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榮 一段被風塵掩蓋的歷史,交織著知遇與功利,情感與背叛,許多年以後,蘇青風頭再起,卻無人提及這段經歷,因為,另一個男人早已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上了…… 陳公博,汪偽降曰叛國集團第二號大漢奸,1944年11月汪精衛死後,陳續任偽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成為頭號漢奸。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為逃避懲罰,陳於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幫助下,乘飛機從南京逃到日本亡命,歷時一個多月。終因國內掀起嚴懲漢奸的熱潮與國民黨政府的一再要求,10月3日陳被送回南京,立即被捕。在看守所時,陳每日伏案書寫《八年來的回憶》,竭力為自己與汪偽集團辯護。1946年6月3日在蘇州被執行槍決。 上世紀40年代,上海淪陷時期另一個出名的女作家蘇青(1913-1982),原名馮和儀,浙江鄞縣人。蘇青把「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語標點輕輕移位,變成「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轟傳一時,又對女性獨立生活一事,發為感慨:「我想想,我家連一枚釘子,也是我用自己的勞力換來的,可又有什麼意思呢!」  蘇青在寧波中學就讀時,受到良好的教育,每次學校周會,浙江籍的名流陳佈雷、張其昀、陳果夫都到學校講學,當時蘇青還在校刊上發表文藝習作,受到全校注意,被同學看作是「天才的文藝女神」。 中學畢業後,考取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英語系,後來因與專攻法律的李欽後結婚,中途輟學,隨丈夫到上海定居。婚後的蘇青,本意是做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但不幸的是,因為家庭經濟左支右絀,夫妻失和。有一次,她向丈夫索取家用開支,發生激烈爭吵,李欽後竟打了蘇青一記耳光,還說:「你也是知識分子,可以自己去賺錢啊!」就為這一記耳光,沒有寫作願望的蘇青被推上文學創作道路,開始用作品換取稿費,爭取獲得獨立的經濟地位,結婚十載,她已是三個兒女的母親,夫妻反目,終於導致婚變的結局。
風傳蘇青創辦了《天地》月刊,是憑藉了陳公的支持之力,又傳她是陳公情婦……
1941年上海淪陷後,她開始用「蘇青」的筆名賣文為生,還曾主編過《天地》文藝月刊,主持過上海天地出版社。隨後不久,她懷著離婚的苦悶寫了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先是在由上海太平書局出版、柳雨生主編的《風雨談》月刊上發表,後又於1943年7月出版了單行本,很快成了暢銷書,短短半年中印行了九版,到1948年就發行到十八版。這種情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亦屬罕見。她於1947年寫作的《續結婚十年》也發行了四版。 最初使蘇青揚名上海的雜誌是《古今》,她也許是該雜誌最為器重的女作家,是經常為其撰稿的唯一女性。蘇青1943年創辦了《天地》月刊。當時社會上風傳蘇青能辦起這份雜誌,是憑藉了陳公博的支持之力。又傳她是陳公博的情婦,理由是蘇青曾在偽上海市政府做職員,其時陳公博正兼任著偽上海市長,她遂成為陳公博的「女秘書」之一。抗戰時紙張緊張,陳公博設法配給她很多白報紙,蘇青坐在滿載白報紙的卡車上招搖過市,顧盼自喜,當時文化界一時傳為笑談。這些無疑表明陳公博對蘇青很是賞識。蘇青可以自由出入陳公博的官邸,陳公博、周佛海及其老婆周楊淑慧、兒子周幼海均有作品在《天地》上發表。 1942年10月16日出版的《古今》雜誌第9期上,刊登了蘇青的散文《論離婚》,此系蘇青首次在該雜誌上露面。《論離婚》是蘇青散文串珠中最美的一顆,「性的誘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濃厚。美人睡在紅綃帳里,只露玉臂半條,青絲一綹是動人的,若叫太太裸體站在五百支光的電燈下看半個鐘頭,一夜春夢便做不成了。總之夫婦相知愈深,愛情愈淡,這是千古不易之理。戀愛本是性慾加上幻想成功的東西,青年人青春正旺,富於幻想,故喜歡像煞有介事的談情說愛,到了中年洞悉世故,便再也提不起那股傻勁來發痴發狂了,夫婦之間頂要緊的還是相瞞相騙,相異相殊。鬧離婚的夫婦一定是很知己或同脾氣的,相知則不肯相下,相同則不能相容,這樣便造成離婚的慘局。」 這一篇精彩的文字論述,打動了一個「貴人」——時任上海市長的陳公博。那時蘇青正因夫妻不睦、丈夫不肯養家、自己四處找不到工作而煩惱,《古今》老闆朱朴便對她說,陳公博看了《論離婚》,非常讚賞,你何不寫點文章奉承奉承他呢,這樣你找工作的事就好辦了。蘇青聽說「市長」讚賞她的文章,心裡自然高興,加上找工作心切,便答應了朱朴,適逢《古今》辦刊周年,蘇青便寫了篇《<古今>的印象》,發表在1943年3月《古今》「周年紀念專號」上,其中這樣寫陳公博—— 《古今》創刊號是在民國31年3月出版的,但是,我頂愛讀的還是陳公博氏的兩篇文章,一篇是《上海的市長》;一篇是《了解》。 陳氏是現在的上海市長,像我們這樣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絕對沒有機會可以碰到他的。不過我卻見過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館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紅綢堆上面靜靜地嘆息著。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莊嚴,使我見了起靜畏之心,而缺乏親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長,我心中想,我們之間原有很厚的隔膜。 及至開始讀他第一篇文章的時候,我的性情改變了不少。他把上海的市長比作Number one Boy(頭號僕人),這個譬喻便是幽默而且確切,「他是個很有趣的人」,我心中想,隔膜薄了好些。 最後,他說他自己在許多市長的必備條件之中,只有一個天然的具備條件,便是他的耳朵真是半聾的,這話真說得不唯幽默而且謙遜之至了。這類謙遜使人聽了起親切有趣之感,一口氣看完他的文章,我的觀念完全改變了。 市長也是同我們一樣的人;他在小孩子的時候,也是好取耳朵為樂的,現在所不同者,無非是職業上區別;他做市長,我們做別的罷了。 市長也有牢騷,也愛做遊戲文章來發泄他的牢騷呀! 於是我不必等到讀他的《了解》,自以為已經相當了解他了。當我再走過辣斐德路某照相館,看見他的半身放大照片的時候,我覺得他莊嚴面容之中似乎隱含著誠懇的笑意,高高的、大大的、直直的鼻子象徵著他的公正與寬厚,因他在《古今》上面之文字感動力,使我對他的照片都換了印象。 陳公博先生在《了解》一文中說起一個人的公生活性格與私生活性格往往不同,因此我們可以推論一個人的官話與私話說起來也一定相異,我愛聽做官的人講私話,不歡喜看小百姓寫官樣文章。 蘇青寫出這樣的文章,使人看到一個文人如何迫於生活做出錯事來,令人痛心,更令人惋惜。蘇青在迫切的生計問題面前,一時糊塗,在她心裡,並沒有完全喪失是非的觀念,不然她不會在她後來編輯出版的她的四部散文集中,均不收錄《<古今>的印象》。 蘇青由此衣食無虞了,代價是沾上了漢奸的嫌疑。 後來有一天,陳公博遇見周佛海的夫人楊淑慧,得知蘇青在為職業煩惱,便給蘇青寫了一封親筆信: 和儀先生:(蘇青原名馮和儀) 昨晤周夫人,知先生急於謀一工作,我想請你做市府的專員,我想你以專員名義,替我整理文件。甚且就做這種工作,不居什麼名義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條件——請你注意,最要緊能秘密,因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辦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辦的,有些事是等時機才可以辦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內為要的問題,請你考慮,如可以干,請答覆我,不願干就做專員而派至各科或各處室辦事罷。 至於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辦到。 此請 著安 陳公博啟 六月十九日 蘇青接到陳公博的信後,以一個女人特有的敏感,擔心陳公博對她別有用心,於是拒絕做他的私人秘書而選做了專員。被派在偽市府秘書處做事,蘇青由此衣食無虞了,代價是沾上了漢奸的嫌疑。 在機關里,蘇青的具體事務是核簽工作報告。開始她以為那很難做,因為從未做過,不懂公文批簽的格式,摸不著門,但單純文字上的格式終究是不複雜的,何況下面送上的報告基本上都條理清楚,人事明確,行文上多無破綻,因而無需多費神,以蘇青的聰明,很快便掌握了。 可是她的聰明很快卻又給她帶來煩惱了,她想到:事情是他們做的,報告也是他們寫的,報告寫的很好,可是誰知道與事實是否相符呢?要核實如何個核實法呢?事實上不可能做到每件事都去核一遍。於是她第一次感覺到了手中筆的沉重。可是轉念一想,也就覺悟了:「做官有二種,一種是做文的官,一種是做事的官,我是做文的官,責任在於紙張之上,文字之間,與事絕對不相關的。我的責任是看報告,只要她的紙張完整,文字無訛便算完了;其與事實是否相符,卻又干我屁事?我要干也無從干起那!」 世上萬事都在觀念,關鍵在於能否想得通,思想問題一旦解決,蘇青心裡立刻坦然,於是高高興興在報告上寫下冠冕堂皇的八個字:「核尚詳盡,擬準備案。」報告呈上去,果如所料,上面批下「如擬」二字,一樁公事就此了結。蘇青自覺找到了竅門,從此便照此行事,為求穩便,凡遇這類報告均只用此八字,上面也總以上述二字批複,一來二去,上下似有默契,自然也就相安無事了。 蘇青對事物有洞若觀火的聰明,缺乏的是難得糊塗的聰明。她占專員這個位子,本為裹腹而來,若換了一個人,多半也就混口飯吃而已,其他概不置喙,也不會生出太多的責任感什麼的。可是蘇青不同,她無法麻木。她做不到視而不見,見而不說。於是上班不多日,她便以自己簽呈公文的經歷,寫文章批評起作公文的衙門作風了。 蘇青的專員只做了兩三個月就辭職了,辭職是陳公博的意思,不知與蘇青的這篇激揚文字是否關聯。他對蘇青說,女人搞政治不合適。辭職後每月薪金由他照給。蘇青樂得不做事光拿錢。 蘇青在官場混了幾天,但似乎並未人流,一是時間短暫,尚來不及進入角色;二是性別在此,那年代一個女人很難搖身一變,就正兒八經地做起官來;三是個性使然,做官對於她,並不是心目中理想的職業;她也不是那種可以處處討得上司歡心,贏得同事個個歡喜的在官場如魚得水的人,所以蘇青好比是人進了舞廳,卻並沒有下舞池一般。 那時蘇青已與丈夫李欽後分居,做了娜拉,從家裡搬了出來,借住在平襟亞(台灣著名女作家瓊瑤的公公)家裡。陳公博得知後,便給了她8萬元讓她做租賃房屋之用,蘇青花了4萬元在南京西路上租了一處房子,又以1萬多塊錢買了一套半新不舊的傢具,這才有了安身之所。個性極強的蘇青此時已顧不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古訓了。 閑下來,蘇青便欲實現心底的夙願,而把當初找工作時陶亢德告誡她「現在根本不是做事業的時候」的話忘在了腦後,想自辦雜誌,取名《天地》,請陳公博支持,陳公博給了5萬元,這個數目在當時可買50令白報紙。當年10月,「天地出版社」掛牌開張,同時《天地》月刊創刊,蘇青集老闆、編輯、發行於一身,忙得不亦樂乎,《天地》也的確很火熱了—陣,第2期上,還登了篇陳公博寫的《改組派的史實》。 蘇青與陳公博越來越熟,便常去陳宅串門,那時她與丈夫感情已經完全破裂,但丈夫還不太願意離婚,一次陳公博問起蘇青的家庭現況,蘇青便告以想離婚,陳公博說這容易,只要以保安司令部名義把李欽後叫去寫個字據就是了。言中含有強迫之意,蘇青沒有答應,她怕李欽後進了保安司令部會受刑,陳公博笑言其他忙可以幫,不過要令她丈夫愛她，這他陳公博可沒辦法。而蘇青身邊那位學徒出身、靠自己奮鬥在文壇上立定了腳跟,且與蘇青之間頗有些感情牽連的陶亢德又似乎總是若即若離地高談革命,而讓蘇青多少有點分心。 在往後,偽中日文化協會成立,陳公博做了理事長,委任蘇青為該協會秘書,蘇青雖然始終未參加實際工作,是掛名的,但是腥氣卻已沾上了。 陳公博很欣賞蘇青的文章,同情她的經歷,有次請她吃飯,酒後抑鬱無聊中居然傾心吐膽,披露內心隱衷向只有一面之交的蘇青黯然地說起他之實為文人,個性與政治工作的不合,又告訴她許多關於自己的歷史:參加革命,希望的幻滅,但是他愛他的汪精衛,將永遠追隨他,知不可為而為之。又對其不得已的苦衷三致力婉轉,一派悲涼,害得蘇青也頓起同情之心。 蘇青在淪陷時期的上海灘是出盡了風頭的人物,不可避免地還伴隨著各種小報上關於她私生活的種種傳言。蘇青的反應即是急欲大聲抗辯,不論巨細。一一駁去,再就是以她一貫的大膽直率的作風急不擇言、竹筒倒豆式的表白,乾脆將她在淪陷時期的經歷和盤托出,也是讓事實說話的意思,這便是《續結婚十年》。書中訴說一個離婚女人求職謀生的艱難,尋找合適婚姻的不易。 蘇青毫不掩飾地表露她對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的同情。至於那些罪在不赦的大漢奸,她堅持只對他們私人性的那一面做出反應,陳公博是民族罪人,但於她個人卻有知遇之恩,因時勢變幻而「忘恩負義」在她看來似乎倒是失德的。所以她不無自矜地寫到自己在抗戰勝利後去探望窮途末路的周佛海,並在目睹了這位昔日「一切都有把握的人」的頹喪之態後幾至潸然淚下;而從報紙上得知陳公博的死訊後蘇青更感嘆道:「我回憶酒紅燈綠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誠摯的,滿目繁華,瞬息間竟成一夢。人生就是如此變幻莫測的嗎?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現在什麼都過去了,過去了也就算數,說不盡的歷史的悲哀呀。」 在散文《談做官》中蘇青如此又間接地對陳公博寫道:「照我看來,愈是做大官的人,便愈應該感到寂寞。早晨他的汽車到了,肅靜迴避,寬闊的道上除了幾個武裝衛兵之外,什麼人影兒也不見,情景該是隆凄涼的。但一個人高高在上忍受無邊的內心寂寞,恐也不見得十分好受吧。」
摘自《海上文壇》2005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