的資料。在文字記載上,元瓷資料廖廖無幾,人人皆知,專家並無優勢;在實物上,中國的專家沒有人可能掌握全世界館藏300件的全貌,最好的,也就是100件左右的水平,而且達到這種水平的沒有幾人。除了我們知道的三、二人以外,大量的專業人員對元青花的了解都極有限(上海某拍賣行就是一個例子)。所以,專家們應放下架子,尊重一個事實:全國那麼多藏家都在吶喊:中國民間有元青花精品大器,最好的元青花在中國,難道這是一次集體的、無意識的瘋狂?有人對山東會議否定得那麼輕巧:都是假的!真是痛快之極。我要問,否定者你屬於了解元青花的哪個層次?第一,你我都沒有見過窯址;第二,你能摸過幾件元青花?300件?100件(相當於中國一流專家的程度)?20件?2件?如果你能摸過20件元青花你絕不會說這個話;如果你只觸摸過1件元青花,那麼,山東會議的80件展品中肯定有相似品,你也不會說這個話。只有沒有接觸過元青花的人才會輕浮地說這句話。無知者才無畏嘛!景德鎮現在沒有找到元青花窯址,不等於永遠找不到。筆者在潘家園市場已看到元青花瓷片(有人不認帳,瓷片也可以是假的,此論暫不作算)。我舉證一件元青花大盤,背後是青龍落款「白狐孤窯」。請大家高度重視這個信息。元代御窯廠的窯址可能在江西的某個地方,而不在景德鎮小區內。宋代的主要窯場是汝、官、定、鈞、哥、龍泉、建窯,景德鎮還排不上號。所以,元代的主要窯場分布不能以今天景德鎮的地位去推論。這要從時代背景、戰爭、交通、出口外貿、運輸、原料等各方面去考察。這等重要的工作,是要靠專家、收藏家共同去完成的。孫學海、李知宴、雷從雲、張英、余家棟這樣的專家,已心平氣和地與收藏家一同去探索未知領域了。藏家的呼籲提供了一個探索的堅實的出發點——中國民間有元青花!關鍵是這個出發點是堅實的,無可懷疑的。請大家打開台灣中統文物館網站,看看蔡文雄先生的元青花收藏。他的五對元青花也是驚世珍品。很顯然,這些是近年來不被大陸承認的元代瓷器絕品。當大陸文博界的某些人連眼皮也不肯抬一抬的時候,蔡文雄先下手為強,將它們收入囊中。明白事理的人看了中統收藏網,會感到山東會議過程中及以後網上爭吵處在極低水準。大玩家高高在上地在暗笑我們的罔然無知、愚鈍不化。蔡文雄是個收藏知名人士,他的東西大概不會有人說假。有反思能力的人只能是啞巴黃連,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了。我們還猶豫什麼呢?去搞明白就是了。如果現在置這麼多藏家的呼籲而不顧,閉著眼睛連這個出發點都不承認,那麼,哪一位收藏家會支持這樣的專家呢?經過了20年的風風雨雨,現在的藏家已今非昔比了。許多藏家,在其他領域也是專家,其素質是不可輕視的。市場經濟在各個領域都是競爭的、淘汰的。今日的陶瓷專家,已不可能坐在深宮搞純學術了。面對市場是一種客觀需要。有些專家對市場有充分的認識,有的專家則不。與專家有關的拍賣領域,老總們第一關心的是利潤,而不是別的。上海某拍賣行就炒了「專家」的魷魚。虎視眈眈的董事長們在企業的創利方面是不會留下人情的。北京某拍賣行的老總說:我們現在最頭痛的是古玩城的老闆。大企業家來參拍,身邊總有那麼二三個「民間高手」當參謀。他們說行就買,說不行就不買。從這個意義上,拍賣行依靠的專家與大買主依靠的「行家」處在一種對抗和競爭狀態,這是專家面臨的新問題。這已與80年代、90年代專家一錘定音說了算不同了。面對市場,現在專家說了不一定算。專家的自我感覺不調整,很難在市場競爭中成功。孫學海老先生坐鎮北京古玩城,能讓各堂堂主都服,而且追隨者越來越多,這是市場競爭下專家成功的典範。從更大的方面講,現在是改寫中國陶瓷史、推進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歷史性契機,誰能搶佔先機誰就是在做一流的名垂史冊的工作。做一流的工作,就是一流的專家。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新人輩出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古陶瓷界的勇猛闖將、領軍人物必將出現。作為另一領域的學者,我真誠地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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