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及儒家時機觀與《聖經》時機觀

一、《論語》與中國文化的時機觀

時與時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概念，時，就是指客觀的時間，時辰，主要源於古人對四時運行、萬物生長的一種觀察。時機，則指時間中所蘊含的機會、態勢、走向，主要來源於對自然與人事活動的一種思考。在中國古人看來，人順應天時，把握時機，就可以諸事順遂，反之，則會無功而返。《尚書》、《詩經》、《左傳》、《易經》等先秦時代文獻所經常談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時與時機。

（一）古代文獻論時與時機

在《尚書》中，對時與時機多有論及。時與時機與天相關，是由天定。「納於百揆，百揆時序」（《尚書·舜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尚書·皋陶謨》）敬尊天時的君王受天與上帝的護佑，反之，受責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尚書·太甲下》）「後胥慼鮮，以不浮於天時。」（《尚書·盤庚中》）「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尚書·說命中》）「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尚書·胤征》）「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尚書·堯典》）「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尚書·說命中》）「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尚書·說命下》）天對黎民百姓的憐恤也在一定時間降下。「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尚書·秦誓中》）「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尚書·微子之命》）老百姓順應天時，就可以收穫百穀，豐衣足食。「曰休徵；曰肅，時寒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尚書·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尚書·洪範》）

《詩經》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天與時。敬畏上天的，上天會保佑之。上帝的時間是人所不能確知的。「畏天之威，於時保之。」（《詩經·我將》）「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詩經·駟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詩經·文王》）萬物生長都有其特定的時間：「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詩經·魚麗》）人類生活也有相應的時節：「曰止曰時，築室於茲。」（《詩經·綿》）「爾酒既旨，爾餚既時。」（《詩經·頍弁》）「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詩經·公劉》）

《周易》本身就是談在時間中的變化，全篇都涉及時與時機。「夫《易》廣矣大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經·繫辭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易經·繫辭上》）「變通者，趣時者也。」（《易經·繫辭下》）「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易經·繫辭下》）「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易經·乾》）「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亢龍有悔，與時偕極。」（《易經·乾》）。「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易經·大有》)「《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易經·彖》：「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易經·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易經·艮》)《周易》認為天地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中，這種運動變化不是雜亂無章，而是依照天時。因此，人要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審時度勢，趨時變通，「動靜不失其時」。《易經》中把知「時」奉「時」的人稱為「大人」、「聖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為聖人乎？」（《易經·乾》）

《左傳》是史書，其中有不少對君王奉時的記載。「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左傳·隱公十一年》）「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左傳·庄公二十年》）「天為剛德，猶不幹時，況在人乎？」（《左傳·文公五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左傳·文公六年》）「死之短長，時也。」（《左傳·文公十三年》）

《禮記》的整體內容也都與時相關，它尤其強調時對於禮的重要。「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禮記·禮器》）「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禮記·禮器》）「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禮記·禮運》）「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禮記·喪服四制》）「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禮記·檀弓》）《禮記》直接論四季農時的地方很多，指出要隨著季節的變化而做相應的活動。「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禮記·月令》）「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禮記·月令》）仲秋時節，「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禮記·月令》）「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禮記·月令》）「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孔子閑居》）《禮記》論學習與教育，主要圍繞時來談：「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禮記·樂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禮記·學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禮記·學記》）「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禮記·王制》）「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禮記·文王世子》）「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禮記·禮運》）「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禮記·樂記》）「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禮記·樂記》）「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禮記·樂記》）在《中庸》中，則提出了時中的概念，把對時機的掌握更加明確化了。「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庸》）

除儒家外，道家也講要順應天時：「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老子》）此處，就不多談了。

（二）孔子論時與時機

孔子對「時」、「時機」有極敏銳的感受、極深刻的領悟。不僅詩書易禮春秋為他所刪述編定，其中保留了大量論時與時機的文字，他自己也多次談到，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子思這樣形容孔子：「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中庸》）孟子則盛讚孔子是「聖之時者也」。「聖之時者」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集大成的意思。「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孟子·萬章下》）孟子說孔子做什麼事都能夠把準時機，恰到好處，「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萬章下》）

《論語》開篇第一句就是「學而時習之」。皇侃《論語集解義疏》解釋到：「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就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扞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艱苦而難成。』是也。……二就年中為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人。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三就日中為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是也。今雲『學而時習之』者，『而』，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1]《學而》篇第5章又講到了時。「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1：5）使民以時：「使民」指徵集百姓從事各種役作。「時」特指農時，「以時」意為不違農時。《皇疏》：「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就是說：治理國家，要有敬的態度，不要隨意大興土木，並且言而有信；要節約資財，愛惜手下的人；要在合適的時間役使老百姓，不違農時。其他儒家文獻中也有佐證。《禮記·中庸》：「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大戴禮記》：「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大戴禮記·曾子制言》）《說苑·貴德》：「晉平公春築台。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台，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台役。」

在《論語》中論及人生時，孔子講不同年齡階段有需要應對的不同問題：「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季氏》16：7）《皇疏》：「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春夏，春夏為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秋冬，秋冬為陰，陰體斂藏，故老耆好斂聚，多貪也。」明末傳教士高一志在其《譬學》一書中引色搦加（塞涅卡）語說：「老者每於物多忘而多懼，正如將死者也，然其貪慾正如常生者也。」[2]不同的年齡階段應該完成不同的任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逾矩。」（《為政》2：4）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引胡氏語說：「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遊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9：23）孔子認為：一個人應該最晚在四五十歲的時候出成果，出成績，如果到了這把年紀還弄不出一點名堂來，還沒有一點名氣與影響，那麼，要他作出出類拔萃的建樹恐怕是困難了。世上當然也有大器晚成的，但按照孔子那個年代人的正常壽命，四五十歲的確已過了事業的盛期了。孔子認為，祭祀，也是有一定時機的。「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禮記·月令》）

孔子所講的時與時機與古代文獻中所講的是一脈相承的，仍然是說的天時，是以天為中心來講時。他在談論政治，評價君王和大臣時，也是以是否順應天時來作為重要標準。孔子評價顓頊時說他「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孔子家語·五帝德》）對帝舜的評價則是：「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孔子家語·五帝德》）「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孔子家語·本命解》）他在總結商朝亡國教訓時說商紂王的種種行為都是悖逆天時：「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孔子家語·五儀解十四》）而商紂王先祖太戊則是因自己實行仁政而改變天時，化禍為福：「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孔子家語·五儀解十四》）在此，孔子也肯定了人的積極能動性。孔子認為，好的政治是這樣的：「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孔子家語·王言解六》）「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孔子家語·致思六》）「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孔子家語·始誅二》）「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孔子家語·王言解三》）有抱負的大臣能不能得到重用，施展才幹，也存在一個時機問題。「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暗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孔子家語·致思九》）「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孔子家語·儒行解五》）

君子的品德修養、為人處世也與時相關：「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孔子家語·好生一》）「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孔子家語·弟子行》）「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孔子家語·致思五》）

孔子很善於從各種自然社會現象來認識時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9：9）當鳳凰久久沒有在山林中出現、八卦圖遲遲沒有從黃河中浮出的時候，孔子就知道：在這一輩子，他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了。孔子編纂《春秋》，看到麒麟被人獵獲而殺死，就心灰意懶，絕筆不再了。他從這一事件，看到了自己生不逢時，難用於世。「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害，吾是以傷焉。」（《孔子家語·辨物十》）《論語》中還講了孔子在旅途中的一個有趣故事來說明「時」的重要性：「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樑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鄉黨》10：27)就是說：有一次孔子出門，看見了山樑上一群野雞在歇息。野雞發現四周色勢有異，就一齊飛了起來，盤旋一陣，才又停落聚集在一個地方。孔子看到了這一情形，心有所動，大發感慨：「山樑上的那些野雞知危而去，它們也懂得識時務呀！懂得識時務呀！」子路聽見了老師的話，也肅然起敬，甚至還對這群野雞煞有介事地行了一個拱手禮。那群野雞驚視幾次後，還是撲棱撲棱翅膀，飛走了。

就是吃飯穿衣等日常生活，孔子也強調要適時要守時。「不時，不食。」（《鄉黨》10：8）。在《孔子家語》中，孔子還講到人飲食起居時與不時會影響到人的身體健康，壽命長短：「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孔子家語·五儀解十五》）

孔子講人說話也要講究時機，他對公孫文子的善於說話有這樣的描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憲問》14：13）《孔子家語》中更有對言語適時的一般性教導：「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眾向之，可謂知時矣。」（《孔子家語·六本十七》）耶穌會士高一志在《譬學》一書中也多次談到時，其中一句是對孔子的引用與解釋：「水從所經之地而染其色、易其味；智者之應事也，安得不因其時、相其勢哉！」「人於言如鍾於音，鍾叩而後鳴，不叩而鳴者，妖鍾也；人時然後言，非時而言者，妖人也。」[3]別人也拿適時來問難孔子，如陽貨勸孔子做官時說：「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孔子只好回答：「諾，吾將仕矣」（《陽貨》17：1）。

荀子也記錄了孔子給子路談「時」：「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茍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荀子·宥坐》）[4]

（三）孔子之後儒家論時與時機

孟子自己也是很講究「時」的，他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的思想是我們所十分熟悉，。他還說人類生產生活，也要遵照時序：「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如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對歷史事件人物的品評，對現實政治的策劃也講時：「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孟子·公孫丑上》）

荀子也談論農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講君臣之間的知遇也是要恰逢其時：「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荀子·成相》）

新出土的郭店楚簡講「時」的地方也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篇就被命名為《窮達以時》，此篇中有這樣的句子：「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從整篇內容來看，此處的「世」可以訓為「時」，當然，「世」本身也包含「時」的意思，我們經常以「時世」並用，成語中也有「時移世異」。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即使一個人聰明能幹，但若不是恰逢其時，也是幹不成事的。」接下來，該篇舉了許多歷史上的著名事例來證明這個道理，最後又總結到：「窮達以時，德行一也。……窮達以時，幽明不再。故君子敦於反己。」郭店楚簡還有其他地方談「時」：「聖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義也。行之而時，德也」（《五行》）。聖人知道天道，知道了就去行，這就是義。按照恰當的時機去行，這就是德。

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謀略家范蠡認為：「時不至，不可以強生；事不究，不可以強成。」

西漢思想家董仲舒很重視「時」，以「時」講天道與人事連接起來。「然而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故四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之理，聖人之法也。」（《春秋繁露》王道通第四十四）「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反而有相奉，……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非其時，不出暖清寒暑也；……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為時，時亦為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彆氣也。」（《春秋繁露》天容第四十五）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也常常以「時」來解釋歷史人物的成敗得失。如評點李斯：「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史記·李斯列傳》）總結韓信：「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羽的《垓下歌》也提到了時：「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當初，他在鴻門宴上放走劉邦，也是失去了寶貴的時機。所以，把重要軍師亞夫范增也氣跑氣死了。當然，項羽的失敗根源還不在於時，而是沒有實行仁政。

梁啟超先生在論孔子的中庸思想時，說過一段十分中肯的話：「孔子的中庸還含有時間性，所以說時中。易傳說：『隨時之義大矣哉』，又說：『與時偕行。』全部易經說時字的幾乎無卦不有。春秋三世，也把時的關係看得最重。因為孔子所建設的是流動哲學，那基礎是擺在社會動相上，自然是以步換形，刻刻不同了。時中就是從前際後際的兩端求出個中來適用。」[5]成中英先生對「時」與「時中」也有極好的哲學性解釋：「時中就是中時，時就是『時而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中的適時舉止，即依據對事物的了解，在適當的時候表現適當的行為，使其發揮最大的效果，同時使自己與真實世界取得最大的和諧。這就是『時』。時就是切合實際，使主觀與客觀為之協調。也就是在客觀世界充分地實現自己，而在主觀的實踐中弘揚客觀的道。這種認識就是時中的基本原理。」[6]其實，對「時」、「時機」的尊重與把握，最根本一層意思是對天（神）意的揣摩，我們從這裡也可以看到孔子及早期儒家諸賢對天（神）的敬畏與遵從，並不是我行我素，唯我獨尊。司馬遷也說：「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史記》卷一百三十）今天，我們提倡「與時俱進」，顯然受到了《易經》中「與時偕行」啟發，也是對儒家思想的一種很好的繼承。

二、《聖經》與基督教的時機觀

《聖經》中關於時、時機的論述很多。因為神是永恆的神，又是在時間中工作的神。在《舊約》中，神頒布關於守安息日與節期的誡命就是對時間安排的看重。「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雖在耕種收割的時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初熟麥子的時候要守七七節，又在年底要守收藏節。你們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出埃及記》34：21-23）《舊約》時代，還有關於安息年和禧年的誡命：「耶和華在西奈山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到了我所賜你們那地的時候，地就要向耶和華守安息。六年要耕種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園，收藏地的出產。第七年，地要守聖安息，就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遺落自長的莊稼不可收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這年，地要守聖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給你和你的僕人、婢女、僱工人，並寄居的外人當食物。這年的土產也要給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獸當食物。』『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就是七七年。這便為你成了七個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日就是贖罪日，要在遍地發出角聲。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第五十年要作為你們的禧年，這年不可耕種，地中自長的不可收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因為這是禧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吃地中自出的土產。』」（《利未記》25：1-12）神的選民以色列人是嚴格按照節期來安排生活與勞作的。這一方面是信仰的需要，人們要在一定時間安靜下來，敬拜神默想神，向神獻上當獻的祭；另一方面也是生活的需要，人們勞累的身體可以得到恢復，一直被耕種的土地也可以得到歇息。神不僅看顧僕人和外人的需要，連牲畜和走獸也在他的關懷之中。《禮記》中的「時為大」觀念與《聖經》中對安息日與安息年的看重相近，都是對天與神的極大敬畏。

《詩篇》中說到義人時，也提到了時間。「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1：3）

《聖經》中講時與時機最多的要數《傳道書》：「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什麼益處呢？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永生』原文作『永遠』〕。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道書》3：1-11）此處，一連十幾句都是講「時」：這是講事物的發生髮展與停止消失都有一定的時間，不會憑空而來，陡然而去，人們在適當的時間要做合乎時宜的事情，要順乎時節，不要魯莽隨意。後面還有一段講「時機」：「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魚被惡網圈住，鳥被網羅捉住，禍患忽然臨到的時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傳道書》9：11-12)就是說人的成功的關鍵在於把握好時機，既不要守株待兔，也不要揠苗助長，而要恰逢其時，恰到好處；若不如此，不僅事情難成，而且會有禍患纏身。智慧人，就是能夠認識與把握時機的人：「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經歷禍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時候和定理。」（《傳道書》8：5）

耶和華神在呼召以西結出來做先知時，對他的飲食喝水也有嚴格的規定：「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二十舍客勒，按時而吃。你喝水也要按制子，每日喝一欣六分之一，按時而喝。」（《以西結書》4：10-11）這與孔子說的「不時，不食。」相近。只是孔子大概出於健康的考慮，而耶和華則要訓練以西結成為他堪擔重任的人。《箴言》也有不少句子談時機、時宜。「夏天聚斂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時沉睡的，是貽羞之子。」（《箴言》10：5）「夏天落雪，收割時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榮也是如此。」（《箴言》26：1）《箴言》中的這一句話很發人深省：「清晨起來，大聲給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詛他。」（《箴言》27：14）為什麼會這樣呢？你想一個人在清晨起來，還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可你卻大聲向他說話，不管你是祝福還是咒詛，都會嚇他一跳，所以，即使你是祝福，實際效果對於他，也如同咒詛一般。這種不合時宜的言語行為是令人不悅的。一個真正有愛心有修養的人，知道何時該說話，何時當緘默；知道何時要拜訪，何時該告辭。他們從不濫用別人對他的熱情，也不以幽默的名義傷害人。也就是說他舉止得體，話合其時。《聖經》其它書卷也有許多類似的教導，如：「口善應對，自覺喜樂，話合其時，何等美好。」（《箴言》15：23）「境內的居民哪，所定的災臨到你，時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哄嚷，並非在山上歡呼的日子。」（《以西結書》7：7）「我們行善，不可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拉太書》6：9）《馬太福音》中十個童女的故事，也是告訴人們要警醒等候，不要錯過時機。「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馬太福音》25：13）關於禁食與不禁食，也要相應合宜的時間。耶穌對那些責備他和門徒不禁食的法利賽人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呢？新郎還同在，他們不能禁食。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馬可福音》2：19-20）？耶穌在給撒馬利亞婦人傳福音時也特別提到時間：「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翰福音》4：21-24）

三、《論語》與《聖經》時機觀的同與異

可以說，這些與上引孔子和儒家所說都是基本一致的，當然，孔子和儒家只是告訴人有「時」與「時機」且應該順應與把握「時」與「時機」，也揣測到它們與天相關，為天所定，但天為何者？具有什麼性情？天所給與「時」與「時機」怎樣而來，人又應該如何來把握它們，則語焉不詳。在「時」與「時機」的最終指向上，孔子和儒家沒有論及，聖經則清楚說明了。

《聖經》明確地告訴人們：「時」、「時機」都是由神所定的，神的意志是「時」、「時機」的最終根源。憐恤的日期是神所定的：「你必起來憐恤錫安，因現在是可憐他的時候，日期已經到了。」（《詩篇》102：13）「萬軍之耶和華說：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屬我，特特歸我。我必憐恤他們，如同人憐恤、服侍自己的兒子。」（《瑪拉基書》3：17）懲罰與審判的日期也是神所定的：「耶和華就定了時候，說：『明天耶和華必在此地行這事。』?第二天，耶和華就行這事。埃及的牲畜幾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個都沒有死。法老打發人去看，誰知以色列人的牲畜連一個都沒有死。法老的心卻是固執，不容百姓去。」（《出埃及記》9：5-7）「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審判。」（《詩篇》75：2）「你們必踐踏惡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們必如灰塵在你們腳掌之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瑪拉基書》4：3）「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哈巴谷書》2：3）

神所定的時間來到時，要趕緊抓住；神所定的時間還沒有來到的時候，要耐心等候。《聖經》中有不少反面例子。如《民數記》中記載神讓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得那應許給他們的迦南地。他們已經到了迦南地跟前了，馬上就可以得到它了，可是那被派出去偵察的十二個支派的首領回來，其中十個報了惡信，說居住在那裡的亞衲族人都是身量高大的偉人，我們上去只能是送死，給他們做食物。他們的話使整個以色列人魂飛膽喪，都向摩西發怨言，並且嚷著要回埃及去，還要用石頭砸死堅信神應許的約書亞與迦勒。耶和華神向他們顯現，才扭轉了事態。那些發事端的人見狀，態度大大改變，又由害怕轉為冒進。第二天，就去攻打迦南堅城加低斯，置摩西的苦苦勸告於不顧。結果，他們不但沒有攻下城池，反而全軍覆滅。迦南地直到四十年後，才由約書亞和迦勒率眾奪得。

《聖經》中最光輝的正面例子是耶穌基督一生的行為。耶穌基督是按照父神為他所定的時間來工作和上十字架的。他在世界上活了三十三年，前三十年都在預備，只有最後三年才出來傳道。在這三年之中，也是有明確安排的。第一年，他多行神跡，卻囑咐人不要張揚，因為他要有足夠的時間來教導門徒們真理；到第二、三年，他的名聲才逐漸傳揚開來，因為他的門徒們已經被訓練得差不多了；到快上十字架時，特別是在最後的晚餐上，他才把許多話給門徒們明明白白地講出來，也不再用比喻了。「我將這事告訴你們，是叫你們到了時候，可以想起我對你們說過了。我起先沒有將這事告訴你們，因為我與你們同在。」（《約翰福音》16：4）「這些事，我是用比喻對你們說的；時候將到，我不再用比喻對你們說，乃要將父明明地告訴你們。」《約翰福音》16：25）在時間沒到的時候，決不輕舉妄動，率性而為，耶穌基督常常給門徒說的一句話是：「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翰福音》7：6）或者「我的時候還沒有滿」（《約翰福音》7：8）。在迦拿婚宴上，母親馬利亞看主人家喜酒快用完，想讓耶穌行神跡變出酒來，耶穌卻對她說：「母親（原文作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翰福音》2：4）[7]作為人子，耶穌愛母親，但更看重天父的旨意、所定的時間。一旦時候到了，耶穌就義無反顧，毫不遲疑，「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約翰福音》13：1）「時候到了。看哪，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馬可福音》14：41）「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約翰福音》17：1）「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羅馬書》5：6）耶穌基督為人做了順乎神意把握時機的榜樣。保羅對時間與時機也有很好的領悟，這是聖靈給他的帶領與感動，「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提摩太後書》4：6）。彼得也是如此：「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彼得前書》5：6）「因為知道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正如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後書》1：14）天主教在梵二會議期間，也提出了「跟上時代」的口號。

《聖經》中說到：人的得救是神在創立世界以前所揀選的：「耶和華如此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濟助了你。我要保護你，使你做眾民的中保，復興遍地，使人承受荒涼之地為業。』」（《以賽亞書》49：8）「時候將到，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看見我的榮耀。」（《以賽亞書》66：18）「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借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里所賜給我們的。我們借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他裡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以弗所書》1：3-12）得救是神的揀選，但人不可以此為借口，逃避自己的責任。神把救恩確確實實地賜給世上每個角落的人（參閱《羅馬書》1：18-23）。誰都可以悔改離棄罪，相信主耶穌基督。若有人失喪，只因他選擇失喪，並非神的意願。

《聖經》中還說到：人傳揚福音也是神在萬古之先所預定的：「神的僕人、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憑著神選民的信心與敬虔真理的知識，盼望那無謊言的神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到了日期，借著傳揚的功夫把他的道顯明了；這傳揚的責任是按著神我們救主的命令交託了我——現在寫信給提多，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做我真兒子的。願恩惠、平安從父神和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歸於你！」（《提多書》1：1-4）這段經文不單講述上帝永恆的目的；它還把他的方法告訴我們。它告訴我們，到了他自己美好的時間，便將他的信息告訴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類一切歷史都是替耶穌來臨做準備。當人未準備好受教的心，我們很難將知識傳授給他。但在人類的一切知識上我們必須從起頭開始；因此人類必須替耶穌的來臨做準備。舊約的全部歷史，和希臘人的一切哲學探討，都是為耶穌來臨而做準備。上帝的靈在猶太人和其他民族中間運行，當他的兒子來到地上的時候，好叫他們有一個準備就緒的心接待祂。我們必須認定一切歷史都是上帝教育人的工具。這段經文還告訴我們：神的預定並不意味著人無所作為，只能消極等待，而是說人要與神同工，積極實現。這傳揚的責任是神託付給保羅及信徒的，神借著保羅及信徒的傳揚實現他在萬古之先的預定。人的傳揚也在神的預定之中。當然，不是說，沒有某人的傳揚，神的預定就不能實現。神的旨意是不可改變的，是一定會實現的。神能夠從石頭中興起亞伯拉罕的子孫來。只是，若某人不願與神的工作有份，那是他的極大損失。最終，他不能與神在天國一同坐席，而要在門外哀哭切齒。所以，保羅勉勵信徒說：「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拉太書》6：9）

至於那些暫時還在神家之外的人，《聖經》中特別告訴他們在尋求神、認識神方面要抓住時機，不可耽延。舊約先知多次向人們呼籲：「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他，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神必廣行赦免。」（《以賽亞書》55：6-7）「那時，你們必呼求我，我卻不答應，懇切地尋找我，卻尋不見。」（《箴言》1：28）耶穌也懇切地教導人們：「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約翰福音》12：35-36）

總之，孔子和儒家論「時」與「時機」著眼的還是人間的事務，如朝代興亡、國家治理、君臣際遇、四季稼穡等等，而聖經說這一切都是指向救贖，指向天國，指向耶穌基督。這是二者時機觀的最大分別。

注釋：

[1]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徐望駕校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2-3頁。

[2]高一志：《譬學》，載於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二冊，中華書局，2013，第723頁。

[3]高一志：《譬學》，載於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二冊，中華書局，2013，第669頁、679頁。

[4]《孔子家語·在厄三》中有類似的記載：「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

[5]梁啟超：《孔子》，轉引自吳康等著《學庸研究論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第220頁。

[6]李翔海、鄧克武編《成中英文集》二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20頁。

[7]和合本聖經此處翻譯不夠準確。《中文標準譯本》（亞洲聖經協會，2008）是這樣翻譯的：「母親，這與你我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對照希臘文原文，這樣翻譯更準確。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來源：卓新平主編《基督宗教研究》[第18輯]，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