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張學良「九一八」不抵抗隱衷

近年來，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張學良將軍屢屢被一些人「輕薄」，並冠上賣國賊、漢奸的罵名，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儘管將軍生前一再聲稱「毀譽由人」，不置一詞。但筆者無法接受「污名化」張學良將軍的言論，有還原歷史真相、為將軍正名辯解的責任和義務。

毋庸否認，「九一八」事變之夜不抵抗是客觀存在的，可剖析當時的歷史，就不難發現，看似荒謬的「不抵抗」背後，其實有許多被歷史塵埃湮沒的隱衷。

一是中東路事件留下的陰影。1929年7月，東北易幟後，蔣介石為削弱東北軍實力，慫恿東北軍武力接管中東路。據《張學良暨東北軍新論》記載：開戰前「中央曾雲，對防俄事，中央可出兵十萬，撥軍費數百萬」。開戰後南京政府卻口惠而實不至，「一兵沒出，一文沒撥」，事件最終以慘敗收場。該事件不僅使東北軍元氣大傷，張學良的能力也被全國上下所詬病。此後東北軍基本對國民政府失去了信任，以至於一年後的蔣馮閻「中原大戰」，東北軍隔岸觀火，不顧焦頭爛額的蔣介石「一日三電」、手段盡出，踟躕猶豫幾個月之後才通電「調停」，可見該事件對東北軍影響之深遠。

張學良

中東路事件中，東北軍在南京政府口頭援助和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尚且慘敗。而「九一八」之夜，東北軍在沒有中央明令和援助承諾，去對抗蓄謀已久、戰力極強的關東軍，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不言尚有所謂的「銑電」制約，倘若張學良冒然下令抵抗，東北軍或許陷入第二個中東路事件，造成更大的犧牲。其懲羹吹齏，也無可非議。誠如張學良所言：「日人圖謀東北由來已久……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拼，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他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個人及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

二是，1930年為制止中原大戰和平定石友三之亂，東北軍的精銳部隊大部已進駐平津華北地區，東北留守的部隊相對空虛，根本無法與武裝到牙齒的關東軍正面抗衡。張學良與日本有著殺父之仇，但鑒於「九一八」事變當時的情形，抵抗「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就連英國公使藍浦生也認為張學良的命令(指東北軍不抵抗，避免和日軍衝突)，顯示了張的「明智之舉」(林振宇著《顧維鈞與九一八事變》)。

在國際上面對遠比自己強大的敵人，弱小一方為了減少無謂的傷亡而不抵抗，是有先例的。如1939年3月，捷克面臨百萬納粹軍隊的入侵放棄抵抗，德軍開進布拉格。1968年，還是捷克嘗試進行社會主義改革，蘇聯聯合東德、匈牙利等華約五國軍隊入侵。捷克領導人下令不抵抗，「布拉格之春」隨之被扼殺。

在中國，「不抵抗」政策也並非始於「九一八」。自八國聯軍入侵以降，包括在我國境內發生的「日俄戰爭」、日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宣戰後在山東的殺掠、1928年的「濟南慘案」，以及「九一八」後日軍在山東半島的挑釁等事件，中國政府在軍事上皆採取「不抵抗」政策。最後列強都會以蠶食中國部分國土或掠取一些利益結束，如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其原因：一是中方以國力之差距，直接對抗無宜，反喪失更多利益；二是中國土地遼闊，列強全面佔領的成本太大；三是列強之間相互掣肘。

據遼寧省檔案館藏《日人中村案》第一O四號檔案記載：「九一八」事變前夕，即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拍「銑電」給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隨即於9月6日，電告東北的臧式毅代主席：「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事變後，蔣介石在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中，一再強調不可抵抗：「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2年1月21至23日，在上海《時世新報》刊登的《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一文中，蔣再次指出：「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侵佔吉、遼之範圍，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先總理孫先生言：中國若與日本絕交，十日內便可亡國。」軍政大佬何應欽也言：「日本有多少煙囪，日本人有多少工廠，我們如何能比，不抵抗還可支持幾天。」

政界說法如此，學界也有此心：「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張學良召集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等外交委員，以及胡適、李石曾等27名社會名流研究東北問題，出席人士「均以依靠國聯，聽命中央為是」。可見，當時的「不抵抗」基本是軍政界、學界的主流共識，絕非張學良自作主張。惟一例外的是在野的汪精衛，他為「買名復出」而呼籲抵抗。全國庶幾皆曰「不可抗」，那種情況下，讓張學良以東北一隅之地去獨自對抗日本，無異於痴人說夢。客觀地說，不抵抗固然是大錯，但不是張學良一人之錯！也不該讓他一人擔責！當然，即使有蔣介石明令和不可抗的主流共識，張學良同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抵抗是敵人打到家門時必然的亮劍行為，哪怕打而後輸，總比不打就輸要好。何況「九一八」事變時在東北仍有不少部隊，仍有一戰之力……

當記者問晚年的張學良「『九一八』為何不抵抗」的問題時，張的回答很耐人尋味：「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是不抵抗的抵抗！」這話乍一聽沒道理，但細細思來，似乎有著鮮為人知的東西在裡面。

甲午戰爭後，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簽署《馬關條約》，被迫割讓遼東半島。其後，俄、德、法三國為了自身利益，以提供「友善勸告」為借口，迫使日本把遼東還給中國，這就是歷史上的「三國干涉還遼」。歷史先例在，國民政府是否要循舊例，再找「國聯」來調節「九一八」事變呢？

答案是肯定的。「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在《告全國民眾書》中鄭重聲明：「政府現在既以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同年9月 21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余主張：日本佔領東省事，先提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次日，蔣介石又在《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演講詞》中再次重申：「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的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蔣介石

在蔣介石等政治人物看來，軍事戰爭只是政治的延續，假若能夠用政治手段解決的問題絕不會用兵！但他們忽略了弱國無外交的道理，況且當時德意日咄咄逼人的氣勢，也不容奉行綏靖路線的英法美招惹，「干涉」的結果最終以日本退出「國聯」而不了了之。

筆者認為，抵抗雖是「用力量制止對方的前進」，但其中的力量包括武力和政治(或外交)力量兩重含義。權衡之下，「九一八」事變之夜，張學良下令軍事上不抵抗，但在外交上配合國民政府全力以赴，期冀「國聯」解決爭端，其意圖是「不抵抗」的「抵抗」，希望既把損失降到最小，更大限度地保護東北父老，但其後續演變沒有如其所願，這也是張學良事先所沒有意料到的。

關東軍先斬後奏，張學良判斷失誤

關於列強在中國的挑釁事件，如「濟南慘案」、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柳條湖事件、皇姑屯事件等，當時國民政府皆沒有即時軍事抵抗，而是採取外交應對，以滿足列強一些利益要求，息事寧人。鑒於此，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時說：「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達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

說起判斷失誤，當時中國朝野上下也都認為日本短期內不會大規模進攻中國，若有也只是局部挑釁行為，所以不能立即反抗，而是應以受害者的形象訴諸於「國聯」，求「國聯」主持公道。事變發生時張學良認為只是局部的小衝突，循以往衝突舊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這種情況下下達「不抵抗」指令，當時若換他人大概也會如此。

此外，日本軍政界高層也沒料到會發生「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後駐朝鮮的日本駐軍甚至怕關東軍會完蛋，急電國內「不能不救關東軍」(出自日本禰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時代》)。對「九一八」事變，天皇和首相事先根本不知情，而軍部上層希望由他們主導完成侵略滿蒙的「大業」，不希望關東軍「輕舉妄動」。就在事變前，軍部特派建川美次前往關東軍，傳達陸相、參謀總長的指令，讓關東軍按照「軍部規定好的計划行事」，制止侵華事件發生。

但所有人忽視了日本軍界的一個奇葩的傳統：一些狂熱的「少壯派」比較膽大妄為，經常無視上峰指令，擅長以下克上、先斬後奏。如河本大作擅自發動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及後來的諾門坎戰役，都是日本軍政上層事先不知情的一場場「豪賭」。不難看出，「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激進分子擅自發動的一場「豪賭」。只不過這次豪賭他們又贏了，贏得幾乎是出人意料。面對戰績，陸軍總部不吭聲，天皇也樂於為這次違令行為背書。隨後關東軍螞蟻吞象，把事變擴大化，攻佔整個東北！

（摘自《讀書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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