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成武、張平：中國政治穩定性的社會心理基礎透視

發布時間:2013-03-12 17:51 作者:王科力 字型大小：大中小 點擊: 958次【摘 要】 民眾健康的社會心理是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基礎。 本文分析了政治穩定性和民眾社會心理之間的內在聯繫。 指出影響政治穩定性的良性社會心理表現為理智成熟的社會價值取向，開放忠誠的社會情感體驗，求穩怕亂的社會心理需要，較為普遍的主觀幸福感受。 影響政治穩定性的不良社會心理表現為社會群體敵視情緒滋生，各階層弱勢心態蔓延，社會信任面臨困境，社會認知與情感困惑衝突。 為此，提出設計惠及全民的公平經濟制度，推進化解官民衝突的廉政制度建設，實施切實改善民生的保障政策，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社會教化，構築有效的社會疏導與支持網路等矯正措施，以實現民眾社會心理的優化與健康發展。【關鍵詞】 政治穩定；社會心理；主觀幸福感；社會支持一、引 言政治穩定性是指政治系統結構的穩固性和運行的有序性和連續性。 穩固性指政治系統內部各結構保持相對穩定，不隨意更改變動；有序性是指系統內部各要素排列秩序合理；連續性是系統功能發揮不受阻礙，保持正常運轉。 國家政治穩定包括三個層次，一是政權體系穩定，即政治共同體穩定、政治體制穩定和執政者穩定，政治共同體穩定要求國家的完整統一和對國家的認同持續不斷；政治體制穩定意味著憲政體制和基本政治制度及規則得以持續；執政者穩定就是不存在政治領導人的非常更替。 二是國家權力結構合理，體現為權力結構具有科學性、規律性、合法性、有效性和統一性。 三是政治過程有序，意味著政治決策和政治實施有序。這三個層次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獨立，其中政權體系穩定最為根本，政權不穩就是政治的絕對不穩，而其他兩個層次不穩是政治的相對不穩。 當前，中國步入「十二五」發展階段，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 受國內外複雜因素的影響， 中國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變革和社會轉型，新矛盾新問題不斷出現，此時保持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秩序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穩定是硬任務；沒有穩定，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而怎樣有效化解變革中呈現出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進而實現政治穩定有序的發展？ 這既需要經濟、政治、社會多角度的全面剖析，更需要對民眾社會心理狀態進行深刻透視。社會心理是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一段時期內社會成員對社會生活狀況的認知反映、情緒基調和需求傾向的總和。 它來自社會個體心理的同質性，卻不等於個體心理的簡單相加。 社會生活發展狀況直接制約大眾社會心理，由於社會文化環境的不斷發展變化和多元特徵，社會心理具有動態性和複雜性。 而大眾的社會心理又對社會生活的物質方面發揮巨大的反作用。針對國家的政治穩定性， 民眾心理總被當做 「晴雨表」、「風向標」和「載舟或覆舟的水」不斷得到提及。 2010 年溫家寶總理在「兩會」 中指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第四十二章寫到，「弘揚科學精神，加強人文關懷，注重心理疏導，培育奮發進取、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社會心態」。 而黨的十八大報告更是強調：「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幸福」、「尊嚴」、「社會心態」等是有別於以往經濟、物質增長客觀指標的主觀心理指標。早在 20 世紀70 年代，不丹就提出以「國民幸福指數」取代「國民生產總值」，他們認為政府施政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 而今不丹的「國民幸福指數」理念和實踐已經逐步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法國、英國、巴西等國都啟動了相應的研究和實踐。 這些事實說明，關注民眾社會心理是國家社會發展的根本需要，更是穩定和諧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 具體來講：首先，民眾心理的向背往往決定著政權體系的穩定性。 儘管政治結構設計合理，政治權力體系完整，但是如果沒有民眾對國家的普遍認同和熱愛，民族分裂主義盛行，政治衝突不斷，就難以實現政治共同體的穩定， 國家就會面臨著解體的危險；沒有民眾對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及規則的政治共識和支持，政治體制穩定就會成為一紙空文；沒有民眾對執政黨和政治領導人的充分信任，執政者穩定就不復存在。其次，民眾心理的向背影響著國家權力結構的穩定性。良好的社會心理狀態意味著民眾對執政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和司法機關的認可，對中央和地方權力關係的首肯。 有了普遍的積極心理狀態，國家權力結構的穩定性就會得到保證。 最後，民眾心理的向背制約著政治過程的有序性，集中表現為如果民眾缺乏一種賦予政治決策及其實施以生命力的廣泛的心理基礎， 質疑黨和政府的方針、路線、政策的合理性與正確性，社會心理處於無序混亂的狀態，政治決策就會喪失它的功效能力，政治過程的穩定性也就會被干擾和破壞。鑒於此， 深刻把握改革開放 30 年以來社會轉型時期民眾社會心理發展脈搏，分析其背後的誘發因素及其對我國政治穩定性的影響，不僅有助於黨和政府科學地制定大政方針，團結各種可以團結力量，達成善治；而且有利於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實現人與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二、影響我國政治穩定性的社會心理表現經過 30 多年改革開放， 我國建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和體制條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推進，經濟總量進入世界前列，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儘管還存在比較貧困的地區，還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但是，國民依舊強烈的感受到自豪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從經濟結構到生活方式發生了急劇而深刻的變革，這種快速的社會轉型又必然對國民心理產生全方位、高強度的衝擊。 中國民眾需要在 30 多年的時間裡消化和承受西方 100 年甚至更長時間經受的心理轉型和社會適應壓力，如此巨大的反差給民眾帶來的心理失衡也是數倍疊加的。 可見，現時中國的民眾的社會心理體現了一種「二元性」特徵，既有推動政治穩定的積極心理表現，亦有破壞政治穩定的消極心理表現。（一）推動政治穩定的良性心理表現1. 理智成熟的社會價值取向社會價值取向是一定主體基於自己的價值觀在面對或處理各種矛盾、衝突、關係時所持的基本價值立場、價值態度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價值傾向。 30 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的價值取向變得越來愈理智和成熟， 社會心理承受能力進一步增強。 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人事、工資、住房和醫療保障制度都發生了巨大的改革或變化，這些改革或變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時也影響到一部人的生活，但這並沒有造成整個社會的危機狀況。在當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中，民眾的反應冷靜達觀。一份來自 2008 年零點公司的調查顯示， 接近 9 成的受訪者認為我國經濟會在三年內有所好轉，60.5%的受訪者相信中國會率先走出危機的陰影。 另據 2011 年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的內容，2010 年 4 月， 有 60.8%的城鎮受訪者認為通貨膨脹程度嚴重，居民對物價上漲感受明顯，但是 54.8%的居民表示對於當時的物價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 「一般承受」， 僅有14.2%的人表示難以承受。 居民評價的各項安全感基本處於「比較安全」的水平。 這些事實說明民眾的心態逐漸從改革初期浪漫亢奮的狀態中擺脫出來，趨向於現實、冷靜。理性化的觀念和態度開始佔據了社會政治生活的主流。國民對改革進程也不再抱以盲目樂觀的態度，大眾普遍具有問題意識，敢於反思和質疑，已經學會了參照不同國家、不同視角全面地看待問題。 中國國民挫折容忍能力增強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無疑有助於民眾科學合理地看待社會轉型時期面臨的各種矛盾和衝突，從容面對，維繫穩定。2． 開放忠誠的社會情感體驗情感是個體對客觀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的態度體驗。隨著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層面都將產生巨大變更。中國人的社會心理也在全球化時代的背景下變得更加開放和多元。民眾對各種外來文化和其他亞文化的接受能力不斷提高。自從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民眾對外來文化的接受熱情十分高漲，大批國民走出國門接觸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理念， 而海歸的學子也把國外的思想觀念傳入中國，影響著國民的思維方式。 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推進，新的文化模式、經濟模式、商業模式、政治模式應運而生，帶來社會大變革。 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CNNIC）第 29 次調查數據顯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 5.13 億，全年新增網民 5580 萬； 互聯網普及率較上年底提升 4 個百分點， 達到38.3%。 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 3.56 億，同比增長 17.5%。 微博用戶達到 2.5 億。 網路中豐富的信息資源吸引著社會主流群體的積极參与，各種文化信息在互聯網中可以隨手可及，中國網民浸潤在網路海量的信息包圍中，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吸納和審視外來的價值觀念，表達思想，交換意見。在積極主動地接受外來文化信息的同時，國民對國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在不斷地提升。 經過三十餘年的濟經持續高速增長，我國成為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相應地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正在形成和壯大，他們理性而多樣地參與著國家的政治生活，「為國家貢獻著自己的聲音」。 特別是「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神州飛船」載人升空，國人的國家認同感大大增強。 來自 2008 年北京市民對國家認同調研顯示，民眾的愛國情感顯著增強。居民普遍表示「對於自己是中國人感覺很好」，「當別人批評中國人時， 覺得就像批評自己」 。 開放的外來文化接受心理和忠誠的國家歸屬感情交相輝映，極大地促成了目前中國政治共同體的穩定局面。3． 求穩怕亂的社會心理需要需要是個體內部的某種缺乏或不平衡狀態， 表現出個體的生存和發展對於客觀條件的依賴性，是個體活動的積極性源泉。 需要總是指向某種東西、條件或活動的結果等，並隨著滿足需要的具體內容和方式的改變而不斷變化和發展。在當前我國由溫飽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化的關鍵時期，人們的需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原來生理性的溫飽需要上升到安全、歸屬、社會公平和尊重、友愛和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 多層次社會需要同時出現，體現了社會需要的複雜多變性。但是，在眾多複雜需要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需要是求穩怕亂的需要。 縱觀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統一的時間遠遠大於分裂的時間，而統一帶來了太平盛世，穩定是太平盛世產生的文化基礎與社會條件。 只有穩定才能享人間太平；只有穩定才有盛世產生，這業已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歷史積澱，人們對穩定的需求高於一切。 而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 民眾又親身經歷與體驗了諸多歷史事件。1978 年之前近 30 年的各式各樣的制度性變革和廣泛的社會運動，在相當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國人民的期待與選擇。 一場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社會和全國人民的心理遭受極大的創傷，生活質量急劇下降。 1978 年之後的 30 年中，中國建立了良好的物質根基和體制環境， 民眾家庭財產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改革開放前長期困擾的短缺經濟狀況已經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得到大力發展，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到很好的保障。前後 30 年的鮮明對比，使得改革發展穩定凝聚著最廣泛的社會共識，民眾對穩定的局面倍加珍惜愛護。另據來自「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 Barometer)和「當代中國結構變遷」兩項大型研究的結果顯示，中國的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包含個體和私營企業中從事技術、行政和銷售的員工，外加其它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他們信任中央政府，並且認為社會穩定比個人言論自由更加重要。 「求穩怕亂」是其重要特點，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表示，「維護社會穩定」比「控制物價上漲」和「加強政治影響」等政策議題更為重要。 鄧小平曾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傳統文化和現實經驗是產生求穩怕亂需求的基礎，目前求穩怕亂的需要已經深深烙印在國民的內心深處，成為當前中國政治穩定性的堅實根基。4. 較為普遍的主觀幸福感受幸福感，又稱主觀幸福感，主要指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作的整體評價，包括生活滿意感、需要滿足感和價值實現感三個基本成分。早在 2003 年，中國政府就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的發展理念。 這一發展理念的提出，意味著政府不僅需要關注經濟硬指標，更要關注人民群眾切身感受的軟指標———幸福指數。 和諧社會的終極目標是要全民幸福。幸福的人會對生活狀況感到滿意，對需要達成狀態感到滿意，對自我價值的實現狀況感到滿意。由此民眾的心態祥和平穩，情緒積極樂觀，必然有助於減低社會衝突的可能性。 而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2006 年的數據研究顯示，8766 個居民樣本中有 45.7%的人選擇了幸福和非常幸福，只有 7.9%的人選擇了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樣本的平均幸福水平是 3.42（最小值 1，最大值 5），這說明了我國居民總體上來說是幸福的。又據 2010 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民生指數」課題組基於全國 24 個城市 4800 名居民的主觀幸福感調查顯示，感到「非常幸福」的人占 14.9%，「比較幸福」的人占 59.2%，有 13.6%的人做了介於幸福和不幸福之間的選擇，9.8%的人認為自己不太幸福，2.5%的人選擇了「不幸福」。 前兩項加一起的得分為 74.2%，即七成半人感到幸福，整體幸福感接近「比較幸福」水平。 美國蓋洛普民調機構 2012 年 4 月 9 日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過去三年，金磚五國中巴西和中國國民對生活水平的滿意度最高，而且只有中國人連續三年感到生活水平持續得到改善。中國國民 2011 年對生活水平感到滿意的占 72%，高於2010 年的 66%和 2009 年的 60%。 這些數據事實說明當前中國居民有著比較普遍的幸福感受。這種感受必將提供中國社會轉型關鍵時期政治穩定的強大支撐，佔據主流的積極心理取向夯實了中國政治穩定性的基礎。（二）破壞政治穩定的扭曲心理表現1. 社會群體敵視情緒滋生群體敵視情緒是指群體對某一對象在情緒上的對抗、反抗或者抵制，它與仇視、怨恨、憎惡等情緒密切相關。 這種敵視情緒導致的行為有三個層次， 一是人們用說話和行動來表示不快，如嘲諷、辱罵、抗議遊行和集會；二是剝奪現實的和個人的財富，如搶劫、毀壞物品或場所等；三是針對他人身體敵對，如攻擊及殺害等。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隨著改革的推進，中國社會轉型的不斷加深，各種社會矛盾也逐漸凸顯，群體性事件快速增長。 據有關部門統計，1993 年我國發生群體性事件約0.87 萬起，1994 年約 1 萬起，2003 年則達到 6 萬起，2005 年上升為 8.7 萬起，2006 年超過 9 萬起。 2008 年以後，群體性事件更是愈演愈烈，不僅數量快速上升，而且涉及面越來越廣、規模越來越大。 而這其後隱含著深刻的社會內涵，它反映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心態———「群體性敵對」。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67%的被試選擇 「壓抑」 情緒導致了生活中動不動就「罵」或者「怨恨式批評」的現象。 這種「群體性敵對」是各階層抵觸與仇視日益顯化的表現，是「官民衝突」、「貧富衝突」的反映。 在公眾眼中，富人的標籤是飛揚跋扈、為富不仁；公務員的標籤是待遇優厚、貪污腐化。 同時，社會低層的形象也被標籤化。 在許多公眾眼中，農民貧窮落後、愚昧無知，違法犯罪的也多為農民工。這樣，無形的牆隔閡著各階層和諧，成為仇視和抵制心態生成的土壤。 另外，社會存在的不公平、個人發展困難等也與群體性敵對相關。 民眾對於「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滿表達是機會不平等、貧富差距過大的寫照。 2009 年湖北巴東縣的「鄧玉嬌案」、2010 年河北大學「李剛案」、2011 年「廣東烏坎村聚集、打砸、毀壞公共財物案」等等，其背後折射的社會心態令人擔憂。根據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群際情緒理論（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如果弱勢群體的成員面臨群體間地位的差別被認為是不正當的； 群體邊界是不可滲透的，即低地位群體成員無法加入高地位群體，成員會加強對本群體的認同，從而引發謀求改變本群體不利地位的集群行為。 當群體認同凸顯時， 即形成基於群體成員身份而生的群體憤怒，憤怒情緒會增加集群行為的冒險性，使群體成員採取更激進的行為方式。 所以，當有網友用個人的不滿解讀一些群體性事件，就會引發一定社會成員的群體認同，進而出現對於導致社會不公的公共權力機關的憤怒情緒，干擾正常網路輿情，加劇群體性敵對。 當社會的群體性敵對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會誘發社會衝突和動蕩，積怨越深，強度越大，破壞性越強。 應特別警惕利用網路輿情將「群體性怨恨」擴大為整個社會的情緒。2. 各階層弱勢心態蔓延當前，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民眾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了，可心靈卻越來越「脆弱」了。 據人民論壇雜誌 6235 人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的黨政幹部受訪者達45.1%；公司白領受訪者達 57.8%；知識分子(主要為高校、科研、文化機構職員)受訪者達 55.4%；而網路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則高達七成。 傳統意義上的弱勢群體是指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無法保持個人及其家庭成員最基本的生活水準，需要國家和社會給予支持和幫助的社會群體，通常包括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精神病患者、失業者、貧困者、下崗職工、災難中的求助者、農民工以及在勞動關係中處於弱勢地位的人。這些弱勢群體感受到自己的「弱勢地位」情有可緣。 但是，為何黨政幹部、公司白領等「精英階層」都覺得自己「弱勢」？ 多年來，儘管居民的階層差距逐漸拉大，但是居民的階層認同特點變化不大，國人的階層認同普遍偏低，多數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等或者中下等。這一普遍弱勢情緒或者階層認同極化現象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社會比較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強烈和自我效能感降低。正如馬克思所說：「茅舍樣小房子旁邊忽然聳立一座宮殿」。 人們在生活中會結合自己與他人作出的努力，將自己的利益得失和其他人進行比較。例如，激烈的官場競爭、嚴格的問責制度、強大的政績壓力使得領導職務官員焦慮、緊張油然而生。 而非領導職務的公務員可利用資源有限，工作不滿意時常常「忍」為上，難免產生壓抑和弱勢的心理；面對財富和權力的聯姻甚至轉換，知識分子又顯然處於「弱勢」；對白領來說，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後是難以承受的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後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 另外，弱勢心態亦來源於人們在面對不公平時的一種控制感或效能感缺乏。如果一些本來希望通過努力和奮鬥而改變命運的人發現個人努力沒有效用，個體便會降低自己的自我效能，產生弱勢心態。 這種較為普遍的底層認同在群體中更容易強化原來的態度傾向，導致風險性更大的決定。經常有一些「無利益衝突」群體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態度的人聚集逐漸使得決定和行為極端化，由此社會政治穩定受到極大挑戰。 如果「穩定預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那麼「弱勢心態」就是在消磨未來的希望，構築現實的障礙，可能把社會導入人人失敗的「囚徒困境」。3. 社會信任面臨困境社會信任是社會成員間存在的對公共事物、 公共組織、人際交往等社會性活動或者機構運作所持有的一種普遍而近似的態度，是基於對自己的安全考慮和行為後果預期而形成的價值心理。這種態度的一致為社會成員互動提供了一種高於各自立場分歧和自身差異之上的共同信念，這是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內在聯繫紐帶。 2010 年基於北京、上海、廣州的 1171 分居民樣本的社會信任調查顯示，社會信任總體得分 62.9 分，到了信任的底線，屬於低度信任水平。在行業和部門信任中，中央政府信任度高於地方政府，商業行業信任度最低，為 55.2 分，傳統媒體信任度較高，網站較低。 人際信任局限於家人和密友之間的特殊信任，其中家庭信任得分高達 94 分，屬於高度信任。被試對陌生人和網友的信任度極低， 其信任得分分別為 22.5分和 19.1 分，屬於高度不信任水平。 2006 年南京的「彭宇案」就體現了基本的道德義務的困局，一方的道德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由此也出現了多起老人倒地無人攙扶，甚至更惡劣的「小月月」事件。 在現代社會，人們生活在陌生人居多的社會中，人際普遍信任是社會合作的基本條件，而普遍信任程度低，將會影響到公共參與和各種親社會行為，也會極大地影響人們對制度、規則等的信任和遵從。對地方政府社會信任的困境一是來自於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資，政府對於經濟投資，尤其是「土地經濟」的投資，很容易獲得政治資本，而民生等相關社會投資則明顯缺乏動力。 如果民眾對政府民生政策的預期長期無法兌現，自然會影響到民眾的政治信任。 二是來自於官員的腐敗和跋扈行為。 經濟和人事領域的暗箱操作、權錢交易，個別官員的跋扈行為，使得官民之間的信任瓦解，出現「再怎麼解釋也不信」的狀況。 商業行業的不信任來自於商業領域的各種欺詐行為，從「毒奶粉」、「雙匯瘦肉精」等食品安全問題到「毒膠囊」等藥品安全事故，其背後是制度機制的欠缺和監管乏力。 財富轉移、壟斷市場、偷稅漏稅、招搖撞騙等成本較低，如果獲得權力的合作，那就更加有利可圖。 而政府監管在「增加管理收入」利益指揮棒的驅使下，「監管乏力」亦順理成章。深究人際普遍信任缺失的根源在於當貨幣化的經濟利益和自私自利的心理需求佔據主導地位， 遠遠高於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時，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基礎也就不復存在了。信任是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重要策略，提高社會信任度會極大地降低社會交易和運行的成本。 而且信任在個人、組織等不同層次之間可以轉移，人際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層級化社會組織的信任， 比如對各級政府和管理者的信任。當政治不信任盛行時，政治抗爭事件會經常發生，危及國家的政治穩定性。4. 社會認知與情緒困惑衝突社會認知是個體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狀況的總體認識與理解。社會情緒是在社會認知基礎上形成的一種主觀態度體驗，如喜歡、厭惡等。一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調查顯示，困惑迷茫是民眾社會心態的突出特點。 調查中有34.4%的人不確定目前社會心態的狀況，31.3% 的人不確定是否滿意社會心態的狀況，眾多的不確定說明了人們內心深處的困惑迷茫，既不了解，也不願從情感上做出判斷。 另外，從國民目前的社會認知和社會情緒總體得分比較情況看，知情之間存在不一致的衝突。不滿意社會心態的比例高於不認可社會心態的比例，即民眾在認知層面上是可以理性的接受與認可目前的狀況，可是在情緒上卻是持有不滿的，民眾內心的衝突比較明顯。 這種困惑迷茫、知情脫節來自於改革開放以來多元社會信息的大量充斥和湧進，表現為傳統和現代的拮抗，東方和西方的衝突以及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人們不斷在傳統價值理念和現代價值觀念之間選擇，迷茫於應該開放、精明、享樂，還是保守、憨厚、耐勞？困惑於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實惠與希望，但現實又難以令人滿意。茫然於順從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傾向和崇拜其極大的物質發展現狀，還是堅持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 知情不一致可能會導致民眾很容易被一些突發事件激發出來，形成消極情緒感染和集群行動，引發社會動蕩。 而無所適從的社會心理又極易催生盲目從眾現象。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在行為情境十分模糊的情況下，從眾是最安全的選擇。 迷茫困惑容易誘發在是非判斷和行為選擇上「一窩蜂」、「隨大溜」，當有一定人數引領、宣傳，就會讓不明真相的民眾受到暗示、感染、跟從，使一個極小的事件在很短時間內演變為嚴重的事件。當前民眾內心衝突困惑的狀況不容樂觀，必須十分鑒戒其對於國家政治穩定性的威脅。三、民眾扭曲社會心理的矯正影響中國政治穩定性的心理因素中既有良性積極方面，也有扭曲消極方面。 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告訴我們，事物矛盾雙方又統一又鬥爭推動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 影響政治穩定性的積極和消極心理因素是矛盾的對立面， 二者既相互統一， 即雙方能夠互相吸取和利用有利於自己的因素而得到發展，從而為揚棄對立，解決矛盾準備條件。 同時又相互鬥爭，即雙方可以相互滲透、彼此消解對方力量，不斷推動積極心理和消極心理發生變化，導致其相互過渡和轉化。 鑒於目前二者的力量對比狀況，可以肯定的是良性積極心理是主流，它在矛盾鬥爭中不斷地吸收有利於自己的方面而處於優勢地位，從而有力地支撐著當代中國的政治穩定局面，使得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層面和諧有序地發展。 但是，影響政治穩定性的消極因素也在矛盾統一體中對積極因素進行滲透和消解，不排除其在一定的時間內壓倒積極因素的可能性。因此，必須防微杜漸，將消極心理排除在萌芽狀態，切實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一）設計惠及全民的公平經濟制度若要矯正影響政治穩定的群體性敵對情緒以及底層認同等消極心理，就必須切實糾正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公的現狀，進行科學合理的經濟制度設計，轉變經濟增長類型，變不公平的經濟增長為公平的經濟增長，儘可能讓社會中的全體成員而不是僅僅少數人能從這種增長中受益，並且平等受益。 第一，堅持以發展為主題。 應該促進經濟平穩快速發展，通過擴大內需，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發展，關注農業穩定發展等方式，擴大經濟總量以降低失業率，不斷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收入。只有發展生產，才能為降低失業率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提供物質保證。 第二，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2010 年世界經濟論壇上溫家寶總理講到，「提高全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又是我們政府的良心。應制定和完善促進消費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相關制度措施：首先，進一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府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能夠體現公平正義原則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應當明確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和範圍，加強基層公共服務機構的設施和能力建設，保障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規範有效運轉。 只有基本公共服務做好了，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才能有效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其次，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並完善民辦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又稱「三次分配」制度，在道德力量的支配下，社會成員以自願捐贈等方式，資助困難群體，使社會分配更趨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一、二次分配的不足；最後，要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調整不同階層、區域、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結構，逐步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從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總之，憑藉科學設計、嚴格實施公平的經濟增長方式，使經濟發展過程中新增加的社會資源能夠惠及全體社會成員，消弭階層隔閡，增強信任，化解社會怨恨情緒，增加政治穩定性。（二）推進化解官民衝突的廉政制度建設大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開展反腐敗鬥爭是從根本上紓解社會怨恨情緒和弱勢心態、重塑社會信任的重要路徑。第一，要加強廉政教育， 著力夯實黨員幹部廉潔從政的思想道德基礎。要進一步加強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教育，加強黨紀條規和國家法律法規教育， 促使各級領導幹部樹立為黨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的權力觀；要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員幹部的思想狀況，針對不同類別、不同崗位，緊貼領導幹部所處的心理需求及社會環境進行教育，真正做到入情入理，入腦入心；要把廉政教育貫穿於各級領導幹部的培養、選拔、管理、使用等過程，使其堅守信念、道德和法紀防線，在任何情況下都穩得住心神、管得住行為、守得住清白，對社會風氣也是一種很有說服力的積極引領。第二，加強群眾利益表達和回應機制的完善。凡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事項都應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精心設計群眾參與平台，暢通群眾評議的渠道，使決策更加符合民意。決策的依據、過程和結果，除涉及黨和國家機密外，都應向群眾公開，做到群眾知情、知政、知廉，提升公共權力運行的透明度。 要推動堅持領導幹部下鄉到戶、下基層調研製度化、經常化，主動回應群眾的反映，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教育醫療、安全生產、食品安全、征地拆遷、涉法涉訴等方面的突出問題，嚴肅查處黨員幹部濫用職權、與民爭利、貪污腐化、失職瀆職等行為，強化監督制約機制，嚴明黨的紀律，提高公共權力機關的公信力，由此密切幹群關係，化解官民衝突。 第三，強化媒體社會責任同時，提高領導幹部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 各類媒體，尤其是網路媒體必須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做到客觀、真實、準確報道，不誇大、不渲染、不炒作。 同時，各級政府和領導幹部要不斷提高同媒體特別是新興媒體打交道的能力， 針對網上發布的涉官、涉腐的負面報道，做到不迴避、不拖延、不包庇，搶佔輿論引導先機，以免讓網民和公眾認為是「官官相護」，進而將不滿情緒引向政府，釀成更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三）實施切實改善民生的保障政策「民生」即「人民的生計」，主要是指民眾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狀態，以及民眾的基本發展機會、基本發展能力和基本權益保護的狀況，等等。 民生改善是國家戰略發展的政治目標，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提升民生基準的過程。 胡錦濤指出：「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群眾路線，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是立足當代中國最新實踐基礎上升華的民生政治新境界。這一境界的實現可以從根本上剷除生成不良社會心理的土壤， 增強階層融合，構築民眾相互支持、尊重和愛的氛圍，達成和諧穩定的政治局面。首先，教育是民生之基。 教育機會、接受教育的程度，決定著每一個人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及生活質量，教育已成為國民立足社會的基礎。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大投入，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資源配置要向中西部、農村、邊遠、民族地區傾斜，給予弱勢地區和群體教育資源的優先供給。 深入推進教育體制改革，逐步解決考試招生、教育教學等方面的不公現象。花大氣力解決擇校、入園等人民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加強校車和校園安全管理，確保孩子們的人身安全。其次，就業是民生之本。 各級政府務必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 重點扶持就業容量大的行業和企業，如服務業、創新型科技企業等，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抓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和城鎮就業困難人員、退役軍人就業和安置工作， 加強職業培訓和公共就業服務工作，讓每一個勞動者「有活干，有飯吃」，切實增強人民的福祉。 最後，社保是民生之依。 要把老百姓都裝進「保險箱」，健全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障機制，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加強對特殊困難群眾的救助。繼續搞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促進房價合理回歸，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設、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 最終使人民群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衣食無憂。 通過完善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政策措施，構築健全的民生政策保障體系，為矯正敵對、不信任等民眾扭曲社會心理奠定基礎。（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社會教化社會教化是社會有意從事的一種獨立的教育活動，是由社會組織和計劃的，在個體學習與社會教育共同發揮作用過程中促使人的社會化完成的教育實踐。社會教化以社會政治經濟為背景，通過家庭、學校、政府、社會組織等機構面對全體社會成員實施教化。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 它包括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即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這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相互聯繫、相互貫通，共同構成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 矯正中國民眾認知和情感的衝突以及迷茫困惑的心理的關鍵路徑就是通過廣泛的社會教化，弘揚主流價值取向，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統領多元價值，強化其對多元價值的引導、示範和規約，旗幟鮮明地弘揚正氣，並大力推行主流價值認同的實踐與探索。只有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導向深入人心，獲得廣大群眾的認可和贊同，才能為迷茫困惑和心理失衡提供指引， 才能為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提供堅實的 「軟保障」。第一，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內容的主渠道宣傳告知與理論論證。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一把尺子，它可以衡量各種思想認知有沒有價值或者價值的大小。要利用完善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政府、社會團體教育渠道完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傳播； 加大黨報、黨刊、電台、電視台、政府網站等代表著國家和社會主流聲音的輿論導向，打造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網路載體。由此，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宣傳告知和深刻說理論證基礎上，深化民眾對其合理性的認識，幫助他們建立符合社會發展和個體發展的知識架構，使其學會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靈活地看待和分析我國的各種社會現象。 以主流價值導向的標準分清良莠，化解認知和情感的矛盾。第二，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內容傳播的剛性約束。 要積極推動立法進程，把主流價值體系的要求轉化為法律規定， 用法律的權威來推動主流意識形態建設。一方面細化現有的先進精神文化生產的制度政策，另一方面根據社會的實際需要，建立新的政策制度。 如實行「獎先罰後」制度， 從利益的層面鼓勵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尚行為、先進事迹、模範人物；對違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要求的行為，如對各種傷風敗俗、貪污腐敗、招搖撞騙、商業欺詐等不良風氣進行有力批評、嚴厲懲治，以高揚公民和組織的誠信風尚，深植社會主義榮辱觀。第三，完善民眾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實踐機制。 立足於群眾的生活世界和生存境遇，利用有效的社會教化平台讓群眾在實際生活中明白哪些價值觀念是社會倡導的，哪些是社會堅決反對的，以便通過這種日常行為實踐的獎懲不斷強化群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同。例如，完善不同的行業或者部門行為規範，像市民公約、鄉規民約、學生守則等，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滲透瀰漫於民眾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形成富有科學價值觀的民風民俗，利用重大紀念日、民族傳統節日等契機，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紀念、慶典活動，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或有計劃地建立健全新的禮儀制度，像升國旗儀式、成人儀式、入黨入團入隊儀式等， 把學習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禮儀的基本內容，不斷增強民眾的認同感；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體育館、文化館等社會教化載體要將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納入主題活動規劃。 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體要充分發揮各自優勢，與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家庭密切配合，堅決抵制腐蝕學生、大眾心靈的思想傳播。（五）構築有效的社會疏導與支持網路社會支持就是通過組織化或非組織化的社會網路，使社會成員在有效的互動中得到物質、 情感以及其他工具性的支持，滿足其物質與精神需要，從而提高社會成員的歸屬感，增強社會適應能力。 面對民眾的生活壓力和怨恨、困惑、弱勢的不良心態，僅僅依靠黨和政府的政策制度以及價值觀的灌輸等宏觀層面來矯正還不夠全面和細緻，還應該加強微觀層面對民眾個體不良社會心理的調試和矯正，建立有效的社會疏導與支持網路，提供家庭成員、親友、同事、團體、組織、社區的支持，注重人文關懷，打造積極心理品質。第一，建立完善的社會救助與心理健康教育體系。 隨著社會轉型加快，民眾各種不健康心態急需得到切實解決。 黨和政府應該高度關注構建完善的社會救助和心理健康教育體系。要拓展家庭之外的社會支持力量，通過民政和其他社會服務部門健全社會應急救助體系， 形成常態的應對物價上漲、 失業、災害、重大疾病、傷亡等困難、困境的救助，使民眾在危難時刻可以及時得到來自社區、民間組織、志願者的幫助。 同時，積極扶持、發展社會化、專業化的心理健康維護機構，讓民眾對敵對、不滿等負面情緒及時宣洩，減少身心壓力，築起堅實的國民心理健康防線，從而緩解社會衝突。 第二，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整合功能。 目前我國的社會管理基層單位是社區，它日益成為社會危機干預與介入的載體。 要不斷完善社區網路化管理，健全社會工作機制，培育、發展從事各類生活、身體健康以及精神衛生服務的社區組織，鼓勵社團廣泛開展康復醫療、收托照顧、諮詢培訓、心理安慰、文化娛樂等群眾性活動，藉此讓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感受到友好、和諧、安全的氛圍，使得個體更為自信、樂觀，充滿希望、更具韌性。 當有針對性、循序漸進的社會組織整合功能有效發揮時，民眾生活品質就會得到提升，家庭、鄰里關係和睦，政治穩定的微觀基礎得以優化。第三，充分發揮民眾自我教育作用。個體可以在後天學習過程中不斷獲得社會適應經驗的基礎上，通過自身的建構活動，建立完備的自我心理調控機制，學會自我支持。 首先，需要民眾培養積極思維習慣：一是適應性思維，只有先適應環境，才有改變環境的可能。只有悅納自己，才有提高自己的可能。 面對由社會比較而產生的弱勢境遇和憤憤不平的情緒，必須學會開放地承受，理性寬容地看待，然後採取可行的、力所能及的措施加以解決；二是建設性思維，要善於忘卻已經證明失敗的想法和做法，不要情緒亂髮泄式地對待面臨的社會不公等問題。要使廣大民眾理解政府不是萬能的，社會管理需要國人用熱情和智慧共同參與。 文明社會要求民眾為了社會利益用理性約束的方式看待自身的利益，在利益分配和協調方面， 需要必要的妥協和讓步。 三是優勢思維，將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個人的優勢方面，自尊和自信就會增強。其次，學會樂觀歸因。要善於把消極事件產生的原因歸為他人的、暫時性、局部性原因。 例如，我的生活處於底層狀態，不是我能力的原因， 而是現實生活世界暫時性和局部性的原因，不讓某一挫折殃及自己生活的全部，分清想像的挫折和客觀的挫折，擺正心態，增強堅韌性。綜上所述，通過宏觀層面經濟和政治的制度設計與政策保障、文化價值觀的滲透與教化，再加之微觀層面社會疏導與支持網路的推動整合， 有效搭建優化民眾社會心理的網路平台，發揚光大民眾社會心理的積極主流取向，調適矯正民眾社會心理的不良表現，遏漸防萌，從而有力地夯實我國國家政治穩定性的基石。來源: | 來源日期：2013年01期 | 責任編輯：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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