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彈性——應對人生變故

（溫州動車追尾事故發生後的25日，心理專家已進駐溫州各相關醫院，準備對傷者及逝者家屬進行心理干預……那麼，心理干預會產生什麼作用呢？本文將從專業的角度為你解讀。）根據伯納諾教授的看法，「心理彈性」的動力可能來自大腦激素反應、基因以及行為方式的共同作用，以保證一種情緒上的平衡狀態。它不僅幫助我們在人生的變故、創傷面前不至於崩潰，在好的經驗上也一樣，比如一頓美好的午餐，贏得一場球賽，被老闆表揚，都不會持續太久——可能因為人是天生的憂患動物，在愉快的經驗中沉浸太久，會鈍化識別新的危險的能力。不久前，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喬治·伯納諾教授在美國《新聞周刊》上發表了文章《一個國家能承受多少》，其中提到日本人應對災難的奇異心理狀態。日本的確很特別。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經歷過核毀滅的恐怖，並存活下來的國家。根據美國隨軍記者喬治·維勒的回憶，長崎原子彈爆炸不到一個月，就有火車帶來了返鄉的倖存者。他們兩手空空回到滿目瘡痍的城市，找出原來的家所在的位置，種上植物，重新開始生活。其實，並非只有日本人如此。汶川地震後兩天，剛剛安頓下的帳篷邊上，就已有人擺起了麻將桌。智利、阿根廷、墨西哥都曾在地震的廢墟上舉辦過世界盃。「當變故發生時——天災、親人去世、恐怖襲擊、流行病爆發，大部分人最初都會體驗到一種深刻的震驚和迷惑。他們會暫時出現創傷的反應，比如睡眠困難、噩夢、抑鬱、記憶閃回等。但1個月之後，倖存者的創傷反應會慢慢減少，到6個月之後，除了極少數仍被負面情緒嚴重困擾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能恢復到正常的身心狀態。」伯納諾教授說。這就是「心理彈性」，伯納諾教授研究了一輩子的課題。這是一個借自物理學的概念——某些物體在外力作用下發生變形，當外力撤除後，便能恢復原狀。人的心理也一樣，在遇到變故或逆境時，最常見的反應不是被擊垮，而是迅速恢復，通常不超過幾個月就能重新回到正常軌道。彈性：一套心理免疫系統伯納諾教授將「心理彈性」比喻成一種精神上的免疫系統。它與身體免疫系統最大的相似之處在於，二者都是急性系統，專門為短期、即時的威脅而設計，身體免疫系統應對的是突然入侵的細菌、毒素，而心理免疫系統應對的則是突如其來的心理壓力及其所造成的情緒反應，如恐懼、焦慮、悲傷。作為進化的設計，心理彈性在應對短期壓力時最為強大。比如，當遭遇地震之類的天災，生命面臨危險時，我們大腦中最原始的區域被激活，我們不可抑制地感受到恐懼和壓力。於是，我們驚恐、戰鬥、逃跑或者麻木。這些都是本能反應，能有效地幫助我們動員身體和心理的防禦機制，以最高的效率處理眼前的危險。災難倖存者在早期常常有噩夢與閃回，無法入睡，容易驚醒，這些類似創傷的反應在短期內也是有適應性功能的，是身體預警的本能，逼迫你思考發生了什麼，並從災難中學習。這樣的應激反應可能持續幾分鐘、幾小時，或者幾天，但一旦災難過去，心理彈性就會開始起作用——大腦中一系列化學元素（比如神經肽Y能抵消大腦多個區域中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的效果，脫氫表雄酮DHEA能抵消壓力激素皮質醇的效果）會逐漸抵消恐懼引發的壓力。所以，即使像汶川地震這樣的大災難，大多數倖存者也並不會留下多麼嚴重的心理創傷。但是，在長期壓力面前，心理免疫系統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日常的挫折與損耗，激發的不是恐懼，而是抑鬱。在一個高壓的社會裡，你買不起房子，付不起房租，拿不到好成績，或者找不到好工作，都會導致你的大腦經常性地警鈴大作，壓力激素持續噴涌，傷害海馬回和杏核體（記憶與情緒相關）的神經細胞，你同時在身體和情感上受到傷害。所以，比起突如其來的天災，長期累積的心理壓力更可能讓一個人精神崩潰。絕大部分自殺的根源都是抑鬱。當你痛失所愛：悲傷的另一面現代醫學研究發現，的確有一種死法叫心碎而死——失去所愛之人，會增加患心臟病和心肌梗死的危險。「喪親也是一種壓力反應，同樣伴隨著激烈的身心變化，不過它激發的主導情緒是悲傷，其中可能還夾雜著憤怒、羞愧，視喪親者的不同經歷而定。」伯納諾教授說。「與恐懼或抑鬱不同，悲傷的進化意義在於，在失去一個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之後，你的心智必須適應他已不在的現實。悲傷將你的注意力暫時由外部世界轉到內心，讓你專註於理解和接受這個事實，重新校準對生活的期待，以及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一直以來，親人去世都被認為是最慘痛的一種變故，會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根據弗洛伊德的「哀悼工作」假設，喪親者必須從已經逝去的人身上收回自己的情感能量，才能重新恢復身心平衡狀態。而這種「收回」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極其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瑞士神經科學家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則將這個過程分為標準的5個階段：否認、生氣、磋商、沮喪到接受。她認為，面對死亡，無論即將死去的人，還是將要失去的人，都會經歷這五種情緒變化。雖然沒有任何數據和實證的支持，這些理論卻在西方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尤其「五階段論」幾乎成了一種標準化的哀悼方式。一個人在失去親人後如果不經歷這幾個階段，比如葬禮上不流一滴眼淚的寡婦、妻子去世不久就跑去看球賽的男人，或者失去了父母還在玩遊戲的孤兒，顯然都是在逃避問題，都應該抓去看心理醫生。作為一名行為心理學家，伯納諾教授將自己學術生涯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收集數據和做實驗上，以測量和分析不同的人對變故或逆境的不同反應。他調查過「9·11」之後的紐約人、「非典」之後的香港人、汶川地震後的四川人民、剛動過乳腺癌手術的人、性暴力的受害者，以及剛剛痛失所愛的人，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儘管人們反應各異，但大部分人的心理都是有自然彈性的，而這種彈性足以幫助我們應付生命中絕大多數的變故。比如，當親人去世時，「心理彈性」的表現形式就有很多，有人傾訴痛苦，有人壓抑悲傷，有人理想化死去的親人，有人繼續跟死去的人說話，有人自我膨脹，也有人將悲傷轉化為對醫生的憤怒，但很少人真的一直沉溺在悲傷里不能自拔。伯納諾教授曾經做過一個實驗，記錄和分析一批剛剛喪偶的寡婦在談論去世的丈夫時的面部表情，觀察她們能否表現出真正快樂的笑。結果發現，這些人的表情並非一味的愁苦悲傷，而是與正常人一樣，在悲傷、憤怒和快樂之間轉換。在《悲傷的另一面》中，他寫道：「哀悼是一個反覆的過程，而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態。從時間線上來看，它更像是波浪的起伏。它會在一段時間內主宰你的情緒，然後漸漸退去，然後再次捲土重來，再慢慢退去，直至最後停止。這種情緒的搖擺，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減輕失去親人所造成的壓力，另外也為朋友的撫慰提供了空間——人願意安慰悲傷的人，卻無法忍受嚴重抑鬱的人。」80%的人都能自行從失去親人的悲傷中恢復過來。一旦哀悼結束，你將更容易回憶起那些關於逝去的親人的美好回憶。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悲傷的結束，並非關係的終結，而是關係的重建。就像C.S.路易斯在回憶錄中描述妻子去世後的心情：「當我還在悲痛中時，我失去了她，因為無法好好回憶她。直到我從悲哀中復原，我又重新找到了她。」心理彈性的變數一般來說，人們認為，在人生變故和逆境面前，善於表達和傾訴是最健康的應對方式，而壓抑自己的情緒則被認為是病態的表現。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方關於心理治療的理論，大都建立在人性脆弱的假設之上。所以，每當有災難發生，經常有心理專家跑到現場，為倖存者提供所謂「緊急事件應激晤談」。他們要求倖存者回憶災難發生的經過，並談論自己的感受。這一直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心理干預手段，能幫助受害者疏泄情感，儘快康復。但過去15年來，越來越多的數據顯示，這種晤談經常是有害無益的。比如在小組會談中，一個人的恐慌可能感染到其他人。2004年印尼海嘯之後，世界衛生組織就曾發出警告，要求心理專家不要盲目到災區提供心理治療。弗洛伊德曾將「壓抑」定義為「將注意力從不愉快的事情上轉移開」。事實上，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壓抑和逃避也可以是一種應對壓力的有效方式。尤其在災難剛過，滿目廢墟，到處是需要幫助的人，這種時候適應性的應對方式不是嚎啕大哭，或者向人傾訴痛苦，而是壓制自己的情緒，冷靜觀察和理解形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色列的心理學家曾經跟蹤3家醫院116位心臟病人，發現逃避型病人（拒絕談論自己的病情）的康復情況比表達型病人（高度焦慮、隨時在談論自己的病情和感受）要好得多。「真正心理彈性最強的，是那種懂得何時應該表達和傾訴，何時應該保持沉默與忍耐的人。」伯納諾教授說，「但如何分辨二者之間的差異，是一種生存智慧，也是我們下一步要弄清楚的問題。」除了個體應對方式之外，影響「心理彈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社會能力、經濟背景、個性品質、自我觀念等，這些都屬於內部因素，而外部因素則主要指社會支持網路——能在你遭遇困境時伸出援手的人。對災難倖存者來說，最艱難的一點往往是很多親人和朋友在災難中喪生，使他們的社會支持網路陷於崩塌。此外，不同的文化中也包含了不同的彈性資源。在西方人的文化里，親人去世後，你必須放下，才能繼續前行。而在中國，人們仍然保持與死者的關係。兩種哀悼文化，說不上哪種更健康，或者更具彈性，關鍵看它是否得到各自文化的支持。90年代中期，伯納諾教授在中國做關於喪親的研究時，曾學中國人的喪葬儀式，為自己去世多年的父親燒了紙錢，當時覺得心下十分寬慰，但當他回到美國，打算如法炮製時，卻覺得無比荒謬，周圍人都覺得他腦子出了問題。「一種儀式必須得到其所在的文化的尊重和支持，才有撫慰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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