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一覺五四夢

九十年一覺五四夢

葉鵬飛 (2009-05-04)

　　九十年前的今天，北京的大學生於天安門前示威，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和平會議，將德國在中國山東所享有的特權劃歸日本。

　　對於這場影響中國歷史進程深遠，意涵豐富多元的歷史事件，中國學人研究五四運動者眾，也有著不同的解釋。

　　印象中大陸的李澤厚先生就提出過五四運動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惜乎救亡圖存的政治運動最終壓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參與五四的胡適先生晚年認為五四運動的政治干擾，導致新文化運動的中斷，也呼應這個觀點。

　　台灣的余英時先生則從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持續激進化的過程」（Process of Radicalisation）來審視五四運動。他從親近和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出發，認為中國近代激進變革的思想，自鴉片戰爭後在政治層面日益加深；而五四運動則是激進思想進入文化領域，顛覆並瓦解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分水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導致重視家庭倫理的中國人父子相殘、兄弟反目的極端激進因子，也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

　　學術界對於五四運動的不同解讀固然引發了熱烈的辯論，但「政治」也始終沒有置外於對這件重大歷史事件的詮釋。

　　由愛國熱情點燃的五四運動，背後凝聚著更大的民族追求，然而正因為運動開啟了近代中國政治巨大的變革進程，在學術之外，政治也試圖壟斷五四運動的詮釋權。

　　在政治詮釋下的五四運動，文化上的啟蒙主題被有意省略，當年中國知識界對「德先生（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先生（賽因斯——科學）」的追求隱身不見了，運動的意義被窄化為單一的愛國主義。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前天在中國農業大學與師生慶祝五四青年節時說：「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對五四先驅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以執著的信念、優良的品德、豐富的知識、過硬的本領，勇敢地擔負起歷史重任」，而這個歷史重任，正是「把愛國主義作為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

　　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近日在一篇博客文章里悼念逝世10周年的五四文化名人冰心時回憶：「有一年，紀念『五四』運動，冰心先生在電視節目中聽了紀念大會的發言，很鄭重地說：『五四者，科學、民主也』，又補充說：『科學、民主對『五四』而言，就像月餅對中秋節，粽子對端午節，而不是愛國主義；說『五四』運動只是愛國主義是不對的，是避重就輕。』」

　　官方對五四運動「避重就輕」是冰心在上個世紀的批評，今天仍然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在努力追求民主九十年後，官方媒體至今還在否定「普世價值」，把民主等同於西方自由主義；在努力追求科學九十年後，雖然已經把宇航員送上太空，民間社會在追求簡單的真相時（如汶川地震中罹難的學生人數）還不斷遭遇重重阻力。

　　撫今追昔，影響好幾代中國人的五四運動還沒有完成其應有的使命，誠如學者吳稼祥在共青團機關報《中國青年報》撰文指出：「對於數千年的老大帝國——中國來說，90歲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依然年輕。我們今天紀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斷的事依然緊迫，那就是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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