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之醜聞,韓國之恥辱 |社論

撰文:彭博社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1月19日駁回獨立檢察組批捕三星集團(Samsung Group)實際控制人、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Jay Y. Lee)的提請,決定不予批捕。相關人士預測,今後獨檢組針對總統親信門涉案企業的調查可能會受阻。

獨立檢察組1月16日以涉嫌行賄和作假證提請逮捕李在鎔。李在鎔被懷疑向朴槿惠親信崔順實成立的兩家非營利性基金會捐款,以換取朴槿惠對一樁併購案的支持。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於1月18日開始審理此案,李在鎔本人也在當天參加了庭審。

首爾市長朴元順(Park Won-soon)通過社交媒體表示,「這很難讓人理解。儘管拘捕李在鎔將會給韓國經濟構成影響,但樹立正義更加重要。」朴元順認為,獨立檢察組應當再次申請對李在鎔的逮捕令,以根除腐敗,對韓國的財閥體制進行改革。

韓國檢方日前決定以涉嫌賄賂和挪用公款為由逮捕三星集團一名高管,這無疑使數百萬看夠了這個國家精英階層官商勾結、任人唯親的韓國民眾感到高興。然而,對類似三星這樣主導著國民經濟的大型企業進行改革才是杜絕此類醜聞再次出現的方法。

韓國法院會在1月18日舉行聽證會,討論是否對李在鎔發出逮捕令。這個三星電子公司(Samsung Electronics Co.)的副會長涉嫌批准向總統朴槿惠「親信干政」事件主角崔順實提供約3600萬美元的「捐贈」,據稱是為了得到其支持以合併三星旗下兩家分支公司並鞏固李在鎔對公司的控制權。三星方面否認存在任何違法行為。

韓國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之獨子,現任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

不管法庭的裁決如何,又一位高管的「落馬」也不可能結束韓國官僚和大公司之間的親密關係。這個國家已被企業集團或者說是財閥主宰。以前的幾位公司巨頭或是僅被判處緩刑,或是被迅速豁免,其中就包括李在鎔的父親、病重的三星會長李健熙(他被豁免了兩次)。就像她的前任們一樣,朴槿惠在就職時也曾發誓要終結這種偏袒的現象,但她之後又辯稱說三星財團對韓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太過重要,因此不能將其領導人丟進監獄。繼任者不會重蹈舊轍?這真的無法保證。

持續性的改革需要解決兩個中心問題。

首先,擁有並控制著財團的家庭(現在已經由第三代或者第四代繼承)對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是上市公司的企業產生了不當影響。雖然它們在集團公司的持股比例通常不大,但通過複雜、晦澀的交叉持股網,它們對決策制定過程保有控制權。韓國政府現在已禁止企業如此布局,但企業之前布下的局也必須被拆散,所有權結構應該更透明。董事會需要更加訓練有素、掌握主動權、真正獨立的「局外人」一般的董事。

其次,雖然朴槿惠曾承諾要讓韓國經濟「民主化」,但這些財團和它們的關聯公司一直在主導韓國的經濟活動。CEOScore研究公司稱,韓國最大的五個公司的合併收入幾乎佔到韓國GDP總量的10%。這不僅方便了這些巨頭互相利用,同時也抑制了中小型公司的發展,它們為韓國提供了絕大多數就業崗位。要想從受財團青睞的供應商手中贏得原本是定向分配的訂單,這些公司需要更好的資金和技術支持,更不用說實施愈加嚴格的公平貿易規則了。

公眾的怒火驅使法律制定者們終於開始就對一些法案的修正進行討論。這是件好事:比起將注意力放在探討控制財閥的資本消耗(通常是想像中的數據),政客們需要更關心財團改革的收益。同時,像國家養老基金那樣財力雄厚的機構投資者不得不更積極地對財團的管理提出質疑。但是對於韓國來說,相較於不斷地討論,此刻更需要的是一種全新的心態。

韓國經濟的繁榮要想持續下去,關鍵在於要培育出一種更好的企業環境,在這種環境中企業受褒獎是因為它們的創造力和潛力,而不是因為它們的規模和政治紐帶。

延伸閱讀 |三星君主立憲制決策助其渡過一次又一次的危機

撰文:David Flicking

過去幾個月的事件給了我們一個殘酷的提醒,即世襲君主制雖然很陳舊,但相比更精英化的體制,依然存在優勢。

這裡說的不是華盛頓的事,而是那個正將統治階層放在聚光燈下檢視的首爾。

自李在鎔加入三星電子的董事會後,儘管他遇到了司法麻煩,但三星的股價仍上漲了19%

自2016年10月被任命為三星電子有限公司9人董事會中的一員後,身為董事長公子兼接班人的李在鎔(Jay Y. Lee)就因與另一位君主——韓國目前被停職的總統朴槿惠(Park Geun-hye)——的權錢交易一事,不斷受到檢方的審問以及議員們的盤問。

儘管檢方在1月16日表示希望能基於貪污賄賂的指控逮捕他,但自他2016年獲得晉陞以來,三星的股價已經上漲了19%。

這種視而不見其實是一件好事。股東們不顧副董事長的司法麻煩推高三星的股價,這一點暗示出,該公司真正的才能並非儲備在那些高貴的管理者身上,而是儲備在將會順利度過一切宮廷陰謀的設計師、工程師以及產品專家團隊成員身上。

君主立憲制決策

這一特徵深深地刻在了這家公司的DNA中。西方企業的運營者往往是一個由董事會中賢明的元老掌控的集中式管理層,而三星的運營模式則是一種君主立憲制。李在鎔的父親、三星董事長李健熙(Lee Kun-hee)擁有不成文的最高統治權,但他很少行使這一權力,相反,他總會通過其董事會形式的內閣來管理公司。CEO一職也遠遠無法享受高高在上的地位——該職務至少由3人擔任,構成了一個參謀團式的管理委員會。

不過,即便在這種集體組織的架構下,李在鎔也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反而正是他(或類似的人)的這種可取代性,讓他成為了這家公司整體的一個(悖論式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歸功於其去中心化的架構,藉此,它能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在不同的市場之間快速切換。

在短短10年前的2006年,從收入看,手機還只是三星的第三大業務

直到2011年,該公司收入的最大塊還來自家電,如冰箱、洗衣機等。在短短10年前的2006年,其手機業務的收入還只排在第三位。

半導體業務一直貢獻著最大份額的運營利潤,直到2007年,即iPhone發布的那年,電信業務迎頭趕上。在隨後的8個財年裡,手機業務拿下了7個冠軍,2015年後,半導體又重回王座。

多年來,三星運營利潤主要來源一直在各業務之間流轉

如彭博專欄作家的蒂姆·丘爾潘(Tim Culpan)近期指出的,三星的財務核心對於各產品間的切換髮揮了重要作用,會幫助公司確定長期的戰略重點,並決定哪個部門可以受到資本部署的優待。

決策的制定不必依賴於任何團體或派別,這一點大大強化了該公司發現新潮流時的應變能力,但廣為人知的一點是,其管理委員會中的三名元老恰恰缺乏這一品質。領導半導體業務的權五鉉(Kwon Oh-hyun)已經在該部門工作了30多年,而與他同為CEO的申宗均(Jong-Kyun Shin)和尹富根(Yoon Boo-keun)也分別紮根在了各自的智能手機和家電及顯示屏業務中。

這是一個將李在鎔的妹妹李富真推到台前的充分理由,後者目前領導著三星集團(Samsung Group)的新羅酒店(Hotel Shilla Co.)業務,此舉無疑會鞏固其統治家族的權力,但同時,這也會是一個與男性主導的韓國傳統財閥文化背離的標誌,因而有望受到民眾的歡迎。

三星的國王李健熙及其太子大概也不會退出舞台。但如果前者的健康問題和後者的法律困境令他們無法在高層掌權,那麼三星或許是時候採納一句新口號了:女王萬歲。

(本文內容不代表彭博編輯委員會、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商業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觀點。)

編輯:劉馨蔚、管文晶

翻譯:陳羽凡、程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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