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如何一步步除掉光緒帝的身邊人？

06-22

慈禧太后一直認為，沒有她這一皇太后，光緒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當她得知這一消息後，憤怒異常地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不願他坐之。」

文/王開璽

摘自《晚清政治史：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上）（去噹噹購買），東方出版社。

1896年3月的「寇連材事件」，使慈禧太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使帝後黨爭更趨激烈公開化。

寇連材原是慈禧太后身邊的小太監，「太后深倚之」。慈禧太后將他作為自己的心腹耳目，以「伺候皇上」為名派到光緒帝那裡，「使之監督（光緒）行止，偵探近事」。但寇連材在目睹了光緒帝雖貴為天子，實則無權，及慈禧太后驕奢誤國等情後，竟不顧清廷內監不準妄言政事的祖制，於1896年3月23日清晨，「流涕長跪（慈禧）榻前」，要求慈禧太后以祖宗、天下為重。

數日後，寇連材又違制上折論陳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其餘各條，「大率皆人之不敢開口言者」。寇連材當時不過僅是一名閹豎太監，違反清廷祖制，妄言朝政，將其殺掉，本不足為慮。但是，使慈禧太后惴惴不安的是，「慈禧疑有指使」，懷疑寇連材背後是否有光緒帝或翁同龢等人的指使授意，因此，不但命內務府將其斬殺於菜市口，並藉機株連平日同情或接近於光緒帝的其他「內侍」多人。

稍後，慈禧便將打擊的對象轉向了帝黨的第二號人物文廷式。

文廷式，江西萍鄉人，他既與翁同龢有交，又與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銳交好，且為瑾、珍二妃的早年老師，同時又為南清流派的一員，在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響，在思想感情上，對「德宗（光緒）每以不得行己之志為憾」。光緒帝對他也極其器重，很快將其從七品的翰林院編修擢升為四品的侍講學士。同年3月30日，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緒以「遇事生風，常於松雲庵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聯名執奏」等罪名，將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並驅逐回籍」。帝黨的勢力因此而大受損傷。

幾乎與此同時，慈禧太后還曾試圖廢掉光緒帝。有史料記載說，「乙未（即1895年）十月，西太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廢立。日逼德宗為樗蒲戲，又給鴉片煙具，勸德宗吸之。而別令太監李蓮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肆其謠言，稱德宗之失德，以為廢立地步」。梁啟超也說，戊戌變法之前，慈禧太后確曾企圖廢掉光緒帝，另立某親王之孫為帝。因其為皇族之人，「皆知西後之兇殘，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貪虛名以受實害」，因而「佯狂不願就」，更兼之以「恭親王亦力爭廢立，西後頗憚之，其謀遂止」。

1897年春，軍機大臣李鴻藻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乘機又將其親信孫毓汶安插到軍機處。慈禧太后雖身居頤和園內，但朝廷內外的大事都有其親信大臣隨時奏報。在帝、後黨爭日趨激烈的時候，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租借軍港，劃分勢力範圍，民族危機愈加嚴重，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發生政見分歧與公開的權力衝突已經不可避免。

1898年春，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公開攤牌：「乃謂慶親王曰：『太后若仍不給我以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慈禧太后一直認為，沒有她這一皇太后，光緒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當她得知這一消息後，憤怒異常地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不願他坐之。」

儘管如此，慈禧太后還是不敢立即與光緒帝公開撕破臉面，直接從皇位上將光緒帝拉下來。這是因為，光緒帝自繼位以來，雖性格怯懦，政績平平，但並無明顯的失政失德行為，慈禧太后不得不對朝廷內外的輿論有所顧忌。同時，她也料定光緒帝處於無權無勇的地位，尚不至於對她構成實際的權力威脅，故而對光緒帝依靠並不掌握清廷實權的學士言官，以及康、梁維新派等進行的變法活動，暫時採取了姑息容忍的態度。她曾對其親信說：「由他（光緒）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同上。

光緒帝利用慈禧太后的這一「寬容」態度和機會，於1898年6月11日頒布了《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6月15日，西太后「勒令上宣布」了三道諭旨和一個任命。其一，以「近來辦事，多未允協」，「每於召見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漸露攬權狂悖情狀」等罪名，免去身為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的帝黨領袖翁同龢的一切職務，永不敘用，驅逐回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其二，規定嗣後凡授任二品以上新職的大臣，必須具折併到慈禧太后處謝恩；其三，當年秋天，光緒帝將恭奉慈禧太后到天津閱兵；其四，任命榮祿署直隸總督。從以上諭旨和任命中，我們不難看出，慈禧太后已經張開了數張大網，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對帝黨及維新派採取斷然措施。

９月4日，光緒帝罷斥了唯慈禧太后之命是聽的禮部六堂官後，雖任命積極支持變法維新的李端棻為禮部尚書，徐致靖、闊普通武為禮部侍郎；９月５日又賞加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四人四品卿銜，「在軍機上學習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但帝黨的總體力量仍是遠遠不足以與後黨相抗衡。從帝、後兩黨的實力對比來看，帝黨在９月21日的戊戌政變中表現得毫無抵抗能力，也就無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