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論高峰說」獻疑

因為魏晉南北朝有現代人認為的系統的著作《文心雕龍》與《詩品》，所以認為魏晉南北朝文論是中國文論的高峰，這已是中國文論研究界的流行認知，但這判斷是基於現代學科意識出現後的「現代判斷」，從嚴格意義上說，這隻能算是一種從現代學科框架出發孤立地得出的符合學科需要的「形式判斷」，而不是重視其在古代的實質性影響程度的「實質判斷」。而從實質性影響程度的角度去觀察，此一時期是否是「文論高峰」就需大打問號了。

就魏晉南北朝整體文化而言，現代的判斷各種各樣，但大多是從現代人的「後見之明」與後起的觀念去下判斷，當然現代人中也有一些判斷能夠比較具有同情了解的性質，但是沒有成為「主流的認知」而已，例如柳詒徵先生對此一時期的整體性文化判斷是「中國文化中衰」的時段，柳先生在《中國文化史》第二編「中古文化史」的第一章所定題目就是「中國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東來之故」，以此給此一時段作了定位，柳先生把魏晉南北朝與此前時段加以比較而寫道：「自太古至秦、漢，為吾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自漢以降，則為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雖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繼續演進，且社會事物，亦時有創造發明，足以證人民之進化者。然自全體觀之，則政教大綱不能出古代之範圍，種族衰弱，時呈擾亂分割之狀。雖吾民亦能以固有文化，使異族同化於吾，要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相去遠矣。」[1]柳先生的這一判斷可能會逆很多現代人的「現代認知」甚至於難以接受，但是細看柳先生接下來之四個方面的論證論說[2]，則不能不說柳先生所言不虛。這方面的論證本文無法詳細展開，本文所要說明者在於能不能說在一個「文化中衰」時期卻有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所謂的「文論高峰」呢，這是不能不令現代論者嚴肅思考的問題，愚以為顯然是不能有這樣的邏輯的。以柳先生之論反駁「魏晉南北朝文論高峰說」顯然是建立在柳先生的論點與判斷之上的，可能並不能饜足現代學者之人心，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從另外的角度去論證以求落實之。

現代學界稱呼的所謂「文論」，在古代並無此種說法，古代實際上只有「詩文評」這樣的說法，而詩文評的地位及其在古代的「四部之學」中的歸屬是我們討論其對文學的實際影響力到底有多大的出發點。無論何種文化之中，當然是實際地位越高者影響力越大而實際地位越低者影響力越小。至於詩文評在古代的實際地位我們可以用現代人的抱怨反證之，朱自清先生的《詩言志辨序》中抱怨說：「小說、詞曲、詩文評，在我們的傳統里，地位都在詩文之下，俗文學除一部分古歌謠歸入詩里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地位。」朱自清先生承認了詩文評在古代的這種實際地位當然不是要樂意於那種地位，而是內心憤憤不平，所以朱先生反過來對西學輸入中國後產生的觀念變革產生了極大的認同，以為「西方文化輸入了新的文學意念，加上新文學的創作，小說、詞曲、詩文評，才得升了格，跟詩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統文學。」[3]這種現代觀念對於現當代人的所謂「整理國故」當然方便，但是卻會有另外一種麻煩，那就是面對已經成為既成事實的歷史與歷史觀念能不能用這種現代觀念去整理之，這可能是朱自清先生並沒有來得及去思考的問題，此一問題涉及廣泛，此處不能細論，就此打住。

我們所要討論的正是朱自清先生所抱怨的詩文評在古代的實際地位很低時候到底在古代對文學的實際影響力有多大的問題，既然朱自清先生承認了詩文評在古代地位很低，那麼低到什麼程度呢，這也必須給出一個實際的量化指標，朱自清先生的舉例頗有現代意識，是拿詩文評裡面在現代看來最有系統的著作來說明這個問題，朱先生寫道：「詩文評的系統著作，我們有《詩品》和《文心雕龍》，都作於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總集』類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類來容納這些書。這『文史』類後來演變為『詩文評』類。」[4]既然詩文評裡面在現代看來最有系統的著作《詩品》和《文心雕龍》在古代都附在經史子集四部之最後一部集部的末尾，那麼可以想像其他「不系統者」的地位了，而這兩部著作剛好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這也可以從朱先生的論說中推出，即使有現代人認為的系統著作，古代人也並不認為其影響力與地位就高，附在總集末尾就是其在古代實際地位的反映，從這種「附著」的地位要反推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古代中國人觀念世界中的「文論高峰」顯然是很難成立的。在朱先生的現代意識看來，「系統」的地位就應該高於「不系統」的地位，「系統」的影響力就應該大於「不系統」的，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現代後見之明及其對古代的誤會而已。例如《論語》在現代人看來就很不系統，但是我們卻可以說《論語》的影響力在古代遠高於朱自清先生認為系統的《文心雕龍》，就是在現代人所謂的「文學思想」方面《論語》在古代的實際影響力也是遠高於《文心雕龍》的，而這就引申出下面的進一步的討論了。

談到這裡，就不得不對古代文化史上各種層面的影響力作一個粗略的排序，古代有經史子集四部之說，經史子集這一順序並不是古人隨便隨意排列出來的，而是一種客觀的歷史認知，現代人盡可以批評這種排列，但是古代就那樣的順序排列是現代人無法改變的，從其排列順序可以看出，對中國文化各個層面影響力最大的顯然是經部，其次是史部，再其次是子部，最後是集部，而對古代詩文辭賦等的創作理念方面的影響而言，顯然這樣的順序也同樣適用。而經部之中，詩經是其中之一，孔子的詩學思想也無非發揮對詩經的闡釋而表現出來從而深刻影響於後世的，而對詩經的全面解釋中，就有漢代人的解釋，史稱「毛傳」，而這就是所謂的詩的大序與各篇的小序，從對後世詩文創作的影響看，詩經作品本身的影響可以稱之為「範例影響」或者「範式影響」，詩序的影響才是思想觀念層面的影響，而歷代詩歌創作所受影響力方面詩經作品本身及其詩序構成的世界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影響力起碼是最重要的影響力之一，這原因只能推到因為「詩三百」後來成為經是五經之一這個原因，但漢代人稱之為經也不是無緣無故的，受到推崇首先還是詩經中的作品寫得好可堪成為典範，直到已經不是經學時代的現在，我們也無人說詩經的作品不是典範性的作品，這也可以反推漢代人推崇「詩三百」為經在經過幾千年檢驗後是能夠站得住腳的。所謂「經」者，常也，恆也，恆久之典範而已，現代人也無需見稱之為「經」就皺眉頭，「經」就這個平常的意思而已。而《論語》在漢代還沒有享受到「經」的地位，只是稱之為對經有助益的「傳」或者「傳注」而已，但其地位也是不低的，漢代治《論語》者已經有四家，到三國時代，何晏作集解，可以想見其地位了。古代中國世界，一本書的地位高低及其影響力主要看對其作注歷代有多少，這是量化衡量標準之一，而從現代學術標準中的「引用率」方面也可以見出其影響力之一般，所謂「子曰」、「詩云」頻繁的不斷見之於歷代士人文章著作，亦然可以見其影響力之一般狀況。但相對而言，古代中國世界引用《文心雕龍》與《詩品》者卻顯得寂廖多了，《文心雕龍》在傳統時段中絕大部分時候都是寂寞的，對其作注也是明代才開始有了王惟儉的音注，真正對其有較詳細的注的是晚清時候的黃叔琳，現代以來隨范文瀾注與楊明照的校注出現，《文心雕龍》才成為現代熱門學術對象。此處無意對現代以來對《文心雕龍》的研究的巨大成果潑冷水，只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對古代詩文創作層面的影響方面，《詩經》以及《論語》的影響是遠遠高於現代人認為很系統的《文心雕龍》的，從《文心雕龍》誕生後唐代至晚清的文學及其文學思潮等均可以明確見之。現代人可以對古代不怎麼看重也從而甚少作注的《文心雕龍》的研究做出創造性的貢獻去弘揚其價值，但是不能以此去反推《文心雕龍》在古代世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而認為魏晉南北朝因為有這部現代人認為系統的著作就成為所謂的「文論高峰」時期，這是必須分清楚的問題。

就詩序的影響力而言，梁啟超雖然對詩序斥之為妄[5]，但是也不得不承認它是古代世界的士人們「千餘年共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6]這恰好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了詩經及其傳注對古代詩文世界的實際影響力之大，也從而可以反襯出在古代人的觀念世界裡面《文心雕龍》並不是他們認為的「詩文思想高峰」的標誌。古代人認定「高峰」的觀念與現代人異，現代學者大多從學科界域去作出抽象的判斷，而且這判斷標準裡面還有一條現代非常認同而古代並不認同的「系統還是不系統」的標準，儘管這個判斷與古代實際情況相差甚遠或者背道而馳現代人也在所不顧，只管從形式層面形式標誌去下出這個判斷，這大約就是現代學者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論是中國文論高峰的原因。從實質性影響而言，魏晉南北朝所有所謂「文學理論」文本的影響力加起來也遠遠比不了漢代一篇毛詩序在傳統中國的實際影響力，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實際情況，我們不能不關注到這個層面再去探討所謂的「文論高峰」的問題。

而從深刻影響古代實際創作層面的史部子部而言，也是明顯的，魏晉南北朝之後的唐代的古文運動要求的所謂「古文」就是要求「文以明道」之「文」而已，而明道之文在唐代古文家看來大約就是先秦兩漢的偏於儒家的史家之文與子家之文，這是從儒家一面著眼的觀察，如果從其他家的角度觀察，後世的所謂玄言詩、山水詩、禪意詩等，大多是道家與佛教的思想影響的結果，以精湛的詩藝詩技呈現佛道的思想意識而已。而詩藝詩技是中性的，屬於技術範疇，不屬於思想範疇，任何一家均可以使用以達其志抒其情，隨時間推移，詩藝詩技是肯定會自然而然的不斷推陳出新不斷豐富的，魏晉南北朝可以說是詩藝詩技為文技巧發達豐富於先秦兩漢的時代，這個是能夠成立的，但是要說此一時期是所謂古人認可的文學思想的高峰時期那是難以成立的，因為主宰此一時期文學創作思潮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先秦與兩漢的道家與儒家的思想而已，或者是儒家與道家在此期合流而形成的玄學思潮而已。這些思想歸根結底還是先秦來的，所以嚴格意義上說，中國文學思想真要說有高峰的話，可能還只能說在表面上形式上看無多少文學方面專題論述的先秦才是高峰，而不是在現代看來形式方面有系統著作的魏晉南北朝。

再退而從集部而言，實際上影響文學創作的也是作品本身的範例的影響遠大於所謂文學理論「理論文本」的影響力，明代人說「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就是典型的範例的影響力的明證，魏晉南北朝影響於唐代也多是靠這種作品的範例的影響而不是靠「理論文本」的影響，而範例的影響方面更多的還是詩藝詩技為文技巧方面的，從思想層面而言，所受影響卻更多來自另外的更前面的儒道原典方向或者漢代以後傳入中國此後逐漸被中國化的佛典方向。從這我們也可以看出為什麼《文心雕龍》與《詩品》在古人的意識世界裡面會附在集部總集類的末尾了，按影響力排名似乎是古代的常情，古代並不按形式因素（例如寫的書厚還是不厚寫的書系統還是不系統）去排名，影響力大的話一篇文章就可以力壓百部或者千部著作。

從古人的觀念世界來觀察，在「三不朽」中立言是排在第三位的，立功不成才不得已轉而以立言為能事，而立言之中又有輕重緩急的順序，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說：「辭賦小道，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番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7]從曹植的論說中可以明顯看出，其志其道是「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立功事業，這不能實現，則以「成一家之言」的史著或者子書為自己的名山事業，而最後才是詩文辭賦的寫作，但他以為那已經是「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的小道末務了[8]。如果寫作詩文辭賦都被看著小道末務了，那麼詩文評顯然更在其下了，這大體上是古人的共識性的觀念。古人這些觀念正確不正確我們不討論，但是古代世界的士人基本上就是這樣的觀念這是我們現代人無法去強行改變的，因為已經成為古代觀念事實，我們只能尊重之而去了解同情的探討與研究這些對象世界，從而在古代觀念世界裡面得出合符古代觀念的結論。而討論中國「文論高峰」這樣的論題似乎也應該作如是的態度才契和古代的實際。

總之，中國傳統時代並無「中國文論」這樣的學科，故而傳統時代亦然無現代意義上的「文論高峰」的歷史認知，顯然魏晉南北朝「文論高峰說」也是值得我們懷疑的結論。到底古人認為哪個時段是文學思想的高峰，恐怕更需要從古代觀念出發去重新認知。

[1]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中冊），正中書局1948年版，第1頁。

[2]柳先生從「坏於盜賊無賴」、「坏於科舉利祿」、「宗教信仰之缺乏」、「東西交通之適合」四個方面論證「吾國文化何以中衰」、「印度文化何故東來」，具體詳情，可以參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中冊）第1－10頁。

[3]朱自清《詩言志辨·序》，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4]朱自清《詩言志辨·序》，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究竟「妄」還是「不妄」這還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即使是「妄」但對漢代儒生而言，詩序的意義與價值恐怕更在於思想史層面的意義，詳情可參考拙文《漢儒『美刺解詩』的思想史價值》，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23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冊·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63頁。

[7]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頁。

[8]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的演講裡面以為「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491頁）實際上曹植並非「違心之論」，這是古代士大夫的集體性的認知而已。在立功與立言二者相較之中，顯然立功是士大夫的首要選項，即使曹丕稱文章是「不朽之盛事」，那也不是專指詩歌辭賦的，從《典論·論文》最後一段「融等已逝，唯干著論，成一家言」可以看出其所謂文章「不朽之盛事」所指向的方向，從其「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例舉更可以看出文章「不朽之盛事」的首要含義了。曹丕所謂「文章」，今人從事文學研究者大多狹義性的理解為「詩賦」這是不正確的。

（本文原刊於《文藝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