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3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上篇）

馬 健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

引言

公元前9世紀，歐亞大陸的氣候巨變導致了歐亞草原地區古民族向游牧經濟的迅速轉化。^[1]大批優質天然牧場的產生使得大規模的放牧成為可能，廣袤的歐亞草原上興起多支游牧部落。加之騎馬術的普及，這些游牧部落在頻繁的文化交流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游牧文化。先進的馬具、優良的武器和神秘的「動物紋」裝飾風格，成為他們最典型的標誌。^[2]通過兩個多世紀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努力，目前已知歐亞草原早期鐵器時代存在多支游牧文化，自西徂東主要有：南俄羅斯草原、克里米亞半島以及北高加索地區的斯基泰文化（Scythian culture），伏爾加和烏拉爾山之間的薩夫羅馬泰人（Sauromatian culture）及其後繼的薩爾馬泰文化（Sarmatian culture），中亞草原的塞種文化（Saka culture），阿爾泰地區的巴澤雷克文化（Pazyryk Culture），西薩彥嶺的烏尤克文化（Uyok Culture），南西伯利亞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爾文化（Tagar Culture），貝加爾湖周緣及其東部森林草原地帶的石板墓文化（Slab Culture）。^[3]

在隨後幾個世紀中，這些游牧部落迅速擴張，廣佈於歐亞草原大陸。隨著人口的膨脹，游牧部落之間以爭奪優良草場而引發的軍事戰爭愈演愈烈。同時，他們也在與南方農業文明的戰爭與貿易中嘗到了甜頭，不僅為後者注入了新鮮的活力，也從南方文明那裡汲取了大量先進的文化因素，加速了自身文明的進程。也正是這些活躍在歐亞草原上游牧民族開創出東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考古資料表明，公元前8－3世紀，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最重要舞台之一的薩彥－阿爾泰地區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起到了橋樑的作用。一方面，該地區的游牧民族吸收和改造了來自於歐亞草原西部、中亞、西亞以及希臘等地的文化因素，剌激了當地游牧文化和獨特裝飾藝術的形成與繁盛。另一方面，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以及新疆地區的多種考古學文化中，均可發現來自薩彥－阿爾泰地區古文化的影響，例如，人馬合葬、使用格里芬、鷹、虎、羊等動物紋金屬裝飾品的習俗。表明當時薩彥－阿爾泰與中國北方，尤其是甘肅東部、寧夏南部以及鄂爾多斯諸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十分頻繁。另外，這些文化因素也進而間接被地處西陲的秦人所吸收。秦文化的一些獨特方面，例如：地面上營造高大的墳冢、屈肢、西首葬俗、較早且較集中地使用人工鐵器等，可能都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

因此從更多深廣的背景下，對該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做進一步的梳理，不僅有助於更深入地認識本地區的文化發展系列，同時也有益於了解那個時期東西文化之間的交光互影的一些層面。

有鑒於此，本文主要做了如下幾方面工作：重新梳理薩彥－阿爾泰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探討了薩彥－阿爾泰地區與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情況；討論了薩彥－阿爾泰考古學文化對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的影響。

^[1]根據古環境學家對歐亞湖相沉積地層中植物的分析，公元前850年左右由於太陽活動的減少，歐亞大陸開始從次北極時期（Subboreal Period）乾熱的氣候迅速驟變為次大西洋時期（Subatantic Period）濕冷的氣候。歐亞大陸中北部森林地帶退化為草場，南部許多半乾旱地區的植被開始繁盛，形成優良草場。這一氣候巨變迫使當地以農業、畜牧、漁獵和採集為主的古代居民迅速向游牧經濟轉化。詳見B. van Geel, N. A. Bokovenko, N. D. Burova, K. V. Chugunov, V. A. Dergachev, V. G. Dirksen, M. Kulkova, A. Nagler, H. Parzinger, J. van der Plicht, S. S. Vasiliev, G. I. Zaitseva,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cythian culture after 850 BC: a hypothesi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31, 2004, pp.1735-1742; T. Sulimirski, 「Scyth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0.

^[2]我們現在慣用的「動物紋」或「野獸紋」一詞，全稱為「斯基泰-西伯利亞動物紋」（Scytho-Siberian Animal Style），一般指早期鐵器時代歐亞草原民族流行的一種裝飾題材，其中以屈卧的鹿、後蹄翻轉180°的老虎和山羊、動物相互撕咬的場面最為典型。「『動物紋』僅限於少數日用品，如武士使用的武器、裝飾品、帶扣、以及馬具等。這些產品通常是用青銅、銀、金、木、骨等材料製成。」參見Karl Jettmar, 「Body-painting and the Roots of the Scytho-Siberian Animal Style」,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Napoli, 1994, p7.

^[3]E. D. Phillips,The Royal Hordes: Nomad Peoples of the Steppes,New York: McGraw-Hill, 1965; Karl Jettmar,Art of the Steppe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67; J. Davis-Kimball, V.A.Bashilov and L.T.Yablonsky: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CA: Zinet Press, 1995;馮恩學：《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330－343頁。

第一章

發現與研究

本文所述薩彥-阿爾泰地區指西起哈薩克丘陵東端、阿爾泰山西麓，東至西薩彥嶺，北迄鄂畢河上游、阿爾泰山北麓，南抵俄羅斯阿爾泰共和國南端。包括今天哈薩克東部、俄羅斯阿爾泰共和國和圖瓦共和國全部、蒙古共和國庫蘇泊省省會烏蘭固木市等地區（圖一）。

通常根據考古學文化的差異分為阿爾泰和薩彥兩區。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研究開始較早，至今已有兩百多年歷史，大體可分作三個階段。西薩彥嶺地區的考古學研究是後進的，始於20世紀初。

第一節

阿爾泰地區

第一階段：早期的古物收集（18世紀至19世紀初）

南西伯利亞地區斯基泰時期的考古發現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布格洛切維基（Bugroshchviki）等人盜掘了當地許多墳冢。^[1]大批珍貴文物被負責烏拉爾山地區冶金工作的維贊（N. Vitzen）和戴米朵夫（N. Demidov）得到，在1715年作為禮品呈獻給彼得大帝，成為沙皇宮廷欣賞、把玩的珍貴藝術品。這批文物後來形成了埃米塔什博物館的「彼得大帝藏品」（Peter the Great）。出於對同類藝術品的珍視，彼得大帝下令禁止盜掘，以保護這些遺迹。^[2]

南西伯利亞出土藝術品上特殊的動物紋樣引起了收藏家們的興趣，他們認為這些藝術品與古代游牧民有關。懷著這份好奇心，1763年在南西伯利亞執行軍事任務的麥勒古諾夫（Melgunov）將軍挖開了當地的一座墳冢，並以他自己的名字為這座墳冢命名。其後，由克拉克（Clarke）、拜勒斯（P. S. Pallas）、杜波伊斯（Dubois）、蘇馬洛科夫（Sumarokov）、麥塞爾希米迪（D. G. Messershmidi）、米勒（G. F. Miller）等學者組成的蘇聯考古調查隊在西伯利亞地區開展考察，初步積累了一些資料。

19世紀初，各個博物館資助的考古隊分別在南俄羅斯草原、黑海北岸、外高加索以及南西伯利亞等地發掘了多座墳冢，這些墳冢大多殉葬馬匹、出土大量青銅器、鐵器和大量的金器，許多器物上裝飾著動物紋。有些學者將這些墳冢的主人同古典作家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聯繫起來，並且指出與彼得大帝藏品的相似之處。

第二階段：初期考古調查與研究（19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

這一階段的工作，主要為有目的考古調查和少量嘗試性發掘，初步揭示了該地區早期鐵器時代游牧文化的基本面貌，為以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1856年，著名突厥學家拉德洛夫（V. V. Radloff）在阿爾泰南麓高山河谷內的波萊爾（Berel）和卡坦達（Katanda）兩地發掘了兩座大型「永久性凍土墓」。[3]由於缺乏經驗，致使墓室中的一部分有機物品被水浸泡而損毀。儘管兩座墳墓已被盜掘，但在墓葬中仍發現配備馬具的殉馬和精美毛織品。拉德洛夫的工作是第一次有目的、有組織的科學發掘。此後數十年間，再沒有大規模的發掘。

1924年，在列寧格勒國家民族人種學博物館（State Ethnographical Museum）資助下，魯金科（S. I. Rudenko）領導的阿爾泰探險隊（Altai Expedition），對阿爾泰地區的地面遺迹展開調查。他們在蘇聯丘雷什曼河及其支流巴什考斯河之間的巴澤雷克山谷發現一處永久凍土墓地，並打探溝進行調查。1929年，格里亞茲諾夫（M. P. Gryaznov）發掘了巴澤雷克墓地的第一座墳冢，其形制與卡坦達和波萊爾墳冢相似。這座墓葬也在早年被盜，但槨室北部仍完整的保存著10匹殉馬，均配備了精緻的馬具。這批珍貴的文物在1936年被送往巴黎展覽。[4]

20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吉謝列夫（S. V. Kiselyov）率領的阿爾泰和薩彥探險隊（Altai and Sayan Expedition，1930－1935）調查並發掘了卡拉科勒墳冢（Karakol）、庫羅塔（Kurot）、庫賴（Kurai）、圖雅赫塔（Tuekta）、貝斯克良卡墓地（Bystryanskii Cemetery）、邁埃米爾墳冢。[5]

這些調查與發掘工作初步揭示出，早期鐵器時代阿爾泰地區的墓葬結構表現出強烈的地方共性：地面都有石塊堆砌的墳冢，豎穴土坑，墓室北部殉葬配備馬具的馬匹，南部是落葉松圓木製作的槨室。

第三階段：研究的深入（20世紀40年代至今）

這一階段的工作主要是蘇聯學者對墓葬集中的墓地的大規模發掘，並且基本建立起了阿爾泰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序列。同時隨著碳十四測年、人體測量、DNA分析等高科技手段的引入與發展，學者們不斷對年代序列進行修訂，並且開始深入探討該地區與周邊游牧部落、西亞等地區的文化交流，當地居民食物成分、社會結構等問題。

二戰後，在蘇聯物質文化史研究院（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和埃米塔什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資助下，魯金科再次率隊於1947、1948、1949年對巴澤雷克墓地進行了第2、3、4次發掘，共發掘了7座大型墳冢，內容極其豐富，包括大量金屬器、角器、木頭、皮革、毛製品、絲織品和馬具。^[6]魯金科、萊斯（Rice）、耶特馬爾、格里亞茲諾夫、梅原末治、希伯特（F. T. Hiebert）、馬勞瑞（J. P. Mallory）等學者的重視，他們分別對墓葬年代、隨葬品風格來源、墓主人族屬等問題做出了初步的推斷。

1950年，1954年魯金科又在卡拉科勒河（Karakol）附近的巴沙德勒（Bashadar）和圖雅赫塔（Tuekta）村各發掘了幾座墳冢。絕對年代比巴澤180年魯金科認為阿爾泰地區的墓葬存在較強的地方特點，並將他們命名為巴澤雷克文化。^[7]

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阿爾泰地區又發掘了大量的墳冢。其中庫巴耶夫主持發掘了170多座。研究者發現該地區除了木槨墓之外，還有石室墓。俄羅斯學者將它們分別命名為烏斯特—久尤姆（Ust-Kiuyum）類型和闊克尼斯（Koksnskii）類型。

1990—1995年，在莫勒丁（V. I. Molodin）帶領下，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學與人種學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of the Siberian Branch,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派遣的考察隊在中國、蒙古、哈薩克邊境的烏科克（Ukok）高原發掘了多座墓葬。其中阿克-阿拉哈（Ak-Alakha）3號墓地1號墓未被盜掘，為長方形豎穴木槨墓，裡面埋葬著1位女性。墓底鋪卵石，上面覆蓋黑色毛線編製的毯子，墓穴的北部殉葬6匹馬，均配馬具，其中馬鞍上表現老虎搏鹿的場景於巴澤雷克1號墓出土物十分接近。墓主人雙臂刺滿了藍色紋身，表現鹿角鷹頭格里芬咬身體反轉的公羊，也與巴澤雷克M2男性身上的紋身相似。^[8]這名婦女頭頂留有高聳的髮髻、身著黃色絲質襯衣，這在阿爾泰地區還是首次發現。隨葬品包括鹿首銀鏡，一些木製容器、陶器，木雕，木雕包括有翼雪豹、鹿、鳥等造型。1991—1994年又發掘出4座斯基泰時期的墓葬：別勒捷克（Bertek）1號墓、10號墓、12號墓和27號墓。其中3座是木槨墓，1座是石室墓。^[9]

1991年，頗羅斯馬克（N. Y. Polos』mak）在別勒捷克（Bertek）山谷的庫圖爾古塔斯（Kuturguntas）發掘了一座墳冢，墓中殉葬10匹馬，其中一匹的配備著精美的木質馬具，出土毛織衣物、金器、木器，流行裝飾格里芬圖案，也屬於巴澤雷克文化。研究者將其年代初定在公元前5－3世紀之間。^[10]

1998—1999年，一支由法國、義大利、哈薩克三方考古學者組成的考察隊在哈薩克東部的波萊爾地區發掘了11號墳冢，木槨南部獨木棺內埋葬2具人骨，但慘遭盜擾。槨室北部隨葬13匹馬，其中有的馬匹頭部有木製包金仿鹿角裝飾，有的馬鞍上也裝飾格里芬與獅子搏鬥的圖案。從葬儀、馬具、木雕等來看，該墓葬屬於巴澤雷克文化。這座墓葬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94年左右。^[11]

2006年7月，由28人組成的考察隊在蒙古西部靠近中、俄、蒙三國邊境的阿爾泰山上發現了一座斯基泰時期的墳冢（圖二，12）。這座墳冢位於海拔2600米處，由於冰雪覆蓋保存完好。墳冢規模不大，墓坑內有殉馬，以方形木槨為葬具。墓主人側身屈肢，以毛皮覆蓋身體。隨葬品包括武器、陶器、馬具若干，其中包括馬、格里芬形木器飾件。從這些跡象來看，這座墓葬顯然屬於典型巴澤雷克文化，而且也是目前為止發現的該文化最靠西南的遺存。這座墓葬的資料現已運回烏拉巴托整理。^[12]

根據這些發掘出土的資料，格里亞茲諾夫、莫什科娃、希伯特、莫勒丁等學者都對阿爾泰地區早期鐵器時代游牧文化的發展序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一）。

表一阿爾泰地區分期簡況[13]

^[1]墳冢，外國學者也稱作「庫爾干」，是「Kurgan」一詞音譯，指墓口上方堆築的封堆，可與漢語「墳丘」、「陵」等辭彙對應，由於有多座墓葬共用一個墳冢的現象，墓葬與墳冢不能直接等同。

^[2]J. F. Hanskins, ""Sarmatian gold collected by Peter the Great: -Ⅶ；The Demidov gift and the conlusions"",Artibus Asiae, Vol.ⅩⅫ, 1959, pp.64-78. 2: 469-474）。

^[3]「永久凍土墓」指古代埋葬在雪線附近的古墓。山頂積雪融水及地下水滲入疏鬆的墓室並且凍結，在來年夏季也不會融化。早年拉德洛夫使用熱水澆灌的方法來融化封凍的墳冢，然後再進行發掘。

^[4]E. A. Golomshtok and M. P. Griaznov, 「The Pazirik Burial of Altai」,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37, No.1, 1933, pp.30-45.

^[5]〔蘇〕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上冊），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145－152頁；《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下冊），1985年，11－41頁。

^[6]S. I. Rudenko,Frozen Tombs of Siv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7]С. И. Руденко,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осква, 1960.

^[8]Н. В. Полосьмак, Л. П. Кундо, В. В. Малахов, А. А. Власов, И. Л. Краевская, И. А. Овсянникова, Г. С. Литвак, Л. М. Плясова, Л. П. Соловъева, А. Н. Шмаков, Ю. Г. Щеръаков, Н. В. Росляков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е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находок из「Замерзших」могил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 1. М., 1997б. С. 37-49.

^[9]А. П. Деревянко, В. И. Молодин, Д. Г. Савинов,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Бертекской долины, Новосибирск: BO<наука>>. Сибирская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1994.

^[10]N. V. Polos』 mak,「Investigations of a Pazyryk barrow at Kuturguntas」,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Vol.2,No.1.,1995, pp.92-111.

^[11]Z. S. Samashev, G. A. Bazarbaeva, G. S. Zhumabekova and H. P. Francfort, 「Le kourgane de Berel』 dans l』Alta? kazakhstanais」,Arts Asiatiques, 55, 2000, pp. 5-20.

^[12]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0,1518,433600,00.html

[13]參見：N. A. Bokovenko, 「History of studies and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archaeology of Southern Siberia during the Scythian Period」,Nor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CA: Zinet Press, 1995, pp.255-261.; F. T. Hiebert, 「Pazyryk Chronology and Early Horse Nomads Reconsidered」,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Vol.6, 1992, pp.117-129.; В. И. Молодин,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 юге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 1. М., 1997б. С. 37-49

第二節 西薩彥地區

20世紀50年代以來，萬斯帖恩（S. I. Vainstein）、格拉赫（A. D. Grach）、庫茲拉索夫、博塔波夫（L. P. Potapov）繼續在卡茲蘭山作發掘，他們建議將這些斯基泰時代的墳冢命名為卡茲蘭文化（Kazylan Culture）。這批資料後來被翻譯為德語出版，名為《南西伯利亞圖瓦發現的斯基泰時期的墓葬》。^[1]隨後萬斯帖恩將卡茲蘭文化的年代定為公元前7—3世紀之間，並分為四個時期。1958年庫茲拉索夫為圖瓦早期鐵器時代起了另一個名字：烏尤克文化（Ujuk Culture），分為2期6個類型，6種類型分別代表斯基泰時期圖瓦生活的6個游牧民族。這一觀點被後來的曼奈奧勒（M. H. Mannai-Ool）所接受，他在1970年出版的專著《斯基泰時期的圖瓦》中，將烏尤克文化分為三期，還將墓葬詳細分為6個類型、8種亞型（表二）。^[2]

1971—1974年格里亞茲諾夫和曼奈奧勒發掘了烏尤克盆地（Uyuk Basin）的阿爾贊1號墳冢（Arzhan Kurgan I，圖四，1－3）。這座墓位於西薩彥嶺中南麓、圖瓦首府克孜勒西北部阿爾贊村，墳冢直徑長達120米，高4米，平面呈圓形，由大石塊堆築而成。每塊石塊重達20至50公斤，其中包括還有一件鹿石殘塊；墳冢以下古地表以上為圓木搭建的帳篷狀木構架，直徑80米，分隔成70個呈放射狀排列的小墓室。木構架中央為中心墓室，8×8米見方，其中放置著9具小型單人棺槨和中央的一具4.4×3.7米見方的大型木槨。大型木槨中並列放置兩具東西向獨木棺，分葬一老年男子和一成年婦女，均側身屈肢、頭向西北。9具小型棺槨位於大型木槨南、西、北三面，裡面埋葬的均為老年男子，1具為1重槨1具獨木棺，還有1具為1重槨無棺，其餘5具均為無槨的獨木棺。大型木槨外東側還殉葬6匹配備馬具的馬。另外，木構架周邊的1間小室，發現多具獨木棺，葬有15名男子；還有9個小室專門用於殉葬馬。據統計阿爾贊1號墓中共殉葬馬161匹，另有大量不完整馬骨，屬於300匹馬。^[3]據推測，建造如此大規模的墳冢在當時需要1500人連續工作7至8天才能完成。格里亞茲諾夫和曼奈奧勒根據出土物斷定這座墳冢的年代為公元前8世紀，早於公元前7世紀的黑海斯基泰。後來格里亞茲諾夫又將阿爾贊墳冢的年代提前到公元前9世紀，列為圖瓦烏尤克文化的初期，引起很大爭議。1995年，謝米諾夫和楚古諾夫結合新材料對以往建立的考古學年代序列作出了合理調整，指出圖瓦考古學文化在發展過程中與哈薩克東部、蒙古西部、南西伯利亞塔加爾文化有較多的聯繫。[4]目前這一研究較有影響力（表二）。

2000年夏，俄羅斯考古學家楚古諾夫（Chugunov）主持，德國方面派考古學家帕金格、馬格勒（Magler）博士參與的考察隊在阿爾贊「國王谷」中發掘了一座沒有被盜掘的阿爾贊2號墓（圖四，4－6）。直徑75米，高2米，規模小於1號墓。墳冢下部中心的1號坑中空無一物，而在它東北部有一個為5×5米，深3米的方形坑，編號2號坑。裡面是用西伯利亞樺樹圓木搭建而成的槨室。槨室內葬一男一女，男性在北，女性居南，均側身屈肢，左臂向下，頭向西北。出土5700件金器，總重20公斤。包括項圈、耳環、頭冠、箭箙和各式各樣的小飾件、上面裝飾著的豐富的動物紋圖案，被發掘者稱為「斯基泰動物紋百科全書」。另外還出土大量精良武器，包括青銅鶴嘴鋤、箭鏃、金柄鐵劍等多種武器。據人骨鑒定，男性年齡為40—45歲，女性年齡為30—35歲。1號坑西北部緊挨著的3號坑內發現很少的衣物殘片。南部的4號坑為一殉馬坑，內葬數十匹配備馬具的馬。此外在墳冢下邊緣位置還發現一些陪葬墓，為長方形石箱墓，分別葬一男性，側身屈肢。^[5]目前阿爾贊2號墳冢的發掘品已運往埃米塔什博物館整理。[6]

表二：薩顏地區分期簡況

1972—1973年，蘇蒙歷史文化聯合考察隊對蒙古最西北部庫蘇泊省烏蘭固木市郊區昌德曼山下的一處鐵器時代早期的古墓群進行了發掘，其中木槨墓順著昌德曼山東北坡由北向南一字排開，相互之間相距數米，同時木槨墓東部和西部，還有一些石棺墓。截至1974年，共發掘墓葬56座。出土物有小口圓唇鼓腹平底紅陶罐、骨扣環、骨針、骨管、玻璃串珠、磨刀石、青銅扣環、徽章形青銅鏡、青銅環首刀以及一些鐵器。1978年，前蘇聯學者沃爾科夫（V. V. Volkov）最早將1972年發掘的9座墓葬材料公布，並初步將烏蘭固木墓葬歸入烏尤克文化。^[7]同年，策溫道爾吉也發表《昌德曼文化》一文，將這種蒙古西部鐵器時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為「昌德曼文化」，認為昌德曼文化較為獨特，不宜歸入烏尤克文化。^[8]目前對烏蘭固木墓地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尚無詳細的論述。

^[1]R. Kenk,Grabfunde der Skythenzeit aus Tuva, Süd-Sibirien，München, 1986.

^[2]同注〔13〕N. A. Bokovenko文。

^[3]M. P. Grjaznov,Der Gro?kurgan von Arzhan in Tuva, Südsibirien, München, 1984.

^[4]V. Semenov and K. Chugunov, 「New evidence of the Scythian-type culture of Tuva」,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Vol.2, No.3., 1995, pp.311-334.

^[5]M. Edards, 「Master of Gold」,National Geographic,Vol.2003, No.6, pp.112-129.

^[6]阿爾贊2號墳冢簡介和圖錄已經出版：

Аржан Источник в Долине царе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в Туве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Tuva Artifacts from the Arzhan Barrow),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4.

^[7]E. A. Novgorodova, V. V. Volkov, S. N. Korenevskij und N. N. Mamonova,Ulangom, Ein skythenzeitliches Gr?berfeld in der Mongolei,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2.;〔蘇〕沃爾科夫著、陳弘法譯：《烏蘭固木古墓群》，《文物考古參考資料》第六期，42－46頁；V. V. Volkov, 「Early Nomads of Mongolia」,Nor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CA: Zinet Press, 1995, pp.316-333.

^[8]〔蒙〕策溫道爾吉著、陳弘法譯：《昌德曼文化》，《文物考古參考資料》第六期，46－51頁。

第二章 分期與編年

第一節 阿爾泰地區

半個多世紀以來，很多學者都致力於對阿爾泰地區早期鐵器時代的遺存進行分期和編年。他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風格分析、類型學分析和科學測年三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有耶特馬爾、格里亞茲諾夫、博科文克、希伯特、莫勒丁、馬勞瑞等。他們基本將該地區遺存界定在公元前8—2世紀之間，上接卡拉蘇克文化，下迄公元前2世紀匈奴佔領該地區（表一）。但我們發現他們在討論過程中受傳統斯基泰文化分期影響較大，並未詳細闡明類型學分析、分期的意義。同時也缺乏對墓葬形制、隨葬品等多種因素組合的通盤考慮。

我們認為，公元前8－3世紀正是歐亞草原游牧部落逐漸興起的時期。騎馬術的普及大大提高了東西方游牧部落之間、以及這些草原民族與南方發達的農業文明之間文化交流的速度和深度；波斯和希臘文化因素湧入阿爾泰，並在與當地文化逐漸融合的過程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徵。在此背景下，我們運用考古學類型學和文化因素的分析方法，對公元前8—3世紀阿爾泰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進行新的編年與分期。至於公元前3世紀以後的文化序列，也就是斯基泰時期和匈奴時期的分界，學者們的意見分歧很大，還有待於將來更加系統的研究。

1墓葬形制

考古學對墓葬的分析包括兩個方面：墓葬形制和隨葬品。我們先來看看墓葬形制，公元前8－3世紀阿爾泰地區的墓葬可以分為四類：木槨墓、石圍石圈墓、石圍土坑墓、石室墓。其中大中型墓葬均為木槨墓，後三種多是小型墓葬（表一，圖二）。

木槨墓這類墓葬在阿爾泰地區最為典型，公元前8—3世紀一直流行（圖二，1－3，11－12）。地表都有石塊、土堆築的圓形墳冢。大型墳冢直徑25～50米，中小型直徑3.5～25米。墳冢正下方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坑底部分南北兩部分，北部是殉馬區，墓葬級別不同，殉葬馬匹數量在1匹至十幾匹不等。馬匹呈東西向安葬，身上多配備全套馬具；南部是用西伯利亞落葉松圓木搭建而成的方形或長方形木槨。大型墓葬木槨內部有木棺，常見用原木掏挖而成的獨木棺，也有用木板釘合的木棺；小型墓葬無木棺，死者直接葬在木槨內。葬式流行側身屈肢，頭向西。隨葬品多放置在木槨內。此類墓葬的形制早晚略有差別，有學者發現，邁埃米爾等早期墓葬的墓坑底部北高南低，即北部殉馬區高於南部木槨底部，而在公元前6世紀以後，墓穴底部逐漸齊平。^[1]

石圍石圈墓地表多無墳冢，外有直徑6—10米的圓形石圍。石圍內有兩個卵石圍砌的石圈，石圈內下挖不足半米的淺坑，分葬人和馬匹或馬具。葬式流行側身屈肢、頭向西。此類墓葬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出現並在早期鐵器時代一直延續，形制變化小，隨葬品少（圖二，4－5）。

石圍土坑墓與石圍石圈墓的區別是，沒有石圈，墓主人頭下和腳下分別放置一塊平整的枕石和墊腳石（圖二，8－10）。

石室墓地表有低矮的圓形石堆，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坑底部用長塊石板搭建的長方形石室。墓主人側身屈肢，頭向西。隨葬品少、不殉葬馬匹。據稱，此類墓葬青銅時代末期出現，進入早期鐵器時代以後，數量迅速減少並延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2]莫勒丁所謂的公元前6－2世紀與巴澤雷克文化並行的卡拉科比尼安文化（Kara-Kobinian），也指這種石室墓文化（圖二，6－7）。^[3]我們發現當地青銅時代晚期的卡拉蘇克文化（Karasuk Culture，公元前1500－800年）就流行這種石室墓，由此推斷早期鐵器時代的石室墓可能是卡拉蘇克部落遺民，其數量的減少可能與當地以木槨墓為代表的游牧部落的興起有關。

可見，側身屈肢葬、西首葬、殉馬是早期鐵器時代阿爾泰地區墓葬的典型特徵；墳冢、木槨、獨木棺是身份等級的標誌。但墓葬形制變化不大，不能作為我們判斷年代、分期的直接依據。

2隨葬品

阿爾泰地區早期鐵器時代墳冢的隨葬品，尤以金器、武器、馬具、木雕、毛織品最為發達。金器作為游牧民身分和等級的標誌，常常用於隨葬。但兩個多世紀以來，該地區大中型墓葬多被盜掘一空。許多學者從藝術風格學角度出發，證明埃米塔什等博物館收藏的許多金器出自阿爾泰地區早期鐵器時代的墳冢。可惜這些金器脫離了與墓葬的共存關係，無法作為我們研究的基礎。值得慶幸的是，墓穴北部的殉馬坑一般保存較好，這些殉葬馬匹身上都配備馬具。馬具作為阿爾泰游牧民生活的必需品，變化速率較快，時代和地域特徵十分突出，可以作為我們判別年代的依據。同時，墓葬中還出土了一些陶器，其形制早晚也有差異，可作參照。阿爾泰地區木雕工藝高超，木雕造型、題材多以風格獨特的的動物紋和花葉紋為主。使用木製馬具以及在馬身上裝飾紋樣繁複的木雕，是該地區居民獨有的習俗。在此，我們將其歸入馬具一併討論。毛織品在阿爾泰地區也十分發達，在大中型墓葬中出土很多，既有木槨四壁懸掛的大幅毛毯，也有的覆蓋在馬鞍表面。隨葬品中最引人關注的是以動物紋為主的豐富裝飾題材，其中既有阿爾泰本土的題材，也有來自希臘、波斯、歐亞西部草原的藝術母題，另外墓葬中也發現一些中國地區製造的物品。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分期、編年的依據。

3分期

我們根據隨葬品形制、組合、裝飾主題、文化因素的演化情況，將阿爾泰地區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分為三期（圖三）：

早期，初創期 以邁埃米爾墳冢為代表。騎乘所需的馬具初具模型，裝飾母題簡單，以身體蜷曲的雪豹為主。

隨著騎馬術在歐亞草原的傳播，阿爾泰居民在早期鐵器時代初就能製作馬銜、馬鑣。具推測，最初的馬銜是用纏繞的皮革製成，後來才用青銅打造。^[4]青銅馬銜根據穿孔的形狀可分為馬鐙形、葫蘆形、圓形三種，其中馬鐙形馬銜較為流行。馬鑣多見三孔棍狀骨制馬鑣、野豬獠牙製成的馬鑣，青銅馬鑣呈「Y」字形，有的旁邊分出一個支叉（圖三，1－9）。早期資料中未見馬鞍實物，推測有可能為簡單的氈毯之屬。這一時期的裝飾紋樣以邁埃米爾墳冢出土的馬身飾牌最具代表性，飾牌上表現出一隻牙齒、爪張開的蜷曲狀雪豹。埃米塔什博物館也收藏了一件阿爾泰出土同樣題材的黃金飾牌（圖三，10－11）。同時期鄰近的西薩彥圖瓦地區的馬具與阿爾泰一致，在阿爾贊1號墳冢內，就同時發現了這三種馬銜，其中馬鐙形馬銜的數量也是最多的，而且也出土了一件裝飾蜷曲雪豹紋樣的馬胸飾牌。此外，薩彥地區其他墓葬也出土了青銅製的兩孔、三孔棍狀馬鑣及野豬獠牙製成的馬鑣，青銅馬勒帶帶扣、四方體多孔節約等馬具（圖三，2－9，12－13）。

中期，發展期以巴沙德勒、圖雅赫塔墓地為代表。馬具趨於完備，皮毛制馬鞍出現，鞍橋出現，馬頭開始裝飾鹿角狀木雕；木器加工技術發展、裝飾母題增多。動物造型以單體、側面、靜立狀態為主。動物形態呆板、搏鬥場面少見。

馬具流行圓形穿孔的青銅馬銜；「S」形木製馬鑣，馬鑣兩端雕刻成鷹首、格里芬首或花葉形。也有野豬獠牙製作的雙孔馬鑣；出現左右對稱的皮毛制馬鞍，並有木製鞍橋，鞍韉上裝飾簡單的鷹或花葉紋樣；流行圓形、水滴形木雕當盧；「V」字形的素麵木製頰帶，青銅製和角制的馬勒帶帶扣；節約多呈「十」字形，圓形少見（圖三，14－27）。級別較高的大型墓葬大量使用包金箔的木製馬具和飾件，並且在個別馬的籠頭上增加仿鹿角木雕（圖三，23，38）。^[5]這一時期裝飾題材更加豐富，主要反映在木雕裝飾上，鷹、狼、虎、鹿、山羊是當地最多的裝飾造型。這類題材在圖埃赫塔、巴沙德勒墓葬出土的馬鑣、當盧和其他木製飾件上數量最多。同時一些波斯因素也被引入到當地藝術題材當中，典型的如獅、獅首格里芬、鷹首格里芬等動物紋和十字形和卷葉植物紋（圖三，28－37）。另外，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多種文化因素融合的現象，比如巴沙德勒2號墓木棺兩側板上分別雕刻出一列虎搏山羊、虎搏野豬、虎搏鹿的場景。成列的走獅和斗獸紋是典型的波斯藝術題材和構圖形式，但是虎、野豬、鹿的造型則是阿爾泰當地題材（圖九，22）。木製容器主要見敞口鼓腹圜底碗（圖三，39）。陶器數量較少，以手制灰陶為主。器類以侈口折腹平底罐、小口細頸鼓腹瓶、直口高領鼓腹罐三類為主，並有少量大口平底瓮、直口折肩鼓腹罐。陶器多為素麵（圖三，40－42）。

晚期，繁盛期　以巴澤雷克墓地、波萊爾11號墳冢為代表。馬具發達，鐵制馬銜開始流行，高級墓葬殉馬的身上裝飾繁縟；木器加工、毛織技術發達，裝飾題材更加豐富，新出現人物、魚、雞、兔等造型。構圖複雜、表現生動的立體圓雕大量出現。波斯藝術因素、希臘藝術因素、歐亞草原藝術因素的比重大大增加。出現中國地區製造的物品。

這一時期馬具最典型的特徵是鐵制馬銜的出現（圖三，43）。馬鑣仍以「S」形為主，兩端裝飾紋樣更加豐富多樣。新出現鷹首格里芬、天鵝、奔鹿、山羊、圓形、多棱紡錘形等造型的馬鑣，同時也發現仿野豬獠牙的雙孔角制馬鑣（圖三，44－47）。另外，雙孔野豬獠牙馬鑣和棍狀青銅馬鑣仍然沿用（圖三，49）；當盧以圓形、水滴形為主，新出現圓弧狀、月牙形當盧（圖三，51－54）；木製頰帶兩緣裝飾水波紋或獸頭（圖三，48）；大型墓葬中個別馬匹籠頭上裝飾仿鹿角木雕，製作更加精緻，能夠表現出鹿角的枝蔓（圖三，61－62）；馬面部流行裝飾格里芬面具：馬兩頰和鼻樑蒙蓋皮毛制格里芬獸身，並與馬頭頂端裝飾圓雕格里芬首相連接構成整體形象（圖三，63）；馬鞍裝飾複雜，鞍橋、馬鞍前後兩端以及鞍韉下部增加飾牌和掛飾、鞍韉上流行鷹、格里芬、獅、虎、魚與山羊搏鬥的圖案（圖三，68－69）。木器加工業發達，除馬具以外，還包括四腿小木桌、實木桌、木枕、馬蹄形把手的敞口鼓腹圜底碗、箜篌等等（圖三，72－73，75；圖八，2）。能夠熟練製作出線條流暢、造型生動的動物圓雕（圖三，64－65，67，70）；毛織技術也大大地提高，能夠製作大幅掛毯、立體動物模型，表現複雜的畫面（圖八，7－8）；石器主要見四足祭祀盤（圖八，74）；此外還發現用作蒸汽浴的銅鍑、帶把手的四足銅盤、帶柄銅鏡等。這一時期的裝飾母題較中期增加了人物、魚、雞、兔等。阿爾泰居民還將格里芬形象融入本土的鷹、鹿崇拜當中，創造出一種鷹首鹿角鹿身的神話動物，我們稱之為鹿形格里芬（圖三，71）。^[[6]]受歐亞西部草原藝術影響，大量使用後肢翻轉180°的動物造型和複雜的搏鬥場景（圖三，68－69）。大量波斯文化因素融入阿爾泰藝術，比如箜篌、毛毯上騎士、走獅紋、斯芬克斯、阿娜希塔女神、火壇、蓮花紋等。希臘文化因素表現在巴澤雷克流行的棕櫚紋、連續旋渦紋圖案和鬃呈魚鰭狀的格里芬形象（圖八）。巴澤雷克墓葬中也出土一些中國地區製造的物品，如戰國晚期的楚式羽地四山鏡、秦式漆器、鳳鳥紋錦等。另外巴澤雷克5號墓還出土一件仿中國樣式的四輪馬車模型明器。晚期陶器仍以侈口折腹平底罐、小口細頸鼓腹瓶、直口高領鼓腹罐為主，大口平底瓮不見，器形較早期變化不大，流行在陶器肩領部位刻畫三角幾何紋、動物紋或裝飾水波狀附加堆紋（圖三，76－78）。出現木器仿陶器的現象，比如巴澤雷克2號墓出土的一件侈口折腹平底木罐，罐腹還貼著皮製剪影狀公雞圖案（圖三，79）。

4年代

近年來耶特馬爾、勒訥等學者已經對早年俄國學者的分期和編年提出了置疑。馬勞瑞也採用了新的分析方法，糾正了以往科學測年的一些錯誤。^[7]通過以上分析可知，阿爾泰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的主體是殉馬的木槨墓、石圍墓的主人所創造、享有的物質文化。這種文化在公元前8－3世紀之間呈漸進式發展狀態，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將不同期分為不同文化的做法是有問題的。我們將圖埃赫塔、巴沙德勒墓地單獨分出列為中期，是考慮到它代表了一個外來因素的引入和初步本土化的過程，與晚期巴澤雷克墓地反映出的木器、毛紡織技術的成熟、多種文化因素交融和本土化的狀況呈繼承、階段性關係。結合馬勞瑞等學者的絕對年代結果，我們將巴澤雷克墓地為代表的晚期文化年代定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至公元前3世紀；將圖埃赫塔墓地為代表的中期文化界定在公元前5－4世紀上半葉；早期以邁埃米爾墓葬為代表的文化界定在公元前8－6世紀（表三）。

表三：阿爾泰地區墓葬分期

第二節 西薩彥地區

20世紀50年代以來，萬斯帖恩、庫茲拉索夫、曼奈奧勒、格拉赫、格里亞茲諾夫、博科文克、謝米諾夫和楚古諾夫等多位俄羅斯學者都對西薩彥圖瓦地區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進行過分期（表二）。其中格里亞茲諾夫、謝米諾夫和楚古諾夫的看法較有影響力。目前爭論的焦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阿爾贊1號墳冢的年代。第二，各時期考古學文化間的關係。對此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格拉赫認為圖瓦早晚為兩種文化；謝米諾夫和楚古諾夫認為圖瓦地區文化自是一脈相承，但在公元前6—4世紀另有一支並行發展的烏尤克文化；以格里亞茲諾夫為首的大部分學者仍堅持圖瓦地區早期鐵器時代僅有烏尤克一種文化，該文化自始至終一脈相承，直至公元前2世紀末匈奴佔據圖瓦地區。^[8]結合阿爾贊2號墳冢等新材料，以下將對西薩彥地區考古學文化進行重新分期與編年。

1．墓葬形制

薩彥地區的墓葬有主要有4類：木槨墓、同冢異穴合葬墓、土坑墓、石室墓。葬式都流行側身屈肢、西首葬。後三類墓葬形制早晚差異小（圖四；圖五）。

木槨墓分為大型木槨墓和小型木槨墓兩種，地表都有石築封堆，封堆下方都有近方形的槨室。大型木槨墓封堆直徑在50米以上，主槨室埋葬高級貴族，隨葬大量金器、武器，周圍還有附屬的陪葬墓和殉馬坑（圖四，1－6）。小型木槨墓的槨室內常並排合葬多人、隨葬品不多（圖四，7－11）。

同冢異穴合葬墓分為單體封堆和雙聯封堆兩種，封堆直徑一般在十幾米左右。雙聯封堆是由南北兩個圓形封堆相交構成的聯體建築，墳冢下部用石圍隔開。封堆下方有多個墓坑，分葬單個個體。葬具有石室、木槨、獨木棺三種。稍大的墓坑位於墳冢中部，小的墓坑分布於墳冢的南、西、北側（圖五，3－7）。

土坑墓無封堆，有的外側有圓形石圍，中心有很淺的土坑、埋葬單個個體，有的在人身旁邊殉馬（圖五，1，9－11）。

石室墓地表無明顯封堆，墓坑淺、呈長方形，用豎直的石板圍成。埋葬單個個體或雙人合葬（圖四，6；圖五，8，12）。

石砌墓地表無明顯封堆，墓坑淺，用片石壘砌而成。常見人馬合葬，這類墓葬早期墓坑近圓形、晚期呈圓角長方形（圖五，2）。

2．分期

結合隨葬品演化的情況，可以將西薩彥地區考古學文化分為兩期五段：

早期早段墓葬有大型木槨墓、小型石圍土坑墓和石室墓三種。大型木槨墓以阿爾贊1號墳冢為代表。無墓坑，直接在古地表起建輻射狀木構架，木構架之上用石塊堆築封堆。墓室分主墓室、陪葬墓室、殉馬室三類。主墓室位於木構架中心，為內外兩重木槨。裡層木槨內以獨木棺分葬高級貴族夫婦。兩重木槨之間有多匹殉馬和多具陪葬墓，陪葬墓多以獨木棺為葬具（圖四，1－3）。隨葬品中多見青銅武器，流行「V」字形劍格的窄刃短劍，劍首呈「一」字形或裝飾野豬形圓雕，劍柄中部多起脊（圖六，1－2）；鶴嘴鋤有管銎、尖部呈圓錐狀，尾部呈圓柱狀，頂部有一圓墊封堵（圖六，3）；鏃根據質地可分為有青銅製和骨制兩種，多呈扁平柳葉狀或子彈頭狀，無鋌者居多，有的底部帶有倒刺（圖六，4－9）。裝飾題材主要見：青銅胸飾牌上身體蜷曲的雪豹、配備籠頭的馬頭角制圓雕、青銅短劍劍首和杖頭頂端四肢伸展、蹄尖佇立的野豬、山羊（圖六，10－13）。其中野豬和山羊的形象與當地青銅時代末期鹿石上鑿刻的形象接近（圖六，14；圖七，3）。

早期晚段大型木槨墓以阿爾贊2號墳冢為代表，墳冢下木構架不見，墳冢下有多個豎穴土坑。墳冢下部中心位置設有防盜掘的空坑，主墓室位於墳冢側緣，僅有一重方形木槨，貴族夫婦直接安葬在槨地板上。主墓室旁也有陪葬墓坑和殉馬坑，葬具出現豎直石板圍砌的石室（圖四，4－6）。出現同冢異穴的多人合葬墓，以切姆斯克-鮑姆Ⅲ號墓地1號與2號墳冢為代表（圖五，5－7）。隨葬品包括金器、木器、石器、青銅和鐵制武器和其他日用品。阿爾贊2號墳冢中出土金器最多，包括項圈、鍑的模型、耳環、冠飾、發簪以及衣物和箭箙上的各類飾件（圖六，32－42）。另外庫居魯格-切姆Ⅰ號墓地9號墳冢、薩里格-布倫（Saryg-Bulun）墓葬也出土了一些形制類似、裝飾紋樣接近的金器；木器以包金馬蹄形把手的敞口鼓腹圜底碗、小木盤為代表；石器主要見平底盤；武器流行蘑菇頭狀劍首、蝴蝶翼狀劍格的寬刃鐵短劍，劍柄有兩豎道凹槽（圖六，15－16，18）；新出現無管銎的鶴嘴鋤，尾部呈圓柱狀或多棱狀（圖六，19－20）；出現雙翼、三翼有鋌青銅鏃（圖六，21—26）；日常用具流行邊緣捲起的圓形鈕和橋形鈕銅鏡（圖六，27－28，31）。此外阿爾贊2號墳冢還出土包金環首小刀、青銅鍑等日用品（圖六，17，44）。這一時期的裝飾多見於金器，題材流行虎、鹿、馬、山羊、野豬、鷹、鱈魚等動物紋和「S」形水波紋。動物姿態除了早期靜止佇立狀以外，還有作飛奔狀、屈卧狀，後蹄翻轉180°的姿態開始出現但數量較少。構圖趨於複雜、出現虎搏羊的動物搏鬥場面（圖六，32－42）。另外，切姆斯克-鮑姆Ⅲ號墓地1號與2號墳冢還出土兩把的骨梳，梳柄上雕刻的山羊造型與金器上的十分接近（圖六，29）。

晚期早段墓葬開始流行多人同槨合葬的小型木槨墓，這類墓葬地表也有圓形封堆，封堆下掏挖2.5至4米深的方形豎穴土坑，墓坑口小底大呈袋狀，坑底架設圓木搭建的「井」字形方形木槨，木槨內並排合葬多人、均側身屈肢，頭向西，頭下枕片石。每人有各自的隨葬品，包括武器、陶器和其他日用品等隨身攜帶的物品。以薩格里-巴茲（Sagly-Bazi）Ⅱ號墓地8號墳冢為代表（圖四，7－8）。隨葬品中出現少量陶器，以手制灰陶的小口鼓腹平底罐居多（圖六，59）；武器仍流行蘑菇頭劍首蝴蝶翼格的寬刃短劍，劍首和劍格更加寬厚。出現「一」字形劍格、劍首的新形式。其中少數為鐵制或鐵刃銅柄（圖六，45－47）；出現短管銎扇葉尾鶴嘴鋤，頂部無墊片封堵（圖六，48－50）；流行三翼青銅鏃和三棱骨鏃（圖六，51－53）；銅鏡流行境鈕位於鏡面邊緣的側鈕境，早期的圓鈕境和橋鈕鏡少見（圖六，54－55）；木器仍使用帶柄的敞口鼓腹圜底碗（圖六，57－58）。裝飾題材主要見骨雕牌飾上屈卧姿態的馬和山羊（圖六，56）。

晚期中段小型木槨墓墓壁趨於豎直、墓口外敞。有的還在墓穴北部留出二層台，殉葬馬匹。典型墓葬如薩格里-巴茲Ⅱ號墓地1號、6號墳冢、烏蘭固木31號墓（圖四，9－10）。隨葬品中陶器數量增多，仍以小口鼓腹弦紋罐為主，陶罐口沿和頸部多施2～3道弦紋，有的也在罐腹施螺旋形水波紋（圖六，76－78）。隨葬武器中，短劍仍以「一」字形劍格和劍首的形式為主，新出現一些環首短劍（圖六，60－62）；鐵制鶴嘴鋤數量增多，無管銎柱狀尾鶴嘴鋤流行（圖六，63－65）。三翼青銅鏃和三棱骨鏃流行（圖六，66－68）；銅鏡仍流行側鈕境，在境背面刻畫鹿的圖案以及將境鈕打製成動物形狀的做法增多，新出現無鈕境、只在鏡面邊緣打2～3個小孔（圖六，69－71）。裝飾題材主要見於骨雕牌飾和銅鏡背面，以屈卧姿態的馬、和佇立狀公鹿為主（圖六，70－75）。

晚期晚段仍以小型木槨墓為主，烏蘭固木地區的一些墓葬開始用片石鋪槨底。典型墓葬如烏蘭固木43號墓（圖四，11）。日用器中陶器數量大大增加、仍以小口鼓腹弦紋罐為主。流行在罐腹裝飾多道平行弦紋、方格紋、幾何弦紋等。有的也裝飾抽象的鹿紋（圖六，93－96）。流行側鈕銅鏡，側鈕部分加長，除前後穿孔外，還出現上下穿孔。在境背裝飾動物紋的做法增多（圖六，88－90）；武器仍流行「一」字格鐵制短劍（圖六，79－81）；無管銎柱狀尾鶴嘴鋤（圖六，82－84）；三翼青銅鏃和三棱骨鏃（圖六，85—87）；裝飾題材仍以銅鏡背面刻鑿的動物紋為主，常見佇立姿態的野山羊和公鹿、也有後蹄翻轉180°的動物造型（圖六，88－91）。另外也發現少量青銅飾牌和帶鉤，表現屈卧姿態的鹿和張開牙齒的虎頭和狼頭（圖六，91－92）。

3．年代

上文已提到，在阿爾贊1號墳冢的積石中發現一塊鹿石殘件。我們知道，鹿石是卡拉蘇克文化晚期的典型特徵，通常立於墓葬前面，象徵武士。從紋飾和地域上，俄羅斯學者伏爾科夫將歐亞大陸草原上的鹿石可以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刻划動物圖案及武器，根據表現手法「寫實」與「抽象」的特徵又可細分為兩小類：「薩彥—阿爾泰類型」、「蒙古—外貝加爾類型」，另一大類則只刻畫其他如項鏈、武器等圖案，稱為「歐亞類型」（圖七，1－4）。^[9]阿爾贊1號墳冢出土的鹿石，雕刻著野豬、公鹿的形象，造型寫實；折背短劍、鶴嘴鋤造型，也與當地卡拉蘇克文化墓葬中出土實物一致，由此可以判定這塊鹿石應為「薩彥—阿爾泰類型」鹿石（圖六，14）。而鹿石在薩彥-阿爾泰地區最晚的流行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由考古地層學理論可知，以阿爾贊1號墳冢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打破了時代較早的卡拉蘇克文化，其年代不早於公元前8世紀。同時結合科學測年結果，可將阿爾贊1號墳冢年代判定在公元前8世紀末至公元前7世紀初之間。^[10]

阿爾贊2號墳冢規模變小，墳冢下不再搭建圓形散射狀的木槨，而開始向地表下掏挖豎穴作為墓室，在墳冢中心掏挖方形空室，而將主墓室移開的做法也應是晚期為防避盜掘所專門設計的。同時阿爾贊2號墳冢使用大型木槨、雙人合葬、側身屈肢、頭向西、以及大量殉葬馬匹的習俗和隨葬品均與阿爾贊1號墳冢相似，具有明顯的繼承關係。此外，阿爾贊2號墳冢填石中也發現一塊薩彥－阿爾泰類型鹿石，同時出土金器上鹿、野豬等動物造型與鹿石圖案接近，這種情況在晚期則很少見（圖六，43）。由此推測這座墓葬的年代應在公元前7世紀。這與科學測年的結果一致。^[11]

同冢異穴合葬墓的墳冢下正中的墓葬規模稍大，其南、西、北三側繞以小墓，這種規律與阿爾贊2號墳冢相同。墓葬中出土「Y」字形馬鑣、帶扣、圓錐形金耳環以及骨梳上裝飾的動物紋造型與阿爾贊2號墳冢中發現物接近。以此推斷兩者應屬於同一時代。

中小型木槨墓在墓葬形制、隨葬品方面與大型木槨墓有較明顯的承襲關係，屬於同一文化，公元前5世紀左右出現多人同槨合葬的現象。這種文化在公元前4—3世紀，向南擴張到蒙古西北部的烏蘭固木地區。

表四薩顏地區墓葬分期

第三節 阿爾泰與西薩彥地區考古學文化的關係

從上述討論可知，西薩彥地區考古學文化的主體的是木槨墓為代表的文化。這與阿爾泰地區情況接近，兩地大型墓葬都是木槨墓，葬具多用獨木棺，流行側身屈肢西首葬的葬式，殉葬大量馬匹；兩地小型木槨墓差異較大，阿爾泰地區一直流行殉馬的木槨墓，薩彥地區則流行多人合葬的木槨墓和同冢異穴的合葬墓，人馬合葬的現象僅見一例，後者可能受到前者的影響；前面已經論及石室墓的墓主人很可能是卡拉蘇克文化的遺民，這類墓葬在薩彥和阿爾泰地區都有少量分布。所不同的是，阿爾泰地區石室墓單獨埋葬、不與木槨墓合葬，而薩彥地區的石室墓還有作為大型木槨墓的陪葬墓或與木槨墓同冢合葬的現象，這或許表明薩彥地區木槨墓文化與石室墓文化的聯繫更多。另外兩地都流行石圍土坑墓，石圍石圈墓為阿爾泰地區獨有，石砌墓則只在薩彥地區流行。

服飾方面，薩彥-阿爾泰兩地貴族婦女都流行留高聳的髮髻，比如阿爾贊2號墳冢埋葬的女性，髮髻上還插有30多公分長的金簪。阿爾泰阿克-阿拉哈3號墓地1號墓葬的女主人髮髻裡面還用氈和羊毛繩作為定形的材料。目前還沒有更多的資料發表，還不宜根據年代早晚直接判定這種習俗是從薩彥地區傳入阿爾泰的。

從兩地隨葬品看，薩彥地區武器更為發達，在早期鐵器時代初期就能鍛造出製作精良的短劍、鶴嘴鋤、箭鏃，並且在公元前7世紀就出現用人工冶鐵鍛造的武器。隨後該地區的武器逐漸改進、箭鏃由兩翼變為三翼，增加了箭身飛行的穩定性。公元前4世紀以後鐵制武器逐漸普及。阿爾泰地區發現的武器數量遠少於薩彥地區。

兩地馬具形制十分接近，相比之下，阿爾泰居民除了金屬馬具以外，還流行使用裝飾華麗、造型多樣的木製馬具。另外，阿爾泰居民將馬裝飾成鹿形格里芬的習俗在薩彥地區不見。

兩地的早期文化中都很少見到陶器。從公元前5世紀左右，木槨墓中開始出現少量陶器，以手制灰陶為主。兩地都流行小口直頸鼓腹平底罐，晚期墓葬中陶器數量增加、並且流行在罐腹裝飾動物、水波紋或幾何紋樣。所不同的是，阿爾泰地區流行的侈口折腹平底罐、小口細頸鼓腹罐在薩彥地區不見，而薩彥地區在陶罐的口沿、頸、腹部裝飾弦紋的做法在阿爾泰地區少見。

木器在兩地都比較發達。木製容器以馬蹄形把手的圜底木碗最為獨特。這種木碗在薩彥地區最早見於公元前7世紀的阿爾贊2號墳冢並在當地延續了幾個世紀。而從現有資料來看，圜底木碗最早出現在阿爾泰中期文化的圖埃赫塔1號墳冢中。這類器物或許是從薩彥地區在晚期傳入阿爾泰地區的，至於它可能涉及的特殊葬儀和宗教信仰，我們已經很難得知了。公元前5世紀以後，阿爾泰地區木器工藝比薩彥地區發展得更加迅速，除了裝飾精美的木製馬具和馬身飾件、還能製作木枕、木桌和結構複雜的馬車。

毛織業在阿爾泰地區也十分發達，尤其在公元前5世紀以後，技術獲得大幅提高。除了衣物和鞍韉，還能製作大幅掛毯和立體動物模型，表現複雜的畫面。薩彥地區則僅在阿爾贊1號、2號墳冢中見到毛織衣物殘件，在晚期木槨墓中發現的實物很少。

薩彥-阿爾泰的裝飾紋樣具有鮮明的地方特徵。薩彥地區更多的承襲了當地早期卡拉蘇克文化的因素，早期就開始流行自然風格的鹿、野豬、山羊等紋樣，動物姿態以蹄尖佇立和屈卧為主。同時當地還發展出馬、身體蜷曲的雪豹、虎等母題以及奔跑狀姿態、後蹄翻轉180°的造型，動物搏鬥場景數量不多。阿爾泰地區對卡拉蘇克文化因素的繼承相對較少，早期也流行身體蜷曲的雪豹等圖案，但在在公元前5世紀以後，受到波斯藝術和歐亞草原西部斯基泰藝術的影響，更多的使用獅、獅首格里芬、鷹首格里芬、公雞形象，表現手法也比較接近。當地還發展出鹿形格里芬、虎、鷹的動物紋，動物搏鬥場景大量出現。另外，兩地都流行獨特的虎、鱈魚的造型，老虎身體用「之」字紋表現斑紋、鱈魚均為俯視，詳細表現出對稱的眼、腮、鰭、尾等細節。^[[12]]這兩類題材在薩彥地區出現於公元前7世紀，阿爾泰地區則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才有，有可能後者受到了前者的影響。

^[1]〔蘇〕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上冊），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145－152頁。

[2]N. A. Bokovenko , 「Scythian Culture in the Altai Mountains」,Nor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CA: Zinet Press, 1995, pp.282-295.

^[3]В. И. Молодин,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 юге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 1. М., 1997б. С. 37-49.

^[4]同注〔26〕，p286.

^[5]耶特馬爾認為裝飾鹿角和面具的馬匹在葬儀中起領頭作用，參見注〔3〕K. Jettmar書，p108.

^[6]鹿形格里芬題材在戰國晚期傳入中國北方地區，參見烏恩：《略論怪異動物紋樣及其相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3期，27－30頁。

^[7]馬勞瑞將巴澤雷克墓地的絕對年代定在301－235B.C.，參見J. P. Mallory etc., 「The Date of Pazyryk」,Ancient interactions: east and west in Eurasia,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pp.199-211.

^[8]注〔16〕N. A. Bokovenko文，pp.255-261.；注〔19〕。

^[9]V. V. Volkov, 「Early Nomads of Mongolia」,Nor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CA: Zinet Press, 1995, pp.316-333.

^[10]同注〔31〕。

^[11]同注〔22〕，第63頁。

^[12]據人骨分析，巴澤雷克居民的食物結構中，魚占較大比重。參見T.O』Connell, M.Levine and R.Hedges, 「The Importance of Fish in the Diet of Central Eurasian Peoples from the Mesolithic to the Early Iron Age」,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3), pp.253-268.

編者按：馬健先生《公元前8～3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一文三萬餘字，囿於公眾號篇幅限制，分為上下兩部分推送。

該文系馬健先生2004年北京大學碩士畢業論文，後修改發表在余泰山等主編《歐亞學刊》第8輯，中華書局，2008年，頁38—84。該文又收錄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頁333—374。插圖位置系編者所加，引用請據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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