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略】李光耀了解當代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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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去世的李光耀，不論在無數西方人眼裡，還是在無數中國人眼裡，一直被視為老一輩政壇人物當中最為了解當代中國的。如2012年出版並於2013年被譯成中文的《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一書的前言，就對李光耀有如此評價：

「關於中國崛起……對於這個問題，毫無疑問，李光耀比其他中國以外的觀察人士或分析人士了解得更多。」

李光耀去世後，我迅即閱讀了《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的中文版。遺憾的是，讀罷後我得出的結論恰恰與本書前言作者相反：李光耀對當代中國的了解並沒有多少獨特或過人之處。

一、低估中國的科技進步

評判當代中國發展時，有一種觀點居於支配性地位：中國雖然高速發展獨一無二，雖然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工業大國、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按平價購買力），但是中國的科技進步成就卻要遜色得多。李光耀在這方面的觀點，也未能免俗：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絕對額將不可避免地趕上美國，但其創新能力可能永遠無法與美國匹敵，因為它的文化不鼓勵進行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不然如何解釋一個人口4倍於美國的國家（可能中國人才的數量也是美國的4倍）卻少有技術突破呢？」（《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10—11頁，中信出版社2013年）

從2011年起，筆者就不斷地指出，上述主流觀點，雖然廣為流傳，但是並不符合事實。2014年李克強視察南車時，就直言：「沒想到技術進步這麼快」！中國的工廠，並非都是低技術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而是擁有無數高效的現代化企業，從礦山鋼廠到化工廠，它們的勞動效率絲毫不亞於西方最出色的同類企業。不僅如此，從傳統工業到新興的信息產業與生物產業，中國的技術突破現在也越來越多，不僅追上了西方，甚至開始領先。最好的高鐵，傳輸最遠、容量最大的電網，最好的火電站與水電站，最新式的核電站，全球大國中可能要最先採用的5G無線通信技術，難度最大的油氣開採技術，最新式的獨一無二的量子通信技術，最高效的工程建設技術，最成熟的煤化工技術，等等，全都在中國。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能在如此多的重要領域中處於領先地位呢？除了工業技術，中國基礎理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茲不贅述。

上述成就，在李光耀口述此書的2012年就已經全都面世或即將面世了，但是李光耀對此卻毫無覺察：「30年後，中國領導人將明白，雖然到205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成為世界之最，但就人均水平而言，它仍是小國，就技術角度而言，它仍然非常落後。因此，要有所成就，他們必須有務實的想法……他們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什麼能夠實現、什麼不可能，他們一定要知道中國是不可能主導亞洲的。」（《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12頁）

在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盾構機與重載機車，幫助英國建造核電站與通信系統，向美國出口汽車衝壓生產線與地鐵車輛，向德國出口大型集裝箱起重機，向挪威出口深水鑽井平台，向土耳其出口遠程防空導彈的時代，「中國技術落後」這樣的話尤其顯得不合時宜。

不光中國的技術成就被低估，中國的管理組織經驗也是如此，即便跟新加坡相比，在諸多地方也不落下風。就拿鼎鼎大名的蘇州工業園區來說吧，有人就並不看好新加坡的管理經驗：

「1994年，正因為仰慕所謂新加坡經驗，中國決定與新加坡共同合作開發蘇州工業園區，並將園區的大多數股權，和負責實際運營管理權全部交給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很快就讓中國失望了，園區年年虧損不說，建設和招商成果也始終諸多不利。虧到1999年，兩國政府經過長期談判簽訂了新的備忘錄，從2001年起將多數股權和運營管理權轉交給中方，結果從2001年當年開始，園區即扭虧為盈，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成為了全國著名的工業開發區之一。現在這個開發區的人均GDP是4萬美元。如果實踐確實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就證明了，所謂的新加坡經驗，即使在其最擅長的經濟領域，在中國也不見得能比得上『土經驗』。」（魏峰：《中國官員在新加坡學不到未來》）

竊以為，李光耀對當代中國的快速變化的理解與把握，遠不如另一位也同樣年逾九十的政壇老人——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施密特對中國的科技實力有著較準確的認識，近年來他不止一次地告誡西方人，他們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國一樣能做得到。

二、低估中國的軍事與金融抱負

李光耀也低估了中國的軍事技術水平：

「我相信，中國領導層已經認識到這樣一點，如果你和美國展開軍備競賽，你就會輸，相當於自尋死路。」（《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8頁）

中國是全球第一工業大國，財政充盈，技術與人才儲備雄厚，反觀美國，工業趨於衰敗，財政緊張，人才青黃不接，兩家真要展開軍備競賽了，美國吃不消的可能性更大，當然，前提是中國繼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

李光耀還認為：「軍事方面，在百年內中國不可能追上美國，但中國可以通過不對稱的發展給美國施加巨大的壓力。」（《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15頁）

「不對稱打擊」，是前些年中國軍事實力尚弱時的指導思想，那時候軍方人士愛提什麼「殺手鐧」（如引起廣泛猜測的能夠打擊移動目標的彈道導彈「DF—21D」），期望在軍事裝備上相比美國處於全面劣勢的情況下，憑藉掌握一兩種獨門絕技，能對美軍造成重創，力爭以弱制強甚至勝強。

近年來，中國軍事技術突飛猛進，「殺手鐧」之類的聲音在中國逐漸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在軍事裝備與技術領域全面趕上美軍的思路日漸成為主流。大型航母、艦載機、新式潛艇、宙斯盾軍艦、萬噸驅逐艦、隱形飛機、大型運輸機、武裝直升機、無人機、巡航導彈、高超音速武器、反導武器，等等，美國有的，中國現在大都也有了，或即將擁有了。

不對稱，正逐漸趨向於對稱。

順便指出，李光耀去世後，中國不少人贊其為「在大國之間不選邊站」、崇尚「不結盟運動」，這並不符合事實，從獨立至今，新加坡一直是「一邊倒」的。新加坡在1971年簽署了《五國聯防軍事協議》（英、澳、紐西蘭、新、馬），美國在新加坡有樟宜海空基地，這總不能叫不結盟吧？

李光耀對中國政府的在國際金融方面的抱負也是缺乏預見：

「就當前而言，中國對大型國際組織（如國集團）的成員身份很滿足，在這裡，中國的意見受到重視，經濟利益得以維護，但責任卻由20個成員共同承擔。」《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14頁）

與李光耀的預判相反，2012年之後的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很快就公開表現出對中國在大型國際組織中發言權有限的不滿，尤其是對美國與歐盟拒絕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增加中國的權力表示了不滿。中國政府決定另立山頭、另起爐灶，發起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綢之路基金。巧得很，就在李光耀去世的前夕，不顧美國的不滿，英國帶頭，德國、法國、義大利、瑞士與盧森堡正式宣布申請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3月23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文章《中國為贏得歐洲國家的支持放棄在亞投行的否決權》。此報道的可靠性與否，筆者無從知曉，不予評判）。

三、漢語難學嗎？

如上所述，李光耀低估了中國的科技進步，他對所謂的中國缺乏科技創新的原因的表述，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李光耀認為：

「中國實施民族復興的主要障礙是什麼？從內部看，主要挑戰是文化、語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國人才」；「在接受有才華的移民的問題上，即便中國和美國一樣開放，未掌握漢語的人又怎麼能進入並融入中國社會呢？漢語有很多單音節和聲調，是一門非常難學的語言。口語或許幾年就可以掌握，但想快速閱讀卻很難。我不知道中國在僱用外國人才時能否克服語言障礙及由此帶來的困難，除非讓英語成為主導語言，就像新加坡一樣。」（《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10頁）

看來，中國的文化不利於創新，中國的語言太複雜，既不利於形成創新思維，也不利於吸引他國人才。至於英語呢，「新加坡在過去40年間努力把英語確立為第一語言，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為什麼呢？肯定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沒有激起強烈的反對。我們這麼做是為了向世界開放自己，使我們自己接觸並利用那些促進發現、發明與創造力的主要力量，這些力量不僅存在於英語這門語言中，還存在於英語的思維方式中。」（《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13頁）

為此，「我曾經建議一位中國領導人把英語作為中國的第一語言。」（《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13頁）

李光耀的觀點，算是一種近似於種族決定論的語言決定論了。我不是語言學家，在此我不就技術細節來探討漢語是否不利於科技創新（與李光耀相反，比如，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漢語要比英語等語言簡潔得多，也更適用於現代社會）。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看，李光耀的觀點無法解釋，為何在近代之前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知識分子存在著學習漢語的高度熱情並取得了相應的成就。此外，從西方歷史經驗來看，與其說英語是英國與美國相繼成為世界經濟霸主的利器，不如說英美相繼成為世界經濟霸主促成了英語的「國際語言」的地位。如果特拉法加海戰的獲勝者是法國而不是英國，如果拿破崙此戰之後乘勢平定英國，那麼今天英語的地位就要被法語取代了。李光耀的解釋，有些因果顛倒了。

隨著經濟中心日漸東移，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各國學習漢語的熱情也日漸高漲。2013年10月，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與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分頭而同時抵華訪問。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0月18日刊文指兩人「競相向中國獻媚」。在一起出席北京大學的座談時，面對中國學生，喬治·奧斯本大臣爆料說，他10歲的女兒在學中文。同台的鮑里斯·約翰遜市長趕忙接過話茬，說他16歲的女兒不但在英國學中文，而且要來中國實地學。該文揶揄道，「要接招，奧斯本恐怕只能說要把女兒嫁給中國人了」。同一個約翰遜，2005年在《每日電訊報》上撰文說：「我們的孩子不必學普通話，中國不會主宰世界。」約翰遜現在改口了，承認他的判斷有誤。他自己在學中文，他的孩子也在學中文。該文還強調出了一個細節：2008年北京奧運會閉幕式上，身為倫敦市長的約翰遜不修邊幅，雖然穿了正裝，卻不打領帶並開著襯衫扣子，大大咧咧地從中方主辦者手裡接過了奧運會旗，而如今再次訪華，約翰遜則是一路規規矩矩地打著領帶。

為了賺中國人的錢或借中國人的錢，奧斯本大臣與約翰遜市長自己都不畏艱難，李光耀怎麼就能替英國人做主說漢語難學了呢？

四、未能全面準確地理解創新與美國的關係

在低估中國所取得的技術進步的同時，李光耀對「創新」在美國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的理解也有失偏頗。

在書中，李光耀對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讚不絕口，比如：「雖然美國面臨異常艱難的經濟形勢，但美國的創造力、彈性以及創新精神使其有能力應對一些核心問題，克服這些問題，並重新獲得競爭力。」

對美國創新能力的這種推崇早已在全球深入人心，不過這一推崇並沒有考慮到如下問題：

美國是憑藉其超群的創新能力才成為全球第一經濟大國的嗎？現有的科技創新能力能夠保證美國不被超越嗎？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將長盛不衰嗎？

當代美國科技創新能力的領先，令不少人斷定美國當初就是憑藉出色的創新能力而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其實，這種觀念有些想當然了，與歷史事實並不一致，當初美國能夠後來居上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以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不是因為其擁有過人的科技創新能力。正如美國卓越的經濟史學家與企業史學家錢德勒（Alfred D.Chandler）所指出的：

「美國公司不是僅通過開發和領先新技術來稱雄」！「用麥迪遜的話來說：『美國工業通過將創新進行國內市場和全球市場規模的商業化成了世界技術領導者。』」（錢德勒主編《大企業和國民財富》中文版，第100頁）

錢德勒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儘管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但是那時候的科技創新主要都來自歐洲。兩次世界大戰時期，儘管美國工業產量已經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但是，歐洲在科技創新方面仍舊不輸於美國（比如，噴氣式飛機、電子計算機、核能，影響戰後技術進步的這幾項關鍵性發明都是歐洲人的成果）。直到二戰以後，在已有的無與倫比的工業生產規模的基礎上，再加上大規模引進全球人才以及政府加大對科技研發的支持與投入等因素，才使得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笑傲全球。

美國與歐洲的經驗表明，如果科技創新能力不能與大規模的工業生產緊密結合起來，那麼這種創新能力將有可能趨向衰弱，如同無源之水。今天的美國，幾十年來製造業持續走弱，科研投入減少，吸引外來人才的能力也漸趨減弱，未來其創新能力能否不隨之衰減？

反觀今天的中國，則似乎正在不小的程度上複製著美國的經驗：先建立最大規模與最高效的工業生產，在此基礎生再進一步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五、遏制增長沒好處！

《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成書的2012年恰好是中國政府的換屆年。未來中國是否願意或有能力維持過去的高速增長？李光耀在書中如此預判：

「在過去30年里，中國經濟以大約每年10%的速度快速發展，有時甚至超過12%。中國能不能至少在下一個10年里維持如此高速的增長？我認為可以。中國起點低，加上13億國內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這個增速可以維持。」（《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65-69頁）

李光耀的這一判斷與分析，在筆者看來，是符合常理的，也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有需求也有客觀條件來繼續維持高速增長，中國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人均GDP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之前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當然也要讓人民共享這一成果），這一過程無疑也將持續較長時間。

不過出人意料的是，新一屆的中國政府卻選擇了主動降速的經濟戰略。至晚從2011年初開始，中國政府便開始有意識地壓制經濟的高速增長。新一屆政府接手後，更是將這種降速行為理論化與制度化了。現在中國政府宣布，中國經濟增長的老常態結束了，開始了新常態，由「高速」階段轉為「中高速」階段，增長目標也下調為7%。至於為何由老常態轉為新常態，在筆者看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此提出嚴格的論證說明（比如林毅夫一開始就不贊成中國經濟未來將降速），而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採納了中國媒體、專家以及大量外國專家（比如佐利克）的意見，或者說迎合了輿論的壓力。官方新的理論認為，中國經濟過去只有速度沒有質量，只有規模沒有效益，為了提高質效，為了轉型升級，就應該降低速度，只有通過降低速度的手段，才能達到提質升級的目標。

提質升級的初衷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這一目標並不與高速增長相矛盾。首先，如本文前面指出的，相較於世界各國而言，中國的高速增長其實並不粗放低效，像中國政府領導人正大力對外推銷的高鐵、能源、通信等高附加值裝備產品，全是過去高增長時代的成果。其次，只有在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的基礎上，才能又快又好地實現提質升級；速度降低後，企業活動風險加大，企業不可能在低回報時期或危機時期主動提質升級。

現在，經濟持續下滑了，降速了，但是提質增效的證據卻不明顯。無數學者與媒體人指出，近年來，中國增速下滑的同時，工業產值比重下降、服務業產值比重上升，這就是提質增效、轉型升級的證據。遺憾的是，工業生產率高，服務業生產率低，這一新變化應該是中國經濟質量降低、效益減少的證據，應該是產業降級而不是升級的證據。無論從理論上來看還是從國際經驗上來看，降低速度的結果只有一個：延緩質量的提高，延緩產業的升級。

還有很多人鼓吹，GDP增速放緩了，但是居民收入增速跑贏GDP增速了，這也是提質增效的證據。這種說法其實是一個詭辯。第一，居民收入增速跑贏GDP增速現象，這本來就是多年來的常態，而不是新事物。第二，居民收入增速不應該跟GDP增速相比較，而應該跟過去的居民收入增速相比較，經濟增速下降，意味著社會財富增速放緩，只可能有一個結果：居民收入增幅放緩。在目前的條件下，不可能出現財富創造增幅放緩而收入增幅卻提高的現象。

繼領先世界的中國高鐵主動降速後，中國經濟這一更為龐大的高速列車，也選擇了主動降速。在全球各國都為增長殫精竭慮絞盡腦汁的時候，中國卻主動降速，李光耀能理解這種反常的現象嗎？

當然，對速度降低的程度的認識，還是有差異的。以厲以寧為代表的人物，主張一降到底，不要再追求經濟增長，直接放棄經濟增長目標，向「2008年的美國」學習（厲以寧認為美國經濟在那一年完成了產業升級！所以中國要向它學習）。不過，在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習近平強調，2015年的首要工作目標是「穩增長」，要「全面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李光耀說：「今天，中國人的預期和抱負已經提升。每一位中國人都渴望一個強大、富裕的中國，一個與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同樣繁榮昌盛並同樣具有科技競爭力的中國。這種重新喚醒的使命感是一股極其強大的力量。」（《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4頁）

遺憾的是，現實中，並非「每一位中國人都渴望一個強大、富裕的中國，一個與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同樣繁榮昌盛並同樣具有科技競爭力的中國。這種重新喚醒的使命感是一股極其強大的力量。」

中國最出色的工業成就之一高鐵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我依稀記得，當年京津高鐵與武廣高鐵開通後，國外媒體發出了不少羨慕的聲音，詭異的是，在中國媒體上卻掀起了一股醜化、詆毀高鐵的浪潮，至今不衰。在輿論的壓力下，高鐵最高運行時速竟然由380公里降為300公里。國外推廣的時機被耽誤了，國內建設的速度延緩了，標準被降低了，這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有形與無形的損失。這些人一面嘲笑中國沒有科技創新，一面等中國出現重大科技創新後，又恨不得用唾沫將其淹死；一面要求中國經濟降速，一面等速度降下來後，他們又高喊中國經濟「失速」了，要崩潰了。這種人若出現在新加坡，不知道李光耀會如何對待他們。

在對比中國印度時，李光耀正確地指出：

「印度可能需要花三五年的時間改善基礎設施，否則印度就會在全球經濟洗牌中輸掉。……印度必須效仿中國高效的辦事方式。中國以高效的方式建立了覆蓋面廣的通信基礎設施與交通基礎設施、電廠以及水廠，並實施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其製造業吸引了巨額的外國直接投資，創造了較多的就業機會，經濟增長效率較高。……要創造就業機會，改革的重點必須放在製造業上。……印度不能僅僅憑藉服務業就成長為一個經濟大國。自工業革命以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成為工業強國之前就變成了經濟大國。」（《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65-69頁）

可笑的是，今天的中國正在拋棄自己的被李光耀所器重的這些正確經驗，而選擇了向印度靠攏。今天在中國，「覆蓋面廣的通信基礎設施與交通基礎設施、電廠以及水廠」，被輿論貶斥為「粗放」的「重複」的「投資拉動」，無數的現代化工廠被譏諷為「過剩產能」。積累了龐大的產能，本來不是壞事，應該想辦法充分利用起來，現在倒好，當成負擔了。才人均GDP七千美元，美國的七分之一，就嚷嚷著產能過剩了。不是想著做大、做好蛋糕，讓人民共享蛋糕，而是凈想著「壓縮」，莫名其妙。

李光耀指出：「新加坡必須記住一個簡單的事實：除非我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自我並注重提高生產效率，否則我們的未來就得不到保障。……另外一種情況，也就是放緩增速。……我看不出來遏制增長會有什麼好處，因為到時候仍然會引來他國嫉妒的目光。」（《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文版第108頁）

「我看不出遏制增長有什麼好處」！這句話堪稱一句頂一萬句。沒有速度，就沒有升級，就沒有提質增效，就沒有一切。中國的媒體人大都奉李光耀為神明，在李光耀去世後給予了他無限的讚美與榮譽，但是，李光耀推崇增長的觀點卻被刻意忽視了。

中國無數自詡為「市場派」的人士，主張不要發展，不要速度（不要速度的市場經濟，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只要所謂的「改革」。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甚至鼓吹「用危機來倒逼改革」。更令人驚奇的是，這種聲音，並不是私議，而是堂而皇之的大吹大擂。在新加坡，有人若是鼓吹「用危機倒逼改革」，李光耀會作何反應呢？

201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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