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西方正史中的希特勒之死

　　自2012年2月以來，一則關於「南極或是希特勒遺骸與納粹秘密檔案埋葬地」的消息被國內媒體紛紛轉載。國內某學術報刊對此進行了批駁，認為這條新聞純系炒作、捕風捉影，毫無真憑實據。為了揭示歷史真相，該報刊登了希特勒的死亡照片，屍體面部特徵明顯，希特勒式的小鬍子清晰可見。報紙還援引了專家的意見：「實際上，關於希特勒之死，正史並沒有提出太多的質疑。學界比較認同的說法是希特勒在總理府的地下室自殺，屍體焚燒不完全，遺骸被蘇聯帶走。」[1]對上述照片和所謂的學界「共識」，我們不禁要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報紙刊出的希特勒死亡照片真實可靠嗎?哪些史籍算得上是正史?正史記載希特勒之死的根據是什麼?半個多世紀以來，正史對希特勒自殺方式的描述發生了哪些變化?正史對希特勒遺骸的發現、去向仍持有哪些質疑?

　　首先要講清楚的是，該報刊發的那張希特勒死亡照是不實的，這一點早為有關歷史記載、研究所證明。1945年5月2日，蘇軍在總理府暗堡發現了一具男屍，這個人留著希特勒式的小鬍子，長得也很像希特勒，蘇軍戰士們把這具屍首拖到總理府花園，馬上有很多記者圍上來拍照。「後來所謂的五月二號找到希特勒屍體的訛傳就是由此而來的，許多外國報紙雜誌刊登了這具屍體的照片。」[2](p.213)很快，蘇聯方面澄清了事實，他們先說這具屍體是希特勒的替身，後來又說是有人仿照希特勒的模樣，對屍體進行了化妝偽造[3](p.169)。那麼，希特勒之死的真相是怎樣的?正史又是如何記載的呢?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界定一下何謂正史。由於研究對象不同，所處時代、國家、地區的情況、標準不同，很難給正史下一個全面的定義。就德國現代史研究而言，人們心目中的正史大致具有以下兩個特徵：首先，正史應該是信史，信史研究的主要部分一定要建立在尋找、發現、整理、使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絕不能僅僅是抄襲、拼貼、綜合他人的研究成果。信史要講事實，重證據，拒絕道聽途說，更不能跟風炒作。其次，信史不一定就是正史，要成為正史，信史還須同為官史，它要符合國家、時代特定的政治、社會發展需要，它要與某種主流意識形態和具體的國家利益保持一致，它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甚至是代表政權的意志和看法。在戰後西方史學界進行的有關希特勒及納粹德國的信史研究中，不乏一些科學性與政治性、歷史性與現實性、學術性與可讀性兼備的著作。這些作品不僅科學性強，還能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場上，揭露、批判、討伐希特勒政權的獨裁、侵略、種族滅絕史，再加之語言準確、豐富，文筆生動、流暢，贏得了較大的讀者群，具有了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成為戰後西方社會公認的正史。應當指出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上述西方史籍大多已譯介到國內，這對於加強我國世界史知識的普及，推動我國世界史研究的原始創新，加快我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世界史正史，無疑起到了積極有益的促進作用。本文將試舉幾部這類史書，作為我們以下討論的對象。　　一　　西方正史對希特勒之死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二戰結束至60年代後期，這一時期，西方正史對希特勒之死的記載多採信英國學者羅珀的研究成果。羅珀認為，在帝國末日降臨的時刻，希特勒向嘴部開槍自殺身亡，其屍體被焚燒殆盡，所剩骸骨無跡可尋。　　H·R·特雷弗·羅珀，二戰前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青年歷史講師。二戰期間，羅珀在英國的秘密情報部門服役，專門負責偵聽、截取納粹反間諜機關發出的無線電密報。二戰後，他受到英國情報部門的委託，趕赴柏林調查希特勒死亡的真相。因為當時謠言四起，說希特勒還活著，並且已經逃往西方，這無疑給西方盟國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儘快查明真相，羅珀化名奧頓，以英軍少校的身份出現在柏林。在1945年的9、10月間，羅珀走訪、訊問了不少當事人，主要包括那些在帝國末日來臨之際，和希特勒一起在地堡中生活過的人們，諸如政治家、軍人、秘書以及勤雜人員各色人等。他們之中不乏關鍵證人，像帝國青年團首領阿圖爾·阿克斯曼，以及希特勒的司機肯普卡。阿克斯曼在希特勒死後曾進入自殺現場，他和肯普卡均參與了焚燒希特勒屍體的行動。羅珀還曾詢問過希特勒的秘書克里斯蒂安夫人和鮑曼的秘書克魯格夫人，這兩位女秘書在地堡中堅守到希特勒死後才離開，雖然她們親眼目睹的並不多，但從其他直接目擊證人，像希特勒的副官京舍、侍從林格那裡，她們知道了事情的詳細經過。1945年11月1日，羅珀在柏林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公布了他的調查結果[4](p.15)。1947年3月，羅珀出版了《希特勒末日記》一書[5]，詳細記錄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後10天及其自殺身亡的歷史。　　在書中，羅珀為廣大讀者勾勒了一幅希特勒末日的完整圖景。其中，有兩條主要線索貫穿始終，一條是政治、軍事形勢的快速變化，另一條是希特勒本人對此做出的近乎於歇斯底里的反應，這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快速、起伏地向前躍進著、發展著，指向的終點就是第三帝國的覆滅和希特勒的自殺身亡。1945年4月20日，在希特勒56歲生日那天，蘇聯紅軍開始湧入柏林近郊，帝國首都和「元首」的命運危在旦夕。4月22日，在帝國總理府花園內元首地下避彈室舉行的形勢分析會議上，希特勒得知，位於柏林外圍的黨衛軍無法發動預定的反擊作戰，他再也無法剋制自己的情緒，猛然間地爆發了，他開始咆哮，痛罵軍隊將領是懦夫，是膽小鬼，是軍隊背叛、拋棄了他，他宣布一切都完了，但他宣稱，自己要留在柏林，面對末日的來臨[5](p.121)。4月23日，帝國元帥戈林從德國南方發來電報，詢問希特勒是否已經失去人身自由，自己可否接班，代為行使帝國的領導權。此舉被希特勒視為背叛，他盛怒異常，宣布解除戈林的一切職務。4月28日，希特勒得到消息，黨衛軍頭子希姆萊正背著自己和西方盟國接觸，準備談判投降。他氣得滿臉通紅，像發瘋一般的大喊大叫，黨衛軍的背叛預示著帝國末日的來臨[5](p.172)。4月29日凌晨時分，希特勒開始料理後事，他先是與多年的女友埃娃·布勞恩舉行了婚禮，接著，向自己的女秘書口授政治遺囑和私人遺囑，宣布他的死期臨近[5](p.181)。4月30日凌晨，希特勒得知，位於柏林西南方向的德軍受阻，無法靠近施援，至此，最後一點獲救的希望也破滅了。4月30日下午，希特勒在地堡中與自己的親信、隨從握手告別，然後走進自己的房間，關上房門，與埃娃一起自殺身亡。下午3點30分，當希特勒的侍從林格打開房門的時候，發現希特勒已向嘴開槍自殺身亡，埃娃吞服了氰化物毒藥，也已經死去[5](p.201)。隨後，希特勒的副官京舍、帝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阿克斯曼等人進入房間。根據希特勒臨死前的囑託，他們搬出希特勒夫婦二人屍體，在地堡出口附近的空地上澆上汽油加以焚燒。羅珀認為，焚屍滅跡的工作做得相當成功，「只留下一堆不可辨認的骸骨……也許和其他士兵的屍體混在一起，蘇軍在院內任意發掘，曾掘出不少這類屍體……這位現代文明的毀滅者，此時已經沒有被人發現的危險了。」[5](p.205)　　羅珀的敘事、結論是以實地調研為基礎的，無疑具有很強的可信性和權威性，加之希特勒之死這一歷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轟動效應，再者作者著書立說時，布局安排合理，情節推進流暢，文字表達清楚，因此，該書一經面世，就大受歡迎，成為當時的暢銷書。後來，由於羅珀在德國現代史及其他史學研究領域內的突出貢獻，他榮獲了牛津大學皇家講座教授的教席，成為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然而，真正讓羅珀的說法發揚光大的，是他在牛津大學的同事艾倫·布洛赫。　　艾倫·布洛赫大學時學習現代歷史，後長期任教於牛津大學，曾任牛津大學副校長，他還是聖凱瑟琳學院的創始人、第一任院長，由於他對歷史學、教育學的重要貢獻，於1972年獲爵士稱號。二戰結束後不久，布洛赫就著手撰寫希特勒的傳記。他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繳獲的納粹德國的大量文件材料，紐倫堡軍事法庭的審訊記錄，戰犯的日記及回憶錄，納粹時期的書籍報刊、新聞電影和希特勒的講話錄音等等，寫成了《希特勒——暴政的研究》這一卷帙浩繁的巨著。對於希特勒之死的問題，該書直接引用了羅珀的觀點：希特勒對著嘴放槍，自殺身亡，埃娃·布勞恩服毒而死[6](p.839)。在屍骸下落的問題上，布洛赫也支持羅珀的觀點，認為蘇聯人「什麼也沒有找到」，屍骸下落不明[6](p.840)。布洛赫的這部專著史料豐富、翔實，堪稱有關希特勒和第三帝國史研究的權威著作。自1952年出版以來，已再版數十次，被譯為十幾種文字，介紹到全世界。由於本書具有的權威性和影響力，羅珀對希特勒之死的解釋也更加深入人心，並廣為流傳。　　如果說，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還能有哪一部研究希特勒、納粹德國的著作，能與布洛赫的大作相提並論、甚至是平分秋色的話，那就屬美國人威廉·夏伊勒撰寫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和大戰初期，夏伊勒曾任美國環球新聞社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德記者，他根據戰後繳獲的大量納粹德國檔案和審訊記錄、戰犯日記及親身經歷，花費五年半時間寫成此書，用栩栩如生的筆法，描繪了納粹帝國產生、發展、滅亡的全過程。在希特勒之死的問題上，夏伊勒也重複、佐證了羅珀的觀點：希特勒「是對著自己的嘴放槍的……但是新娘子並沒有用她的手槍，她服了毒藥」[7](p.1548)。至於屍骸和骨灰的去向，夏伊勒也支持沒有找到的說法[7](p.1549)。該書於1960年首次出版，不僅在美國熱銷，還在英國、法國、義大利、聯邦德國的圖書市場取得了巨大成功。此書對鞏固、傳播羅珀的研究觀點，同樣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可以這樣講，直到60年代後期，羅珀的說法在西方都是一枝獨秀，無人能夠撼動，對希特勒之死的研究似乎已經蓋棺定論，無需再有進一步的討論了。　　二　　60年代後期至80年代末是研究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蘇聯的某些調查結果漸漸浮出水面，這些結果顯示，經確認的希特勒屍體有服毒跡象。對此，西方學者的反應不一，有的表示強烈質疑，仍維護羅珀的觀點，有的乾脆擺出分歧，迴避激烈的爭論，還有的學者綜合了東西方的兩種認識，試圖給出第三種解釋。　　1968年，蘇聯記者列夫·別西緬斯基在聯邦德國出版了《阿道夫·希特勒之死》一書[8]，書中透露了迄今為止西方知曉不多的、蘇聯政府和軍隊在戰後調查希特勒之死的某些情況。此書後又在英國倫敦、美國紐約出版發行，在西方社會引起了轟動。別西緬斯基畢業於莫斯科國立大學哲學系，二戰期間，曾擔任朱可夫元帥的德語翻譯和情報官員。二戰結束後，他接受了蘇聯政府的秘密任務，在柏林調查希特勒之死的真相。此後，他還做過蘇聯駐波恩記者，最後成為歷史學家，曾任蘇聯德國史研究中心顧問委員會成員及莫斯科科學院軍事史教授。在二戰史和德國史方面，別西緬斯基著述頗豐，《阿道夫·希特勒之死》是其代表作之一。　　根據別西緬斯基的記載，1945年5月5日，在帝國總理府花園內地堡出口附近的彈坑內，蘇軍發現了兩具屍體殘骸，認為是希特勒及布勞恩的屍體[8](p.111)。兩具屍體很快就被送到柏林附近的布赫戰地醫院，做了初步的鑒定。當時還沒有DNA技術，但蘇聯人找到了屍體顱骨中的牙齒，其中男性屍體的齒冠特徵明顯。隨後他們找來了希特勒牙醫布拉施克(當時在逃)的助手、牙科護士克特·霍伊澤曼夫人及牙科技師弗里茨·埃希特曼，前者在布拉施克給希特勒治牙時，在旁完成傳遞醫療器械和藥品的輔助工作，因此比較熟悉病人的牙齒情況，而後者，曾為布勞恩製作過假牙及連接假牙用的齒橋。蘇聯人先讓這二人憑記憶詳細複述了希特勒和布勞恩的牙齒特點，並畫出草圖。然後，他們出示了一對上下頜骨及連帶的假牙、齒橋，霍伊澤曼夫人斷定是希特勒的。蘇聯人又出示了幾枚假牙和齒橋，埃希特曼確定是布勞恩的。由此蘇聯方面確認了這兩具屍骸的身份[8](pp.126～133)。蘇軍驗屍專家還對屍體進行了解剖，根據男屍顱腔內發現的安瓿碎片及屍體散發出來的苦杏仁味道，他們認為，死者因氰化物中毒而死。報告還提到，男屍的部分頭蓋骨失蹤了，但在現存的屍骸中，找不到中彈的痕迹[8](pp.120～121)。屍體解剖的結果表明，希特勒是服毒自殺的。以上結論一經傳入西方社會，就引發了不小的震動，它徹底顛覆了人們以往對希特勒之死的諸多認識。如前所述，在戰後的23年里，西方的史籍，特別是那些帶有官方色彩的正史一直都認為，希特勒是朝嘴開槍自殺的，然後被焚屍滅跡，骨骸、骨灰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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