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定失敗的清末變法

註定失敗的清末變法

十九世紀末在亞洲兩個毗鄰的國家都進行了變法，但是歷史證明了日本與中國取得截然不同的結果。日本成功變法了，而中國卻徹底失敗了!為什麼日本能成功，中國卻不能成功。

中國變法前，中國是傳統的封建統治制度的社會，而且經過1840年的鴉片戰爭的戰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的政權發展體系是「中央集權」的發展方式！清末，制度已經是整個王朝集權頂峰時期，皇權已經滲入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社會制度的管理者能動用的權力極少。變法意味著改變中央集權體系，挑戰中央集權系統，肯定會危及王權。傳統的中國王朝不允許這樣的局面出現。變法的絆腳石無形中，在中國變得更加大！自古以來，變法是大多都得流血，而中國採取妥協的態度，希望可以不動用武力解決。變法又沒能得到大眾人心的擁護。只是變法者的覺悟，一意孤行而已!這個變法方式就個變法失敗早早埋下種子。在日本，同是封建的體制下的社會變革，但是日本變法變得徹底。使日本邁向現代化與西方化，逐步跟上世界的大潮流，一躍變成世界的強國。日本徹底變法，明智地剔除了對日本社會前進的消極因素，把舊的封建秩序毀滅。然後，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實行大變革。此後，明治政府實施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

在思想方面，中國人長時間閉關鎖國在封建體系下影響著人民對世界的認識。人民被種種的封建思想束縛著，而且封建體系下，長時間學習這被封建所需要的被統治思想，腐蝕著人對世界的認識，當炮火打到家門口，很多人還在乞求上天保佑，有多少個人能拿起刀自主參加戰鬥？不是中國人愚蠢，但是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一朝比一朝被統治者腐蝕的更深。

民變紛亂讓大清雪上加霜

在太平天國被鎮壓之後整個中國的局勢其實還是一團亂麻。

首先活躍在北方的捻軍。捻軍是一直比太平軍更加純粹的農民軍隊，起義之前的捻軍大多從事販私鹽一類的違禁之事，所以他們很早就帶有軍事屬性；隨著太平軍在南方的如火如荼捻軍也開始匯聚成為一個個勢力，並和南方的太平軍相呼應，很多捻軍首領都接受太平天國的封王稱號。

捻軍和太平軍相比，其組成分布廣泛，所以也極為鬆散。所以捻軍比太平軍更加難以剿滅，因為他們行蹤也極為飄忽，當時大清朝最好的戰將僧格林沁也就在追擊捻軍的時候被殺了回馬槍而殞命的，曾國藩也是在捻軍這裡翻船從此脫離軍務徹底淪為一個政客；同時捻軍的特點也決定了它很難發展成為一個有凝聚力的政治組織，沒有能力建立一個穩定的根據地，並且捻軍也沒有楊秀清之類在謀略上經天緯地的人物，所以最終也難以逃脫流寇的命運。

而當時大清朝另一場戰亂是陝甘回民暴動。清朝統治者在處理民族事務上有兩個極端，對於漢人和生活在蒙古高原的黃金家族後裔的蒙古人極盡拉攏之能事，而對於其他少數民族則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天山南北的衛拉特蒙古、青藏高原的藏族、雲貴湘的苗族都遭受過清朝的兵災，衛拉特蒙古的一支、曾經縱橫中亞草原的准格爾蒙古在乾隆的時候遭到滅族，到現在只留下了准格爾一個地名和縹緲的香妃傳奇。

回民暴亂也是漢人和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人長期互相對立的結果，漢人臣服於滿人卻對回族人因為信仰的不同而肆意欺凌，最終在外國勢力的挑唆和民族激進勢力的領導下回族人長期以來積壓的屈辱和憤恨一起爆發，他們拿起武器瘋狂的屠殺平時耀武揚威的漢人；一時間關中和西北大亂，而中亞沙俄的傀儡政權也趁勢打著宗教的幌子侵佔新疆。當清政府剿滅捻軍騰出手以後，任命左宗棠率領以湘軍為主的軍隊首先平定關中和甘隴，之後趁勢千里奔襲阿古柏政權；左宗棠平定新疆對中國民族來說功莫大焉，而美中不足的是左宗棠對於回民暴亂採取的是以暴易暴的回敬手段，於是數百萬無辜的回族人緊跟著那數百萬無辜的漢人而去——在這樣的災難中激進的殺人者的畢竟只是少數，在大屠殺中真正可憐的是那些無法決定自身命運的老弱婦幼。

這場兵災對於中國、漢人以及回族人都是徹徹底底的大災難，三方全都是徹徹底底的失敗者；曾經富饒的關中平原為之一空，即便是到了民國西安這樣的大城市也才只有區區十幾萬人。民族問題從來都是雙方的矛盾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維護民族的團結必須從日常生活做起，一旦發展到兵戎相見那所有人都輸了。

從古自今真正上串下跳陰謀民族分裂的人都只是極少的一小部分，其他人都是在無奈中被裹挾進來的；對於普普通通的底層平民來說，無論什麼民族的人他們最基本的願望都是能夠安居樂業的生活，一旦這點被保證沒有人再會去隨著那些妄徒胡鬧。非但是中國，這個世界上對於一個國家內的少數民族最重要的維持安定的一條其實只有簡簡單單的四個字——一視同仁。

中興能臣儘力挽救大清

在這兩場戰爭中，即曾國藩之後另一個湖南人左宗棠聲明大顯，他先是和李鴻章一起以堅壁清野——後來蔣介石對付紅軍的法子——成功的剿殺了捻軍，隨後又以花甲之年遠赴西北，緩進速戰，奇謀偉略盡展，為當時的大清以及後來的中國保住了新疆。現在的新疆應當為兩個人樹立雕像，一個就是左宗棠，另一個則是民國初年在風雨飄搖中建設新疆的楊增新。

左宗棠性格強悍，是當時清朝官場中少有的陽剛之氣，連慈禧也畏之三分；並且他不但是一個戰功赫赫的軍事統帥，對於清朝的洋務運動多有建樹，目光深遠，比如籌建福州船政局和蘭州製造局都能切中要害，前者為中國海防培養了第一批近代化人才，後者對於控制西北也出力莫大。

如果說左宗棠有什麼缺點的話那就是他孤高的脾氣；他才華絕世，連林則徐對他也是期望甚高，左宗棠對新疆的執著和林則徐當年的囑託有莫大的關係；可是到了不惑之年左宗棠依舊是一介布衣，所以憑藉著對太平天國石達開的戰功一躍而成為大清忠臣之後，年輕時的落魄所引發的乖戾便一股腦的發泄了出來，而在以人際關係為主的中國官場這種脾氣也就決定了左宗棠不能成為發展中國的主角。

左宗棠在平定新疆之後欣喜萬分的慈禧賜給了他一副西洋老花鏡，但是卻被她的貼身太監以此為由敲竹杠，左宗棠一怒之下拂袖而走，是當時在場的李鴻章花錢才算消除了兩人的尷尬。從這點小事中就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清官場的左宗棠會被周圍壓抑的環境限制成就，真正能夠改變中國的是懂得虛與委蛇的李鴻章。

李鴻章是通過科舉登堂入室的人，和同時代的人一樣隨後的太平天國運動給了他出人頭地的機會；太平天國爆發的時候他正任翰林院翰林，這是整個官場對李鴻章文採的認可。後來隨著南方戰事的越演越烈，李鴻章也按耐不住建功立業的心情而南下投奔曾國藩，並且一直以師禮相待；而曾國藩對待李鴻章也是推心置腹，直如嚴父一般對李的性格缺點大加痛斥。李鴻章正是在曾國藩這裡學到了一生享用不盡的知識；隨後曾國藩又極力舉薦李鴻章為大才，并力保其回鄉編練軍隊，這支軍隊就是後來名震天下的淮軍。

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安徽和河南在晚晴官場也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勢力，除了李鴻章的安徽幫之外的一個人物是河南項城袁家發跡的始祖、官至漕運總督的袁甲三，這位也是一個上馬管軍下馬治民的文武全才，之後袁家第二代的保字輩人物一二品的大臣就有四個，袁家的第三代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凱。李鴻章原本是依附於曾國藩的幕僚，在六十年代淮軍雖然強大但還不能獨立，因此李鴻章和淮軍成了慈禧牽制湘軍的絕好工具；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機緣淮軍和北洋在李鴻章的大才之下得以飛速發展，而中國也從中受益良多！

李鴻章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就是創辦了很多近代工業。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漢族官僚充分認識到了先進武器在戰爭中的巨大作用，於是一批軍工企業在中國出現，它們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武器方面中國和世界先進的距離；隨著中國和西方交往的加深，漢族士大夫的認識加深了一些，他們開始在軍工企業之外去創辦民用企業，這些人認識到富強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強的原因是富，所以才有富強之說。

洋務運動所創辦的民用企業雖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但是它們並不能真正改變中國的命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民用企業基本都是官督商辦的性質，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國企。資本主義對於社會改造的最強大的力量是在這種體制下，社會活力和人的主觀能動性會被空前釋放，而其中的關鍵是整個社會劇烈的良性競爭；這些官督商辦的企業對於社會活力沒有任何激發的作用，洋務運動如果說失敗了，那就是它對中國封建制小農經濟模式沒有任何改變，這個階段只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童年階段，要徹底改變中國的命運還差的遠呢；而這幾乎也成了李鴻章一生的寫照。

李鴻章在國際上的名聲並不差，雖然和俾斯麥與格蘭特並列有點言過其實，但是他確是大清朝唯一一個能夠和世界列強一爭高下的人物。但是在中國他卻成了幾乎和慈禧並列的二等國賊，究其原因應該就是他太務實了。

五代時期後唐李存勛滅掉朱梁後派了一支小部隊去對付盤踞江陵的高季玉，江陵王本是準備投降的，但看到後唐軍隊如此的少後認為自己被看不起、受了侮辱，腦子一熱就要出去拚命。他身邊的一個謀士冷靜地對他說：「你能滅掉那個姓李的嗎？」「不能！」「那你是準備這時候投降還是等到那人怒氣沖沖地派十萬軍隊兵臨城下的時候再投降？」高季玉當即打開了城門。和會出賣些國家利益，但打的結果往往是出賣更多的國家利益。中國的讀書人最令人討厭的一點不是迂腐，而是他們往往把自己的青史名聲置於國家民族之上；受了一點委屈便不管不顧地拚命；等打不過了，洋人到了家門口，一死了之，在後世也留下了堂堂正正的名聲——對於儒者來說還有比這更完美的人生么？至於國家民族，管不了了！

官場體制註定失敗的命運

把持中國海關四十五年的赫德把中國比喻成一匹割肉喂狼的馬，要麼迅速的追上世界先進擺脫餓狼，要麼被這群餓狼無休止的糾纏下去，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

李鴻章的務實使得他認識到中國的出路不在於一兩場戰爭的勝利，而是用求和賣國所贏的時間迅速的發展，雪國恥唯一的路就是自強；偶爾踢惡狼兩個跟頭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中國的出路只有儘快強大，讓列強不敢藐視。因此李鴻章終其一生都在求和；袁世凱在簽訂二十一條之後編了一本書，並憤恨的對人說日本終有肉坦之日，到那時候再把這本書印出來好讓後人了解我們的艱辛和屈辱；這些令人唏噓的話其實是近代中國所有人的心聲，他們泉下有知對於現在的中國應該欣慰了！

但是李鴻章終究是封建體制培養出來的人物，其本身也有很多在那個環境下致命的缺陷。

其一就是雖然他是大清朝高層了解西方最深的人物，但是其思維見識畢竟落後時代太多。李鴻章的思維模式依舊停留在群雄爭霸合縱連橫的階段，在這個模式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秦國攻打趙國，哪怕魏韓剛和趙國火拚過，在面對秦國的時候他們就是戰友，五代十國的李克用只要是給朱溫找麻煩的事他從不拉下；但是到了李鴻章的時代中國的國力已經不能保證中國合縱連橫了，所有的國家——特別是日本和俄國——都在想法設法的侵佔中國的利益，當時的中國沒有可以依賴的朋友，都是敵人。所以李鴻章在國際間玩的合縱連橫的把戲，其最終的結果都是中國吃更大的虧，狼和羊之間本就不是可以講道理的，他在甲午戰爭之後聯俄制日，結果是稀里糊塗的把東北權力賣的乾乾淨淨。

第二就是李鴻章作為封建官僚的奢華。李鴻章能掙錢，所以在生活方面極盡奢華享受之能事。淮軍作為大清朝後期軍事力量的支柱原本是一直很有戰鬥力的軍隊，當它以叫花子的形象出現在上海的時候被世人瘋狂嘲笑，但是這群叫花子卻擋住了太平天國後期軍事第一把手李秀成的進攻，淮軍中張樹聲、劉銘傳、丁汝昌以及聶士成都是當時的名將。正因為李鴻章在生活上的表率使得這支勁旅喪失了大部分的戰鬥力，甚至軍官們帶頭抽鴉片，淮軍最終也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在平壤畏敵如虎、一逃千里的葉志超曾經也是淮軍中獲得「巴圖魯」稱號的人。

李鴻章最大的問題還不是落後，而是從中國底層一步步走上來的他對權力狂熱的追求。李鴻章在近代中國軍事領域的兩大成就是淮軍和北洋水師，而它們反過來也正是李鴻章在清朝高層持久存在的保障。對於權力的渴望使得李鴻章對於這兩大軍事力量看的太重，為了他在清政府的權位對淮軍和北洋水師使用的謹小慎微，在需要和日本拚命的時候也畏畏縮縮；因為這種思想李鴻章不得不結黨營私任人唯親，他的親信大多是和他有鄉土之誼的人，北洋水師的總指揮丁汝昌作為一名軍人是中國的驕傲，但是作為近代海軍的靈魂指揮水平的確不夠，近代海戰軍艦陣型、海洋洋流和天氣條件這些知識對於只做過長江上水師提督的丁汝昌來說太陌生了，所以北洋艦隊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各個艦長對丁汝昌並不服氣，這也是後來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隱患。

李鴻章對於中國建設的失敗，中國當時的大環境也脫不了關係的。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慈禧是最擅長搞政治平衡的人，當湘軍勢力過大的時候她開始扶持淮軍，同理淮軍力量過大的時候受到慈禧壓制也是不可避免的；慈禧從行動上來看是認同李鴻章的海防論的，因為當時的中國是沒有能力同時保護西北和大海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清政府只好暫時放棄了對新疆的經營用僅有的一點力量建設強大的海軍。在發展海軍的過程中慈禧開始是用皇室中的醇親王奕譞牽制李鴻章，等到奕譞死後啟用了李鴻章的死對頭翁同龢；而李鴻章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一直把持著淮軍和北洋水師的控制權，所以慈禧也不得不去抑制這股中國最重要的軍事力量的發展，以防李鴻章成為大清朝的威脅。

不可調和的中日關係

在國際上美國不會允許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和美國擁有對等的軍事力量，在漫長的一千多年中德國和法國平均兩年打三仗，一個舞台只能有一個主角。中日一衣帶水，正是處於一個舞台上的兩個國家，「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所以甲午戰爭和之前的所有戰爭並不處在一個性質上；西方各國對中國的最大需求是黃金白銀，當瓜分中國所要承擔的損失大於付出的時候他們也樂得中國作為一個弱國存在；而日本對於中國的要求是亡國滅種然後攫取領土和資源，所以對於日本要麼像袁世凱甚至蔣介石一樣拖延時日以爭取最大勝算，如果要開戰就一定要像蔣介石那樣堅決打倒底，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都在所不惜！

李鴻章籌建北洋就是為了應付日本的威脅，因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所表現出的新氣象讓李鴻章隱隱不安，他很明白西方甚至俄國對中國都只是疥蘚之疾，一旦中國強大這些國家會自動吐出吞掉的一切，而日本對中國才是真正的肘腋之患；面對俄國和日本的雙重威脅清朝很無奈的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後停止了對它的建設，而著力建設水師以應對日本；這個國家很窮，當時的人口也少的可憐，但是它依舊讓人畏懼，因為這個國家的人能夠為了一個目標而萬眾一心，那就是打敗大清朝。

如果北洋水師按照正常的規劃發展，對付英美或許還不夠格，但對付日本絕對是綽綽有餘的，這個國家為了買軍艦天皇都要一天少吃一頓飯！但是甲午戰爭的最終結果是大清朝一敗塗地；客觀的講中國是輸在了政治上，而不是軍事。

在老醇親王死後慈禧便任用了翁同龢為牽制李鴻章的人；翁同龢和李鴻章因為其兄翁同書而結怨，當時翁同書為安徽巡撫處理太平軍和捻軍進退失據，又貪生怕死棄城逃跑，所以為李鴻章參劾勉強保證性命流放新疆，從此翁同龢便將李鴻章視為翁家的頭號公敵。

李鴻章這邊因為太貪戀權位而將北洋水師幾乎當成了私產，對於這支軍隊進行全方位掌控，這自然為慈禧所忌諱；別說是慈禧，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這種情況只有兩個結局，一是李鴻章被滅族，另一個是李鴻章取代光緒；慈禧玩弄政治最高明的地方就是防患於未然，在李鴻章有能力取其而代之之前就加以壓制，所以她利將戶部交給了翁同龢利用兩人的私怨壓制李鴻章的發展。北洋在一八八八年之後非但沒有再買進軍艦，到了戰爭來臨的時候北洋水師甚至連正常的炮彈儲備都沒有；李鴻章富可敵國，即便沒有大清朝戶部的支持炮彈總是能買得起的吧？但是聰明的他不敢在觸碰慈禧的高壓線了，所以只能一次次跑到互補衙門求爺告奶；翁同龢對此大為欣慰，但是錢卻是一兩也不給。

作為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慈禧我們無法對她太過苛求，因為中國政治只能進不能退的傳統使得她必須壓制李鴻章勢力的發展；但是倘若李鴻章真的以國家為念，將北洋水師的人事任免權交給兵部，又或者翁同龢能夠在國家利益面前放下私怨而一致對外，中國哪會有甲午之禍？慈禧、李鴻章和翁同龢這些人難道不愛國么？不是，後兩個人作為傳統的封建士大夫都有家國天下的情懷；可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和強國的理想大相徑庭，其原因正是因為清政府那骯髒的政治，為了政治利益他們可以值整個天下於不顧，以至於最後《馬關條約》那樣的奇恥大辱。中國人經過漫長歷史的熏陶都變得太喜歡政治了，政治已經跑出了它原本的領域，延伸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於連吃飯都要小心翼翼；日本幕府時代如果武士在宴會的時候不小心坐錯了位置是要剖腹自殺的，咱們中國估計也快了！

李鴻章成了替罪羊

慈禧統治中國期間最大的錯誤就是對日議和，作為中國的領袖她並沒有足夠的遠見卓識，對日本的野心沒有深刻認識；當時的慈禧已經不是鴉片戰爭時期的光緒了，她有遷都抗戰的資本，南方的漢族士大夫大多在國家大義上分的很清楚，並且如果打持久戰以當時日本的國力也撐不了太長時間，在東北聶士成和依克唐阿已經在陸戰中取得優勢；但是慈禧偏偏就投降議和了。《馬關條約》賠償的兩億兩白銀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中淘到的最大一桶金，從此之後中國的國力再也不能和日本抗衡了；倘若將這些白銀用於抗戰哪會有後來的亡國滅種之禍？哎！

對於日本這樣的對手中國是只能進不能退的，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後便有侵略中國的打算，但是整個日本民族對中國的野心還不是被中國的統治者一步步退讓給培養出來的？《馬關條約》拉開了中日兩國的差距，而在荒唐的九一八之後恐怕在日本連賣火柴的小女孩也不會再那中國當回事了！

甲午戰爭也是李鴻章一生的轉折，從此之後他再也不能染指清朝高層決策了。當他鼓著腮幫子從日本歸來的時候，迎接他的是全國鋪天蓋地的謾罵，因為他簽了一個《馬關條約》；這些謾罵聲最為著名的就是被後人臆造的「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按照咱們中國人的邏輯，簽訂這種條約的人自然是漢奸；但是這些罵李鴻章漢奸的人在左寶貴戰死平壤、徐邦道喋血旅順的時候在做什麼呢，在聶士成摩天嶺苦鬥、丁汝昌威海衛自殺的時候又在幹什麼？大清朝的高層慈禧和其他看不慣李鴻章的人對他是百般掣肘，大清朝下層依舊過著遛鳥逛茶館的悠閑生活；而在甲午年大清朝最重要的事不是和日本關乎存亡的戰爭，而是普天同慶老佛爺的六十大壽，這個老太婆甚至說出了誰讓她在那一天過不好她就讓誰一輩子都過不好的狠話；於是那邊血流成河這邊戲武昇平，那邊鋼牙咬碎這邊嬉笑如舊；然後戰爭到了這個份上，再把責任全部推給李鴻章簽訂條約的李鴻章，這也太公道了吧！

要知道在陸地上和日本人血拚的大多是李鴻章的淮軍嫡系，在海上和日本人玩命的是他一手創辦的北洋水師，外國有媒體評論這場戰爭是李鴻章一個人對日本全國的戰爭，此話誠不為過。而在別人幸災樂禍的嬉笑中滅亡的不但是一個老人一生的強國之夢，更是大清王朝的國本！

李鴻章在簽訂了《馬關條約》之後發誓以後決不再踏足日本，在後來他從美國遊歷歸來要在日本換船，這個倔強的老頭堅決不去日本船，後來下人在兩首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李鴻章顫巍巍的從上面走回了中國；中國這頭肥羊之所以並沒有被瓜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這些勤勤懇懇的老狗時刻守護著。

變法成了主流聲音

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導致了兩個後果。在內部中國通過一群舉人掀起了新一輪的救亡圖存運動；因為甲午戰爭的另一個副作用顯現了，西方社會透過這場戰爭看透了「亞洲第一，世界第八」的虛弱本質，於是他們紛紛把本國的非洲問題專家調到中國擔任大使進而希望把中國像非洲那樣瓜分掉。如果說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僅僅是西方對中國實力的試探，那麼這一次他們動真格的了。

中國對於自身落後的認識是一步一步的；最開始以為僅僅是武器的原因，到了後來開始意識到政治體制的原因，到最後才是觸及了最深層次的文化和思想。甲午戰爭使得洋務的成果基本消耗殆盡了，中國的封建士大夫們開始從日本的崛起中看到了中國政治體制的落後；在經過甲午戰爭之後清朝最大的威脅李鴻章被消除了，但是即便是慈禧對這個代價也一定會痛心疾首。她在戰爭後做了兩件事，一是建立了一支完全德國化的西式陸軍，它的領導者就是從朝鮮逃回來的袁世凱，地點在天津小站，另一件就是開始向光緒皇帝釋放一些政治權利，並支持舉人們發起的變法圖強——和洋務一樣，如果沒有慈禧的鼎力支持維新別說百日，是一天也進行不下去的。

戊戌變法的主角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中國有句古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還是有點問題的，像康梁這樣的學術雖然頂尖、但政治白痴的秀才要是真的造反哪還能蹦躂三年？

從《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以康梁為首的當時在北京應試的舉人便開始呼籲變法，在這之後因為戰敗中國各地紛紛掀起了變法革新的浪潮；一八九七年德國強佔了膠州灣，這標誌著列強正式開始謀劃瓜分中國；這一行動對於中國各界都是一個巨大的刺激，舉人們經過兩年的輿論造勢正式開始向清朝高層要求變法，慈禧也是因為這個事件開始把一部分行政權力交給她悉心培養的接班人光緒；但是真正抵禦住這第一波瓜分大浪的並不是京城的舉人們的上書，而是經慈禧批准、當時的直隸總督榮祿安排、由袁世凱具體執行的在山東的新軍軍事演習。

戊戌變法康梁最大的失誤就是看不清大清朝權力真正在哪裡，伊藤博文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後就明白了垂簾之後的人才是中國真正的核心，而這些書生卻對這一再明顯不過的事實視而不見；並且作為這場運動的領袖康有為的人品是不行的，在他得到翁同龢以及光緒的召見後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榮祿是李鴻章的繼任者，在滿清高層裡面算得上是一個有見識的人物；他曾經對康有為說過這樣的話，中國目前執行的都是流傳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成法，難道能夠一下改變么？從這話中不難推測榮祿並不是反對變法，袁世凱編練新軍被人彈劾也是他力保下來的，只是他認為變法應該以社會穩定為前提；這個時候的康有為早就目空一切了，他說只要殺一兩個一二品的大臣法自然就變了。康有為人稱康聖人，在儒學的造詣上他在那個年代的確配的上這樣的稱號，但是政治上恐怕袁世凱十五歲的時候就甩他幾條街了。後人經常把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戊戌變法放在一起比較，從這兩場運動中的一些不同之處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中國為什麼會失敗。

明治維新的成功

日本最後的封建政治是德川家康建立的幕府。德川家康原本是三河領主，後來豐臣秀吉把德川家康遷徙到了關東，關東遠比德川原來的領地三河、駿河以及甲斐富裕肥沃，並且關東是歷代武士造反的大本營，鎌倉幕府和室町幕府都是從這裡走出來的，豐臣秀吉這樣做或許只是給他的兒子爭取一些長大的時間；但他太小看德川家康了，在到關東之後德川家康幾乎一瞬間就獲得了當地武士集團的鼎力支持，並最終建立了德川家的幕府時代；所以整個德川幕府時期是關東諸侯欺凌關西諸侯的時代。

到了黑船開國門的時代，作為日本封建勢力的支柱德川幕府顯然直接承受了整個社會的憤恨，而作為權力的擺設天皇的權威卻沒有受到影響；日本的倒幕運動最開始的時候其本質只是西南部武士集團對於關東武士集團的造反，藉助於日本國門被打開之後這個社會的不滿倒幕派成功消滅了德川幕府。這場運動的主力是西南部下層武士集團，和商人勢力沒有任何關係，因為日本德川幕府是標準的儒家儒服，商人在這種社會體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半點勢力。

日本和其他國家在政治上最大的不同是其封建成分的最主要依附於幕府將軍而不是天皇，所以當日本社會把德川幕府淘汰掉之後日本的封建勢力也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因此日本的資本主義才能夠在一片空白的基礎上建立。日本的維新成功的關鍵就是這個國家拋棄掉整個民族的過去，所以能夠以一個嶄新的姿態輕鬆上陣；這種發展能夠帶來一時的昌盛，但是對於一個民族從長遠來看並不是值得羨慕的事情，因為完全拋棄過去的結果是整個民族在面對新事物的時候集體的迷失。

中國的情況看似和日本類似，作為名義領袖的光緒是類似於日本天皇的傀儡，而大權都旁落在其他人手中。但是在中國木偶光緒和提線者慈禧並不是互相對立的存在，他們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個整體，並且也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所依託的對象；當時的日本可以完全拋棄掉過往的一切，而中國不能，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儒家文化一旦被整體拋棄，那中國將是比日本集體迷失更嚴重的集體瘋狂——這是不久前已經被證明的事情；並且當時的清政府是能夠被全國認同的中央政府，不存在像日本被壓迫的西南諸藩鎮這樣一股力量。

倘若日本由德川慶喜主導變法想必也不會那麼容易；所以清政府想要維新所採取的步驟必定是溫和的，並且各方勢力都要做出相應的犧牲。而當時中國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維新派依託著光緒皇帝不管不顧的搶班奪權，而老慈禧雖然把政事交給了光緒但要她真正撒手放權也是不可能的。在這場運動中的雙方沒有互相理解互相忍讓，恰恰相反他們從一開始就互相拱火，最終鬧騰的三敗俱傷。

註定失敗的變法

現在的人把變法失敗的原因幾乎全部歸於慈禧和守舊勢力，但是不得不說的是這場變法是那些自以為是、輕敵冒進、私心過重的書生們搞砸的；康有為對待戊戌變法更多的是把它看成自己人生的天梯，所以他在根本不了解中國實際的情況下通過光緒頒布了很多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並且以阻礙變法的原因罷免了很多滿清貴族。

但是這兩點對於戊戌變法來說都是致命的失誤；政策的頒布是為了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可以發展的資本主義，洋務運動所創辦的企業幾乎都是官督商辦的國企，而真正適應市場、有競爭力的民營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計，從而這次變法在中下層社會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那些幾乎照搬國外的政策基本沒有可執行的對象。而過快的罷免守舊勢力在慈禧這個老政治家看來更是胡鬧了，因為這些人才是大清朝或者說他們娘倆個存在的基礎，新的基礎還沒有培養出來就這麼拆自己的台那是會萬劫不復的。慈禧在決定回收光緒執政權力的時候必定是一聲長嘆，這個中年喪夫、老年喪子的女人對於光緒是按照接班人的標準培養的，是寄予她很大希望的孩子；而光緒皇帝接下來的遭遇更是令人惋惜了。

在慈禧即將回收權力的時候，光緒帝下詔楊銳讓康梁他們想辦法把救亡圖存的變法進行下去，並且他感到慈禧這個他畏大於敬的長輩真的生氣了，竟然說出了自己皇位也保不住這樣的話——從這裡可以看出這個時候的光緒皇帝在政治上實在太幼稚了，他是慈禧名正言順的把持中國最高權力的關鍵所在，皇位是不會有任何危險的。當康梁接到光緒求援的詔書後有一次不顧實際情況的私自製定了圍園殺後的瘋狂計劃，這個時候的康有為們在權力的吸引下已經瘋了；從後世曝光的任何一個資料來看光緒從來沒有想要殺害慈禧的想法，但是光緒求援康有為，康有為制定計劃圍園殺後，於是光緒帝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成了圍園殺後的主角。

在這個不可能成功的計劃失敗後，熱血豪邁膽氣衝天的譚嗣同自願和其他五人赴死以喚醒愚昧的民智，而康有為逃到了國外，依舊不知死活的以光緒帝為標榜大肆批判慈禧等守舊派勢力，他曾經的支持者王照，這個戊戌變法之中少有的清醒之人就力勸康有為不要這樣把光緒這個中國最大的希望放倒火爐上烤，可是康有為理也不理！說實話，因為康有為堅定的保皇派身份他受到革命家們很多有失偏頗的評論，但是嚴復的這句「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的評價實在是太輕了。因為康有為這樣的舉動，慈禧甚至於一度動過換掉光緒的念頭，如若不是以劉坤一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的死柬以及榮祿這個當時慈禧最信任的人的旁敲側擊，可憐的光緒皇帝恐怕等不到一九零八年就喝砒霜了。

因為《馬關條約》的屈辱慈禧對待這場維新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是支持的，如前所述這個老太婆在不觸動其權力的基礎上終其一生都在使中國強大，她對光緒的放權是她這輩子唯一的一次；變法中的穩健派王照曾經提出讓慈禧和光緒像李鴻章一樣都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只要方法得到維新派是完全可以把慈禧爭取過來的，後來的袁世凱也證明了這一點。可是真正主持變法的卻是一幫權欲熏心的書生，這個中國發展打好的機緣就這樣被浪費了。

通過變法看中華文化發展方向

但是失敗的戊戌變法對於中國依舊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巨大影響；這場運動給了甲午戰爭之中彷徨無計的國人指明了一條新的充滿希望的道路，實業救國成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在戊戌變法之前，中國的經濟結構雖然經過洋務運動但依舊以封建制小農經濟為主體，在戊戌變法之後一些憂國憂民的封建士大夫開始賣房賣地，創辦了大量現代化工業；中國的經濟基礎由封建制農業向資本主義工業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在此之前支持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是以地主階級為核心的封建士大夫，在此之後中國歷史上一個嶄新的階層商紳開始全面登上了歷史舞台；如果說洋務運動還是童年的摸索，那麼到了戊戌變法的時候少年中國開始在世界上慢慢站起來了。

並且中國應當從這兩場變法運動中看清楚中華文化之後的發展方向。守舊的結果只能是永遠落後，而完全拋棄自我、摒棄儒家全盤西化的結果必定是現在日本這樣一幅不倫不類的樣子；當今中國文化發展的真正出路，借用一句古話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是不斷變化著的，因為不能與時俱進的文化最後只能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即便是最為古老的猶太教摩西的教義和耶穌時期的猶太教義也必定不相同。就基督教而言，使徒保羅的基督教和羅馬國教就已經是天翻地覆的變化了——連基督耶穌的生日聖誕節都是和羅馬太陽神密拉特合二為一後的產物，而之後路德和加爾文對聖經的解讀也和之前大相徑庭，想想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基督徒和穆斯林是怎樣的不共戴天，想想曾經的羅馬教會是怎樣不遺餘力毀滅先進學術和思想，到了現在不也都過去了么？而基督教之所以能成為影響力最廣的世界性宗教，其隨著時代自我調節的能力是功不可沒的；在資本主義建立國家政權之後，基督教通過幾次宗教大會又和資本主義完美契合。

中國文化的出路也必定是對以儒家和道家為主的古典中華文明進行和時代相契合的升級，這才是能夠為「體」的中學；而中國長達三百年的落後使得在一些方面我們確實遠遠落後於西學，所以中華文化想要繼續發展就必須吸收西學中優秀的部分加以補充。這個過程應該是中學和西學應該互相適應、互相調節，最終達到完美契合的過程；而只有當這種文化出現之後中國才能由大國變為強國，才真正有資格去引領世界的發展。

建國後中國經受的浩劫和災難也正是毛忘記了中國實際，卻一心一意的將馬克思主義照搬到中國社會所造成的。這句話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道理是相通的，那就是發展中國的時候永遠不要忘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不能貪功冒進，更不能掩耳盜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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