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民主 完美的精英統治不過是一種幻覺

　　如今，國內學術界和輿論場對民主的認知日趨成熟。簡單地為民主大唱讚歌，被認為略嫌幼稚；不顧事實地貶低民主，則被視為另有所圖。

　　從全球範圍看，一方面，第三波民主化已經席捲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超過100個國家捲入其中；另一方面，從成熟的工業民主國家到新興的發展中民主國家，不少國家的民主治理績效欠佳，俄羅斯、委內瑞拉、泰國、埃及等新興轉型國家更是遭遇了民主的衰退。因此，歷史並沒有「終結」；相反，全球民主呈現出一幅複雜的政治圖景，撲朔迷離。

　　局面越是複雜，人們越是容易迷失方向。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的力作《民主及其批評者》新譯本在國內重新出版，可謂恰逢其時。那麼，這部27年前出版的作品如何為民主聲辯呢？

　　達爾在風格上秉承了蘇格拉底式的敘事方法，先是介紹民主的緣起，繼而展開民主反對者的論點，隨後再對這種觀點進行批駁，接著又系統論證民主的優越性，然後再探討民主的缺陷並分析應對之道。這種方法的好處是，讀者了解的不僅僅是「一首民主的讚歌」，而是這場歷久而彌新的贊成或反對民主的論戰的全貌。

　　精英威權統治論的幻覺

　　在《民主及其批評者》的開篇，達爾指出，作為一種複合體制的現代民主有四個重要來源：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制、古羅馬的共和主義傳統、中世紀演進而來的代議制以及近代歐洲興起的政治平等邏輯。接著，他陳述了民主反對派的觀點，即無政府主義和護衛者統治論。實際上，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民主的觀點可以暫且擱置，因為他們反對的其實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國家或統治的一般邏輯。

　　民主政體的真正競爭者是護衛者統治。所謂護衛者統治，大致是指少數精英分子的統治。達爾說：「一個反覆出現的民主替代性方案就是護衛者的統治。按照這種觀點，認為普通人能夠理解和捍衛他們自己的利益——更不要說較大的社會利益——的這種想法是荒謬的。這些批評者堅持認為，普通人顯然是沒有資格統治自我的。他們指出，民主派關於普通人有統治資格的假定應該被相反的假設所替代，即統治權應該委託給少數人，他們尤其有資格根據他們卓越的知識和美德進行統治。」

　　護衛者統治論認為，既然兒童在民主國家並不享有投票等政治權利，就直接證明了「統治是需要某種資格的」。在他們看來，有資格統治的人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道德能力、專業能力和政治勝任力。道德能力是指一個人理解共同體的目標和政府的目的，並主動將其置於決策的優先位置。專業能力是指實現有效統治的一系列專業性或工具性的知識。政治勝任力則是上述兩者的結合——簡單地說，一個人應該既有適合統治的美德，又有適合統治的專門知識。其實，這種護衛者統治論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的民主反對者、著名哲學家柏拉圖。

　　作為民主的辯護士，達爾對此進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評。他說，這種統治模式「對護衛者的知識和美德的超凡要求，在實踐中是根本無法滿足的」。在達爾看來，世界上是否存在某種關於統治的專門知識是值得懷疑的，是否有少數人在掌握這種統治知識上具有顯著優勢就更值得懷疑。進一步說，即便存在這種關於統治的高級知識而且只有少數人適合掌握它，但這些人能夠根據普遍的善而非他們的私利進行統治嗎？這當然又是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外在的有效約束，少數執掌權力的精英能夠將共同體的利益置於他們自身的利益之上嗎？看上去，這隻可能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民主論戰的言說技藝

　　達爾從內在政治平等的合理性、自我統治的必要性、民主程序的正當性、政治包容的需要等視角來論證民主的優越性。特別是，他認為，民主具有三種獨特的價值：一是促進自由，因為人只有在民主政體才享有充分的自由、才能獲得自我決定的最大可能性、才能擁有道德自主的機會；二是推進人類發展，因為惟有民主「能夠培養出獨立、自立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品質，而這是其他類型的政體所無法辦到的」；三是保護個人利益，因為正如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所言——「人們愈具有自保的力量並進行自保，他們就愈能免遭他人的禍害」，而民主政體為普通人提供了自保的機制與能力。因此，民主的優越性毋庸置疑。

　　達爾還很有技巧地駁斥了護衛者統治論的幾種「詭辯技藝」。詭辯技藝之一是拿理想中的護衛者統治與現實版的民主統治做比較。達爾生動地說：「在進行這類比照之中，我們必須避免將理想的橘子與現實的蘋果相對照，也就是設計一個精確的程序，以表明現實的蘋果要比理想的橘子低劣。」

　　詭辯技藝之二是拿最好的護衛者統治與最壞的民主統治做對比。最壞的民主會滑向「多數暴政」，最好的護衛者統治是少數精英掌權的善治，兩者高下自不待言。但達爾指出，這樣的比較是不公平的。正確的做法是，最好的護衛者統治應該與最好的民主做對比，最壞的民主也應該跟最壞的護衛者統治做對比。達爾認為，民主在兩個方向上都優於護衛者統治。

　　詭辯技藝之三是論證護衛者統治的優越性時，只講抽象邏輯而不看經驗世界。實際上，能長期實踐善治的威權統治非常罕見。達爾說：「事實上，每一個民主體制要承受人們犯錯誤的風險。但錯誤的風險存在於現實世界的所有體制之中，而且20世紀最為糟糕的錯誤就是非民主體制下的領導人犯下的。」

　　不完美的民主與不確定的未來

　　主張民主優越論的同時，達爾並不諱言民主統治可能的缺陷。在他看來，儘管護衛者統治論並不正確，但並非愚蠢或無用。護衛者統治論「堅持認為知識和美德是一個優良政體中的統治資格不可或缺的品質」，這對民主治理來說具有重要價值。達爾認為，一個民主政體若輕視這種必要的提醒「將是危險的」。在詹姆斯·麥迪遜、約瑟夫·熊彼特這樣的共和主義者看來，大眾統治與精英治理的結合才是實現善治的條件。

　　儘管主張民主優越論，但在出版該書的1989年，展望全球民主前景的達爾卻難言樂觀。他當時的預測是：那些發達民主國家將繼續維繫民主統治的穩定性，民主作為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將在全球繼續擴張，但民主邊緣地區的國家可能搖擺於民主和威權之間，而「絕大多數國家會被非民主政權統治」。要知道，預測總是包含了風險。那麼，達爾準確預見了未來嗎？

　　對發達國家來說，達爾準確預見了其民主政體的穩定性。但達爾沒有預見到的是，在他寫作後的近30年時間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國內貧富差距擴大了，而達爾期待的是西方將迎來一個更加實質性平等的時代。此外，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這些國家的族群-宗教多樣性顯著提高了，由亞文化多元主義導致的社會分歧加深已然成為趨勢。如今，美國大選中的激進現象、英國脫歐和歐洲大陸的內政難題都是這一趨勢的徵兆。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民主的擴張速度大大超出了達爾的預期。這一時期新興民主政體數量的急劇增加，已經構成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波民主化浪潮。在達爾出版《民主及其批評者》之後僅兩年，另一位傑出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就出版了《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後者成了新的民主化時代的預言書。儘管如此，第三波民主化並非一帆風順。筆者剛完成的一項研究發現，大約三成左右的第三波轉型國家實現了民主鞏固，三成左右的轉型國家已經遭受不同程度的民主挫敗，而剩下的四成轉型國家則處於兩者之間或者說處於某種灰色地帶。或許，歷史將繼續證明達爾與亨廷頓的政治預言：關於民主的過分樂觀或過分悲觀的論調都是錯誤的，民主仍然在曲折中前行。

　　□包剛升（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副教授）