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許良英

06-22

2013年1月28日，許良英先生去世，享年93歲。今天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畢業於浙江大學，但估計浙江大學的學子們對他同樣陌生。

2013年，在許良英先生遺體告別儀式上，特意從杭州趕到北京的學者傅國涌說：「今天來到這裡和他遺體告別的人，只是中國社會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他的思想遺產還沒有得到廣泛解讀和認識。我覺得，他屬於未來，他屬於歷史，他為中國社會進步所做的努力，將會被歷史銘記，無數的人們將會銘記。」

事實上，許良英是一位有國際影響的知識分子。美聯社在報道許良英去世的消息時提到他獲得的榮譽，包括紐約科學院的海因茨·R·帕格爾斯獎和2008年美國物理學會頒發的安德烈·薩哈洛夫獎。2006年，《紐約時報》在介紹許良英時曾將他稱為「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

許良英1920年出生於浙江臨海。初中時，他就憧憬著要做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1939年，他「懷著做當代物理學權威的幻想進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學習」。1941年，許良英開始從事地下革命活動。1942年大學畢業後，因立志要做一位職業革命家，他謝絕了導師王淦昌要他做其助手的挽留。1945年，許良英回到浙江大學物理系任教，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任地下黨浙江大學支部書記。1949年杭州解放後，他調任中共杭州市青委機關。

1952年，許良英被調到中國科學院編譯局，負責科學院出版的幾十種學報、期刊和所有研究專著的政治把關和中國科學院《科學通報》的編輯工作。1956年，許良英進入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哲學所從事科學思想史與科學哲學的研究。1956年，他在中國科學院撰寫《科學與社會主義建設》（與范岱年合著）闡述百家爭鳴方針，1957年卻因反對「反右」運動而被打成中科院第一個大右派。此後他回浙江老家當了20年農民。

1958年，他以「極右分子」身份從中國科學院回故鄉種地。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後，科學院黨組認為當初對他的處分太重，但又一時無法將他從農村調回來。從1960年代起他在故鄉臨海張家渡的煤油燈下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這套書曾影響了不止一代人。

他重返中科院後主編的《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被金克木先生譽為「名為簡史，實為大書」。關於《愛因斯坦文集》，許良英喜歡講的一個故事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主要是科學哲學方面的論述）一出版，就吸引了正在發動思想解放運動的胡耀邦的注意。當年，胡耀邦看到剛出版不久的《愛因斯坦文集》說:「很多內容我沒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對我啟發很大。」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後，便要求下屬都去讀《愛因斯坦文集》。

許良英通過對中國和世界近代史、近代科技史的反思：「科學與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同時，他在「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這篇著名的論文（《自然辯證法通訊》1981年第1期）里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1986年，他在雜誌上發表訪談「為『自由』正名」，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這些概念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全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中國思想界引起深遠的反響。後來，他又以敏銳的目光、以對改革開放的高度責任感發表「駁民主緩行論」（1988）、「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和「人權概念和現代民主理論」（1993）等影響廣泛的文章。

多年來，正是許良英先生對科學、民主、自由的不懈倡導使得他贏得了國內外科學界、知識界的敬重。2008年，美國物理學會授予他「薩哈羅夫獎」。2010年，在慶祝許老師九十壽辰的時候，他的好朋友、國際著名物理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霍爾頓（Gerald Holton）曾評價說：「像他這樣的人，實屬罕見：他既是一個優秀的學者，又是一個充滿勇氣的公民，更是一個堪稱為典範的人。」

許良英先生自稱是活過了三世的人，他畢生追求理想，特別是生命的最後四十年，說真話，求真相，做真人，無畏無懼，為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竭盡全力。

他與妻子王來棣先生合作，以二十五年時間撰寫《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王先生2012年12月31日去世，當天他就一病不起，從此沒有說過一句話，不到一個月，他也接踵離開。他留下的精神遺產，比他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力量。他自上世紀70年代初覺醒，從此走上一條自我反思的道路，不斷吐出狼奶，成為一代傲然獨立的知識分子、中華民族的良心。

1978年當他回到中科院已經58歲，但他以餘生之力，開始從頭學習文明史，重新理解人類走過的道路。2003年1月，與他同時代的李慎之在離世前給他寫信說，「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他回信同意這一論點，「並且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實來證明。不過政治制度的形成，還是受制於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兩位八旬老人的討論讓我想起宋教仁百餘年前那些帶著露水和芳草氣味的觀點。如今他們也都不在了，他們晚年所思所言，仍然是當年宋教仁念茲在茲的「吸引文明之新空氣」。

孫烈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大約是在2005年3月。那一年是國際物理年與愛因斯坦年，國內辦了不少紀念活動。有一次是許良英做關於「愛因斯坦奇蹟年」的講座，那一天許先生身穿中山裝，滿頭銀髮、雙頰凹陷，走路不快，腰身略顯佝僂，清瘦而矍鑠。他有較濃江浙口音，講話時略帶手勢，語速較快。在報告中，他主要介紹愛因斯坦一生中的兩次創造的高峰期與主要的科學成就。許先生認為，愛因斯坦一生至少有8項成果可獲諾貝爾獎！演講中，他認為愛因斯坦的論文質量高，特別是1905年，幾篇論文分別解決了不同的但都十分重要問題。他還多次稱讚愛因斯坦和平、自由的思想與崇高的品格。

胡亞東曾評論說，「我覺得許先生他不是空喊。他是漸漸悟出了真正的道理，對於什麼是人類社會的進步，對於民主和法治的思考，我覺得他已經悟透了，非常深刻。他和另一個學者八十多封信的通信集，兩人都顯示了非常深邃的思想。我是學化學的，在這些方面，他是博士生，我是小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