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自由主義關乎人類同理心

在我看來，對於那些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首要任務就是向他們的朋友和反對者們重申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激進主義的最根本的自由本質。

薩穆爾·弗里曼（Samuel Freeman）曾經出版了一本名為《非自由的自由意志主義者》（Illiberal Libertarians，2001）的精緻而老練的哲學反思錄。此後，傑弗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他《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幻覺》（Libertarian Illusions，2012）一文中，以一種更為流行的方式再次提及弗里曼的基本觀點。當你閱讀完薩克斯對自由意志主義的理解之後，你會全然相信，在我們當前這個智識環境下，即便那些最富學識的群體也始終在誤解古典自由主義以及自由意志主義的立場。

當代社會的自由意志主義

為什麼薩克斯會認為「同理心、正義、公民責任、誠實、正直、謙遜、尊敬，甚至連脫離貧窮和孱弱都將退居次要地位」。難道他沒有在亞當·斯密（Adam Smith）、薩伊（Say）、穆勒（Mill）、哈耶克（Hayek）、彌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亦或是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的書中找到上述這些內容嗎？相比於其他同時期的學者而言，迪爾德麗·麥克羅斯基（Deirdre McCloskey）耗費了大量精力試圖糾正人們的誤解。但是我們需要更多人發聲，堅定對這些古典自由主義和現代自由意志主義的自由美德做出承諾。

如果薩克斯尚未接觸過麥克羅斯基的作品，那麼他真的需要去閱讀一下；如果薩克斯已經讀過她的著作，那麼可以重新思考一下他對自由意志主義者所抱有的那些觀念。但是，對於我們這些贊同麥克羅斯基的人來說，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讓薩克斯（或薩穆爾·弗里曼）這類知識分子更容易理解我們的自由意志主義，而非相反。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我們的一些思維習慣悄然影響著我們傳播自由主義的行為方式，以至於我們確實常常將它變得過於艱澀。

如果只是簡單地向讀者們指出其他人的觀點有什麼錯誤並沒有太大的幫助。我們需要自省，為什麼我們的立場會遭受如此嚴重的曲解？我們在思考和溝通的過程中到底犯了哪些可能的錯誤？或者可以自問一個更加深刻的關鍵問題：我們經典教材中的哪些內容引起了人們的誤解？

如果弗里曼和薩克斯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將哲學和現實區分開來，同時又將古典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現代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區分開來，他們必須找到更多站得住腳的理由。他們認為現代自由意志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完善和擴展是一個謬誤，並加以反對。

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只是一個二戰以後發明的新詞語。20世紀上半葉，隨著進步主義的出現（尤其是在美國），導致真正的自由主義的內涵被腐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自由意志主義」一詞應運而生。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人們在閱讀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著作時，起初會感到有些突兀。例如，許多人會將諾齊克（Nozick）視為洛克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現代旗手；將哈耶克視為斯密、休謨（Hume）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後繼者；將布坎南視為社會契約理論以及美國國父在構築代議制憲政民主制時所採用的理論的現代重申者（參考Boettke，1993，106-31）。

自由意志主義和人性（Humanity）

弗里曼和薩克斯會辯稱：別那麼輕易相信自由意志主義。自由意志主義的確關乎最基本的人類平等，的確將每個人視為平等的個體（在這一點上，他們對自由意志主義的理解是正確的），但是如我們看到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認為自由凌駕於所有其他的社會價值之上，他們鼓吹自由高於一切的神聖性。

對自由意志主義的這一認識的確會讓現代自由意志主義者們身陷一個非自由的境地。他們認為自由意志主義者對財產權利和自由契約的尊重只會方便一群人統治另一群人，這有違基本的人類平等，並沒有將所有人視為平等的個體；他們認為自由意志主義者不但沒有打破這些壓迫，而是建立起新的人與人之間的奴役。

我們需要承認，由於個人出身、家庭環境、個人信念甚至個人經歷的影響等原因，自由意志主義作家在批評進步主義者侵蝕私有產權、自由契約和結社自由時，總是以一種反問的語氣，將捍衛產權，捍衛契約，捍衛傳統甚至捍衛一些狹隘卻又受到這些作家尊崇的觀點視為神聖。

但是，我們的討論的關鍵之處在於，不論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們持有狹隘的信念，基本的原則在於，我們不但要從個人層面觀察與我們品味相同的人的習慣，同時觀察那些與我們偏好不同的人的信念和行為，而且要給予別人對其他人說不的權利。因此，如果你能將你的狹隘和偏見限制於個人或小群體層面，那麼拒絕他人所帶來的成本將由個體或這個小群體承擔，其他人仍然能夠自由決定是否同別的社會成員建立可能的互惠關係，不論這個社會成員是一個個體還是一個較大的群體。

無條件地強調說「不」的權利已被一些學者稱為「石蕊測試」(litmus test)。但是，它對於我們思考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能使我們脫離孤立，更好地生活在一起是非常無益的。

在學術上合乎邏輯地論證就自由的美德和互不侵犯公理而言，一個個體能夠持有的最惡劣的立場是什麼，然後以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身份捍衛這些個體持有他們立場的「權利」與弄清楚這個世界的正義行為的規則為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在這個世界裡，我們和鄰居的偶然相遇迫使我們之間發生商討，以使我們能夠生活在一起，追求生產的專業化以及和平的社會合作。

熱衷於「石蕊測試」的自由意志主義者總是以扮演反叛者和憤世嫉俗者為傲，但這種「驕傲」實際上是誤解政治經濟和社會哲學中衝突的藝術的後果。我並不是在向你們兜售，告訴你們這個世界上不需要無理取鬧的「憤世嫉俗的」讀者。相反，我們要「邀請」他們存在於這個世界，以便我們探尋對於我們雙方而言，什麼是互惠性的利益。探尋引導我們思考，讓堅持學習的過程，體會到獲得真相之後的樂趣。而單純的憤世嫉俗只會掩蓋真理，你只能在揭示別人的錯誤或者所謂的思慮不周中獲得快樂。

探尋真理需要對複雜的話題進行極為認真的思考，憤世嫉俗只能表明你在這一話題上的思考已經終止了，但他卻仍然堅稱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比其他人擁有更加獨到的見解。探尋真理是成年的終身學習者之間的一種對話方式，憤世嫉俗只是沉湎於簡單愚蠢問題的小孩子們的一種表現。每當聽到「彎曲的木材無法拉直，人性也是如此」之類的自由主義宣言時，這些憤世嫉俗者便感到大快人心。

自由意志主義者和容忍

我可以列舉許多的理由，告訴你自由主義為什麼要擁抱開放、接納以及容忍的美德。

米塞斯在《古典傳統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1927）一書中寫道：「自由主義者擁抱和踐行容忍，並不是因為容忍帶給他們滿足感，而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只有容忍才能夠創造和保護社會和平的條件，不至讓人類重新墮入幾個世紀前的那種野蠻和貧瘠」。

當然，米塞斯也強調自由主義者不能容忍那些偏狹和固執。如果有人試圖用打破和平的暴力手段表達自己的信念，那麼自由主義者必須對他大加撻伐。當然，你可以從自由主義關於容忍的原則或者自由流淌的思想和信仰中找到更多答案。

如果自由主義有關容忍的原則無法強迫犧牲其他人以完成某個人的事業，那麼它也同樣無法強迫以你的犧牲為代價完成其他人的事業。米塞斯論證道，即使是那些狂熱分子也必須對此妥協。

反觀自由意志主義者們偏愛的「石蕊測試」，這種修辭性的表達並不是自由主義的美德，而是鼓勵個體變得封閉、排斥甚至是偏執。同樣地，如果這種權利只在個人層面得到執行，那麼行使這一權利的個體將會為他們的選擇付出相應的代價。但是，如果這種觀念逐漸滲透到整個社會體系中，那麼其他人即使沒有選擇這樣做，也會被迫為別人的行為付出代價。我認為，真正的自由激進主義者必須強調人類的社會性，社會範圍內的合作以及商業的文明性的積極面，而不是在那些修辭上故步自封，耗費自己的智慧試圖推演出一套邏輯，讓他們的信仰以及與其他人的互動變得非自由。

伏爾泰（Voltaire）、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斯密都讚賞「看不見的手」。他們需要更多類似於麥克羅斯基那樣的現代擁護者利用「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去闡述全球化問題、移民問題、難民問題，告訴人們如何同那些與你有著不同思維方式、信仰崇拜和生活習俗的個體產生互惠互利的交換；闡明那些與裹雜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國際律法的全球貿易相關的具體細節。

現代人對經濟學技術、政治經濟的架構和亞當·斯密更深層次的道德哲學的理解是那麼殘缺，以至於我們在傳頌這位蘇格蘭哲學家的作品時，竟然將構建一個制度環境以促進文明和社會同理心這一關乎所有人的基本共識拋諸腦後。休謨強調，私有產權，在各方同意的基礎上發生的產權轉移以及通過合約保守承諾並不是通過損害一部分人而使另一部分人受益。相反，這是在為整個人類文明和和平的社會合作孕育一個普遍性的基礎。

斯密在分析國家富足的原因時，並不只是關注一些小玩意兒或者滿足人們口腹之慾的消費品的增長，而是惠及到越來越多人口的生活質量的不斷上升。

到底哪種制度最能實現上述願望，這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但從亞當·斯密到弗農·史密斯，只要認真閱讀這些學者的作品，你一定能夠發現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來都在關注如何提高社會最苦難的人群的生活質量。鑒於薩克斯對自由意志主義經濟學的戲謔嘲諷，我建議他應該對自由意志主義有一個更好的了解。這個建議同樣適用於其他從事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們。

將人看成原子式的個體——這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典型手法——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以及他們核心思想的現代追隨者們所理解的自由主義毫無關係。這些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和現代追隨者們同現代自由意志主義者處於同一陣營，而他們的反對者則是那些主張「石蕊測試」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ism）。

讓我儘可能地將這個問題闡述清楚：熱衷於「石蕊測試」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們並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他們只是這個時期從自由意志主義者中分離出去的特殊群體。他們在應用倫理學上構建體系的嘗試必須被視為一種思想上的錯誤。

試想一下諾齊克這位在自由意志主義群體中最受敬仰的哲學家，當你仔細閱讀他的代表作《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你會發現諾齊克是在表達自己對「看不見的手」的堅定信念，而不是在邏輯上從「權利」中推演出某些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立場。當然，諾齊克也為「權利」辯護，但他全書三部分的分析都建立在過程思維之上，其中最為完善的是他的經濟學和可競爭性理論。儘管他也會用「權利」一類的詞語來批評羅爾斯和他的社會正義論，但是諾齊克的批判有著深刻的經濟學基礎，論證交換關係、生產、分配、生產要素的報酬以及盈虧機制的獎懲。

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並沒有將個人視為一個個獨立的原子，而是考慮個體所生活的社會環境，如家庭、社會甚至整個歷史。的確，他們的理論中包含著對自利的辯護和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但是這些理論並不應該以反對者們所呈現的那種方式來理解。

從斯密到哈耶克，在他們的核心思想中都有一套自己的理性選擇分析框架以應對選擇的邏輯這一問題。但這是一種有道德的個體而非機器人才能使用的理性選擇。並且，在他們的著作中，隨處可見對看不見的手的調節過程的討論。而這一過程只能藉助某種制度環境所提供的篩選功能展現出均衡趨勢。簡單來說，從斯密到哈耶克，他們核心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在於闡明，只有做選擇的是一個真正的「人」時，理性選擇才是有意義的；只有在考慮了歷史之後，制度分析才是有意義的。當你仔細閱讀他們的作品後，你發現的只是貼近現實的分析，而不是假定個體都是原子式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並且謹慎而高明的。

分析上的一視同仁（Egalitarian）

進一步而言，儘管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對資源的平等主義這一道德主張持反對態度，但是他們卻把自己的理論堅實地建立在分析的一視同仁。

如果有人反對分析上的一視同仁，那麼他註定要受到斯密的輕蔑。例如，斯密認為哲學家和街頭的搬運工之間並沒有什麼差別，只是哲學家不願意承認這一點而已。又如，斯密讓我們警惕這樣的政治家，他們認為自己比市場更聰明，能夠承擔事實上他們無法承擔的責任。他們的危險不亞於認為自己能夠勝任的人。

休謨和斯密為政治經濟學構建了一個理論框架，試圖尋找到一套制度，讓惡人即便能夠掌握權力，也只能行使最小的惡。

正如休謨所說的那樣，當我們設計某種治理制度時，我們必須事先假定所有人都是不誠實的無賴。斯密先於哈耶克和布坎南論述道，我們的無賴行徑主要表現在自大妄為或者機會主義傾向上。可以說，這是對現代政治經濟的一個提前預判。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所強調的都是古典自由主義者如何設計出制約機制，以防止政治精英們濫用手中的權力。但是，他們的理論中同樣包含著對人的解放，這一點也值得我們關注。

在《個人主義的真偽之辯》（Individualism: True and False）一文中，哈耶克認為斯密和其他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不太關心個體在他偶然得勢時能夠取得什麼樣的成就，而是關心在他最為失意之時，如何保證他獲得最少的作惡的機會」。

哈耶克又評論道：「他和他同時代的哲人們所倡導的個人主義，其最大的優點在於提供了一套體系。在這個體系下，壞人只能行最小的惡。無論我們怎樣重申這一點都不為過。這套體系不需要我們尋找善人來經營管理，也不需要我們所有人變得比現在更加聖潔，而是利用每個個體固有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些個體有時是善良的，有時則是邪惡的；有時是聰穎的，有時則會顯得非常愚笨」。哈耶克總結道：「他們的目的在於設計出一套能夠儘可能地為所有人爭取到自由而非限制其自由的體系。這也是與他們同時代的法國人所期望的。」

哈耶克和薩克斯的不同判斷並在於對最弱勢群體有著不同的哲學思考，而在於他們對什麼樣的體系最能為人類提供「同理心、正義、公民責任、誠實、正直、謙遜、尊敬，並幫助他們脫離貧窮和孱弱」有著不同的經驗估計。自由主義在它的漫長發展歷程中，都在尋找一套制度，以期為社會帶來自由和個人責任感。所有人都有機會參與到依靠盈虧機制而運作的市場經濟中去，並為它帶去更多的繁榮；不同的群體生活在多樣的社區，積極地為自己的社區帶去關愛。

最終，這將變成一個經驗問題。經驗性的問題不能用哲學解答，我們只能依靠詳盡而細緻的學術分析才能夠找到答案。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拋開愛情詩般的寫作手法，腳踏實地討論同理心、正義、公民責任、誠實、正直、謙遜、尊重以及對貧弱者的關心，冷靜清醒地進行制度分析。

對弱勢群體的同理心必須受到制度分析的約束。我們需要分析我們所生活的制度環境如何激勵面臨著不同選擇的個體，如何調動分散於全社會的信息——人們只能在社會互動中習得這些知識，它們在人們的決策中又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自由意志主義鼓勵我們探尋這樣的治理機制：在這樣的制度下，我們雖然會犯錯誤，但是仍然能夠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實現勞動分工下的社會合作帶來的收益。真正的自由激進主義者歌頌自由的美德，而這些自由的美德又將會鞏固自由的政治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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