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鮑曼】鮑曼：鮑曼論鮑曼——自述（二）

王立秋 譯

【按】本文原文為丹麥語，原載於Michael Hviid Jacobsen和Poul Poder編輯，Hans Reitzels Forlag於2006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論鮑曼——批判論文集》(Om Bauman—kritiske essays)，英譯文載相同編者編輯的，Ashgate初版於2008年的《齊格蒙·鮑曼的社會學——挑戰與批判》(The Sociology of Zygmunt Bauman—Challenges and Critique)。中譯文依據英譯本譯出。作為很少進行「自傳」寫作的鮑曼為數不多的自我反思之作，本文既是對鮑曼一生學術生涯的總結，又是研究鮑曼的一份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謹以本譯文紀念十七小時前離開我們的鮑曼。

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在他關於喬治·西美爾的論文中評論說，一個思想家越是「不成體系」，「他的成就也就不紮根於那些包容全部概念明晰性(tolerate the full light of conceptual clarity)的信念。」我猜，我的作品也證明了，我也屬於那些最不成體系思想家的行列，因為在它們的描述中，「概念明晰性」的價值只有通過其缺席才得以顯現。

和大多數剛入社會分析之門，還快樂地沒有意識到其任務之複雜的青年一樣，我也曾和體系——一個由一系列的點和下-點(sub-point)組成，以有明確開頭和甚至更加明確的結尾的緊湊故事敘述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證明和無所不解釋的知識體系——的概念眉來眼去，但就建造這樣一個體系的夢並不持久，這樣一個體系的價值將證明努力是值得的這一信念甚至乾涸得更快，而對此計劃的激情也讓位給了全面的怨恨。我開始理解到，我的任務是與人類生活加經驗的持續對話，在那經驗中，我最不該預期的就是人們到哲學論證中尋找，有時也確實在那裡找到的那種綜合、聚合、整全、鐵打一般的邏輯和優雅。我開始謹防在人類的境況中輸入比它包含的、比它在想像上所能攝取和吸收的更多的邏輯——以免社會學對該境況的描述（因過分關注那些不該有的邏輯）而錯過使之為人的那個最關鍵——哪怕它難以捉摸到令人氣憤——的屬性。

我開始相信，我們不應該把這些東西——人類的思想與行為的臭名昭著的不合邏輯、模稜兩可、矛盾、不兼容、不一致和純粹偶然——視為在通往完美的路上還沒有徹底滅絕或者說還沒有被徹底消滅的臨時性的缺陷——也不應該把它們視為哲學心智的流線化/系統化/秩序化激情的誘因。確切地說，這些東西恰恰是人在世存在之模態的至關重要的、構成性的特徵，而為促成與維持這一模態與社會學反思之間的真實對話，社會學分析需要調整自己以適應其普遍的、永久性的存在。我們需要充分承認它們（給它們它們既不需要也不會要求的居留證）並以尊重的態度來對待它們，而不是去貶低、嘲笑和譴責它們。

我開始相信，社會學家講述的故事，那些對社會學家與「外行」、「非職業」的說故事的人共享的日常生活的二手的、衍生性的詮釋，註定是且永遠是一直在進行的、不大可能停下來的溝通的一個階段；是那一系列沒有結束也不可結束的交換中的聯繫紐帶(successive links)。每個故事都是一種回應和一個新的開始了每個故事也都，明確地或不言而喻地，以「未完待續」告終；每個故事都在邀請評論、論證、修訂、反駁和反對。這個對話不知道也不承認糊塗者與知道的人、沒有知識的人與專家，學習者與教師之間的分野。雙方在進入對話的時候，都沒有他們通過對話成就的那般富有，也正是在他們對彼此的尊重、他們對彼此聲音的嚴肅態度的基礎上，才有了他們最終收集和儲藏的那些豐饒。出於這個原因，我們應該意識到，每一個連續繼起的回應都是一個開場白，一個導言和一個序曲——而非終曲、總結和最終的裁定。莫里斯·布朗小曾經說過，答案是問題的厄運，我要說，共識是相互理解之旅的厄運……

相互理解和它的主題，以及為理解而鬥爭的人/社會學家以及人/外行一樣永遠且不可救藥地尚未完成(noch nicht geworden)，因為被理解和自我理解只能在那個鬥爭中、通過那個鬥爭來完成。認識到這個（幸運的、有福的）局限將給社會學的講故事的人以他們為尊重他們對話中的夥伴和獲得他們的尊重所必需的那種謙遜。這個認識也促使社會學家們當心不要裝作絕對正確的樣子發布武斷的意見也不要去說教，特別還要注意教魚去咬東西的殘忍，和教鐵去游泳的傲慢……

然而，尊重不僅僅是禮貌地退後一兩步讓開路。路人不是因為處於尊重才站在一旁、留意他們的言詞和行動的——他們是出於冷漠和不關心才這麼做的。尊重絕不是不講利益或者說中立；尊重及假設了介入和承諾——以及，關心。如果所有的詮釋，正在被詮釋的世界，和在被建入世界的同時也在建造世界男人女人都是noch nicht geworden（未定、欠定、未完、未成）的話——那麼，隨之而來的便是：我們前方還有一系列漫長而艱難的任務，故而，認為做什麼工作以及怎麼做沒什麼關係不僅是愚蠢的，還是全然不負責的。在路上引起了選擇——選擇是身體，它的心智或靈魂（做出你的選擇……）是責任。

我相信，社會學化的動力，用社會學的方式來講故事——創作特別社會學的故事——的動力，出自於責任並且為責任所驅使；它發出的信號是對人類的選擇及其給人性的形貌帶來的後果的責任的假設。我相信，當一名社會學家，意味著以那種責任為業。擺脫了那個責任或者說否認那個責任與自己的勞動的關係的社會學當然不是不可設想的（我們周遭充滿了這樣的社會學，還沒有任何消停的徵兆）——但這樣的社會學是矛盾的。在人類境況還在形成中（它總在形成中）的時候講述的關於人類境況故事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的，而做社會學就意味著——無論是出於設計還是默認地——選邊站。而一個人，只要作出了選擇，就要為後果負責。唯一的問題是承擔還是拒斥對那個責任的責任——然後作出相應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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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學——眾所周知，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抱怨說，「它（哲學）把世界原封不動地留下」——不一樣，社會學會在世界上造成影響——它會改變「外在那裡」的世界，也會改變Lebenswelt, Erlebnisse的世界（生活世界和經驗世界）。因此，在涉及與人類境況的關聯的時候，社會學的角色和工程(engineering)很像。這種類同就是我們所知的Wahl-Verwandshaft（出於選擇的親緣關係），但這裡所說的選擇，在一個人就決定要當一名社會學家的時候就已經不可避免地做出了（無論他知不知道）。從那個時刻起，那種親緣關係就是無解的了；甚至死亡也不能使各方分離——它們只會一同死去，就像它們在一起生活一樣。

無論如何，社會學參與的「工程」（讓我再重複一次：無論是蓄意還是無意地，以「主要目的」還是「副作用」的方式參與）可分為兩種，具體選用哪種會帶來很大的不同。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就造出了「通過操縱來進行的工程」和「通過理性化來進行的工程」這兩個術語，用它們來區分這兩種工程了——並用它們來向自己澄清，我應該避開哪種（前者）和選擇哪種（後者）。

首先，在我學生時代極其流行的（事實上也是「承認的戰爭」時代的「主要賣點」，當時的社會學正努力巴結著當權者）是一個給逐鹿迴廊(corridors of power)的提議：我們將幫助你實現你決定在社會中或者在社會在你主權統治（我們不會質疑你的統治）下的那個部分里確立的任何秩序——通過給你提供你需要的，關於在哪些條件下（你統治的）男男女女會柔化他們通常的倔強和任性，在哪些條件見下他們不大可能反抗或自行其是……的信息。留給你，掌權者的事情，只是通過立法把這些條件變為現實罷了，這樣你就取得、獲得了你需要的規訓和服從。那個時代最流行的社會學著作是塔爾科特·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的結構》；帕森斯聲稱他這本書的目的是破解人類行為「模型」的秘密，並使之可預期——儘管事實是，人類的行動總是意願的；換言之，他要尋找的是「消除」人類內在選擇自由可能帶來的擾亂性影響（從秩序建造者和秩序保衛者的角度來看是有害且可惡的）的可能性。那種社會學許諾成為一種服務於不自由的技術的不自由的科學……這和最近威廉·克里斯托支持美國統治者重塑社會秩序的意圖的主張倒是一脈相承，不過這一次，是全球範圍內的秩序：「那麼，在合理的原則和崇高的理想的支持下，支配又有什麼錯呢？」這話我以前也聽過許多次，過去我總覺得不寒而慄，現在也是。

我猜我之所以被社會學吸引，原因恰恰與那些「通過操縱來進行的工程」的踐行者和推銷者們吹噓、揮舞的理由相反……我懷疑，我是被通過給行動者提供深入理解社會環境的洞見（他們正是在這個環境中執行他們的生活任務的，同時，這個環境又是他們[大多是無意地]共同生產出來的）來增進行動者之自由的範圍和潛能的希望給吸引過來的。我從一開始就相信、並一直相信，如果社會學的志業對人類來說有任何用途的話，那便是：它提供或者說可以提供人為理解、「弄懂」其生活經驗而進行的鬥爭。在「社會學啟蒙」的地平線上還有幫助人類獲得一點對其人生追求的控制整個高貴的任務。

把這點牢記在心後1，我才從「人類境況」的一個領域轉移到另一個被境況自身內部持續的、有時是深刻的，甚至還是隱秘的變化刺激的領域，也即，社會環境——人類不得不在其中追求他們的生活目標，在路上修訂它們，試圖填補空白並在地圖上把還未探索過的或者說標錯了的地方標記上去。通過做它的工作——即，把人類的境況再現為人類行動的產物——社會學，對我來說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一種對現存的社會現實的批判。社會學意在暴露現狀的相對性，開啟替代性的社會安排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與TINA（別無選擇）的意識形態和生活哲學作鬥爭。作為對人類經驗的，展露其不可見的、隱藏的或被掩蓋的關聯的闡釋，社會學的任務，如我一直理解的那樣，是使其它選項保持開放。我猜，如果有人像克拉考爾說西美爾一樣說我的話，我會非常高興：「站在西美爾的視野中心的永遠是人——被思慮為文化的承載者和一個成熟的精神的/智識的存在的人，他在完全掌控他的靈魂的力量並在集體的行動與感覺中與他的同胞關聯的情況下行動和評價」。我希望我確實以我自己最謙遜的方式努力完成這個任務，並最好多少取得一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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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迄今為止我已經指出的，我涉足社會學的半個世紀里的連續性和內聚性，已經多過批判的眼光所能看到的了。在這五十年里，（我從事社會學的）語彙、進路、寫作風格、強調、落腳處的變化很多——也許多到無法全面列舉它們的地步。要確定哪些轉變符合一個一勞永逸地選定的目的的邏輯，哪些轉變可以用社會現實的形貌的變化來解釋（畢竟，人也是在社會現實中追求其目的的）將是一個嚇人的任務。我想，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兩個因素皆有吧。就好像，比如說，在我最近做的那個決定——迄今為止關於那個決定的記憶還栩栩如生——即，不再用「後現代性」這個概念來設定和呈報我的研究。

這麼做的原因之一是，儘管我一直在努力，但我發現，要克服這樣一個常見的語義混淆——把「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性」混為一談——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徒勞地，像西西弗斯一樣，在我的所有著作中區分這兩個概念——但這一混淆依然不停在我的支持者和批評者的反饋中出現……

在我的語義中，「後現代性」代表這樣一種社會（或者說一種人類境況更切題）；而「後現代主義」則是指可能（但不必然）出自「後現代境況」的一種世界觀兼認知策略（情況與另一組概念很像：「現代性」和「現代主義」）。我一直在處理的，是第一個對象：我們周遭出現的那個有趣且在許多層面上說神秘的社會，一個我試圖把它當作這樣一種境況來把握的社會，這一境況就其抱負和工作方法（modus operandi，也就是說，其持續現代化的強迫的、上癮的、偏執的努力）而言依然是非常現代的，但它已經受益於現代性早先關於將在下一個拐角或下下一個拐角處遇見的道路盡頭的幻想了。

原本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我強調的是這個詞的兩個部分之間的分裂：「後」和「現代性」。我試圖通過這個創造出來的術語來傳達的，是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交錯。它說的是一個依然完全現代——就它依然，和以前一樣是一個不由自主地「越軌」、「超越」，又固執地「排序」的社會而言——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在填補舊的盲點的時候又開啟了新的盲點，在與不透明、偶然和模稜兩可作鬥爭的同時又生產著（新的）不透明、偶然和模稜兩可。但這個社會同時也是後-現代的——就它不在預期超越的目的，期望前方的終點線，指望不再要求改變的完美狀態；也不要求一個掃除了一切偶然和模稜兩可的，根本上透明的世界而言。

在個體的、「生活政治」的層面上說，我們，和緊接著我們的前人一樣依然是現代的：我們依然不得不建構我們的社會認同，後者對我們來說不再是「給定的」或「先賦的」。但我們也是後-現代的：我們在任何時候獲得或承擔的任何認同都不再是「最終的」，它不再可能持續到我們生命的終點；各種社會承認的認同，這些被提供給我們的認同的體量和內容也會隨時間而變化；結果，在認同建構中，我們主要關注的與其說是如何「看待貫徹一個人一生的唯一的生活計劃」，不如說是如何儘可能地保持多計劃選項。靈活而非牢固才是「建構良好」的認同的標誌。

我希望，（我指出的）後現代境況特有的那一些列特徵解釋了為什麼我要說「液態的現代性」是適合描述它的術語。這個術語表明，和所有液體一樣，我們的境況不可能長期保持它的形狀；要保持事物的形狀、速度和軌道，就必須對它施加力的作用——如此，用力不是為了改變而是為了保持它們。因此，這個術語也就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當前我們社會的那些否則就是彌散而難以捉摸的特徵上，而正是這些特徵，使我們當前出現的社會與先前的社會，與現代性的狂飆突進階段不再連續——那時，堅固的東西之所以融化不是為了使現實更加液態，而是為了用設計更好、「真正證明融化的」固體來取代它們。

我用這個我現在已經棄而不用的術語發展出一種後現代性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postmodernity)。根據我原來的意圖，後現代性的社會學與後現代的社會學(postmodern sociology)截然不同，後者本身就是那種被稱作「後現代主義」的複雜心態的一部分：它是一種通過擬態而非批判的分析和詮釋來再現後現代社會的人類現實的社會學。「後現代的社會學」在我看來犯了把命題（而這正是有待解釋的東西）錯當成解釋的大錯。它還嚴重低估了我們自己持續的現代性。可以說，它信了新出現的現實的「一面之詞」並認為（依照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觀）自主的、有主見的個體是一個已經完成的現實，而所有決定論的鏈條都被打破、解開了（也就是說，如果不承認一直以來它們的存在都是幻象的話）。這種世界觀，恰恰迎合（或者說複製）了新興的全球性的、流動的、領土外的權力精英的情態（意識形態）並與其新自由主義的幻想沆瀣一氣。

也正是這個賽博空間的精英，把真正或公認的必然變成了一種美德，把競爭市場的壓力變成一個它有意識地擁抱的事業，而「後現代性的社會學」則正好相反，它要把這些東西批駁和暴露為一種特定的，並且在許多方面是錯誤的社會安排的生長物。在全球範圍內思考和行動的管理者用「舞蹈」和「衝浪」的比喻來談論他們自己的策略，他們讚美不充分決定(under-determination)的境況，讚美流動性，以及——千真萬確——「混亂」，他們重視改變的意願和準備多於連貫一致的努力，珍視運動的自由高過介入和承諾，並且在整體上把為一個新的開始而快速完成無論手頭在做的一切的能力作為一個終極美德來追求。而我傾向於認為，「後現代主義」是對這樣一種生活模式和這樣的生活策略的註解。對一部分人來說，它可能是真實的反思。但對人類中的絕大多數來說，它是對真理的嚴重扭曲。要點在於，正因為是對多數其他人的嚴重扭曲，它才對一些人來說顯得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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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個世紀的學習和寫作過程中，我一直沒有學會的技藝還有怎樣完成一本書……帶著後見之明，我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書都是在未完成的情況下就送到出版商那裡去了。甚至在手稿變成鉛字之前這點，對我來說作為一個規則就已經變得明顯了，那就是，片刻之前在我看來是「結尾」的東西，事實上又是一個開端，它總會帶來一個眼下尚還未知，但卻繼續的續集。從一切回答背後來看，新的問題正在眨眼。與探索過、理解過的東西以及過去的看起來「成功完成」的探索揭示的部分相比，還有更多的東西有待探索和理解，最引起興趣和爭議的問題總在回答後出現。多年來，我已經學會充分欣賞阿多諾對線形文字不能傳達邏輯思想的抱怨：它總在繞圈，並總是一成不變地，被它的進步迫入永恆的復歸。

我相信，人類經驗比一切對它的詮釋都要豐富。沒有什麼詮釋——無論這詮釋多麼地真實而「整全」——會窮盡它；也沒有什麼詮釋能夠窮盡它，因為Wiederholung（海德格爾所說的重演）或iterattion（德里達所說的反覆）的不停且不可停止的勞動，正是其豐富性的首要因素。那些開始與人類經驗對話的生活的人最好放棄關於其旅途終點——他們可以在這個終點停下來休息——的所有夢想。這一旅途沒有幸福終點——它全部的幸福，都在旅程中。

我認為，在這方面，我為回應編者的敦促而草草寫下的這五則筆記，和我以前匆匆寫下的所有文本是一樣的；它們都在持續地說明那種通過其缺席來顯現——或者說在其不可能性中顯露的「完成工作的技藝」。

感謝北京大學王立秋先生惠寄譯稿並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