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祭伍子胥：一種不見容於主流的愛國

　　作者：格隆匯.格隆

　　端午節是祭奠愛國詩人屈子(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的日子。

　　惟楚有才，格隆也常以身為楚人為傲。「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楚地，從來是英雄輩出的地方，屈原正是其中一個幾乎沒有爭議的完美形象。但絕少有人會知道，其實這節日，不單是屈原一個人的榮耀。至少有另一個楚國人，應該在這個特殊的日子獲得同樣的尊崇，只是歷史裝扮的需要，被擱置在了歷史的塵埃與陰影中。

　　他叫伍子胥，比屈原早生220年。

　　關於端午節的由來，歷來就存在著四種說法：源於紀念屈原；源於紀念伍子胥；源於紀念孝女曹娥；源於古越民族圖騰祭。後兩種說法，基本不會有人當真，但被屈原本人稱作「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的伍子胥，卻是當之無愧的祭祀對象：公元前484年，吳王夫差受太宰讒言，賜劍令伍子胥自殺。子胥「乃告其舍人曰：「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午日以粽奉之(《史記》)」。所以《荊楚歲時記》也記載：「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故並命舟楫以拯之。邯鄲淳曹娥碑雲，五月五日，時迎伍君……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

　　在伍子胥被逼自殺207年後，另一個楚國人屈原選擇了投汨羅江而亡。時間相隔了兩個世紀，但離世的理由是一致的：都是因為愛國。

　　同是愛國，同是君王昏聵，同是慷慨赴死，屈原的愛國，倍顯婉轉凄涼與無奈，而伍子胥的愛國，卻顯得如此悲壯高亢，桀驁不馴——也正因此，在很長時間內，「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的伍子胥，是不待見於主流史籍的。

　　屈原出生於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mǐ)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但也正因為如此，「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昏庸的楚懷王聽信毀謗，自公元前313年始，先後兩次將屈原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

　　自此之後直到投江的長達35年的時間，屈原事實上已遠離楚國政治中心，此後再無參與國事的主動作為。但其憂國之心未改，在流放中寫下了憂國憂民的《離騷》、《天問》、《九歌》等不朽詩篇。

　　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62歲的屈原悲憤交加，於五月五日，在寫下了絕筆作《懷沙》之後，懷石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國，「以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愛國主義樂章」(當今主流用語)。

　　在格隆看來，屈原更像一個逆來順受，憂心國是，悲情吟哦，幕後旁觀的詩人，而不是橫刀立馬，迎難而上，血薦軒轅的踐行者。

　　伍子胥是後者。

　　同樣面對昏君，同樣面對國事飄零，伍子胥都是既不盲從，更不旁觀，攘臂以上，「生能酬楚怨，死可報吳恩(范仲淹)」。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員，字子胥，楚國椒邑(今湖北監利縣黃歇口鎮)人，春秋末期著名軍事家。伍子胥之父楚平王太子建之太傅，和其長子伍尚一同被昏聵的楚平王無端殺害。伍子胥從楚國逃到吳國，成為吳王闔閭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帶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以報父兄之仇。吳國則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謀，西破強楚、北敗徐、魯、齊，成為諸侯一霸。

　　彼時的楚平王昏聵無道，在聽信寵臣費無忌建議奪太子建之妻後，費無忌為絕後患而進讒：「太子太傅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楚平王言聽計從，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史記》)」

　　同是面對昏君的無道，屈原選擇了忍辱順從，流放吟詩——這或許與屈原的皇族身份有關，他不可能象戰國時那些懷才不遇的俠客一樣各國遊走，也與他認可的「君即國，國即君」，愛國即須愛君，反君即反國的邏輯有莫大關係。

　　伍子胥呢？

　　平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史記》)

　　最後的結果是，兄長伍尚束手待斃，被執就戮，原因是：「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而「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逃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史記》)」

　　面對無端殺父兄的楚國昏君，伍子胥的選擇是：貫弓執矢向使者——這是拒捕，絕對的大逆不道。

　　兄長伍尚這樣的，是傳統文化里典型的愛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中國傳統文化里一貫強調上智下愚，待人標準上，更寬宥君王和苛刻臣子互為表裡。岳飛以「莫須有」罪名被縊死於風波亭，千百年來，眾多看客只是不痛不癢地罵罵秦檜罷了，沒幾個人覺得岳飛束手待斃有何不妥。太多的學者專家在忽悠民眾，教他們單方面無私奉獻：君可以不仁，但臣不能不義。

　　而伍子胥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正史垂青，恰恰是因為楚國昏君無端殺他父兄之後，他並沒有坐以待斃，而是選擇逃跑與反抗。千難萬險跨越國境，在吳國輔佐吳王闔閭，富國強兵。伐楚，五戰而破楚都郢(現湖北江陵紀南城)，時平王已死，子胥掘其墓，鞭屍三百以報殺父兄之仇。吳王夫差即位之後，子胥為大將，又大敗越軍於夫椒(今江蘇吳縣西南)，建立不世之功，吳亦成諸侯一霸。

　　但伍子胥的愛國邏輯從未更改，並如出一轍：心中有國，無君。子胥大敗越軍後，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勸告，中勾踐美人計，同意越國求和。子胥毫不留情面地諫言：「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左傳》)。」吳將伐齊，越王勾踐率文武朝見夫差，並賄賂吳王及其左右，吳人皆大喜，惟子胥獨懼，說：「豢(養)吳也!」並堅勸夫差停止伐齊，滅吳為先。

　　吳太宰嚭與子胥有隙，且收越賄賂，因讒曰：「今王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史記》)

　　面對一首打造的強盛國家可能走上敗亡之路，這次伍子胥沒有逃離，而是「從容作楚囚」，採用了「死諫」：「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夫差聞言大怒，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這一天是農曆五月五日。

　　9年後，越滅吳。

　　顯然，絕孝純忠，戰而能用，節而能守的伍子胥打仗、戰略、強國，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但專制君主們一定不喜歡伍子胥這樣的人：因為伍子胥的絕孝是無條件的，而「愛國」是有條件的，是「純忠」而非愚忠。他的「忠君」是建立在「君值得忠」的前提下的。否則，他會翻臉，甚至恨起刀兵，玉石俱焚。

　　這就是明人邵寶惡狠狠做出如下評論的原因：「伍子胥孝知有親而不知有國，仇一人而戕一國，卒之流毒宗社，不亦甚哉！」關鍵問題就在這裡了：知有親而不知有國，仇一人而戕祖國。這個叛國罪到底該怎麼算呢？最關鍵的是流毒宗社。皇帝殺你就是殺你，你憑什麼可以反叛呢？這要教壞了小孩子怎麼辦？！

　　而屈原，卻大大不同。他被冤屈之後，沒有選擇背叛，只是寫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愛國主義」詩篇。和伍子胥的「形而下」層面的憤怒相比，屈原先生「形而上」層面的升華，對專制昏君來說，顯然更為安全和愜意。何況，屈原死後，這些「精神遺產」還可以無限複製出千千萬萬個屈原出來，個個「哀而不怨」。即使棄之若履，視作草芥，也不必擔心他們會造反。

　　而這，可能也是朱元璋為何下令將亞聖孟子「廢而不祀」，連牌位都扔出儒家祠堂的原因：孟子推翻了君可以「昏」，臣唯有「忠」的不對等合同，而是強調「君視臣如寇讎，臣視君如獨夫」——這犯了大忌。

　　所以，理所當然地，伍子胥被歷史忘卻，屈原被大加弘揚——歷史是一個小姑娘，永遠在各種厚薄地塗脂抹粉。

　　好在，總會有人抹去這些歷史的塵埃。太史公司馬遷給予了伍子胥最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千載空祠雲海頭，夫差亡國已千秋。浙波只有靈濤在，拜奠青山人不休(唐 徐凝)」。伍子胥墓地位於姑蘇城外的胥口鎮，地名就因伍子胥而設，這是伍子胥拋屍入江所在地。墓封土高約l米多，冢以麻石砌成，墓前碑書「吳相國伍公之墓」。

　　墓在文革中被完全平毀——以愛國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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