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海潮災害及社會應對

陳躍

　　海潮，古代又稱「海溢」、「海侵」、「海沸」等，多由颱風和地震引起。我國史書上最早記載的海潮災害發生於西漢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此後歷代均有記錄，其中尤以清代嚴重，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面對嚴重的海潮災害，上自朝廷，下至民間，清代社會各界採取了諸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災情。

一、災害概況

　　清代處于海潮高發期。從發生頻率看，順治元年（1644）到宣統三年（1911）的 268年間，有213年發生了海潮災害，共計400餘次，幾乎每年發生兩次。從發生範圍看，北起遼東半島，南至海南島，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等海域的諸多沿海地區都發生過海潮，尤以河流入海口地帶和海灣低洼地區為最。

　　海潮災害帶有明顯的突發性與狂暴性。海潮襲來，往往淹沒數十里，造成大範圍受災。爆發同時，常伴隨著狂風暴雨。古人在記錄潮災時，常用「陡」、「猝」、「猛」、「驟」、「突」等詞語來形容。海潮造成的破壞極為嚴重，不僅對生命造成巨大威脅，還破壞農業、鹽業等沿海經濟，危害海堤、城牆，具體表現為屋毀人亡、船毀人亡、田地鹼鹵和堤毀城塌等。據文獻記載，海潮時「平地水深數尺，廬舍倒塌，死者無數」；「風潮浸溢，淹沒田廬」；「海大溢，城內官署民房皆傾，溺死無算」；「海水浸淹成災，今年鹵性未退，顆粒無收」；「民舍崩塌，田禾盡沒，沿海船戶遭覆溺無算」等等，令人不忍目睹的慘況比比皆是。

二、政府救助

　　面對海潮災害，清政府主要承擔災時救助、災後賑恤與重建及災害預防等任務。沒有清朝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有效組織並實施救助，災民是難以得到有效和最大範圍援救的。

　　首先，災時救助，指及時搶救被困民眾。如宣統元年（1909）六月十二日深夜，鴨綠江口的安東地區海潮突然爆發，沿江民舍多被淹沒，一些倖存的災民在屋頂呼號，亟待救援。安東知縣陳藝立即親率衙役和民眾，分乘舢板船五十艘前往救助。他們乘坐「巡船晝夜梭巡分投，拯救人口」。救出被困災民後，當地官員還派人分路查看四鄉有無受災。在災難面前，當時的一些官員不顧危險，捨身救助災民，為減輕海潮危害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次，災後賑恤，其主要內容是準確判斷災情並及時賑恤。地方官員首先需要準確向上級報告受災範圍和災情程度，以備下一步採取相應的救助措施。一般而言，清代地方災情判斷是二級彙報制度，可分為報災、勘災和定災三個步驟。首先是鄉約（鄉中小吏，負責傳達政令，調解糾紛）向地方官上報災情，再由地方官向其上級官員彙報，這是報災程序。地方最高官員派員復勘災情是否屬實，以防止下級官員謊報、虛報災情，這是勘災程序。最後的災情判斷以復勘結果為準，是為定災程序。賑濟災民口糧則是災害救助的重中之重。清政府一般根據受災民眾的貧飢情況，按照大口和小口、極貧和次貧之別，賑濟一至兩個月口糧。此外，海潮帶來的海水倒灌，造成「良田已成鹵地，非三、二年後不能耕種」，清政府多採取蠲免或展緩受災百姓賦稅的方式來賑恤災民。

　　再次，災後重建，主要是重建民房。清政府規定：房屋受災倒塌，由政府給予災民一定補助。其標準是「民房全沖無存者，每間照例給修費三兩；尚有木料者，每間二兩；尚有上蓋者，每間八錢，以二人核給房一間，如人數眾多，所住房少，仍按實住間數核給」（乾隆朝《戶部則例》）。

　　為預防海潮災害，降低受災損失，修築捍海堤壩是一項重要措施。如雍正朝曾調撥大量人力和財力，修築了著名的江南捍海石塘，有效保護了上海、太倉、常熟、杭州等地沿海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不僅中央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也積極組織民力修築海堤，如福建省就主修了石堤500里左右。

　　平時積極儲備糧食，是應對海潮災害的又一項重要手段。常平倉是官辦的備荒、救荒機構，從順治朝中期起，各州縣即已設立。清政府規定，大的州縣額定存糧1萬石，中等州縣8千石，小州縣6千石。該倉主要供給本地賑貸，有時也奉旨出省協濟災區。

三、社會救助

　　政府主導、社會協同、民眾參與是清代社會應對海潮災害的主要體系。社會救助主要是指參與政府管理下的災後救助和災害預防。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受災地區的社會各界多能積極投入到救災中去，或捐資捐物，或提供場地，為救助災民貢獻力量，盡量把災害減小到最低程度。

　　遭遇潮災後，民間士紳多能積極捐賑。宣統元年安東受災後，當地富商和地方紳士響應政府號召，捐資救助。史載，逃過劫難的災民，雖得以避難於高埠之地，但人數「累千盈萬」，只得「露宿風餐」，非常可憐。知縣陳藝帶頭捐獻養廉銀，並倡議社會各界救助。安東商會積極響應，「開辦急賑」，從六月十三日到二十日，共放賑大洋1694元。另外，商會還購買了大米、木柴、器具等，並負責僱用人夫。除捐款捐物外，紅十字會、商會和仁義的富商還捐出廬舍或者廠房，作為安置災民的場所。如「八道溝紅十字會前建之防疫隔離所，定為男子收容所，由紅十字會及商會與富商捐舍餅粥三日。此外東坎子、德政大號等絲廠共三十家，房屋堅固，地基較高，難民避居該絲廠者，有男女二千六百餘人」。

　　在修築沿海堤壩時，官員、商會和地方紳士也踴躍籌款捐資。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閏七月，福建漳州地方突遭特大海潮，海堤潰壩，受災嚴重。布政司金培生、知府魏荔彤、知縣汪紳文等都積極捐款修堤。很多地方好義之士也出錢出力，協助官府進行災後建設。

　　儲備糧食是應對災害的重要措施，除了政府設置的常平倉，民間還建有社倉和義倉。社倉多設於鄉村，主要是出借倉糧，災年減息，以達到「天下之民相生相養」的救荒目的。其倉糧主要靠自願捐輸，所捐數量聽民自便，不拘多少，但對捐輸者有一定獎勵。義倉則多設於市鎮，作用與常平倉相同，用於賑糶（tiào，賣米）。出糶時要發放票據，貧民憑票買米，減價多少，需報官批准。鴉片戰爭後，由於政府日趨腐敗、戰爭支出造成財政空虛等原因，清政府用於賑災的力量持續削弱，社區自保、宗族自救逐漸成為社會中主要的救助形式，義倉隨之得到進一步發展。

　　總之，清政府在救災中擔當了領導角色，發揮了主導作用；地方社會各界也多能積极參与，出資出力，為降低海潮危害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對於防禦海潮等來勢突然、危害巨大的自然災害而言，災害預報才是最重要的措施，但囿於時代所限，有清一代對海潮災害的預報工作一直缺失。雖然我們在《澎湖廳志》中發現了關於預報的記載：「凡虎井海面有磷火往來、島上蜈蚣草葉忽變白、屋內油蟲亂飛、海吼聞數十里，皆風雨之徵。或日久旱而海吼，主大風雨」，但就全國範圍來看，當時並沒有相應的海潮預報機制。而且，對於海潮等突發性災害，清政府雖有相應的賑濟手段，但在封建體制下，仍存在很多流弊，從而影響了賑災的效果。

來源：《清史參考》2012年第18期

點擊：599發布：2012-09-26責編：you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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