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李德順：簡談文藝創作中的價值思維

在文藝領域我是外行，最多可以算是粉絲。我上中學的時候曾是文學青年，還在地方報紙上發表過詩歌之類的東西。後來覺得光看小說詩歌還不夠，就開始看文學史和文藝評論，再後來就專註於理論，特別是哲學了。「久違詩神覓智神」，慢慢地弄得一點詩情畫意都沒有了。但我在哲學中重點是搞價值研究。價值論，是在傳統的倫理學和美學的基礎上，經過變革提升，形成的一個新的哲學基本原理分支，專門來回答倫理學和美學等學科的共同問題——價值問題。

文藝是負載人類價值和價值觀念的高級形式

從價值論的角度看，我覺得，同西方傳統哲學相比，我們中國傳統哲學有自己的特點，它更是一套倫理政治哲學，也就是價值哲學和價值思維方式。而西方哲學則主要是存在論和認識論，或者叫真理論的哲學。價值思維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和優勢之一。所以我說，從價值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文化自信。當然，這個自信不應是自我封閉情況下的自我欣賞，自高自大。而應該是建立在一種自覺自省基礎上的自信。

那麼，我們的傳統價值思維有什麼特點？它和西方的理性主義哲學主要區別在哪裡？可以用兩個詞的關係來代表：一個叫「應然」，一個叫「實然」。或者說，是實然與應然的關係、事實與價值的關係，描述與評價的關係，等等。

而從哲學角度看文藝，就認為它是負載人類價值和價值觀念探索與表達的高級形式。與科學體系主要揭示「實然」不同，文藝（價值和價值觀念）主要代表人們生活中的「應然」。當然，文藝「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每項作品的本身也都有內容與形式兩個層面上的實然與應然，通過作品實現交叉的雙重表達。

當年促使我研究價值問題的一個案例，也是與文藝有關的：曾經流傳很廣的「最好還是最壞演員」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與布萊希特兩大戲劇理論流派，在創作思想導向上的一個差別：戲劇對生活的再現，是應強調實然，還是更注重應然？似乎斯坦尼派更強調前者，布萊希特派則更強調後者。但二者之爭也告訴我們，實然和應然並非簡單地、界限分明地、一次性地劃分清楚的。我經過多年的研究，深感弄清楚個中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目前在文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領域，多年撕扯不清的情結，也往往與如何把握實然與應然的關係問題有關。

中西兩種文化傳統價值思維的特色

一般說來，人類的早期思維是不大區分這兩個方面的。從古希臘到中國的老子、孔子，都是把「真」和「善、美」混在一起說的。到了17世紀，西方哲學在休謨那裡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和反思。是休謨發現並提出來：我們講的道理，本來一向是講「是什麼」問題的，怎麼忽然就跳到「應該怎樣」的問題上去了？這是怎麼來的？屬於什麼理論？有什麼根據？遵循什麼邏輯？這個問題震動了整個哲學界，各種回答和爭論此起彼伏。到現在為止，他們的認識也不是很統一的。有一大派堅持以「實然」為主導，主張只解決「是」和如何認識「是」的問題（知識和真理體系），這一大派里包括實證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等學派；另一大派則是以「應然」為主導，主張多研究和應用實踐中的價值理論，包括實用主義和其他人文主義的學派。簡單說就是一個「真理派」，一個「價值派」。兩大派的具體人員和名字都有很多。

雖然到現在也沒有爭論出一個統一的看法，但是他們已經充分注意到了「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區別及其意義。而且依據柏拉圖以來的學術傳統，西方哲學總體上還是注重「是」即實然的問題，主張首先弄清實然，然後再講應然，追求在弄清實然的基礎上探索應然，從「是」走向「應該」。他們的正義觀，也有「以正為義」的特點。

在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一開始也不區分實然和應然，並且在不加區分的同時，較早地逐漸形成了一種主導思維方式，就是「以應然引導實然」，有時甚至是以應然取代實然。例如儒家學說，在講仁義道德的時候。就是把人「應該」怎麼樣，當作「是不是」人的標準。比如人到底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而不大關心人實際上本來是怎樣的。比如講為什麼應該孝敬的時候，喜歡用羊羔跪奶、烏鴉反哺等自然界的實然現象，來論證人倫上的「應然」規範。在很多傳統藝術形式中，我也有這種發現。比如咱們的傳統國畫，有的畫家畫的山水和眼前的山水不是一回事。因為他是受了眼前山水的啟發，構成了自己認為美的那樣一種形狀。這叫做畫出自己「胸中的丘壑」，並不強調對眼前的真實做多麼深刻的把握。

我去希臘看神廟的人體雕塑時，偶然產生了一個想法：希臘人對人體和人體美的把握，在兩千多年前就已那麼充分，那麼準確了。他們就是通過觀察人的實際，從中去找什麼是人體的美。反觀我國傳統對人的描述，恐怕就不那麼注重表現人本身的原初形象，尤其是不能展示裸體。我們形容美人時，也不說她鼻子長什麼樣，眼睛長什麼樣，只說她「沉魚落雁，閉月羞花」。講佛祖神仙長什麼樣，也只說「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就是和他的地位身份相稱的、應該具有的那個模樣氣質。具體啥樣，給每個人自主想像留足了空間。國畫里的人物，好多都是用個頭大小，或用服裝服飾來表明他們的身份地位。《陌上桑》描寫婦女之美，筆墨多用在她的服飾穿戴上了。至於本人到底長什麼樣，言行舉止的特點是什麼，總是挖掘的不深，琢磨的不是很透，說的不具體。但是，一旦說到人「應該」怎麼體現仁義道德時，則總是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能說的很實在、很詳細。這就叫做「用應然引導實然」。我國傳統的正義觀，也明顯地帶有「以義為正」的取向。這也是我國歷史和文化中的一個「實然」特徵。

學會理性地區分「應然」和「實然」

「用應然引導實然」的思維習慣，至今仍有很大作用。有些人用他認定的「應然」來檢驗歷史，選取他認為有意義的重要的東西。比如昨天的歷史書說得不夠清楚、完整、準確，引起了懷疑。於是今天我就完全挑相反的事例來否定以前的東西。這是我說的用應然剪裁歷史，必然虛無了歷史。目前較多的是從以前的「童話史觀」，輕易地滑向了另一種虛無——「碎片史觀」。

談論任何事物，都需要首先懂得區分實然和應然、描述與評價。有時候，認認真真地把事情看清楚，是第一重要的。你先不要判斷好壞、說長道短，要先弄明白事情是怎樣發生的，為什麼那樣發生的，後來的經過如何，等等。事情的來龍去脈弄得清楚完整了，也就是了解實然了，這是前提。而評論、評判好壞、說長道短，即價值判斷，則總是多元的，因人而異的。一般不會眾口一詞、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對實然的把握不足，評價就會根據不足，基礎不牢。在這樣的基礎上無論你的立場再正確、動機再高尚，你說的也多半是理想主義的，主觀化的、一廂情願的。

有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不太明白，或不太自覺。你跟他談實然的情況，他認為這不是應該的，所以反對你的陳述，說你浄添亂；你跟他討論應該怎麼樣，給他提比如改革的建議時，他強調現在還沒達到條件，無法做到，實際是放棄了努力。可見，過分強調應然，會導致脫離實際的空想主義，或唯意志論、強迫主義；過分強調實然，則會導致宿命論，犬儒主義、消極主義等等。

對實然和應然，我們都要防止獨斷主義的孤立化、靜止化。真正有效的應然，只能是從實然中找到的。怎麼從實然中去找應然呢？馬克思是個榜樣。馬恩在批評空想社會主義的時候，曾指出過這個毛病：空想社會主義者，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他們都是從實際出發的，揭露資本主義的弊病句句真實，針針見血；但說到應該怎麼辦，將來應該什麼樣的時候，他就不管實際了。他是靠拍腦袋，儘力往好處想。「真理、正義、自由、幸福」等等什麼樣，都是從腦袋裡拍出來的。這樣，他想的越多越詳細，就越是陷入空想。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之的區別，就在於，馬克思在揭露資本主義現有的缺點和弊病的時候，也指出：資本主義同時也在造就改變這些東西的條件，包括主體工人階級，包括生產力發展的社會條件等在內。而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發現並推動這一歷史過程向前進步。

所以說，馬克思為什麼自信？馬恩兩個人就敢面對全世界提出挑戰？這麼高的理論自信度，原因有二：第一，他堅持科學的態度，認真地實事求是地研究資本主義，清楚描述了資本主義。他在實然問題上是站得住的。第二、在應然即價值取向問題上，他是站在全人類的利益一邊，為人類的命運和前途著想的，並不是為自己的一家一戶，一幫一派謀利益。因此從道義上講，面對任何人也都可以問心無愧。這兩條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

以主體性擔當去立足實然，爭取應然

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各種自信，都不是來自自我標榜，盲目自大，而是來自踏踏實實地觀察思考、分析解決問題，對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式有充分的自覺、決心和自信。正如中國傳統藝術比較講究意境。並不是滿嘴「我自信」之類的詞藻，而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就像賈島的詩：「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反而顯得自信。

我覺得，理論自信的一個根本點，就是找准自己的立腳點：一個是科學理性的基礎。充分的認識理解從過去發展到今天的現實，對現實和實然有充分的理解：人為什麼是這樣的？怎麼是這樣的？有什麼不好的需要解決的問題？馬克思有一個名言，大意是說：歷史從來只提出它能解決的問題，因為什麼東西作為問題被提出來的時候，解決那個問題的條件和因素就已在現實中醞釀著了，我們的任務是找到它們。這也就是我國成語所說的「解鈴還需系鈴人」——在產生問題的地方，一定會有解決問題的因素和條件在醞釀發生著。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到它們，支持、扶持、推動其自我發展。

另一個，就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想問題，提要求。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有一個大的誤區，或是困難，就是有人總想以各種方式解構、瓦解、分化人民。說是為人民服務，卻總是看不見人民在哪裡。自從中央提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人民」概念就一直受到一些人的置疑。「人民」到底是誰？有人老想用什麼階級、階層、民族、宗教、甚至意識形態來分化、消解、取代人民，不承認「人民」是一個神聖的、獨一無二的最高主體。

而我們說的人民這個概念，是歷史地形成的。過去「人」和「民」是分開的，「人」是高貴的、掌權的，「民」是低賤的，被奴役的。自從近代「人民主權論」形成以來，「人」和「民」兩個詞才合成一個詞，並且是「合『民』以從『人』」。它的意思是，把所有參與人類正常生活的人歸於一體，叫「人民」，不再按身份地位、宗教和種族等標誌來劃分內外高低等級，只將極少數的個別的反人類者、專門害人殺人的變態分子排除在外。只有他們才不是人民。其他的不管你是幹什麼的，只要是在擔當人類的正常生活的人，就屬於人民。

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同志講人民內部矛盾時，人民就是包括四個階級在內的一個整體，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雖然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但是從此以後，上述這些階級之間的矛盾鬥爭，也要在人民的範圍內解決，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解決。但是，當時有些理論問題沒有解決透，可能是國內外發生的一些事件，讓毛澤東同志的想法有所轉變，覺得還不如抓階級鬥爭更重要，相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所以人民內部矛盾提出來以後沒有多久，我們又走向以階級鬥爭為綱，把人分成敵和我、好和壞，然後兩者死掐。這種思維方式現在還阻礙著我們理解現代的人的生活和人類的需要、人類的前途。

主體定位問題，是我們在應然層面上要自覺的。社會本來是多元的，讓不同的人說應該怎麼樣，肯定會不同。那麼大家如何形成共識？就要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承認只有人民才是最高的價值主體，我們自己作為人民的一員，是從人民的高度想問題。這樣多元之間才能找到對話的目標，確立公共話題上尋求相互結合、公共一致、公平合理的平台和結合點。

所以說，從實然怎麼走嚮應然，現在最迫切的就是我們自己要自覺。我們自己就是人民，要學會怎麼樣說人民的話，為人民說話。

*李德順：中國政法大學資深教授

*責任編輯：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